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川師學報》1974年1月，作者是王澤君。

　　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把中國封建社會送進歷史博物館，中國封建社會作為一個歷史發展進程來說，已經是一去不復返了，但要了解什么是封建社會，什么是封建社會的階級斗爭，卻不可不讀《紅樓夢》。

　　《紅樓夢》產生在封建社會行將崩潰的前夕，通過對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罪惡和衰亡史的描寫，揭露了貴族統治階級和封建制度的黑暗和腐朽，反映了封建社會極其殘酷的階級斗爭，是一部形象化的封建社會末期歷史。

　　毛主席指出：“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紅樓夢》一書，由于作者曹雪芹受階級和生活條件的限制，直接寫農民和地主矛盾的地方并不多。但對封建貴族地主階級壓迫奴隸的事實卻寫得不少，更可貴的是還寫出了奴隸的反抗。

　　封建貴族地主所奴役的丫環、院子、男女婢仆，絕大多數是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子女。他們處于被奴役、被壓迫的地位，是吃人的封建社會制度造成的，是封建官僚、地主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的結果。他們或者是因為饑寒交迫，無法謀生，被當作牛馬販賣來作奴隸的；或者是在那個人吃人的社會里，被當作貨物搶奪、拐騙來作奴隸的，或者是奴隸的“家生兒”；或者連自己的家鄉姓氏也不知道。

　　總之，每個奴隸都有一本血淚史。他們的反抗是當時社會階級斗爭的一個側面縮影；他們反抗主子，同農民反抗地主的斗爭一樣，“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反抗是壓迫激起來的。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地主階級對于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大觀園里的情況也正如此。封建貴族主子的殘酷地壓迫，迫使奴隸們多次進行各式各樣的反抗斗爭。

　　七十四回和七十七回抄檢大觀園的事件，比較集中地寫出了這種壓迫和反抗的斗爭。一個來歷不明的事物，就被“兩面三刀”的當權主子王熙鳳當作題目，施展陰謀詭計，“趁著賭錢的因由革了許多人這空兒”，“凡年紀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難纏的，拿個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的住沒有別事，二則也可省些用度。”

　　這就是說，借這個題目，來一次大清洗，既可以實行政治迫害，扼殺一切敢于“越軌”反抗的奴隸，又可以滿足經濟剝削的要求，把不中留的奴隸再出賣，榨取錢財。

　　抄檢大觀園，雖然暴露了那些主子們一個個“象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那種“自殺自滅”的內部斗爭，但最后遭到鎮壓的還是“抓尖要強”、“舉止輕薄”的奴隸！晴雯抱屈夭亡，司棋撞墻隕命，芳官、蕊官、藕官削發出家(結果是被拐去作老尼姑的“做活使喚”奴隸)。這些人有什么“迷天大罪”竟至結局如此！這種壓迫，難道不夠殘酷嗎？

　　對奴隸的壓迫，不管是怎樣殘酷和陰險，是抄檢、毒打、攆走、出賣，或者殺害，只能激起奴隸的反抗。敢于反抗的奴隸是不怕死的。

　　晴雯是一個比較復雜的人物，對于這樣一個人物的全面評價應當進行深入細致的具體分析，但作為一個奴隸來說，她那種敢于反抗的性格，確是甚為鮮明。

　　她原是連自己的姓也不知道的孤兒，十歲時被賈府管家賴大買來，“孝敬了賈母”，因此到了寶玉身邊。這個“身為下賤”、“心比天高”的女奴，敢怒敢言，“口角鋒芒”，“滿屋里就只是他磨牙”。

　　她敢于罵那個憑仗“金玉良緣”儼然以未來的寶二奶奶自居的寶釵：“有事沒事，跑了來坐著，叫我們半夜三更的不得睡覺！”(二十六回)

　　她揚言得罪了執掌賈府大權的王夫人也沒有關系：“要是我，我就不要。……一樣這屋頭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她，剩的才給我，我寧可不要，沖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氣！”(三十七回)

　　抄檢大觀園時她“‘豁啷’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提著底子，往地下一倒，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來。”指著那狗仗人勢，抄檢大觀園的急先鋒、凌辱丫環們的特等打手王善保家的臉罵她：“太太那邊的人我也都見過，就只沒看見你這么個有頭有臉大管事的奶奶！”(七十四回)

