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勞動二重性與“資產階級權利”

——《哥達綱領批判》中的“斯芬克斯之謎”

宋朝龍

摘要:《哥達綱領批判》把按勞分配規定為“資產階級權利”,這被認為是一個“斯芬克斯之謎”。傳統觀點認為這是馬克思用商品生產的尺度衡量按勞分配的結果。其實,破謎的關鍵在于生產勞動二重性。生產勞動既是勞動者作為主體的自覺創造過程,又是勞動者作為客體的體力耗費過程,這種二重性是造成資產階級權利的根源。隨著生產勞動轉化為自由勞動,體力耗費不再成為生產財富的基礎,勞動時間不再成為財富的尺度;逃避勞動和轉嫁勞動不再是一部分人自由發展的條件,資產階級權利也逐漸消亡。

關鍵詞:《哥達綱領批判》;按勞分配;資產階級權利;生產勞動二重性;自由勞動。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把共產主義區分為兩個階段，即低級階段的共產主義和高級階段的共產主義。在低級階段的共產主義社會：“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后，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一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他從社會領得一張憑證，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公共基金而進行的勞動），他根據這張憑證從社會儲存中領得一分耗費同等勞動量的消費資料。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領回來。”這里“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勞動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所以，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1]。

　　可見，馬克思所謂資產階級權利指的就是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為什么把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稱為資產階級權利呢？等量勞動相交換的法則不是一部分人無償支配另一部分人的勞動，不是一種階級權利，而是勞動者之間的權利關系。列寧明確說在按勞分配階段，“‘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對等量勞動給予等量產品’這個社會主義原則也已經實現了。”[2]因而把按勞分配的權利稱作資產階級的權利，至少在表面上看起來，是難以理解的。以前有一種比較普遍的觀點認為，這是馬克思用小商品生產或發達的商品生產（即資本主義生產）的尺度來衡量按勞分配的性質的結果。但是，馬克思在談到等量勞動相交換原則的資產階級權利性質時，所強調的是交換中的內容也即等量勞動，而不是勞動交換的形式即勞動是否采取價值的形式。因而，認為等量勞動相交換的權利就是小商品生產者的權力，這已經有些牽強。另一方面，即便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那么馬克思為什么不把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稱為“小資產階級權利”，而稱之為“資產階級權利”呢？在這種觀點的持有者看來，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時代，勞動力已成為商品，商品普遍化了；商品生產以資本主義生產的形式出現，資本主義生產就是這個時代的商品生產。因此，商品的等價交換中的平等權利，就成了資本主義時代權利關系的特征。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把商品所有者的權利與資產階級的權利劃了等號，從而把社會主義生產者的權利與商品所有者的權利進行類比時，就徑直把社會主義生產者的平等權利稱作“資產階級的權利”了。但是，使資本主義成其為資本主義、使資產階級成其為資產階級的，并不是等量勞動相交換的法則，而是剩余價值法則。因而，和資本主義比起來，小商品生產更能體現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因而更有理由把這種權利叫做小資產階級權利，而不應該稱之為資產階級權利。

　　實際上，馬克思在衡量按勞分配時，所使用的尺度，既不是小商品生產的尺度，也不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尺度，而是自由勞動的尺度，也就說，馬克思是從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的角度來衡量按勞分配的。為了說明這一點，為了說明自由勞動的特征，我們需要概述一下勞動發展史。

　　太古時代的人類生活資料是由大自然直接提供的，人自身不能獨立生產生活資料。原始人并非忙著生產食物，而只是忙著找食物，自然條件的優劣決定、導引著原始群的流動方向。如果他們能夠找到好的生活富源，那么他們會生活地非常悠閑。如果自然產品被消耗完了，他們就另尋地方；如果尋不著新的生活富源，他們就只有用自然死亡來解決生存危機，也不可能通過勞動時間的增加來獨立生產生活資料；因為勞動者不是生產的主體，他們不知道該怎么生產。產品的生產過程跟人無關，大自然未經人的協助就提供現成的生活資料。人的勞動既不能改變大自然的生產條件，也不能生產大自然所沒有的東西。人的勞動不是把原料加工成產品，而只限于把天然存在的產品采集或獵獲到自己手里，無論是從水中捕魚，從樹上摘果子，還是圍獵野鹿，都是如此。

