馬克思晚年開始探索“第三條道路”
 
作者:朱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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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現代西方學術并無根本隔閡。問題在于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解錯了，而原因又在于中國社會不具體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基礎和條件。這正印證了馬克思關于是“我們的社會存在決定我們的社會意識”這一關系。也就是說，“他們的社會存在不可能決定我們的社會意識”。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產生于西方，至今仍然主要在西方。過去，也許少數人（其實非常少）能夠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但并不能決定社會進程。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條件也成熟起來。筆者20世紀80年代初也是不理解馬克思主義，也不理解現實，因而回到馬克思本從的著作中，自覺真有一些收獲。下面的這篇文章大部分是當時所寫的，現又作了一些補充。請行家指教。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宣稱，古典哲學已經終結了，并建立起自己的新哲學。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這種新哲學好像也被人們拋棄，對哲學的不屑一顧成了一種時髦。80年代對探討哲學的熱潮只不過曇花一現，哲學的地位一落千丈。哲學系的學生分配困難，招生困難，年青人讀馬克思的已很罕見，更不用說研究和信仰了。有人向CALL臺小姐報姓馬，問哪個馬，答馬克思的馬。又問：馬克思是哪個馬？！馬克思為冷落到何種程度由此中見一斑。目前，有的高校哲學課可由鄧小平理論課替代。這種現象似乎也不奇怪：其一，一切都轉向市場經濟，轉向應用，純理論研究、基礎研究不可避免受到沖擊。盡管它是短視的。其二，我們所講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目中無人，最終就必然被人所拋棄。

　　出路何在？許多人也知道哲學正在發生新的變革，我們必須加強主體、實踐、價值、意義的研究，加強應用研究？但在體系上很難有突破，很難達成共識。形成不了氣候。我以為，有的人可能走偏了，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正如人們曾經將中國偉大的成功歸根于馬克思主義一樣，也將后來中國的災難算到馬克思的頭上。這一切都是真的嗎？它僅僅是一種表面現象還是一種內在本質？如果馬克思錯的，我們當然會遠離馬克思，而如果馬克思是對的，我們難道不會在不知不覺中走近馬克思嗎？或者說，我們是否只是遠離曾經被我們錯誤地理解了的馬克思，而正在接近一個真實的馬克思呢？我們正在重新理解馬克思呢？

　　如果這樣的話，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為什么沒有正確地理解馬克思。這就需要考察如下三個問題，第一，正確理解馬克思的前提和基礎是什么？第二，這樣的前提和基礎有什么變化？第三，歷史和現實為我們理解馬克思提供了什么樣的前提和基礎？

　　其實，馬克思晚年已開始探索“第三條道路”。

　　對第一個問題，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馬克思創立他的理論時的歷史條件和時代特征。

　　馬克思的時代，英、法不但完成了政治革命，而且相繼完成了產業革命。當時德國較落后，但到1834年關稅同盟之后，大工業也較快地發展起來了。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不僅大大提高了人們發現自然的能力，而且創造了現代化的交通工具，開拓了世界市場，打破了自然形成的地方的、民族的和國家之間的孤立局面和閉塞狀況，開闊了人們的眼界，使人們有可能把各國、各民族聯系起來加以比較研究，從而發現社會發展的規律。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的社會經濟前提。

　　其實，進化論的思想已經從隱隱約約的涓涓細流匯集成大潮流，成了那個時代的特征。如宇宙學中的星云學說，地質學中的賴爾，社會學者斯賓塞。生物學中的達爾文則是一個杰出代表。馬克思也應看作這種思想的一個成就。

　　產業革命的另一個重要結果就是促成了工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產生以及它們之間的對立、沖突和斗爭。資產階級剝奪了工人的一切，使工人階級處于極為悲慘的境地，但它卻不能剝奪工人階級的思考能力。生活貧困化促使工人階級去思考，去學習，使他們認識到自己的利益與資產階級利益的對立，激起他們對資產階級的仇恨，推動他們去反抗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反抗資產階級的斗爭經歷了一個從經濟斗爭到政治斗爭，由自發分散的斗爭到自覺的有組織的聯合行動的過程。1831年和1834年，法國里昂工人發動了兩次大規模的武裝起義，揭開了工人運動史的新篇章。

