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與立新——談王力雄先生的兩篇文章

作者：老農

最近看到了王力雄先生的兩篇文章，《以超越者聯盟突破精英聯盟》，《中國從文革得到什么？》，十分佩服王先生對當今中國政治體制的深刻而獨到的分析。特別是對王先生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超越”的重要性，在第二篇文章中強調了“立新”的重要性，這的確是抓住了當前時代的重大問題，很有啟發性，于是我也談點看法。

（一）關于政治體制的兩種評價標準

關于政治體制的評論標準，通常人們遵循著“專制——民主”這樣一個兩極對立的模式，民主就是絕對的好，專制就是絕對的壞。按照這樣的思維模式，自然就會把理想的政治體制設定為西方式民主制度。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改變專制制度。但由于這個標準的片面狹隘，用這個標準來指導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會把中國政治體制引入歧途。

這種模式忽略了一個重要標準，那就是價值體系標準。其實人們所推崇的美國政治模式也是很堅持價值體系標準的。美國人就堅持著他們那一套價值體系，自稱為民主價值觀，而在我們看來，他們所堅持的無非是叢林法則。但他們覺得這個標準很好，經常用這個標準來評價其他國家，只要符合這個標準，即使是實行著專制制度，也沒事，而只要不符合這個標準，便要被列為邪惡或者是無賴國家。
而在我們看來，一個堅持著叢林法則的政治體制，不管它是專制的還是民主的，老百姓都還是一樣要倒霉。要想使社會政治體制上一個檔次，那就必須在價值體系上來一個革新，超越，比如說我們現在主張著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主張著“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這就是西方人所忽略的，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色。因此這個價值體系標準是第一位的，“民主——專制”的標準只能具有工具性的第二層次的價值。

因而，要評價政治體制就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民主——專制”標準，一個是價值體系標準，即“和諧法則——叢林法則”標準。如果我們將這兩種標準的兩種狀態進行組合，便可以將政治文明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和諧法則，民主）

第二類：（和諧法則，專制）

第三類：（叢林法則，民主）

第四類：（叢林法則，專制）

在這四種類型中，第一類是理想的模式，在這個叢林法則正在全球化的世界上，目前還不存在，我們也還只能說是往這個方向努力，能不能建設起來，還不好說。

第二類是差一些，但也還可以滿意，讓那種堅持著和諧法則的人掌著權，對叢林法則進行著專政，壓制，待到大家都愿意按和諧法則來生活的時候，再實行民主。我們中國現在就是這樣的政治體系。共產黨倡導著構建和諧社會，有很多人不太關心，只想自己發財，所以社會便不和諧了。

第三類就以美國和中國臺灣作為典型吧，叢林法則占支配地位，但有一套民主制度，實際上還是資產階級掌權說了算，美國在國際上橫行霸道，發動戰爭，軍工企業賺錢，士兵在前線賣命，國家財政買單。在臺灣的政壇上，則是自己攪得一團糟，人民群眾經常地到街上去“嗆聲”。

第四類是最差的，堅持著叢林法則，同時又不民主，就拿希特勒時的德國作為典型吧。

按照這個雙標準四類型的分析模式，目前我們中國處在第二種類型，還沒有穩定下來，可以往上走，進入那種堅持著和諧法則與民主的第一種類型，也有可能往下滑，退到第三種類型即美國式的政治體制，但也很可能會退到第四種類型。有些人是把美國政治體制作為目標模式不定期推薦的，取法于中，故為其下，所以滑到第四種類型的可能性極大。這很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千方百計地對中國搞和平演變，其目標就是把中國的政治體制拉到第四種類型上。要不然人家為什么要費很大的勁操中國的心，搞中國的和平演變，難道希望中國人民從此過上和他們一樣的幸福生活，這不符合資產階級自私自利的本性。

（二）王先生是現實主義政論家
關于政治體制的標準，對于談論政治體制的人們來說至關重要。實際上，選擇某一種標準，就已經預先地決定了其研究的結論。如果人們選擇單標準兩類型的分析模式，他就不能客觀準確地概括現實中各種政治現象，也無法找到正確的結論；而只有按照雙標準四類型的分析模式，相比而言，可以客觀地認識現實，使自己的認識實事求是的要求，并相應地得出正確的結論。所謂現實主義，并不是如人們所簡單地設想的那樣只須睜大眼睛就可以了，而是要有一種正確的評價標準。

