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

中國目前的經濟形態，屬于什么樣的經濟形態？弄清這個問題是解決中國一切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的基本點和出發點。連中國目前處于什么樣的經濟形態之中，看不清楚自己的處境和位置，空喊深化改革開放，只會把改革開放引入歧途，最終毀滅五十余年建設、近三十年改革的偉大成就。

我們目前所處的經濟形態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顯著特點在于，它是以國有及國有控股、集體及集體控股的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以民營經濟為有益補充的混合性經濟形態。它不同于歐美的資本主義，也不同于前蘇聯與東歐的社會主義經濟。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質，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開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通過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形態由極左的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過渡為符合中國生產力現狀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既新民主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新民主主義的前途就是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新民主主義是一個漫長的社會形態，由新民主主義過渡為社會主義，并不是一揮而就的，它需要一百年到二百年的緩慢發展，到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實現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中國的改革開放必須立足于建設一百年到二百年繁榮昌盛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長遠目標，拋開這一點，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會走上歧途，走上進一步復辟資本主義的不歸之路。

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中國進行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不能誤解為全盤西化與復辟資本主義。所以，發展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立足點應該是如何大力發展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同時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以對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施加必要的競爭壓力，使這兩種公有制經濟在競爭的環境中健康發展。孟子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國有經濟、集體經濟、民營經濟互為憂患，互相鞭策，就會在競爭中更加充滿生機和活力。

國有經濟應該搞得更好，因為國有經濟相對于任何形態的非公有經濟具有更大競爭優勢。首先，只要搞好監察與考績制度改革，國有企業的高級人才相對與非公有制企業應該具有更大的流動性。因為企業是國有，廠長經理只是國家的雇員，企業經營不善，廠長經理就要無條件下課。只要賞罰分明，國有企業的高級主管人才要比家天下的民營企業具有更大的流動性。其二，國有企業因為企業為國家所有，全體員工都是在為國家工作，都是在產業報國和崗位報國，不存在“為誰打仗？”“為什么打仗？”的問題。這是一個極大的政治優勢。其三，國有企業產權歸國家所有，國家對企業的整和具有絕對的發言權，完全可以根據國際、國內市場格局的變化，進行科學的資產重組，打贏經濟領域內的集團軍戰略與人民戰爭。國有經濟有弊端，歸根到底是監察與考績制度方面有弊端。私有化不可能根本解決這一問題，要通過制度改革解決之。不少國有上市公司資產重組為民營企業控股的上市公司后，由于比國有企業更加缺乏有效的監督考核體系，企業管理更為混亂。老總攜帶巨款外逃、造成企業崩潰的上市公司，幾乎全是民營企業控股的上市公司。這是一個鐵的事實，也是對私有化運動的一個很好諷刺。

當前中國社會，無論政治領域或者經濟領域，最大的弊端在于腐敗泛濫。國有企業因為腐敗泛濫而陷入困境，地方政府因為腐敗泛濫而失去民心。而腐敗泛濫的根源只有一個，那就是缺乏一套科學的、積極的和行之有效的權力監督與業績考核制度。二十一世紀中國政治改革與國企改革的核心，就是建立健全一套科學的、積極的和行之有效的監察考績制度。這件工作做好了，就會“綱舉目張”，一切矛盾都會迎刃而解。不要相信私有化的騙局，它只會將中國引向倒退與動亂，最終幫助我們的敵人實現演變中國、肢解中國的戰略目的。

我們不能因為政府部門出現腐敗現象，就推行政府私有化運動，把中國歷史倒退為大國諸侯、家天下的東周列國時期。同樣道理，我們也不能因為國有企業有腐敗現象，就把國有企業統統賣掉、拋掉，全面復辟資本主義。歐美海歸派的觀點可以參考，但不可以奉為神明。應該相信中國土生土長的毛澤東要比從蘇聯海歸的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更了解中國現實，更能夠實事求是。與其倚重脫離實際、脫離人民的洋海龜搞世界接軌與全盤西化，倒不如倚重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的國內的土博士、土專家，建設好我們的新民主主義。蘇聯海龜派幾乎斷送了所有的中央蘇區，歐美海龜派是否也要來葬送我們五十年建設、三十年改革的偉大成果？七十年后的中國共產黨人已經經歷不起第二次戰略大轉移與萬里長征了！

集體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未來最有希望和最有潛力的經濟成分。目前來說，集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最小，力量也最薄弱。但是，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集體經濟應該更加具有生命力。華西村、南街村、小劉莊的成功就是很好的榜樣。集體企業具有與民營企業幾乎同樣的靈活性及國有經濟同樣的政治優越性，也符合“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發展原則。如果國家政策到位，集體經濟很有可能在五十年后取代國有經濟，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中實力最為龐大的組成部分。

中國的三農問題最終要通過第二次農村經濟集體化運動解決之。在中國農村通過“集體企業孵化器”或“孵化室”的形式，大面積培養集體所有制的工業、手工業及農副業經濟實體，將大力推動二十一世紀中葉中國經濟的跳躍式發展。人才不是問題，中國每年培養了數以百萬計的來自農村大中專及本科生，只要政策到位，他們都可以反哺農村、服務農村。資金也不是問題，關鍵是政策、政策、政策。中國的中康社會理想的實現，最終要依靠大面積增量農村小城鎮集體經濟來推動之。這是一場比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人民公社運動及八十年代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更為偉大農村經濟革命。二十一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要發展成為世界大工廠，很重要的是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中國農村鄉鎮集體合作企業或集團，要發展成為這個世界大工廠的龐大的生產車間。這是一支浩浩蕩蕩的生命軍。農村鄉鎮集體經濟的蓬勃崛起，我們應該有所重視、有所預期、有所誘導、有所支持。這或許是我們民族最大的希望所在。中國的工業化，實質上就是中國農村的工業化。農村的工業化，最終要靠大力發展數以萬計、十萬計、百萬計的華西村、小劉莊、南街村式的集體經濟實現之。

民營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僅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而且更是新民民主主義經濟的化學添加劑。有國家所有有制的和集體所有制的公有經濟，同時又有私有制的民營經濟，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就會更加龍騰虎躍、豐富多彩。這就是經濟領域內的百家爭鳴與百花齊放。公有經濟離不開民營經濟的競爭，民營經濟也需要公有經濟的競爭。競爭越劇烈，企業就越具有活力和生命力。人的生命在于運動，企業的生命在于競爭。通過競爭，我們的公有制企業與民營企業都將更加健康、更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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