　　1836年英國工人階級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憲章運動，矛頭直指資產階級的政權。這些說明，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巨大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隨著工人運動的新發展，無產階級迫切需要有一個科學的世界觀去指導自己的行動。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的階級基礎和政治前提。

　　產業革命所造成的經濟、政治條件，使階級關系簡單化，使階級斗爭、政治斗爭與經濟關系、物質生產的聯系更清楚地表現出來，使歷史發展的動因和結果之間的聯系更清楚地表觀出來，這就為正確認識歷史提供了可能。所以恩格斯說：“在以前的各個時期，對歷史的這些動因的探究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和自己的結果的聯系是混亂而隱蔽的，在我們今天這個時期，這種聯系已經非常簡單化了，因而人們有可能揭開這個謎了?！盵1]總之，產業革命所造成的政治經濟條件既提出了認識歷史發展規律的要求，又提供了認識歷史發展規律的可能性，它們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得以產生的最基本的，也是最為重要的條件。

　　從以上簡單分析不難發現，第一，社會發展本身必須達到一定的程度，它將內在的聯系和結構充分地展現在人們面前，從而人們才有可能認識它。這也自證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的原理（理論的自洽性）。第二，將這一原理再具體化一點，則會發現，當時的社會存在的主要特征是一種“革命性”的社會存在，而由此決定的社會意識自然也就主要是“革命性”的社會意識。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時代特征必然是“革命性”的馬克思！第三，將這一原理貫徹到底，再推論下去，則新的發現是：如果工人的生存生活條件發生了變化，如果　議會斗爭取得合法地位，工人階級能夠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則應該有“議會斗爭的”社會存在決定“議會斗爭的”社會意識！如果進入到建設的時代，如工人階級奪取了政權以后，則應該有“建設性”的社會存在決定“建設性”的社會意識！

　　對第二個問題，我們可以考察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走議會斗爭的道路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思考和實踐，也就是既非自然演進的資本主義道路，也不是暴力革命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第三條道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到馬克思晚年的時候，迫于武裝斗爭和工人運動的壓力，資產階級作出了讓步，十小時工作制度和八小時工作制度先后在各國議會通過，并且在以后陸續得到實現。英國憲章運動中工人提出來的關于議會選舉的各項條件也先后在歐洲各國議會得到通過，工人的選舉權利得到保證。此外在歐洲大陸經過一系列的斗爭和戰爭，民主政治在許多國家不同程度地實現，民族統一的國家先后建立，社會走向安定，經濟步入一個持續繁榮的時期。隨著工人生活的改善，工人的武裝斗爭隨之結束了，在巴黎公社為反對法國資產階級的投降而舉行的武裝起義之后，再沒有發生過其他的工人武裝起義。總的來看，由于不同的利益和觀點可以在沒有強制的條件下通過協調和合作的方式不斷得到某種解決，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更好地相互適應，訴諸暴力和階級戰爭的可能性下降了。當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又發生了一次經濟大危機，此后，羅斯福實行了新政，“不斷按照馬克思提出的辦法來管理國家”，以政府的干預來消除危機所帶來的嚴重失衡，這標志著人類對經濟發展進行自覺調節的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這種自覺調節的水平和能力大大提高，經濟發展也越來越快，此后半個多世紀，就再也沒有產生像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樣的大危機了。