但王力雄先生卻是一個例外，堅持著狹隘的標準卻依然能得出客觀的認識。王先生堅持著第一種標準，以王先生自己的說法為證：“專制政權在當今世界屈指可數，中國作為主要代表，常常成為國際社會的眾矢之的。這種與文明的背離每每令中國領袖顏面無光，有理也虧三分。而中國的很多問題，臺灣、香港、西藏等都卡殼在這里。”與之同時我們又發現，王先生雖然是在用單標準兩類型的分析模式來思考問題，但卻能讓現實政治過程按自身的邏輯展開，他所談到的“立新”、“超越”等問題卻是從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來考慮的，是有利于中國政治體制進入第一種類型的。

我們知道，在文學家中，有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區別，其中現實主義作家主張客觀地觀察現實生活，按照生活的本來樣式精確地描寫現實，與浪漫主義熱情夸張地抒發對理想世界的追求很不一樣。在寫理論文章的人們中間，是否也有這種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區別呢？我認為也有，比如那些主張民主的小右派就屬于浪漫主義，狂熱地追求著民主，他們認為，只要搞一下民主便萬事大吉，腐敗沒有了，各種社會問題從此銷聲匿跡，于是大家就從此高高興興地過著幸福的日子。同是主張民主，王力雄先生顯然不是這樣的浪漫主義民主派，而是現實主義民主派，他能超越主張民主的那些人通常所具有的限制，在自己的文章中讓現實按自身的邏輯發展。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所以我們認為王先生是現實主義理論家。中國人的奮斗是悲壯的，于是他的理論也有一種悲壯的色調。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王先生文章中，在那種事實的邏輯之上，仍然還有那種狹隘標準所帶來的東西，必須仔細辯別。

（三）破舊立新首先就在于價值體系的破舊立新

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如果是按單標準兩類型的評價模式，就是改革專制體制，建設民主政體。但如果按雙標準四類型的評價模式，民主只是其中的一個形式上的目標，更深層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維護著和諧法則的政治體制。這個目標更為根本。如果不能改變政治體制上附著的那個叢林法則，無論這個政治體制是民主的還是專制的，情況都不會有太大的區別。叢林法則鎖定了社會政治過程的發展軌跡，形成一個固定的“路徑依賴”。

正如王先生所說的那樣：[官僚集團由成千上萬有自我意識的活人組成，每人都在追求個人利益。當他們發現頭腦的意志和自身利益沖突時，會不約而同或共謀地采取陽奉陰違的手法，利用貫徹執行的權力將頭腦意志扭曲變形，使其議而不決、無法落實、不了了之。]

用現代科學的術語來說，這是一個“超循環”，社會價值體系產生于人的社會生活過程，卻又在每個人的生活過程之上獲得了獨立的生命，它是每一個人一生下來就要面對的現實，它模塑著每一個人的價值體系，反過來，人們對這種價值體系的接受與實踐又進一步地鞏固強化這種價值體系的統治地位。于是在個人與社會之間便存在著一個互相決定的“超循環”，維護著這種價值體系的統治地位，從而把這種社會制度維持下去。不改變這個“超循環”，僅僅對所謂的專制制度下手，那就像神話中的九頭怪一樣，砍掉了一個頭，它還會再冒出來一個。

毛主席發現了這個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毛主席搞了一系列運動，最終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雖然這場革命失敗了，但是，這是共產黨人想要徹底消滅私有制政治體制的一次艱苦努力，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們必須認真總結其經驗教訓，才能開創出一條政治體制改革的新路來。這是一份珍貴的遺產，有人知道它的寶貴，有的人則棄如弊屣。王先生的長處就在于認真總結了毛主席的教訓，而不是簡單地把文革視為一場浩劫而把它置之不理。[毛澤東多年沒有找到解決官僚集團的方法，因為那些方法都得通過官僚集團實行。即使是被稱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還是想通過政權體系自身來解決官僚集團的問題。最終他發現，那根本就像是要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那樣不可能，官僚集團不可能真對自身動刀。他只有尋找另外的力量對付官僚集團。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毛最終找到的辦法是甩開官僚集團，直接向民眾發布號召，指揮民眾行動。他不再通過組織系統傳達和貫徹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門城樓，面對民眾直接表達，授權民眾不服從官僚集團。這不是政治強人做到了迫使官僚集團服從，反而是即使以毛的權威也無法指望官僚集團服從，他只能跨過官僚集團，和民眾聯手，利用民眾力量打倒官僚集團。

