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學習與批判》1973年第2期，作者是江銘。

　　“有救無類”，這是孔子貼出的一張招生廣告。乍一看這張廣告，似乎孔老夫子主張“平等教育”。但是，只要一對它進行階級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有放無類”的實質是什么了。

　　在階級社會中，人是劃分為階級的。孔夫子自己就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兩類，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那么，“有救無類”是否包括受壓迫的勞動人民和奴隸呢？

　　不。在孔子看來，“民可使由之，不可知之”，“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勞動人民是根本不配受教育、問政治的。孔子為了替這種反動的愚民政策制造理論根據，還從唯心論的先驗論出發，鼓吹“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這就等于要勞動人民世代愚昧無知，好甘心情愿地替剝削階級做牛做馬。

　　而且，孔子招生的學費極其昂貴，一開口就要十條干肉，這還僅僅是初次的見面禮。孔子家無負郭之田，但論吃則無不質精，論行則一車二馬，這些費用全靠貴族學生的供給。至于對那些連人身自由都沒有的奴隸來說，不要說維持孔子的貴族奴隸主生活，就連這十條干肉也是決計拿不出來的。

　　那么能夠進孔家店的門檻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只要查一查孔子學生的家底就清楚了。他們之中有的是奴隸主官僚子弟，如孟子、南宮適；有的是“家累千金”的大商賈，如于育；更多的是“士”這個階層出身的。

　　顏淵算是孔子學生中最窮的一個，但實際上顏淵家里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釬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因此，不去做官食祿，也照樣可以過不勞而食、鼓琴自娛的寄生生活。由此可見，孔子的“有教無類”，純粹是欺人之談。

　　在階級斗爭中，人各自代表不同的階級利益，按照一定的思想和政治路線，劃分為各種不同的政治派別，“甚至一個階級的各集團中還各有各的主義。”

　　從這一點上來說，“有教無類”是根本不可能的。孔子自己也曾說過：“道不同，不相為謀”。自己打了自己一個響亮的耳光。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正是階級關系發生大變動的時期，地主階級蒸蒸日上，奴隸主貴族階級日趨沒落。

　　“學在官府”的舊制度基本上已經瓦解，私家講學日益盛行。各個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都要抓上層建筑，抓教育，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

　　例如，在魯國和孔子同時講學的，就有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代表少正卯。而孔子打出“有教無類”的旗號，也正是為了和新興的地主階級爭奪接班人，以維護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后來孔子在魯國上臺執政，第一件事就是殺少正卯。因此，在階級社會里，教育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是為階級斗爭服務的，從來就沒有什么“有教無類”。

　　教育為哪一個階級服務，更主要的還要看按照哪一個階級的世界觀來改造學生，培養什么樣的接班人。

　　孔子向學生傳授的是奴隸主貴族的六藝，即：詩、書、禮、樂、射、御，其中的核心是“禮”。“不學禮，無以立”。“禮”是奴隸社會的上層建筑，它的作用是定親疏、別貴賤、決嫌疑、明是非，說到底，是為了維護貴族奴隸主階級的宗法統治。

　　孔子為了培養一批積極維護搖搖欲墜的奴隸制的死黨，給學生定下了一條做官的原則：“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就是說必須按照奴隸主階級的信條辦事，否則就不干。

　　他的學生冉求在魯國新興地主階級代表季孫氏那里幫助季孫氏改革賦稅制度，承認地主階級的土地占有是合法的。孔子知道后勃然大怒，大罵冉求背叛了周公之禮，號召其他學生對冉求進行圍攻。

　　另一個學生宰我，到齊國去當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死去，孔子大罵死得“可恥”。與此相反，緊跟孔子、崇拜殷周奴隸制的顏淵死了，孔子為之哭得死去活來。孔子到底要培養哪一個階級的接班人，從他的教育內容和培養目標來看，難道還不夠清楚嗎？

　　列寧指出：“整個舊學校都浸透了階級精神”。我們從孔家店學生的成份，到孔子的教育內容，以及他所要培養的接班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有教無類”的階級實質，就是妄圖在剝削階級內部擴大教育范圍，為鞏固奴隸主階級的專政服務。

　　長期以來，走資派為了反對黨在教育領城里的階級路線，抹殺教育的階級性，到處張貼孔子這張“有救無類”的廣告，胡說什么“有教無類”、“打破階級界限”，今天的教育“還是‘有教無類’”。

　　他們大肆宣揚超階級的教育，目的是要在教育領域中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為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復辟服務。這個事實從反面告訴了我們，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的教育路線，堅持從工農兵中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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