　　1874年恩格斯在《英國選舉》一文中寫道：“暴力革命在許多年內是不可能了，……因此只剩下開展合法運動的道路?！盵2]從此以后，馬克思已經全力以赴去寫他的巨大著作《資本論》，恩格斯則把他的活動全部轉入合法斗爭，號召工人積極投入普選權的斗爭。“普選權賦予我們一種卓越的行動手段。”[3] 其實，早在1850年代，馬克思在評論“倫敦工人協會”發起的爭取普選權的“人民憲章”運動時就指出：“普選權就等于英國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因為在英國，無產階級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在這里，實行普選權的必然結果就是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4]恩格斯認識到1848年以前的暴力斗爭方式已經陳舊，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在起義者方面，一切條件都變壞了。人民各階層都在同情起義，恐怕不會再有了；在階級斗爭中，中等階層大概永遠不會這樣毫無例外地統統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致使那糾集在資產階級周圍的反動黨派幾乎完全消失。這樣，‘人民’將總是分裂的，因而也就不會有一個在1848年那樣非常有效的強大杠桿了。”[5]在資產階級代議制度日趨完善和軍事機器超常發展的情況下，無產階級的斗爭條件也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么階級斗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盵6]從80年代起，工人運動在議會合法斗爭中確實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和成就，特別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由于進行合法斗爭已經發展成德國議會中的第二大政黨。恩格斯在1890年2月底寫的《德國1890年的選舉》中說：“目前的選舉使德國各黨派的地位發生了真正的革命，他真正開創了德國歷史上的新時代?！盵7]恩格斯在晚年從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德意志帝國國會選舉中所取得的進展中看到了無產階級通過議會選舉取得政權的前景，已經意識到“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 在《1893五一節致德國工人》中，恩格斯說：“工人群眾越來越清楚他們的出路，與其說在于靠同個別企業作斗爭以爭取得到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作日，不如說，首先在于組織成獨立政黨的工人階級爭得政治權利，爭得議會。”“我們采用合法手段卻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變革辦法獲得多得多的成就?！薄艾F在遵守法律是對社會民主黨的變革有利的?！盵8]

　　實踐的發展驗證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論斷。自二十世紀初以來，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等西方許多國家都出現了共產黨組織，它們不僅參與全國競選，而且有的進入政府參與執政。如法共從1944年起連續參加5屆聯合政府，8位領導人出任部長副總理，其中1946年大選獲票500多萬張，為法國第一大黨，1997年又有三人進入若斯潘政府。英國布萊爾是工黨領袖。在意大利，共產黨（1992年改名為左翼民主黨）是最大的反對黨。1944年4月到1947年5月，意共先后共參加7屆政府。盡管1947年以來意共被排擠出政府一直處于在野地位，但它在選舉中一直得票第二，僅次于天民黨。不僅如此，意共還掌握了數量可觀的地方政權，掌握了一大批群眾組織和一批企業，成為意大利政壇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傊?，在西方社會，體制外的政黨不是遭到“殘酷打擊”，“無情鎮壓”，而是被有效地納入體制內，與資產階級一起競爭政權，這不能不說是資本主義民主的一大特色。

　　此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探討了“和平過渡”設想的經濟根源。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里還論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過股份公司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的可能性：“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須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相互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的財產?！惫煞莨局贫取笆窃谫Y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私人產業。”[9]恩格斯認為，在社會化的生產力面前，“資本家不得不部分地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性。大規模的生產機構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來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國家占有，資產階級證明自己是多余的階級；它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雇傭的職員來執行了”。[10]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在生產領域占有優勢可以先成為生產過程的主人，進而通過議會斗爭取得政權。

