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人性、是非、善惡諸問題，中國歷史幾千年來一直在爭論。依舊存在一些糊涂觀念，就連劉少奇這樣資深的共產黨人在這個問題上當時依舊存在著歷史唯心主義以及人性二元論的觀點。這主要表現在當年劉少奇起草了一封寫給著名愛國將領續范亭的信，毛主席對這封信進行了非常詳細的批注，對于正確認識唯物史觀和馬克思的人性論做出了具有現實意義的實踐。
很多人說人性亙古未變，人性問題的爭論歷代均有，直到現在仍沒有正確解決的一個問題。這不但是當時劉少奇對于人性問題的認識，也是當前大多數人的普遍觀念。
毛主席批評道：馬克思主義早已解決了這些問題，只是缺乏通俗的宣傳，缺乏拿馬克思觀點分析中國歷史的工作，不能說還沒有解決。
何謂人性？
人性的只能從人的社會關系出發去定義、去探討，而不能從哲學定義出發。人性就是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但根本上還是人的社會屬性。在這一點上，大多數人和劉一樣，都是從哲學定義出發去談人性的，這樣的人性是抽象的，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只能將人性推向厚黑學。
人與其他動物在本質上的區別是什么?
人與其他動物最基本的區別，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
這一關于人性的認識在今天依舊占據著主流。而毛主席早就批判過說：人與動物最基本區別是人的社會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動物，人是從事社會生產的動物，人是階級斗爭的動物（一定歷史時期）。一句話，人是社會的動物，不是有無思想。一切動物都有精神現象，高等動物有感情、記憶，還有推理能力，人不過有高級精神現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
當作人的特點、特性、特征，只是一個人的社會性——人是社會的動物，自然性、動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動物，不是植物礦物，這是無疑義的，無問題的。
人是一種什么動物？這就成為問題，幾十萬年直至資產階級的費爾巴哈還解答得不正確，只待馬克思才正確地答復了這個問題。既說人，它只有一種基本特性——社會性，不應該說它有兩種基本特性：一是動物性，一是社會性，這樣說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論，實際就是唯心論。
當作人，它只是社會的動物，人分成階級后，只是階級的人，再也不能多一點，無所謂人類共同的自然性，更無所謂以社會性去保護自然性，人的生命及種族存續，它就是當作社會的人的存續，再無別的。
這就是毛主席在人性論問題上的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人性論的主要觀點。這也是毛主席和劉少奇等人在人性論問題上的根本對立，天壤之別，就是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的對立，是人性二元論和人性一元論的根本對立！
對于人性的這種截然不同的歷史觀和方法論，自然就會影響對無產階級事業的世界觀和道路選擇。
人性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
人性有封建地主階級的人性，也有資產階級的人性。但是他們的人性都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的人性。只有剝削階級當著還能代表群眾的時候，能夠說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蘇格拉底等。
而共產黨人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脫離人民大眾或者反對人民大眾的，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
所以，在人性論問題上，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人性想要改造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的人性，根本上還是兩條道路的斗爭。這也是毛劉之間在人性問題上表現出的天壤之別！
討論人性問題的意義也正是在這點上。人性問題本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而共產黨人的政治就是階級對階級的斗爭。
基于人性問題上的是非、善惡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發生了。所謂是非善惡，是歷史地發生與發展的，不同階級的不同真理觀，這就是我們的是非論。道德是人們經濟生活與其他社會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階級有不同的道德觀，這就是我們的善惡論。把人性分為自然性、社會性兩個側面，并承認自然性是無善無惡的，就給唯心論開了后門。而我們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堅定擁護者。
而在人性這些根本問題上的認識，毛主席和劉少奇等多數人的認識是完全對立的。
毛劉關于人性的天壤之別就在于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差異。就是無產階級世界觀和方法論與資產階級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差異與對立。
這一點已經被時間和歷史所證明，并不是我信口開河。
所以，人性論是一個政治問題，就是一個關乎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和階級斗爭的根本問題，涉及到無產階級事業的各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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