　　但是事情并不是始終如此。野蠻人通過模仿其他動物獲取食物的方法，就把它們的能力綜合到自己身上，從而就突破了自己天然的、本能的局限[3]。在克服自然障礙的努力中[4]，原始人不斷獲得新的品質和新的力量。“樹木的高大阻礙了他采摘樹上的果實；尋找食物的野獸和他爭奪食物；還有一些兇猛的野獸甚至要傷害他的生命。這一切都使他不得不致力于身體的鍛煉。他必須使自己變成一個靈巧的、奔跑迅速的和勇于戰斗的人。樹枝、石頭等自然武器，不久就到了他的手里，······隨著人類的繁衍，人們的痛苦也就隨人數的增加而增加。土壤、氣候、和季節的差異，必然會使人們不得不把這種差異帶到他們的生活方式中去。荒年、漫長而嚴寒的冬季、炎熱的夏季都能夠毀滅一切，因而要求他們具有一種新的技巧。在沿海和沿河的地方，人們發明了釣線和釣鉤而變成漁民和以魚為食的人。在森林地帶，人們創造了弓箭而變成獵者”[5]。他們已經能夠區別石料的質地差別，接著打制石器之后，開始磨制石器；他們對不同類型和品種的動物進行比較，開始馴養并繁殖動物；他們觀察植物，保護那些適于食用的植物而鏟除那些無用的雜草；他們清除大片的森林，使之變成耕地和牧場；他們進行鐵礦石的冶煉，并用牛拉著帶有鐵鏵的犁來從事大規模的田野農業，從而不但增加而且保證了生活資料的來源；他們精心制作自己的生活資料，發展起了真正的手工業；他們模仿大自然的動作和節奏，把大自然繽紛的色彩點綴在自己身上，這樣就發展起了最初的藝術。在實踐中人的思維也發展起來了；而思維和語言的形成，概念、判斷、推理能力的提高，又反過來提高了實踐能力。人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把整個自然界作為生命活動的工具、材料和對象，大自然也越來越作為科學的、藝術的和實踐的對象，進入人的活動領域，增加著人的普遍性和能動性。隨著人把自身和自然界區分開來，他也把自身一分為二，把自身區分為主體和客體，把自己的生命活動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

　　掌握了思維工具的人可以把大自然的自組織過程分解開來，把產生一個自然產品的諸簡單運動形式分析出來，一旦這些運動形式分析出來，就可以讓這些運動形式進行重新組合。雖然人在思維中進行物質運動形式的綜合時，可能毫無結果，例如 “把鞋刷子綜合在哺乳動物的統一體中，那它決不會因此就長出乳腺來”[6]；也可能塑造出一些虛幻的存在來，例如把翅膀綜合到人身上，或把獅身和人面綜合起來；但有一些綜合卻是可能成功的，例如把梨樹枝嫁接到蘋果樹上，讓馬和驢交配，把竹子編排成舟，把泥土、樹枝和野草“綜合”為房屋等等。一旦人們在思維中把各種物質運動形式分解開來并重新組織起來，他們就又可以借助工具在現實中把各種物質運動形式分解或重新組織起來，這樣就把觀念的房屋變成現實的房屋等等。通過實踐中的新綜合，人就可以改造大自然的生產條件、改進大自然的生產過程，甚至生產出大自然所不直接存在的產品。

　　人在對自然生產過程進行解析和綜合的基礎上，通過物質運動形式的新組合或通過把相互作用的各組分導入一個特殊的環境，改進了自然產品或生產出大自然不直接存在的產品。這樣，簡單的采集或獵獲活動就變成了人的創造性實踐。隨著采集或獵獲活動轉化為人類自覺創造的實踐，勞動形態也悄悄地發生著變化。在采集活動階段，產品是自然物質通過自發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是大自然“自組織”的結果。現在，產品是人借助于一定手段并通過自身的活動對物質運動進行調動、調整和控制的結果。這種不同于采集活動的新型勞動，我們稱之為生產勞動。采集活動是占有物品的階段，生產勞動是創造物品的階段[7]；采集活動階段，人在搜集，生產勞動階段，人在生產[8]；采集活動中人適應自然，生產勞動中人改造自然。采集活動使人簡單地從屬于自然，而生產勞動包含著人進一步發展的多方面的可能性。采集活動是人和動物所共有的，生產勞動才是人區別于動物的關鍵[9]。