　　她的性格，正如平兒所說：“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爆炭”意味著是破壞那個社會秩序的炸藥。她平白無辜，只因眉眼長得象林黛玉，王夫人就見不得她“這輕狂樣兒”，一口咬定她是“狐貍精”，在病情很重“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的情況下，被趕出大觀園。

　　她明知道她這種遭遇，是由于“高標見嫉”，連害病也成為罪狀，被罵為“病西施”；把她趕出去，就是要她的命。但她至死，并沒有向統治者屈服。她的死，說明了貴族主子壓迫奴隸的殘酷；更說明了奴隸們對于殘酷壓迫的反抗是寧死不屈的。

　　司棋不過是追求人身自主，這是一個起碼的生活權利。但是貴族主子就是不許任何奴隸有這樣的權利。“繡春囊”事件后，掀起抄檢大觀園的軒然大波。她的“同心如意”、“大紅雙喜箋”被抄出后，“并無畏懼慚愧之意”，使在場的鳳姐也感到驚詫(七十四回)。

　　拿她的話來說，就是“一身作事一身當。”這種正當的行為，比榮、寧二府那一群衣冠禽獸的“偷狗戲雞”真有天淵之別，有什么不敢“當”呢？她被趕出大觀園后，壯烈撞墻，她的表兄潘又安也自戕(九十二回)。

　　他們的反抗，是對封建禮教的大膽挑戰。她的死，是對迫害者的血的控訴。

　　同樣以死來作為反抗者的控訴的還有金釧兒。她在無辜遭受毒打、誣陷、侮辱之后，憤怒地投井自殺。死，說明了反動統治勢力暫時還是強大的；也說明這些奴隸們對于反抗斗爭的前途缺乏信心。用死來反抗，有很大的局限性。可是，她們那種不怕死的行動，使貴族主子震驚，使廣大群眾同情，使被奴役的婢仆看清了貴族主子的兇殘面目。在奴隸反抗斗爭的道途上，她們的鮮血沒有白灑！

　　對于貴族主子的殘酷壓迫，奴隸們沒有屈服，進行了這樣頑強的反抗斗爭；對于貴族主子的另一手，用軟哄的辦法誘騙、腐蝕，敢于反抗的奴隸們仍然沒有買他們的賬，堅決地予以揭露，憤怒地予以回擊。

　　鴛鴦的抗婚，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她是一個只能世代為奴不得人身自由的“家生女”。平素和順，不露鋒芒。但當“胡子蒼白”，把小老婆“左一個，右一個的放在屋里”的賈赦逼她作妾的時候，她就不顧一切地奮起反抗：“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聘地娶我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我是橫了心的，……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著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

　　她并不因自己出身低微而感到氣餒：“家生女兒怎么樣？‘牛不吃水強按頭’嗎？我不愿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她火辣辣地罵她趨炎附勢、媚主求榮的嫂子：“怪道成日間羨慕人家的丫頭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著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爺；我要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

　　她對統治階級的陰謀看得很透，對他們那些誘騙不存在任何幻想，正告平兒、襲人：“你們自以為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是做姨娘的！據我看來，天底下的事，未必都那么遂心如意的”(以上見四十六回)。

　　她的反抗行動，鬧得賈赦尷尬不堪，使得與賈赦作牽客的邢夫人也不好下臺。一個奴隸身分的少女，敢于如此蔑視主子的“賞識”，敢于如此揭露主子的陰謀，是何等的有勇氣與何等的有骨氣！她的反抗，是向封建主子莊嚴宣布：奴隸的人格不容侵犯；主人安排的陷阱，有權可以不走。

　　貴族主人的這一手是很厲害的。他們妄圖用這一手來瓦解奴隸的反抗，也妄圖用這一手來補充死心蹋地為他們作鷹犬的“上等奴才”隊伍。“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他們以為這就是套在奴隸身上永遠也無法掙脫的精神枷鎖。大觀園里確有些奴隸變樣子了。

　　趙姨娘之流早已心安理得地滿足于她們那種可憐的地位；王善保家的之流還為她們自己“高升”，露出了得意的咀臉，跳出來為鎮壓自己的階級姐妹充當劊子手。為鴛鴦所搶白的平兒和襲人，正沿著這個路子往上爬。襲人尤其是自覺地投靠主子，作了怡紅院的內奸，掙得“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的人”的稱號。晴雯對她的嘲笑和指責(三十一回、三十七回)，和鴛鴦的搶白一樣，是反抗者對于這一類奴隸陣營里的叛徒的憤怒聲討。