毛的悲劇在于他雖然成功地實現了“破舊”，卻沒有成功地做到“立新”。他所表達的讓民眾直接掌權的愿望，始終沒有在實踐中找到可行方法。繞過官僚集團直接指揮民眾的結果是“天下大亂”，不能長久。而只要專制體制不變，領袖最終仍然得通過官僚集團的手腳才能掌握政權。文革結果只是讓原來的官僚結構“吐故納新”，換了新人。然而新人也會變，進入政權的“工農兵”在掌權中迅速淪為新的特權者。] [于是被打倒的官僚集團又會應運而生，頂多是換上新人。在建造新房的過程中，掌握具體“施工”權的官僚集團一定會按照自己意志，將新房建成他們的樂園。社會無論換了多新穎的名號，也是新瓶舊酒。文革對此已充分證明。] 由于沒有新的價值體系，或者說，雖有新的價值體系，卻沒能讓它形成“超循環”，在社會生活過程中自我發展起來，結果就只能是讓舊的價值體系繼續鎖定社會生活，在舊的輪回中掙扎。

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在《以超越者聯盟突破精英聯盟》中，王先生把希望寄托于“出現超越者”。什么是超越者呢？[超越者的第一層含義是擺脫階級或集團的利益，不是為部分人解決局部問題，而是為整個社會解決總體問題；第二層含義是進行新思維，開辟新路徑，用變革而非固守應對形勢挑戰。前者是立場，后者是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變革一個國家的政治體系，不是民眾的責任，也不是國際的義務，因此只應該由政權、資本和思想三要素中的超越者承擔。愿意把權力用于結束專制統治的當政者是政權超越者；愿意把財富用于改造社會的企業家是資本超越者；而思想超越者一是要超越自己的謀生，二是要超越前人的教條。三種超越者都是對精英聯盟的反叛。如同歷史上針對特權階級的革命多由出自特權階級的反叛者領導一樣，中國社會的超越也將由出自精英聯盟的超越者推動。]
王先生實際上已經說得很明確了，所謂超越者，也就是超越了叢林法則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給社會政治過程帶來希望。但在下一段話里，王先生采用的“單標準兩類型”的分析模式的弊端又表現出來了：
[歷史已經展示，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天翻地覆”，改變的如果不是專制體制本身，而僅僅是更換官僚集團，政治本質也不會發生變化，甚至還會后退。毛斗爭了一輩子，死前發現他一生致力消滅的“資產階級”原來就在他領導的共產黨內。這種荒誕劇式的結局足以告誡后人，不終結專制體制，政治改革就不會有真正的“立新”。專制體制的根本是權力源頭在上，從屬關系自上而下。改變專制體制的關鍵在于調轉權力源頭，把從屬關系變成自下而上。因此進行政治變革的領袖必須是舊體制的埋葬者，而非舊體制的挽救者，其采用跨過官僚集團聯手民眾的方式，目的不是毛對民眾的一時利用，而是要對民眾進行權力交接，一勞永逸地把權力源頭轉到民眾那里，讓民眾變成社會主人。] 在這一段話里，王先生把問題的根源又歸結到專制體制而不是價值體系的缺陷上了，但如果在價值體系上沒有超越，民眾就算是變成了主人，正如王先生在前面所說的那樣，政治體制不也還依然要陷在原來的輪回里么？

（四）以和諧法則為核心來重組社會生活

從古到今，人類始終在夢想一個理想社會，它曾被稱為烏托邦、理想國、大同社會、極樂世界、天堂或者共產主義。中國古人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精彩論述，現在黨中央也對構建和諧社會進行了精辟概括。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實現這個目標？
這就需要在社會價值體系上來一個超越。王先生說得好：[更換系統是一個“自由”行為，是選擇的結果。新系統不能在發展中自然出現，也不是“摸石頭過河”可以摸到，因為那都是演變。新系統只能出于思想的自覺創建，以及社會的自覺選擇和接受。]