　　生產勞動把由大自然所主導的生產改造成由人所主導的生產，這意味著人類主體性的確立。但同時生產勞動也把人自身作為體力支出的要素包含進勞動過程中。在生產勞動中，人既是把各種物質運動形式組織起來的主體，又同時把自身作為一種組織工具來使用；生產勞動既是人調動各種自然力來生產產品的過程，也是人作為自然力耗費自身的過程。為了作用并改變身外的自然，勞動者除了動用自己的思維和意志以外，還須要動用自己的臂和腿、頭和手，須要把自身作為一種生產器官、作為自然力來使用。人自身的這種力量，就其作為一種自然力來說，和其他生產要素所提供的自然力是一樣的，例如人拉犁和牛拉犁是沒有本質區別的，因此前者也就可以為后者所代替。人體的這種耗費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10]。人的體力支出，在一定限度內是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人為了讓自己的各種自然器官保持正常的功能并得到相應地發展，也需要一定量的、一定形式的體力支出。肢體不運動就會萎縮下去，因而這種一定的體力支出是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但是，在生產勞動中，體力支出的數量和方式不以自然肢體的自由發展為尺度，而是為了得到產品所必須服從的某種自然必然性。在生產勞動中，某些形式的體力支出是生產性的，而另一些對人的自由發展所必要的體力支出成了非生產性的，例如踢毽子等等。生產勞動在使那些生產性支出超出生理發展所需要的限度，那些非生產性的、但對人的自由發展是必要的一些體力支出時間就被擠占了；因而，生產勞動使人們的器官耗費過量的同時，卻奪取了其他肢體器官自由鍛煉和發展的機會。因而，生產勞動中的體力支出和原始人比起來還倒退了一步。原始人找食物，是在忙著勞動呢，還是在悠閑地溜達，是在進行被動的體力耗費呢，還是在鍛煉自己，是在有意識地支配自己的肢體，還是一種本能活動的自發展開，這似乎很難分開，因而可以把他們直接勞動的時間，同時看作是他們自由活動的時間，可以把它們直接體力支出的過程看作是使本能的生命活動自由展開的過程。而在生產勞動階段，體力支出的自由性減弱了，體力支出的被迫消耗性增加了。就象馬克思在分析資本家的職能時把從事管理的職能抽象掉，而把從事剩余價值盤剝的職能看作是其具有本質特征的職能一樣，在分析生產勞動時，也可以把體力的自由支出性質抽象掉，而把體力耗費看作是生產勞動的具有本質特征的規定。因而生產勞動中的體力耗費，表明人還被禁錮在某種自然必然性中，表明人必須象消耗其他自然力一樣來耗費自己的內在力量，表明人體作為力學器官仍然作為直接的自然客體受勞動過程的役使[11]。

　　因而，生產勞動是自覺創造和體力耗費的統一；它要求勞動者不僅作為腦力勞動者而且作為體力勞動者、不僅作為自然力的支配者而且作為自然力的支出者、不僅作為主體而且作為客體發揮作用。作為人的自覺創造過程，生產勞動表明人對自然的統治；作為人的體力耗費過程，生產勞動表明人仍然服從自然必然性。生產勞動的這種雙重性質就是生產勞動的二重性。

　　生產勞動提供了一個日益豐富、日益精致的產品體系。生產勞動通過對對象的多重加工，把一些先前沒有使用價值的東西變成了對人有用的產品；通過探索整個自然界，發現了新的有用物體或原有物體的新的使用屬性；通過采用新的方式加工自然物，賦予它們以新的使用價值。生產勞動發展了社會分工，創造了多種的、按照屬、種、科、亞種、變種分類的有用勞動的總和，創造了不斷擴大和日益豐富的產品體系。產品作為使用價值，不僅滿足而且塑造人們的需求。“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具有審美能力的大眾，——任何其他產品也都是這樣。”[12]生產勞動所提供的產品不但保證了舊需要的滿足，而且發現、創造并滿足了由社會本身產生的新需要；它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并且把他作為具有盡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系的人，因而具有盡可能廣泛需要的人生產出來；它不但提供了生存資料，還提供了發展資料。生產勞動在擴大必須品范圍的同時，又提供了日益多樣的奢侈品。人們用這些奢侈品為自己安排了他們的祖先所不知道的各式各樣的舒適享受。“這些舒適的享受一旦成為習慣，便使人幾乎完全感覺不到樂趣，而變成了人的真正的需要。于是，得不到這些享受時的痛苦比得到這些享受時的快樂要大得多，而且有了這些享受不見得幸福，失掉了這些享受卻真正感到苦惱了。”[13]于是，這些奢侈品就變成了必需品，而同時又有新的奢侈品涌現出來。生產勞動越發展，它所提供的產品越是富有誘惑力，人們的需求變得越多樣化、越精致、越奢侈，人們對產品的渴望就越大。因而，產品作為使用價值，人們希望得到它、追逐它、壟斷它；這是作為自覺創造的生產勞動所造成的結果。