　　反動統治階級經常把軟硬兩手交替使用的辦法拿來對付被剝削、被壓迫的革命群眾，這就使革命群眾的反抗斗爭具有不尋常的復雜性和艱巨性。《紅樓夢》里所出現的奴、主交鋒，一場接著一場，簡直可以看作階級斗爭歷史事件的縮影。

　　《紅樓夢》里寫奴隸的反抗斗爭，還給我們揭示了這樣一個真理：奴隸們的反抗是正義的，因而是勇決的；是進步的，因而是聰明的。

　　毛主席教導我們：“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許多奴隸反抗斗爭的事例，都可以看出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在這些問題上的鮮明對比。

　　那個“混世魔王”賈寶玉，平常痛罵什么“文死諫，武死戰”是一些“混賬話”，但一臨到小鵲給他透露消息：他的老子要“盤考”他，“便如孫大圣聽見了‘緊箍兒咒’一般，登時四肢五內，一齊皆不自在起來”。嚇得在《四書》、《五經》、時文八股面前只知道“焦躁”。還是晴雯利用一場虛驚，指示寶玉：“趁這個機會，快裝病，只說嚇著了。”這才躲過難關。誰聰明，誰愚蠢，誰勇決，誰軟弱，豈不是鮮明的對比嗎？

　　“慧紫鵑情辭試莽玉”，寫出了紫鵑這個聰明使女，一句話，在寶玉的“頭頂上響了一個焦雷”；一席話，使玉“直哭了一夜”。要不是她看透了問題的實質，抓住了要害，能有這樣的偉力嗎？假如說，寶、黛這樣的人物是統治階級內部可貴的“叛逆者”的話，那么，晴雯、紫鵑的行動就是對于這兩個叛逆者的支持、鼓動和啟發。

　　說奴隸聰明、勇決，就因為大觀園這牢籠無法鎖住所有的奴隸。廣闊的社會生活，把奴隸變得聰明、勇決起來了。賈寶玉有兩個老師：一個是“年高有德”的塾師賈代，一個是“年輕不諳事”的書童茗煙。賈代儒教寶玉的是“攸攸鹿鳴，荷葉浮萍”(李貴語，九回)；而茗煙卻把“古今小說”“買了許多，孝敬寶玉”(二十三回)。兩相比照，究竟誰是這個“叛逆者”的真正老師，難道還不清楚嗎？

　　廣闊的社會生活，形成奴隸們的聰明、勇決性格，芳官、藕官、蕊官、豆官、葵官聯合與趙姨娘搏斗，也可以說明這一點。她們是從姑蘇“采買”來演戲的小女孩，貧民出身，進賈府時間較晚，受封建奴化的腐蝕要淺些。她們講義氣，講團結，把社會上人民群眾的斗爭精神帶進賈府，思想上很少顧慮，敢于反抗不合理的一切。作者這樣寫她們：

　　“芳官捱了兩下打，那里肯依？便打滾撒潑的哭鬧了起來；口內便說：“你打的著我么？你照照你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也不用活著了！’撞在他懷內叫他打。……當下藕官蕊官正在一處玩，湘云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豆官，兩個聽見此信，忙找著他兩個說：“芳官被人欺負，咱們也沒趣兒，必得大家破著大鬧一場，方的過氣來。’四人……便一齊跑入恰紅院中。豆官先就照著趙姨娘撞了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跤。那三個也便擁上來，放聲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趙姨娘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藕官蕊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英官豆官前后頭頂住，只說：‘你打死我們四個才算！’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得死過去。”(六十四)

　　這一斗爭場面寫得何等精彩！這五個聰明、勇決的小女孩能把面目可憎的“上等奴才”趙姨娘斗得狼狽不堪，真是大快人心。這是一次奴隸與“上等奴才”的戰斗！小丫環們的勝利，大大地打擊了“上等奴才”的囂張氣焰，大長了奴隸的志氣，大滅了“上等奴才”的威風！這無異于宣布：小丫環也不是那么好欺侮的，聯合起來，就有力量，誰敢來撞，誰就會碰得頭破血流！

