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智慧略論

    國人多有自卑心態，不相信自己。從不相信自己的產品，不相信自己的知識，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到不相信自己的文化，最后到否定一切。買產品，唯洋是從，哪怕是下三爛國家的；做學問，不相信自己的語言，唯外文是聽，不相信自己的判斷，唯國外理論是從；做研發，唯老外是聽，總要那別人的做參照系而不敢完全相信自己對事實的判斷；講文化習俗，則唯國外是好，而不顧老外其實也是有“好多種”，一并拿來，造就了多少香蕉人，最后連本為中華末流的日、韓“文化”竟也成了“哈”的對象……

    末了，既然文化的信念都動搖了，只好相信：這里沒有什么值得相信了，更不要說中國這群人組成的國家了！這樣的人組成的國家能有什么智慧呢，連腦子都沒有了啊。

    所以，不奇怪，很多人，包括我的朋友們，說：中國缺乏集體智慧，并且從文化和歷史的碎片中尋找沒有集體智慧的原因。其心也殷勤，其用意也可敬佩，但其論點不能茍同。

    什么是集體智慧？就是尋找集體出路的能力，以及現實中所采取的方法．說白了，就是在世界民族舞臺上這群人怎么活，活得如何，以及以后會如何．這里的關鍵點在于：誰掌握決策權，以及這種權力代表誰？由誰來掌握政權，決定于這個國家歷史形成的內部利益結構，也就是說，內部有什么樣的利益團體，這些利益團體怎樣來在政權中實現自己的意志．至于權力代表誰，則取決于各種利益團體的斗爭結果，也取決與外部的利益如何在這個國家怎么表達，比如外商在國內的地位問題和他們游說我們的政府．

    因此，在這里，制定國家政策和策略的機制比結果要重要。而機制的形成與其說是政府主動的行為，還不如說是歷史上各種利益較量的結果。新中國是農民和工人與三座大山較量的果實，但新中國有一個問題，就是從宋代開始一直困擾我們的問題：社會結構過于簡單，利益過于分散而導致某種程度的平均，從而造成政府似乎代表一切，而實際上能代表的不多。這是從宋代以后中國一家族為核心的貴族沒落開始的。

    此前的社會貴族往往就是動員和集中一方力量的利益代言人和主要受益者，其利益和其旗下的普通老百姓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而中央政府往往是貴族為本集團爭取更多生存空間的地方，因此皇族有兩個身份：普通的貴族以及所有貴族的代言人和調節人。這樣，貴族以及他們和皇族共同形成的官僚體系，就構成了這個民族和國家的骨干與精華，這是他們的客觀作用。他們的利益，與這個國家的利益直接關聯，他們內部在競爭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其小范圍群體的利益的過程中，其副產品也就是這個民族的利益，因為他們本身就是這個國家的力量的代表。從某種意義上講，國與家能合為一個詞，正從根本上說明了這種貴族的“大家”聯合而成為民族的“國家”這一要義。

    而當貴族消失以后，中國的皇族、官僚體系馬上就和最廣大的普通百姓對立起來，中間缺乏良好的過渡與緩沖，更缺乏有效的地方組織。而工商業在中國面臨北方強敵的情況下，在沒有取得政府權力主導的情況下，在沒有成為社會財富主要創造者的情況下，還不能擔當起組織地方資源、作為地方與中央中介和地方利益代言人的責任，而只有政府來組織。因此，中國就成了一個龐大的小農群體以及在這之上的官僚治理機構，以及鑲嵌在其中的小規模工商業的集合體。但政府因為沒有地方代言人的左右與抗衡，因而在操作過程中不免偏頗，從皇帝本人開始，大多數政策操作者的目的往往不是為公而是為私，而此時的“私”又不能如以往貴族一般代表“一方之私”，遑論“一國之私”了。這種情形在明末、清末政府組織之渙散與無能之中表現尤為明顯，也在這個階段具體官員之行為中表現尤為明顯，他們誰都不能代表，只能代表生存的物欲和無邊的貪欲。這是由帝國近八百年來的結構決定的，不是具體某個人的錯誤。

