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本來就是殺人如麻的劊子手。他們殘酷地殺害勞動人民和進步人士的事實，真是罄竹難書。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揭露過儒家的仁義道德就是兩個字：吃人。
可是，歷代反動派卻無恥地吹捧儒家“為政以德”，（《論語·為政》）“不嗜殺人”，（《孟子·梁惠王上》）惡毒攻擊法家“殺人盈野”，（《孟子·離婁上》）“樂以刑殺為威”。（《史記·秦始皇本紀》）
這完全是對歷史的肆意歪曲。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還儒家以劊子手的本來面目，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清儒家的反動本質，有助于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這也是研究儒法斗爭和整個階級斗爭的歷史經驗之一。
毛主席指出：“反動勢力對于人民的民主勢力的原則，是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準備將來消滅之。”（《關于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
儒家作為沒落奴隸主階級的代表，對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法家，采取的就是這樣的原則。春秋末期，在以儒法兩家為代表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搏斗中，一開始，就暴露了儒家為了維護反動的奴隸制度而兇殘殺人的猙獰面目。
儒家的祖師爺孔老二，標榜自己愛人而不殺人，恰恰是他代行魯國宰相不到三個月，就殺害了法家的先驅者少正卯，并暴尸三天，用罪惡的屠刀挑開了儒法斗爭的序幕，為其后一系列的殘害法家事件開創了先例。
到了戰國時期，新興地主階級在向奴隸主階級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過程中，復辟與反復辟的斗爭更加激烈；而儒家及其所代表的奴隸主貴族勢力，一旦復辟上臺，他們對人民和法家的屠殺就更加瘋狂，反革命的報復就更加殘暴。
這個時期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大都慘遭儒家的毒手。吳起在楚國，“明法審令”，實行“法治”，就被發動武裝叛亂的奴隸主貴族用亂箭射死。
商鞅在秦國進行變法，那些被攆下臺的儒家之徒，長期“杜門不出”，卻暗中窺測方向，以求一逞，秦孝公剛死，他們就破門而出，發動反革命政變，車裂商鞅，并殺害了商鞅全家。
骨子里崇奉儒家的趙高，在陰謀篡奪了秦王朝的政權后，迅速地改變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線，對革命人民和法家進行血腥的報復，李斯慘遭腰斬，并被“夷三族”，大將蒙恬、蒙毅被殺害，將軍馮劫被逼死，秦始皇時代的法家人物幾乎都死于他的屠刀之下。
以儒家為代表的奴隸主貴族反動勢力，就是妄圖用這樣的一套反革命大屠殺來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
儒家的殺人事業盡管每天都在做，但是，這班屠夫卻滿口仁義道德。他們殺了法家，還制造一些借口，證明他們殺得有“理”。
孔老二強加給少正卯的五條“罪狀”，即所謂“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荀子·宥坐》）就是為殘殺革新派人士而制造的莫須有的罪名。
毛主席說：“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的誕生，總是要伴隨一場大喊大叫的，這就是宣傳新制度的優越性，批判舊制度的落后性。”（《一個整社的好經驗》一文按語）
少正卯被孔老二所加在頭上的幾條“罪狀”，實質上就是這位法家的先驅者面臨著春秋末年的社會大變動，主張變法革新，宣傳封建制度的優越，揭露奴隸制的罪惡，為新的社會制度的誕生大喊大叫。這是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
可是，孔老二把少正卯的革命宣傳和主張，視若洪水猛獸，叫嚷：“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這充分表現了這位儒家“圣人”的惡霸行為和法西斯主義作風。
他殺了自己的政敵少正卯，但又不敢把這宗血案公之于世，還是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子才最早地把它揭露出來。后來儒家誅異己、殺政敵，有的就援引孔老二所謂少正卯的“五大罪狀”作為他們的依據。
北宋時期呂誨之流反對王安石變法，就是這樣干的。后來有人甚至叫嚷如果王安石落在孔老二的手里，“必膺少正卯之誅”。可見，孔老二殺的不只是一個少正卯的問題，而是“自孔氏演此丑劇，于是后世雖無孔氏，而所誅之少正卯遍天下”。（《新青年》第三卷第四號）
封建制度建立后，地主階級逐步地從革命轉化為反動。曾經是反動沒落奴隸主階級代表的儒家，也就變成了封建社會中最黑暗、最反動的政治勢力的代表。
他們為了維護地主階級的反動統治，依據孔老二當年在支持鄭國奴隸主貴族血腥鎮壓奴隸起義時，立下的所謂民“慢則糾之以猛”（《左傳》昭公二十年）的那一套辦法，來屠殺敢于反抗地主階級統治的農民。
毛主席指出：“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在開歷史倒車的儒家看來，農民起來造地主階級的反，叫做“犯上作亂”，叫做“盜賊藏奸”，該列入殺無赦的“九刑”。這樣，儒家又成了殘殺農民和其他革命人民最兇狠的“屠伯”和“蒼鷹”。
東漢末年，被吹捧為“海內大儒”的盧植，就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他和另一個“好詩書”的孔孟之徒皇甫嵩，瘋狂地鎮壓黃巾起義。前后半年，直接死在他們屠刀之下的農民，有明確記載的就達幾十萬。連已經病死的農民起義領袖張角，他們也不放過，實行“剖棺戮尸”。（《后漢書·皇甫嵩傳》）