　　奴隸們的這種性格，還表現在他們揭發主子的罪惡行徑中。老家奴焦大是對賈府那伙貴族主子“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立過“功勞”的“恩人”。他忍受不了年衰歲邁還要深夜派差的奴役，仗著酒醉，破口大罵賈珍之流為“畜生”。

　　“那承望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往袖里藏’！”

　　這些話，揭示了一個真理：奴隸是歷史的見證者，主子的丑惡瞞不了奴隸。“我什么不知道？”當奴隸起來反抗的時候，主子們就自然會居于理屈詞窮的受審地位。

　　焦大的罵，使“鳳姐和賈蓉遙遙的聽見了，都裝作沒聽見”，只好叫人“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七回)。這難道不狼狽么？當然，焦大“并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魯迅：《偽自由書·言論自由的界限》)

　　但他這一罵，卻揭穿了賈府里“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干凈罷了”(六十六回)的實質。興兒對王熙鳳的刻畫：“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著，腳底下就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六十五回)

　　這真是入木三分！反動統治階級總是要賣弄它的兩面派手段。用虛偽的“仁義道德”來隱瞞它的“吃人”實質。“隱瞞是不能持久的，總有一天會暴露出來”。奴隸們起來反抗，就是他們暴露的日子。不管這種反抗在程度上有什么差別，都是對統治階級的沉重打擊。

　　奴隸的反抗，還在不執行主子命令的行動上，表現了他們的聰明、正義。鳳姐命旺兒追殺尤二姐的前夫張華，“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幾日，回來告訴風姐，只說‘張華有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里驗尸掩埋’。”由于旺兒不愿作鳳姐的殺人幫兇，張華才免作刀下之鬼。(六十九回)旺兒和鳳姐，誰是正義，誰更聰明，這又不是個鮮明的對比嗎？

　　根據以上事例的簡單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紅樓夢》描寫榮、寧二府的奴隸反抗，是有它的典型意義的。它是那個時代階級斗爭的側面縮影，這種斗爭也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一股力量。作品的描寫，從這個側面接觸到奴隸們創造歷史的問題。

　　我們上面曾談到，曹雪芹沒有更多地直接寫農民對地主的反抗，而卻在奴隸與奴隸主關系方面寫得頗為生動，這與他生活的時代和階級地位有關。曹雪芹是漢八旗人，生活在封建社會末期。封建社會末期土地高度集中，官僚大地主家里的“僮仆無慮千百”(《明史·李文忠》傳)。

　　清代入關以前的八旗制度就是一種奴隸制。所以清初貴族地主役使奴隸又超過了前代。大小奴隸，層層分等，幾乎象春秋時代的氏族奴隸主復辟。因此，奴隸的反抗，在那個時代也與農民起義、市民暴動相互呼應。

　　明末以來，所謂“奴變”事件，經常發生。曹雪芹生長在沒落的清朝貴族漢八旗家庭里，他的社會生活條件，決定了他的寫作題材。“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曹雪芹在《紅樓夢》中能夠把奴隸與奴隸主的關系寫得頗為生動，說明了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

　　當然，《紅樓夢》里所寫的奴隸反抗是有其階級局限和時代局限的。曹雪芹由于他的階級局限，所描寫站出來反抗的奴隸一般是奴隸的上層。晴雯可以毒打墜兒(五十二回)，司棋可以折磨柳家的(六十一回)。真正最下層奴隸的反抗，他并沒有怎么寫。

　　正因為如此，所以《紅樓夢》寫的奴隸反抗，都表現了一定的軟弱性。更由于時代的局限，奴隸的反抗還不是真正的階級覺醒，僅是自發的斗爭。

　　自古以來“多少奴隸受迫害，多少喜兒受磨折”，但要真正出現喜兒那種堅決反抗的形象，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翻天覆地的人民革命時代才有可能。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在人民當家作主，意氣風發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今天，我們重溫《紅樓夢》，還可以從它的藝術形象中，從感性認識上使我們憎恨萬惡的舊社會，可以增長我們的見聞，豐富我們的斗爭經驗，對我們有很大的認識價值和借鑒作用。我們必須堅持用階級斗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來區別對待它，分清精華和糟粕，發掘其中有益的東西來為我們現實的斗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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