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阿克曼曾經依據對美國憲制變遷的歷史研究，區分了國家政治的兩種狀態：立憲政治與常規政治。與此異曲同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則區分過了兩個層次的選擇：規則之下各人的策略選擇，與選擇規則本身的立憲性選擇。

　　簡單說來，常規政治就是在規則體系大體穩定的情況下，每個人、每個群體在該套規則之下進行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但隨著現實發生變化，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覺得，規則體系本身就有問題，這時人們就會尋求改變、改進規則，社會進入立憲政治時代。

　　這樣的分析范式有助于我們準確地認識政治變遷。應當說，以計劃經濟為核心的一整套體制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已經難以為繼，以小崗村事件為代表，民眾自發地突破舊體制；在精英層面，方方面面也都感覺需要改變共同體的游戲規則。經過1980年前后各種政治力量的博弈，全社會基本上達成了放棄計劃體制的共識。經由這種關于規則的博弈，中國社會進入了改革時代。

　　改革進行了二十多年后，大約從2003年開始，中國似乎又進入一個重大關口。首先引起人們注意的是，經濟增長了，但全社會的收入差距顯著擴大；大多數民眾的福利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原來供職于國有部門的部分民眾的福利水平甚至有所降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中的官商勾結合謀瓜分，也始終是一個熱點話題。隨后，始終抑制不住的投資熱推動政府進行宏觀調控，這種努力屢屢失靈終于使人們意識到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根源在于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本身。沿海新興工業部門勞工的收入長期被抑制在一個較低水平則讓人們注意到，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不是反而以部分人的利益被忽視甚至被剝奪為代價？

　　凡此種種問題所引發的人們的激情與反思，在2004年以來的多項重要立法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在私人財產保護入憲及圍繞《物權法》立法的爭議中，人們激烈地辯論，究竟如何看待過去二十多年來日益擴大的私人財產？如何對待私人企業家的“原罪”？國有資產與私人資產是何種關系？《勞動合同法》讓人們思考，怎樣的制度才能夠保障企業主與勞工的平等；《反壟斷法》及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則提出了關乎市場秩序健全發育的根本問題：企業是否應當享有平等權利？

　　所有這些問題，都指向了對較深層次的基本原則的反思，而一個社會的秩序正是由這些所塑造的。人們相信，過去二十多年的體制更多地考慮了增長，而忽略了對于社會之正常運轉來說最為關鍵的其他價值。因而，到現實中，種種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規則就存在著某種偏差。比如，政府更多地照顧企業，而忽視勞工權利；政府把大量財政收入用于投資，而不是用于向民眾直接提供福利。顯然，如果要解決人們熱烈爭論的種種問題，就需要對過去二十多年形成的規則體系進行一定程度的修正、變革，讓整個社會、尤其是讓政府在新的規則體系下運轉，從而更有效地滿足民眾變化了的需求。

　　不過，過去兩年的改革反思，經常是激情壓倒了理性的思考，評論家們為種種不平事憤怒聲討權貴，商人則傲慢地回應這種憤怒，政府各個部門忙著借宏觀調控之機擴大自己的權力；專家學者們忙于應付學院體制的考核，經濟學家們則作為一種保守的力量發出了種種非常奇怪之論。

　　過去兩年的反思十分熱鬧，也產生了若干引人注目的結果：經濟學家終于完全聲名狼藉，商人的社會形象降低，壟斷企業與監管部門勾結的秘密暴露無遺。盡管如此，原則問題在大多數情況下被遮蔽或被忽視了。問題很多，但如何從規則層面上解決？應當說，政府確實提出了變革的初步方案，這就是“和諧社會”綱領。但是，由于整個社會對規則體系問題的關注，因而即使在政府層面，這個綱領也沒有充分釋放出其引導變革的潛力。和諧社會到了現實中，差不多變成了一個簡單的財政問題，向民生領域增加一點撥款，實施一些收入再分配計劃，限制一下壟斷行業工資收入等等。然而，問題果真如此簡單嗎？

　　去年此時人人都在反思改革，今年此時似乎已風平浪靜，整個社會似乎再次進入一個常規時期。但仔細想想，我們真的找到了一個讓全社會博弈實現一次效率躍遷的規則體系了嗎？這是我在回顧2006年時不能不提出的一個重大疑問。(作者系知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