　　但是, 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完全放棄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思想。馬克思在1871年談當時的各國革命形勢時曾指出：“凡是利用和平宣傳能更快更可靠達到這一目的的地方，舉行起義就是不明智的——用什么方式來達到結局，應當由這個國家的工人階級自己選擇”。在1871年國際工人協會倫敦代表會議上，馬克思說到：“我們應當向各國政府聲明：我們知道，你們是對付無產者的武裝力量，在我們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們將用和平方式反對你們，在必須用武器的時候則用武器。”第二年在《關于海牙代表大會》的演說中又說到：“工人總有一天必須奪取政權，……推翻維護舊制度的舊政權。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該采取同樣的手段。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利益、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象美國、英國，——如果我對你們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許還可以加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11]馬克思在晚年轉而研究東方的社會，這是一個迷，很可能與他希望從那里找到革命的機會有關。馬克思特別重視俄國的農村村社所有制，并且學了俄文以便直接閱讀俄國的資料。他對俄國的農村村社內部土地集體所有制發生了興趣，投入很大的注意力。1877年，俄國《祖國紀事》雜志發表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認為馬克思斷定一切民族都必須經過資本主義才能進入社會主義. 馬克思對此十分氣憤，當即寫了《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其中指出，他在《資本論》中闡述原始積累那一章“只不過想描述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絕沒有斷言一切民族都必然或必須經過資本主義才能進入社會主義，而“他（指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既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至于俄國究竟會走什么道路，究竟是“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與此相反，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就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對于這個問題，馬克思的回答是：“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12］也就是說，俄國實際上面臨著兩種選擇：或者破壞農村公社，經過資本主義的苦難后再進入社會主義；或者保存和改造農村公社，不經過資本主義而進入社會主義。究竟哪條道路會變成現實呢？實際上最終只能由參與俄國道路選擇的各個社會階級力量較量的結果來作出回答，而不是根據某種抽象的歷史必然性觀點或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來回答。“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的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13］他開始設想，是不是可以把俄國這種村社集體所有制直接變成“共產主義的起點”,[14]而且相信這種轉變的可能性，“在俄國由于各種情況的特殊湊合，到今天還在全國范圍內存在農村公社（即村社），能夠逐漸擺脫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為集體生產的因素在全國范圍內發展起來?！盵15]他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的信中也說：“俄國發展它特有的歷史條件，就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我表示贊成。”他指出，由于俄國公社“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就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么，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新生的因素”。［16］1882年，馬克思、恩格斯為《共產黨宣言》俄文版寫的序中，再次表達了這一觀點。其中說道：“……在俄國，我們看見，除了迅速盛行起來的資本主義狂熱和剛開始發展的資產階級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歸農民公共占有。那么試問：俄國公社，這個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對于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復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17］恩格斯在1890年為《共產黨宣言》德文版寫的序中又重申了這一觀點。［18］把這些論述綜合起來，可以看到，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或歷史階段是可以跨越的，但跨越是有條件的。是否能夠跨越，取決于一系列的主客觀條件。具備了一定的主客觀條件，就能夠跨越；否則就不可能跨越?！岸韲r村公社”轉變為共產主義的“歷史環境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俄國是在全國范圍內把農村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歐洲唯一的國家。它不像東印度那樣，是外國征服的獵獲物，同時，它也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土地個體耕作變為集體耕作。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合于大規模地使用機器。農民習慣于勞動組合關系，有助于他們從事土地經濟向合作經濟過渡；最后，長久以來靠農民維持生存的俄國社會也有義務給予農民必要的墊款來實現這一過渡。另一方面，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來?！保?9］在1882年與恩格斯為《共產黨宣言》所合寫的《序言》中還說：“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的起點?！?[20]這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機械地看待他們建立在以歐洲為主要經驗基礎的科學結論，而是根據歷史和現實的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歷史也再一次證明馬克思的分析，俄國在列寧的領導下進行了十月革命，推翻了沙俄的封建統治，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二戰以后，在相對落后的國家又新生了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

　　因此，與時俱進，一切以歷史發展提供的現實條件為轉移，我們的認識也就要隨之轉移，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本義。

　　對第三個問題，不妨回到中國來看一看。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革命勝利的信息和信心。所以，我們自然也就更多地接受了“革命性”本已突出的“革命的”馬克思。果然，經過幾十年艱苦卓絕的斗爭，終于取得了成功，這就進一步強化對“革命的”馬克思的意識?？傊?，時代需要革命的理論，我們也主要是從革命的視角和框架去理解、認識、宣傳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時代的需要造就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由于歷史的慣性，在轉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我們仍然沿襲了這種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用曾經成功的、熟悉的革命的辦來解決建設中的各種問題，這包括“一大二公”、“割資本主義尾巴”以及其他這樣那樣的“運動”。當然，慣性只是一種比喻的說法，而不是科學的說明。也就是說，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模式之所以能夠保持下去是有其現實原因的。