    這種結構決定我們的政府沒有強力的約束，決定他們有不用代表別人的能力和特權，決定他們的茍且以及政策的內向，決定我們的帝國的政策只能平庸而不可以有為。這就是明清兩代有志之士的無奈之處，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可能提供新的視角和答案，也因為現實的社會結構與利益結構沒有這種實際的需要，要求如何去改變。這是歷史現實的選擇，是保持那個時代不出大亂子的無可奈何的選擇，如果我們討厭造成那種黑暗局面的原因而不把那種選擇稱之為“智慧”的話。

    但是，現在，這個民族面臨的一切都變了，而且由于現實利益格局和社會結構的變化，使任何執政的團體都無法完全“不作為”，完全為“一己之私”了。為什么會這樣，我們分析一下中國的現實利益格局就知道了。

    時下中國利益團體，或者說中國國內利益，大體有這幾類：農民，工人，私營企業群體，國有或者集體以及相關的控股企業，政府，學者以及自由職業者，外國投資者．軍隊目前不是很明確的利益主體． 其中，前四者因為體制的關系，其在政權中的利益表達不到位，而后三者則十分到位．軍隊的利益訴求在過去20年間基本被忽視。我們一個一個分析一下。

    農民的生存狀態，90%和八百年前差不多，所差的就是生產工具革新了。但因為農民已經不是經濟的主體，而且財富主要不是由農業創造，因此，農村即使出現了類似明、清中葉的情況，由農民造成的問題也不足以撼動整個社會。現實的情況是，農民的利益，因為過于分散，不能得到有效表達，在鄉、村的小范圍內，還上演著與幾百年前一樣的故事，故而，農業的問題，一是要政府以及其他利益團體主動來解決，二是要使農業產業化、工業化，從而跳出八百年來的怪圈，跳出利益分散，資源不能集中而造成的體制性衰落以及經濟增長乏力的圈子。

    其次是工人，工人，現實中是企業的附庸，不論企業是什么體制。因此，企業，或者說企業集團，企業集團形成的產業集團，構成利益機構中的主體。企業的利益某種程度代表著工人的利益，而產業利益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則代表著大多數這個產業內企業的利益，我國某個產業在全球中的地位以及利益訴求，實際上就是國家利益。這樣，國家的產業政策就成了焦點。而產業政策如何，則取決于各種所有制下企業在政權中的動員能力。因此，工人、以中國為母體的企業（私營企業、集體、國有以及相關的控股企業）的利益是統一的，企業的訴求代表著其身后工人的某種訴求（雖然主觀上不一定這樣）。因此，政權，或者說政府官員，其行為就變成了利益訴求者的代理人行為。企業在全球競爭中的掙扎或者說拼搏，自然要求政府有所作為，而這種要求層層積累，就會變成這個國家發展的切實路徑與政策。

    比較復雜一點的團體是學者以及自由職業者，外國投資者。學者以及自由職業者的利益屬性由具體的人員為誰工作決定。雖然社會增加值這一部分的關鍵性技術、理論以及操作都由他們中的一些人造端，但他們并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他們為什么利益主題服務，他們就和誰同路。國外投資者目前是最強勢的團體，他們有其母國的政府為其開路，有國內的政策為其保障，有國人的崇洋觀念為其助力，故此大行其道。但他們的利益根基不在中國，他們是隨著利益來跟著利益走的幽靈。只可借其發展，而不可依仗。目前中國的最大問題，即來源于此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以及如何將中國人主導的產業推向全球的問題。其他所有的政治、經濟、軍事等一系列問題都發端于此。如何面對這些問題作出根本性的抉擇呢？這就是大智慧了，就是中國的集體智慧。

    集體智慧么，就這樣誕生了。他不是個人想如何的問題，不是政府愿不愿意的問題，不是道德問題，不是能力問題，而是生存壓力帶來的問題，是每個中國人在世界民族大競爭中能以什么樣的姿態和地位謀求其生存空間和發展前景的問題。這個問題大到國是取舍與方向，小到細民之衣食住行。
所以，中國的集體智慧，就是要明確：在全球競爭的今天，如何使中國內部的利益主體，不僅在國內享受相應的利益以及爭取未來利益的權利，并且在全球范圍內能夠取得相對的優勢和更廣闊的生存空間．

    智慧從來都是被逼迫出來的，智慧從來都不是道德教化能培育出來的，智慧從根本上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活得如何，如何去活。所以，智慧不能冠以“缺乏”或者“富有”。要看有沒有產生智慧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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