[美國從殖民地轉型為現代美國，源自美國“國父”們制定的美國憲法。那單薄的幾頁文字，卻是美國今日能獨霸世界的起點。創建系統時的毫厘之差，會在其后的現實進程中變成相距千里。思想作用之大由此可見。]
思想的超越，也即是價值體系的超越，這個答案并不難于找到。困難在于把它滲透到社會生活過程之中。所謂立新，即是建立新的價值體系，培育和諧法則，使之把根深入到社會生活中去，成長為參天大樹。所謂超越，也就是超越私有制的那一套價值體系，超越叢林法則。王先生也深入到了這個問題，十分難能可貴：
[思想超越除了創建系統，還包括跨越理想與現實的鴻溝，找到從舊系統進入新系統的途徑。理想的“應該”與現實的“可能”具有互相決定的關系，“應該”需要是可能的，“可能”必須是應該的。二者沒有誰輕誰重的分別。把“可能”和“應該”融合為一體的是方法。如果不能在方法中融合，“應該”不過是空中樓閣，“可能”也會落入犬儒和投機。中國的超越需要找到前所未有新方法，這是思想超越者的任務。]

[思想超越的標志不是激進，相反是盡可能溫和地完成轉型。既然中國沒有革命的條件和承受動亂的能力，打倒的斗爭會使社會陷入動蕩和災難，思想該做的就是避免那種前景，另尋它途。]

這個思路很對，但這個應當另尋的它途是什么呢？王先生語焉未詳，而在我看來，就是讓那些意識到新的法則的人自己組織起來，建立新的經濟制度與生活方式。如果用一個比喻來說，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系就像是母親和兒子的關系；共產主義制度取代社會主義而最終確立起來的過程，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兒子在母親體內孕育成長，脫胎而出，在母親的照料下成長起來，自立并強壯起來，而他的母親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衰老下去。

共產黨之所以要奪取政權，就是為了奪取這個孕育共產主義的生育權。資本主義是不想孕育共產主義這個孩子的，所以共產黨就要把執政權力奪過來。然而新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并不就是共產主義，列寧和毛主席都發現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價值體系仍然“在我們的周圍散發著臭氣”，但由于它滲透在經濟過程之中，人們的生產生活過程是一天也不能中斷的，于是就沒有一個好辦法能改變這個狀態。但如果聽任這一套價值體系自我強化下去，又必然地出現資本主義的復辟。怎樣解決這個矛盾、在不中斷社會經濟過程的同時培育新的價值體系呢？所以我們就培育與共產主義價值體系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生活方式，就要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建立起一些小型的共產主義經濟體，讓它成長起來，逐步取代舊的生產關系和生活方式。歐文很早就搞了共產主義試驗，但由于他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進行的這些試驗，所以都被扼殺了；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共產黨執政的情況下，我們就有條件搞這種試驗了，社會主義制度應當是主動地進行這種試驗，而且要運用國家權力來扶持這種試驗，通過母體與胎兒的聯系渠道——臍帶——給新的經濟體輸送營養，使其盡快成長起來，自立自強，長成大人。

