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品越先生在上海財經大學現代經濟哲學研究基地，搞現代經濟哲學研究。只是從《改革開放成就不容否定》這篇文章看，好象哲學觀點不大對頭，少有實事求是和辨證分析。
魯先生講改革前的中國和中國人民貧困，說“只有占全國人口極少量的國家干部與企業工人才享受極低水平的免費醫療、福利住房和養老保障。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與城市非就業人口根本無權享受。”他否認為了改革“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喪失了公有制以及與公有制相聯系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福利住房和養老保障等社會主義優越性和現代社會的基本保障”，認為“正是改革開放之后才逐漸出現了城市的全民性醫療保險（有些城市的外來務工者也在此范圍），并且努力建立鄉村醫保制度。”“2001年底，全國義務教育入學率為99．1%。”，“普通農戶家庭都有電話、手機、電視”……
現在生活比過去生活提高了不少，經過了近30年的和平發展嘛；我看沒有人會如此閉著眼睛不看這個事實。魯先生說“今天此君每天都在享受如此之多由改革開放所帶來成果，不可能不知道此等事實，卻蓄意加以掩蓋，不知何故？”我說魯先生說話有偏見，盡量貶低過去，抬高現在，沒有實事求是。我看不一定是張宏良看不到事實，倒是魯先生的認識有主觀性、片面性，他是搞經濟哲學研究的，應當從民謠“端著碗
吃肉，放下碗罵娘”所表現的這種普遍發生的怪現象中，想一想這是“何故”。
改革這28年的發展是比較快，生活比改革前更好，不承認這點是不對的。但是，魯先生把事情說過了，成語說“過尤不及”，辯證法講真理過了就轉變成謬誤。“全民性醫療保險”、“全國義務教育”，講是講了很多年，真正行動，還是在反思改革之后，去年出開始強調的事；相對而言，還是改革前實在、普及，雖然條件比現在差，但是政府盡心盡力了。改革前，人民政府為人民，是盡心盡力了的；這點正是問題的根本。相比之下，今天不少政府官員打著“改革”旗號，挖空心思為自己謀權謀利，甚至盜竊公共財產，剝奪壓榨人民，使“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喪失了公有制以及與公有制相聯系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福利住房和養老保障等社會主義優越性和現代社會的基本保障。”魯先生不能否認這個事實。
公有制經濟從占全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幾大降到三十上下，這不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喪失了公有制嗎？
魯先生說“只有占全國人口極少量的國家干部與企業工人才享受極低水平的免費醫療、福利住房和養老保障。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與城市非就業人口根本無權享受。”魯先生在那個時代生活過，不可能不知道改革前農村普遍的合作醫療、“赤腳醫生”和“五保戶”等事實。這些保障不是隨著改革，和“大鍋飯”、“鐵飯碗”一同砸爛了嗎？在農村不需要搞福利住房，因為每家農戶都有自己的住房。我可以告訴魯先生：1957年我自愿到農村當農民，是生產隊古隊長把他家的一間20多平米的房子無償給我住。
改革前雖然不能說是完全免費教育，但也基本上是免費教育，中小學就是交書本費和象征性的幾角到幾元的學雜費；大中專則是普遍的助學金。這點我也可以告訴魯先生：1952年我讀成都工業學校，國家除了完全供給每人7.50元的伙食費外，還按各個學生的家庭經濟情況分別補助另花錢，我評為每月補助3元。現在教育“產業化”，義務教育的去年的只是寫在紙上，實際上喪失了。
所以，魯先生的這句話——“不可能不知道此等事實，卻蓄意加以掩蓋，不知何故？”不應該問張宏良，而應當問搞經濟哲學研究的魯先生自己。
是的，改革前，免費醫療、福利住房、養老保障以及義務教育，都是“極低水平的”，但是，第一，都是十分普及，實在，絕不是只限于“占全國人口極少量的國家干部與企業工人”，而是凡勞動者都可享受，義務教育更是普及到全民；而現在倒真正只是少數人的享受。第二，魯先生應當懂得要享受還需要有可享受的東西這個道理；也應該知道，改革前經濟基礎低，人平產值從1952年的200元上升1976年的700元，今天卻是人平15000元。魯先生如果有點經濟哲學知識，就不會說改革前的社會保障水平極低，而應當認識到，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在這樣低的生產水平上，有這樣高水平的社會保障；相對地應該說，這是世界似的最高的社會保障。