　　另一方面，在生產勞動階段，這些日益豐富的產品，已經不是大自然直接提供的，而是只有耗費體力勞動才能得到的。體力耗費成為生產使用價值的必要條件。以前直接拿來生吃的東西，現在需要經過多重加工；代替茅草屋的宮殿需要耗費大量而復雜的勞動。因而隨著產品的精致化和多樣化，人的體力耗費也增加了。人們越想獲得更多、更豐富的產品，就越需要投入更多的勞動；越想享受勞動的產品，就越需要汗流滿面地去勞動，最后甚至連對自己勞動產品的享受時間也沒有。因而，就產品象征著勞動消耗、象征著人的力量支出來說，人們又希望遠離它、放棄它、逃避它；這是作為體力耗費的生產勞動所造成的結果。

　　這樣，生產勞動及其產品的二重性就造成了追逐產品和逃避勞動的矛盾，這個矛盾又進一步造成了一部分人無償支配他人勞動的特殊需要，造成了通過利用別人的無償剩余勞動來積累即無償積累的需要，這種無償積累的特殊需求又改變了人們之間交往的性質，即造成了以無償支配他人勞動為目的的交往，而這種交往關系又進一步轉化為階級關系[14]。正如交換過程使作為使用價值和價值統一體的商品分裂為單純的使用價值即普通商品和單純的交換價值即貨幣一樣，一定性質的交往過程使主體與客體相統一的勞動者轉化為作為主體的剝削者和作為客體的被剝削者，由此就造成了權力與義務的分化，造成了財富享用者與財富生產者的分化[15]。至于一定的交往過程是如何使生產勞動的內在二重性轉化為外在的階級矛盾的，這里不做具體分析。我們在這里只需要把握住一點，即階級權力的根源在于生產勞動的內在二重性。

　　生產勞動經過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的發展過程，已經越來越使一般社會知識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變成社會實踐的直接器官，從而使社會生活過程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這種趨勢集中表現在由許多機械的和智能化的器官組成的自動生產體系上。在自動生產體系中，不是工人把改變了形態的自然物作為中間環節放在自己和對象之間，而“是工人把由他改變為工業過程的自然過程作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無機自然界之間。”[16]自動生產體系把大量的自然力合并到生產中；它是由自動運行的動力推動的，它通過科學驅使自然力為人類的需要服務；為了自身的不斷運轉，它消費煤炭、石油等等，就象工人消費食物一樣。自動生產體系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過機器的構造驅使那些沒有生命的機器肢體有目的地作為自動機來運轉，它把大自然中不同的自然運動形式組織到生產中，把科學中得出的力學規律和化學規律應用于生產，使機器能夠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樣的勞動。自動機器體系“是人類勞動的產物，是變成了人類意志駕馭自然器官或人類在自然界活動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類的手創造出來的人類頭腦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識力量。”[17]人作為自然規律的掌握者，把生產變成科學的應用過程，變成對大自然進行調度、調控和組織的藝術。這種勞動過程是理性的充分發揮，“理性何等強大，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總是在于它的間接活動，這種間接活動讓對象按照它們本身的性質互相影響，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參與這個過程，而只是實現自己的目的。”[18]在自動生產體系中，直接勞動不再被包括于生產過程中，而是主要變成對機器的運轉、對機器作用于原材料起中介作用，例如看管機器，防止它發生故障等等。直接勞動作為生產財富的動因，和生產過程所合并的自然力相比，在量上顯著地縮減了。財富的增長主要取決于被合并到生產中的自然力，取決于一般科學勞動，取決于自然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而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以及人從事勞動的時間不再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基石。因而直接勞動及其數量作為生產即創造使用價值的決定原則正逐步失去作用[19]；體力耗費不再是生產的基礎和決定性因素，勞動時間不再是財富的尺度。