一次，他們還把被他們屠殺掉的十萬農民的尸體壘成小山，以示威風，真是殘忍到了極點。這充分暴露出象盧植這樣的一貫偽裝成對于“女倡歌舞”，“積年，未嘗轉眄”（《后漢書·盧植傳》）的正人君子，卻是嗜血成性的吃人魔鬼。
隨著封建統治日益走向腐朽沒落，儒家殺人就更加狠毒。這從南宋理學之集大成者朱熹和明朝的王守仁屠殺農民的事實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朱熹這個自稱繼承儒家道統，在孔孟之道的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儒，就竭力鼓吹對人民“當殺則殺之”，揚言“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子語類輯略》）
他在做地方官時，竟搶在新皇帝即位、實行“大赦”之前，拉出“囚徒”十八人，立即殺掉。他還以所謂“諭以某日，不俘以來，將斬汝”，脅逼他的部將田升殘酷地鎮壓潭州瑤民起義。
可見這個言必稱“誠”、“敬”，口不離“中和”的大儒，絕不放過任何一個屠殺人民的機會。
王守仁曾經假惺惺地說過：“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告諭浰頭剿賊》）但當他揮著屠刀殘殺起義農民時，卻毫不心慈手軟。
他鎮壓江西、福建的農民起義，所過之處，“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地方緊急用人疏》）不到兩年，被他屠殺的農民有一萬八千多人，被他縱火燒死的更是不計其數。
同時，他還向最高的封建統治者邀功取寵，自鳴得意地說：“賊無出路，燒死數多，天明看視，止存骸骨，頭面燒毀莫辨，以此難取首級。”（《南贛擒斬功次疏》）
他鎮壓廣西八寨、斷藤峽瑤民起義，一次入山搜殺了男女老幼四千多人，致使“遠近巖洞之中，林木之下，堆迭死者”，“臭惡熏蒸，不可復前”。（《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就是這樣一個極端殘忍的家伙，竟然口中還念念有詞，講什么“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于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告諭浰頭剿賊》）這活靈活現地自我勾畫出儒家一邊吃人、一邊流淚的鱷魚本相。
自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空前尖銳。由于這個時期地主買辦階級的反動統治極端虛弱，僅靠他們本身的力量已經無法對付蓬勃發展的人民革命的力量，這就決定了他們必然要投靠帝國主義。
而反動統治者歷來崇奉的孔孟之道，就是賣國之道。尊孔必然賣國，賣國必然尊孔，二者是相互聯系的。因此，近代中國，地主買辦階級的政治代表曾國藩、袁世凱、蔣介石，大搞尊孔，不僅帶有封建性，而且帶有買辦性。
他們崇洋賣國，勾結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這正是他們作為近代儒家區別于以往儒家殺人的一個特點。“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的曾國藩，從孔老二的“忠信篤敬”中，引出了一套對帝國主義要做到所謂“以德報怨”的賣國主義理論，無恥地把帝國主義的侵略說成是“有德于我”。（《日記·治道》）
按照這條賣國主義路線，曾國藩實行“借洋兵以助剿”（《議復借洋兵剿賊片》）的方針，從他的外國主子那里，請來洋兵，運來洋槍洋炮，血腥地鎮壓太平天國革命。據估計，太平天國革命期間，被反動派屠殺的人民約有二千五百萬。
明令以孔孟之道為“國紀”的袁世凱，不惜向日本帝國主義拍賣整個中國的主權，換取帝國主義支持他大殺革命者和堅持愛國的人民。
當時袁世凱殺人的恐怖情景，正如魯迅所描寫的：“于是殺，殺，殺。北京城里，連飯店客棧中，都滿布了偵探；還有‘軍政執法處’，只見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進去，卻從不見他們活著走出來”。（《〈殺錯了人〉異議》）
繼袁世凱之后，登上中國現代歷史舞臺的獨夫民賊蔣介石，更是一個“滿身鮮血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將革命進行到底》）他叫嚷以“曾文正公”為榜樣，嘴上喊叫著“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手里卻掄著大刀向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頭上砍去。
他的口號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個”。僅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的兩三年間，他就屠殺了一百多萬革命者。在他統治時期，被他屠殺的人民是無法用數字表示的。
這個家伙，還學著孔老二、曾國藩等人的腔調，咒罵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為“匪”，把他的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的血腥行為叫做“行仁”，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家的“仁”是一種什么貨色了。
應當指出，儒家不僅拿著鋼刀子殺人，而且還用軟刀子殺人。儒家的綱常名教，程朱理學，就是一把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這兩把殺人的刀子，相互補充，各有妙用。
按孔老二的說法，“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就是既要發揮劊子手的職能，又要發揮牧師的職能，以維持反動階級的統治。
朱熹則鼓吹“明天理，滅人欲”，要從精神上扼殺被壓迫階級的一切革命思想，使他們變成任壓迫階級驅使的會說話的工具。
王守仁說得更露骨：“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與黃宗賢》）
可見他們的“為學”，無非是研究殺人之道。歷代封建法律明文規定：有乖綱常、干犯名教者，殺！凡所謂不忠、不孝、不仁、不義，都被定為殺無赦的“十惡”。