在這個新型的經濟體中，必須按照共產主義價值體系來組織生產和生活過程，實行外圓內方的原則，也就是在與外部交往中，依據商品經濟的原則，實行等價交換；在內部管理中則實行共產主義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與這種經濟制度相適應，人們的人格發展水平也需要有一個升華，不再是商品經濟條件下的那種人格，不再是以占有物質財富為人生最終目標的貪婪的私有者，而是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目標的自覺的勞動者。在這個經濟體中，倡導“八榮八恥”的榮辱觀就是適時的，而且也是必須的。建立和堅持新的經濟體的過程同時也是用新的價值體系來塑造人性的過程。隨著這種新的經濟體的成長、擴張，與之相應的新的價值體系在社會生活中普及開來，收編整合舊的經濟體，共產主義的一整套制度也就逐漸地形成了。這個擴張的過程，就如同解放軍收編國民黨軍隊一樣，并不是簡單地讓國民黨的官兵換上解放軍的衣服就行了，而是要接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一整套目標制度和原則。一旦搞明白了“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的道理，那些原本要靠獎勵大煙土和大洋才打仗的人，就變成了為人民利益而戰斗的勇士。
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就要保護和照顧這個新型的經濟體，就像母親照顧兒子一樣。其原因有二，首先是戰勝資本主義的需要。在與資本主義的較量中，社會主義最終要靠新生的共產主義經濟來戰勝資本主義，如果僅僅靠搞商品經濟的競爭，社會主義永遠只是跟在資本主義之后，永遠也取代不了資本主義，消滅不了資本主義。其次是出于糾正現實的社會弊端的需要。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與之相應的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蔓延，帶來了諸多社會弊端。我們也想了很多辦法，但效果都不如意。為什么會這樣呢？這是因為我們現在生出來的是一堆實踐著資本主義原則的企業，很不成器，坑蒙拐騙，欺壓工人，掠奪資源，讓社會主義老娘操透了心，仍然管不住，因為他們本性就是這樣，改不了。弄不好，還會要了老娘的命。一個家庭里，要是生了幾個不成器的兒子，那是和諧不起來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只有通過建立新的經濟體的途徑，才能走上和諧之路，才能糾正兩極分化等諸多社會弊端。社會主義需要引入新的共產主義因素來治療自身的疾病，這就像母親在孕育和哺育嬰兒的過程中也可以治療自身的疾病一樣。社會主義要想構建和諧社會，要想倡導社會主義榮辱觀，要堅持科學發展觀，就必須要建立與之相應的經濟體制，但如果是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高尚的精神就樹立不起來，永遠只能是空話。所以盡快地生出一群共產主義兒子，這就是社會主義的使命，也是社會主義興旺發達的希望。

這就是王先生所說的：[這要求“磚瓦”的“立新”中包含自我生長的機制，除了啟動環節要由領袖推動，一旦起步就能自行驅動和自我復制，并有自動調節功能，使“磚瓦”之間能實現自組織整合，不斷擴展并完善。那時即使不再有外力推動（如啟動改革的領袖被官僚集團罷免），“立新”也將不會停頓，不可阻擋，直到完成整個社會轉型。]
原來的公有制紛紛凋零，其根本原因在于，公有制是和諧法則的外殼，正像毛主席所說的那樣：“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線”，當著市場法則侵入到公有制企業內部的時候，或者更準確地說，這些公有制本來就是在市場法則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本來就缺少內在的靈魂，實行了承包租賃等改革政策以后，淡化削弱了政治工作，沒有了靈魂，也就沒有了生命線，這樣的公有制的不能自我維持的命運就是必然的。現在，由于叢林法則在社會生活中的泛濫而造成的災難，不光是窮人不堪其重負與痛苦，包括富人和其他各個階層人們也無法忍受，這就為人們的普遍覺悟創造了條件，黨中央在倡導著“八榮八恥”的榮辱觀，公有制的靈魂又在重新凝聚著形成著，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便可以自覺地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體制，這樣建立起來的公有制應當是有生命力的。既然條件已經具備，我們就可以大膽地闖，大膽地試，無須等待，不必彷徨，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應當自己組織起來，在追求個性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應當像小平同志所說的那樣，膽子要更大一些。

政治體制改革的切入點在經濟過程，在于培育新的經濟關系。如果直接對著政治體制進行改革的話，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只能造成混亂。國外敵對勢力和平演變中國，就是從經濟體制入手，我們要想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也同樣要從經濟體制入手。目標盡管不同，方法卻是一樣的。

最后還要強調一點，社會主義制度相比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并不在于它能創造更高的生產力，而在于它有孕育共產主義的能力，所以它才能代表著人類的未來。堅持著叢林法則的人們竭力地改造這個新體制，把它竊取為己有以謀取狹隘個人利益；堅持著和諧法則的人們則要運用好這個新體制，用它來建設新社會，把社會政治體制從第三和第四種類型提升到第一種類型。所以當人們把目標集中在“專制”上的時候，必須要注意，不要攻擊了新制度的生長點，投鼠應當忌器，還是小心一些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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