　　這種通過自動生產體系把各種自然運動形式組織起來并把各種自然力調動起來，而人的直接的體力耗費不再成為財富尺度的勞動形態，我們稱之為自由勞動。

　　在自由勞動階段，直接勞動以及直接勞動時間不再成為財富的尺度。財富的增加不僅不取決于自由時間向直接勞動時間的轉化，而且直接取決于自由時間的增加。因為自由時間的增加，也即增加個人自由發展的時間，而個人的發展，即一方面作為社會性的個人，另一方面作為掌握科學知識的個人的發展，是自由勞動階段最大的生產力[20]。財富的尺度、社會生產力取決于個人全面發展的程度，因而個人用于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時間，就同時是生產的時間。在采集活動階段，自由時間毫無價值的；在生產勞動階段，自由時間和直接勞動時間處于對立之中；而在自由勞動階段，自由時間本身就是生產時間。既然財富取決于社會個人的自由發展，取決于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通過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因而所有人的直接勞動時間都將縮短，但財富仍然會增加。

　　但是，如果說在自由勞動中，直接的體力支出在財富生產上的地位下降了，而它對人的自由發展的意義卻真正發揮出來了。體力支出變成了人的體力的自由發揮，而非強制使用；是人主動的體力參與，而不是被動的體力消耗；這種體力發揮是與創造性實踐密切相連的，體力勞動是與腦力勞動同步而協調地發揮作用的[21]；人不是把自然肢體的某一個方面耗盡，而讓其他方面變得萎縮或遲鈍，而是讓各個方面協調發展[22]。因而，直接的體力勞動不再是人禁錮于自然必然性的表現，而變成了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之一。

　　這樣，因為直接勞動時間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為尚存的為數不多的直接勞動成了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成了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因而轉嫁勞動和盜竊他人勞動時間的必要性消失了。另一方面，勞動者的社會發展以及自由時間的增多都能使勞動者充分參與社會交往和公共事業的管理，支配勞動者的可能性也消失了。這樣，階級權力也自然跟著消亡了。那時，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將成為全社會的目標，而取代先前階級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3]

　　綜上所述，人類歷史就是人從自然界中通過勞動而實現的自我生成史。在采集活動中，大自然是生產的主體，人只是適應大自然。在生產勞動階段，人主導生產過程；人一方面作為自覺創造者把不同的物質運動形式分解開來并重新組織起來，另一方面人仍然需要作為體力耗費者來參與產品的創造；生產勞動的這種內在二重性又造成了外在的階級對立。在自由勞動階段，人把生產變成調動并組織自然的藝術，人從體力勞動中擺脫出來，直接勞動不再是人必須服從的自然必然性，而變成了人類自由發展的條件之一；因而以無償支配他人勞動時間為內容的階級權力消亡了。這樣，人類就告別了自己的史前史。

　　現在，我們可以又回到資產階級權利的問題上來了。馬克思在談到資產階級權力時，所指的是一個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社會，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這個社會雖然完成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變革，但是卻不能立即完成勞動形態的變革，也即不能立即完成勞動形態從生產勞動向自由勞動的轉變，因而也就不能立即完成揚棄生產勞動二重性，不能立即消除勞動之生理耗費的性質，不能使勞動立即變成人的自由活動。既然在生產勞動階段，勞動耗費還是生產財富的必要條件，那么在分配時就應該根據勞動貢獻的尺度來進行生活資料的分配，只有這樣才是勞動者能夠普遍接受的。如果不是根據這個尺度來分配，而是根據“按需分配”的原則來分配，那實際上就會出現靠無償占有他人的勞動來滿足另一部分人的需求的情況，這種關系在內容上跟階級關系就有了某種共同性。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就應該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應該保護按勞分配的原則，就應該以勞動貢獻量為尺度來分配消費資料。另一方面，只要還存在生產勞動的二重性，只要勞動之純體力耗費的性質還沒有消除，只要勞動還不是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只要勞動的形態還沒有從生產勞動過渡到自由勞動，那么一部分人要逃避勞動或轉嫁勞動的傾向就還是存在的，無償占有他人勞動的可能性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就可以說按勞分配還是一種資產階級權利。因而，馬克思所謂還存在資產階級權利，實際上是指產生階級權利的可能性即生產勞動的二重性還沒有被自由勞動的發展所揚棄。