　　簡單地講，就是因為封建結構的存在。長期的、也可以說是過度發育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強烈的依附關系和義先利后的觀念，人與人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很大程度上被以國家為核心的政治關系、以家庭為核心的倫理關系所掩蓋。中國人辦事也好，做官也好，往往先問的是“有沒有關系”而不是有沒有可能。這容易使人認為，是某些偉大人物，他們的思想在左右著社會的發展，是人們的思想和道德推動著社會的變化。所以，平時作報告也好，寫文章也好，總結經驗也好，提出措施也好，往往第一條不是要領導重視，就是要提高認識，而第二條不是要提高思想認識，就是要領導重視。我們被反復無常的人為性和人的思想搞得暈頭轉向，又有多少可能感受到社會現象背后的規律呢？在這種情況下自然也就不可能充分認識馬克思主義了。

　　當然，如果僅僅是封建殘余，則仍然不足以解釋我們為何不能正確地理解馬克思。因為，“殘余”是完全可能用“革命”的辦法把它鏟除的，但“不斷革命”后卻仍然沒有能夠鏟除。實際上，如果鏟除“殘除”的同時又重新播上封建結構的種子，那就難免封建主義更加“繁榮昌盛”了，在這種社會現實的基礎上，能夠出現的最多也就是打著馬克思主義牌子的封建主義了。

　　歷史的情況正是如此。首先是一統天下的國有制，這樣的國有制實際上是國家資本主義，它成為封建專制發展的經濟基礎。但我們對國家資本主義的理解不是這樣的，對我們來說，國家資本主義只是外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沒有本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可能變成一種適應工業化的要求而建立起的封建結構的經濟，是更加高級的、現代的封建主義，實際上還一度登峰造極！我國著名學者孫治方先生就曾認為這種國有制會畸變為一種封建的“特權所有制”。這樣的經濟基礎，這樣的社會存在，由其所決定的社會意識只能是封建意識，盡管它穿著馬克思主義外衣。從這里，我們不難深刻地領悟到為什么未能真正理解馬克思的根本原因。

　　但對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列寧當時就明確地意識到了，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講了這樣一段話：“我們計劃……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為了作好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準備……，需要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些過渡階段。不能直接憑熱情，而要借助于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熱情，靠個人利益，靠同個人利益的結合，靠經濟核算，在這個小農國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橋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否則你們就不能到達共產主義，否則你們就不能把千百萬人引導到共產主義?！保?1］列寧是在俄國剛開始由戰時共產主義轉向新經濟政策的背景下講這一番話的。他在這里闡述了一個自1921年3月以來多次闡述的思想：在俄國這樣的小農為主的國家，不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需要先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然后再由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很顯然，過去我們的國有制主體地位的階段本質上是國家資本主義階段，必須進一步過渡到建立以社會所有（非國有形式）的公有制形式階段。這就是說，國有制除一部分繼續保留國有制形式之外，其他大多數國有企業應該通過改革和社會化，進一步轉化為社會化的公有制形式，這種社會化的公有制形式中，“不能直接憑熱情”，而是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緊密、內在的結合，因此，這種公有財產能得到追求個人利益的聯合起來的勞動者的自覺維護，能從個人利益的活動中內生出來。國有制可以通過暴力和法律直接建立起來，它是向基本的公有制形式或社會化公有制形式的過渡形式，但社會化的公有制形式的建立是武力和法律無法解決的，它需要內在的經濟過程的變化。只有這種生產關系的內生變化成為一種穩定狀態，建立在它的基礎上的國家才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

　　國家資本主義基礎上滋生的封建意識有很多突出的表現。如對民主和制度等觀念的理解。在我們看來，民主不是人民作主，而是為民作主，不是一個作為決策權的基本制度問題，而是領導的個人工作作風問題。

　　與此內在聯系的則是矛盾觀。一方面，我們肯定矛盾無時無處不在，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另一方面，我們又害怕它、回避它、不能寬容它；不是真正充分地利用它，更談不上發展它，而是力求一勞永逸地解決它、消滅它。既然這樣，也就不存在由矛盾所構成的均衡機制決定下的事物的穩定的、協調的發展形式了，而只有矛盾的激化、動蕩、過度損失和再激發新的矛盾的惡性循環。