有句話說是“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魯先生生活在象牙塔里，有錢買保險，也不上學，那哪能有普通百姓的感受，所以好多問題認識不到。我可以告訴魯先生：1958年大戰鋼鐵我當了工人，1960年月工資24元，到文化大革命時升到32.45元，有3個孩子，生活窮，但過得去，文化大革命后期，生活就大改善了。主要是有兩個孩子上山下鄉，不用我供養。我家屬于最窮家庭。但是根據我自己和周圍的人的生活狀況，可以肯定地講，那時候勞動人民的生活貧、但不困，安定，向上，和諧，充實，覺得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有希望而無后顧之憂。所以，不管魯先生相信不相信，我全家和許多在那個時代生活過了的人，真正留戀那時雖然貧窮但是愉快的火熱的生活。我相信，如果現在的官員有也象那時的干部那樣為人民盡心盡力，勞動者和廣大人民群眾會比今天的生活好。
對改革前后的經濟發展，不少文章從各方面作了介紹分析，有不同說法，從中共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公布的情況看，改革前后的發展速度差不多，準確點說，慢不了多少。資料在哪里，我就不打算再具體談了。魯先生是搞經濟哲學研究的，我想從這方面和魯先生共同做點分析。
魯先生可曾注意“人平產值從1952年的200元上升1976年的700元”這個數據，還有一個數據，這期間人口幾乎增加了一倍；應該是知道這些數據的，可能沒有注意，沒有去分析。現在我們來簡單分析一下。
首先，考慮到解放后新增加的人口到改革前大多數沒有形成勞動力，所以勞動者雖然增加工資，但勞動力價值基本沒變，這樣人平年剩余價值1976年只比1952年大概增加400元，我們便有了可以改變那種為了長遠利益的高積累增長方式為生產生活兩兼顧的雙增長方式的物質條件。即使這400元中只拿出100元來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人民生活水平到現在也會提高若干倍。
還有，改革前新增的大多數沒有形成勞動力的人口，將從被社會供養的消費者轉變為改革后的生產者，這一轉變，必然加快社會生產力發展，又會使人們的生活水平大大的提高。
再一點已經被實事求是的人講到了，這就是我國生產已經從農業國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工農業生產的科技水平都越來越高，這必然要越來越快地加快社會財富的增長，使人民群眾越來越富裕。
以上不是設想，而是有事實作根據。請注意我前面說的：我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生活就大改善了。主要是有兩個孩子上山下鄉，不用我供養。”事情很清楚，我原來是一個人供養五口人（如果是現在，肯定無法生活），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有兩個孩子不要我供養了，我家生活水平幾乎提高了一倍，因為一個人只供養三口人了，而那時的物價幾乎是不變的；如果三個孩子都工作（大孩子在文化大革命時間就到505廠工作）了，我家的生活水平將提高多少倍，這只要有小學生水平就可以算得出來的。就算他們都聚妻生子，不供養他們的父母，我一人也只供養妻子連我共兩人，不考慮升工資的因素，比供養五口人時的生活好一倍多了。
偏見勝于無知。魯先生和許多知識精英由于偏見，甚至連年輕人都認識到的“老一輩是奉獻的一代，年輕一代是享受的一代”的事實，都認識不到；也不知道隨著社會財富的積累，社會發展速度越來越快的常識。因此，不知道我勞神費力地寫了這些能不能幫助他們明白事理，且看他們如何回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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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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