特別是廣大勞動婦女，受封建綱常名教的迫害最深。按照儒家的“三從”、“四德”，她們要從一而終，如果一旦死了丈夫，就只有一死：再嫁則“失節”，“守節”則餓死。
清代著名的進步思想家戴震揭露說：“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孟子字義疏證》卷上）
儒家以綱常名教之“理”殺人，是血案中不見血跡的殺人手段，其毒辣，其殘酷，有時是難以用語言來形容的。兩千多年來，死于儒家鋼刀下的人民，固然不計其數，而死在儒家軟刀子下的人民，又何止千千萬萬！
在歷史上，法家也殺過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法家殺人要作具體的歷史的分析。在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時期，法家為了奪取和鞏固政權，曾經鎮壓了一批復辟奴隸制的反革命分子，不殺不足以維護新興地主階級的專政，這是進步的革命的措施，應該加以肯定。
但是，他們對反革命的鎮壓是不徹底的，因為他們進行的革命“是以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為其結果的，他們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去作徹底鎮壓反革命的事情”。（《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按語）
老奸巨猾的儒家后來搞復辟時，殺起人來比法家的鎮壓反革命厲害得多。在后來的封建社會里，有的法家鎮壓過農民起義，這是他們的污點，是他們的階級局限性的表現。
在歷史上，為什么儒家殺人總是比法家更厲害，更毒辣呢？這是有其階級根源和歷史根源的。
儒家本來就是沒落奴隸主貴族的代表。在奴隸社會里，“基本的事實是不把奴隸當人看待”。（列寧：《論國家》）
奴隸主可以任意買賣、屠殺奴隸，可以拿奴隸當祭祀和殉葬的犧牲品。在儒家經典里，明文記載的就有墨、劓、剕、宮、大辟等五種酷刑，孔老二之流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說明這些酷刑都是用來對付奴隸的。
奴隸主階級的這種極端殘忍的本性，就集中反映在儒家思想里。反動的剝削階級都是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的。當他們感到末日的來臨，必然失去一切理智。
他們總是按照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反動邏輯辦事，妄圖通過對于革命人民的反攻倒算與血腥屠殺，來阻擋歷史車輪的前進。
儒家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推行的守舊、倒退、復辟、投降的反動路線，正是這種沒落階級本性的表現。因此，儒家無論在哪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反動統治者的幫兇、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儒家在大部分時間居于掌權的地位，而法家則處于被排斥、被壓迫的地位。毛主席說：保護“封建剝削制度的權力機關，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地主階級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起來造反，儒家總是憑借他們手中掌握的國家機器，動用軍隊、法庭、監獄等作為鎮壓和屠殺起義農民的工具。
儒家還利用他們在政治上取得的權勢，“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反對黨八股》）誰敢違反，誰就會被當作“亂臣賊子”而遭到他們的屠殺。正是由于儒家長期居于統治地位，他們就能夠把孔孟的吃人之道同封建的反動政權結合起來，從肉體上、精神上屠殺人民。
對此，毛主席早已作了深刻的批判，明確指出：“我們對于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我們僅僅施仁政于人民內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論人民民主專政》）
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后者學來的。對于階級敵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
無產階級的政策是：“對于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后，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他們如果不愿意勞動，人民的國家就要強迫他們勞動。也對他們做宣傳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象我們對俘虜軍官們已經做過的那樣。”（《論人民民主專政》）
這種無產階級政策，是儒家和一切反動派所決不可能有的。一切反動派從來就沒有對人民施過仁政，相反，他們是靠殺人上臺并維持其反動統治的。反動派殺人愈多，人民的反抗就愈烈，革命力量就愈大。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壓在他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總結自己用鮮血換來的經驗，深深懂得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須臾離開的護身法寶。
“歷史的巨輪是拖不回來的。”（《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我們一定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團結對敵，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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