　　記得黃炎培在首次全國政協會議中與毛澤東會談時問：共產黨如何避免中國歷史上的周期律。答：有民主。中國政治看起來一統天下，但缺乏各個集團的利益平衡機制，很難避免矛盾的積累和惡性膨脹，最終是暴發破壞生產力的武裝革命或政變。資產階級的多黨制盡管不適合中國國情，但對于他們來說，這種多黨制又確實是一條將政變公開化、合法化、程序化、正常化的形式，從而也避免了矛盾的過度激化，消解了它的破壞性，減輕了革命和政變的破壞作用所產生的過高的社會代價。我們不學多黨制，但建立黨內黨外的均衡制約機制卻是必不可少的和至關重要的。

　　另一個相關的概念就是制度。對于中國人來說，制度是治人的，更多地具有消極意義，很難作出積極的理解，如制度興國興邦。實際上，制度就是對矛盾均衡運行機制和運行秩序的規范，它具有建設性。1996年，我的一篇強調制度建設的文章得以發表，（論加強制度建設，新疆社科論壇，1996年第1期）后又提出與“科技興國”并列的“制度興國”。（“制度興國”的觀念不可忽視，山西發展導報，1999年11月5日）鄧小平同志講，制度是具有長期性、根本性和戰略性的問題。民主制度就是民主的操作系統。短期看，民主效果往往不是最好的，但它能避免最壞的結果，因此長期看它的效果是最好的。在某些情況下，專制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資源創造人間的奇跡，但它也可能造成最壞的結果，長期來看，它往往不是最好的。

　　鄧小平同志還說，制度好壞人干不成壞事，使壞人變好，制度不好，壞人充兇，好人干不成好事，好人也變壞。這就是說，人的發展，一切事物的發展，都是建立在健全的制度的基礎上的。舍此，沒有更根本的發展戰略。

　　不管怎樣，中國不可遏制地進步了。首先是不斷“革命的”災難教訓了我們，其次是世界性的“和平與發展”主題轉變了人們的觀念。發展生產力和經濟建設將我們推向市場體制。市場體制是什么？從根本上來說，它就是一種矛盾均衡機制。所有的人，不僅首先被肯定為具有平等權利的人，而且被承認是不同的人，具有不同愛好和需要的人，都應該從這種市場機制中得到滿足，他們的滿足加起來，也就最充分地滿足了社會的需要。

　　由于社會存在的這種變化，它的辯證結構的顯露，人們的意識也就自然轉向了反映這種結構的馬克思主義。我們真正走近馬克思了，回到馬克思了。這種轉變，有老百姓的觀念，也有《七一講話》這樣的高級文件，有“和諧社會”的呼聲，當然更有學術上的轉變。盡管這種轉變有時還是在批判馬克思的名義下發生的，盡管很多年輕人不愿再去看馬克思，但他們的思想卻在不知不覺中走近馬克思。過去，人們都愛標榜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卻往往變成了一位非馬克思主義者；今天，很多人不愿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卻又走向了馬克思。真所謂“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種柳柳成蔭”。這就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奇妙邏輯的力量，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真正說起來一點也不神秘。

　　注釋：

　　1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5頁；

　　2恩格斯：《馬恩全集》第18卷第547頁；

　　3恩格斯：《馬恩全集》第17卷第304頁；

　　4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90頁；

　　5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2卷，605－606頁；

　　6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2卷，607頁；

　　7恩格斯《馬恩全集》第22卷第4頁；

　　8恩格斯《馬恩全集》第22卷第604-610頁；

　　9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4-496頁；

　　10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9頁；

　　11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頁；

　　12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341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頁；

　　14馬克思：《馬恩全集》第19卷第326頁；

　　15馬克思：《馬恩全集》第19頁第431頁；

　　16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770，773等頁；

　　1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頁；

　　18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頁；

　　19馬克思：《馬恩全集》第19卷第435－436頁；

　　20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 231頁；

　　21列寧：《列寧選集》，第4卷第5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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