　　由此可見，馬克思在把按勞分配和資產階級權利聯系起來時，所使用的衡量尺度，既不是小商品生產的尺度，也不是發達的商品生產的尺度，而是自由勞動的尺度。馬克思的這個衡量尺度，從他對資產階級權利的消亡條件的論述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在馬克思看來，消除資產階級權利的條件是：人們從分工的禁錮中擺脫出來[24]；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已消失；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時候；個人的全面發展以及生產力的極大提高。只有在這些條件下，才能“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25]在列寧看來，所謂超出資產階級權利，就是“超出這種使人象夏洛克那樣冷酷地斤斤計較，不愿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不愿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的狹隘眼界。”[26]所謂斤斤計較，所謂不愿多做，其基礎就在于生產勞動的二重性，就在于生產勞動還具有純生理耗費的性質。當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這種耗費性質已經大大降低了，而人們的價值觀也發生了改變了，覺悟高的勞動者會以勞動奉獻為美德。但是，社會的這種主流并不能完全克服另一種傾向，即逃避或轉嫁勞動的傾向；只有勞動形態完成向自由勞動的過渡，才能使這種傾向徹底消亡。因而，所謂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的過程，也就是生產勞動二重性的揚棄和自由勞動的實現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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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卷，第304頁。

[2] 《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卷，第196頁。

[3] “各種禽獸只有它自己所固有的本能，人本身也許沒有任何一種固有的本能，但卻能逐漸取得各種禽獸的本能”（《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75頁）。

[4] “過于富饒的自然‘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離不開引帶一樣’。它不能使人自身的發展成為一種自然必然性”（《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第1卷第561頁）。

[5]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12—113頁。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381頁。

[7] 哈貝馬斯認為應當把狩獵和采集階段同耕種和畜牧階段區分開來，即把“占有物品的經濟階段同創造物品的經濟階段加以區別” （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62—163頁。）

[8] “人類社會和動物社會的本質區別在于，動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則能從事生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卷，第623頁）

[9] “一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時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第67頁）

[10] “不管有用勞動或生產活動怎樣不同，它們都是人體的機能，而每一種這樣的機能不管內容和形式如何，實質上都是人的腦、神經、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費。這是一個生理學上的真理。”（《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卷第88頁）

[11] 這種體力耗費“使精神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受到人造物的奴役，勞動對象化同時也是一種觀念在人類主體活動（社會歷史過程）中發生的新的更深刻的異化：主體在物化中的再次沉淪。”（《回到馬克思——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張一兵，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卷第10頁。

[13] 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商務印書館，第116—117頁。

[14]“財富的基礎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卷（下）第218頁）

[15] “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對一些人是好事的，對另一些人必然是壞事，一個階級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對另一個階級的新的壓迫。······如果說在野蠻人中間，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不大能夠區別權利和義務，那么文明時代卻使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和對立連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來，因為它幾乎把一切權利賦予一個階級，另方面卻幾乎把一切義務推給另一個階級”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卷第178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卷，第218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卷，219-220

[18] 轉引自《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第1卷第203頁。

[19] “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于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動因的力量，而這種動因自身······取決于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于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卷（下）第217頁）

[20] “節約勞動時間等于增加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而個人的充分發展又作為最大的生產力反作用于勞動生產力。從直接生產過程的角度來看，節約勞動時間可以看作生產固定資本，這種固定資本就是人本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卷（下）第225頁）

[21]“對于正在成長的人來說，這個直接生產過程就是訓練，而對于頭腦里具有積累來的社會知識的成年人來說，這個過程就是[知識的]運用，實驗科學，有物質創造力的和物化中的科學。對于這兩種人類說，由于勞動要求實際動手和自由活動，就象在農業中那樣，這個過程同時就是身體的鍛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第46卷（下），第225-226頁）。

[22] 自由的體力支出是這樣的：“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卷第85頁）

[2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第1卷，第294頁。

[24]“當分工一出現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范圍，這個范圍是強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范圍：他是一個獵人、漁夫或牧人，或者是一個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應該是這樣的人。而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卷，第85頁。）

[2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卷，第306頁。

[26] 《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卷，第1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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