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決定意識

　　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設想的、所想象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想象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甚至人們頭腦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認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系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意識形式便不再保留獨立性的外觀了。它們沒有歷史，沒有發展，而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前一種考察方法從意識出發，把意識看作是有生命的個人。后一種符合現實生活的考察方法則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出發，把意識僅僅看作是他們的意識。

　　這段話說的很清楚了，不存在抽象的、脫離生產生活的人，不存在那種與生俱來的“自我意識”，更不存在純潔、純粹、至高無上的人的概念。人的意識形態每時每刻都被社會生活所影響著，被物質世界影響著，這就是人的社會性，也是物質決定意識的基本原理。人在改變現實的同時也塑造著自己的意識形態，在資本主義大生產開始之初形成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分化越來越明顯，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在馬克思那里真正產生并逐漸發展壯大。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限制著社會生產的進一步發展時，無產階級意識形態愈來愈被大眾所接受并傳播，然后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開展新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是階級斗爭最黑暗的一個時期，原因在于它處于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分工并未消失，資產階級法權依舊存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十分隱蔽地與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在此時開展著最激烈的碰撞。

　　民族與分工（帝國主義是分工發展的最高階段）

　　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于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

　　一個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導致商業勞動同工業勞動的分離。同時，由于這些不同部門內部的分工，共同從事某種勞動的個人之間又形成不同的分工。這種種分工的相互關系取決于農業勞動、工業勞動和商業勞動的經營方式（父權制、奴隸制、等級、階級）。在交往比較發達的條件下，同樣的情況也會在各民族間的相互關系中出現。

　　分工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說，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決定個人的與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有關的相互關系。

　　分工是三大差別產生的根源，分工是內容，三大差別是形式：三大差別在當今的美國內部已經基本消失，分工以一種最為直觀的形式表現出來，即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情況。在馬克思那里，“交往”的含義十分廣泛，包括單個人、社會團體以及國家之間的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可以說，“交往”指代了人與人之間的一切相互聯系，而生產關系是“交往”中最高級別的社會關系，它影響力最大、最重要。隨著國與國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資本主義分工會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這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擴增市場時期。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分工發展至一個更高的維度，資本主義大國用資本輸出取代了商品輸出，得以更安全、更輕松地趴在經濟殖民地上吸血。在完成產業轉移之后，美帝迎來了帝國主義的最后階段，分工在國與國之間完美形成：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對外輸出廉價工業產品；美國作為世界經濟中心，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尖人才與大資本家，掌握了最先進的科技水平；兩大經濟集團之外的小國淪為了經濟殖民地，成為了兩大國階級矛盾的泄洪口（然而這只能減慢帝國內部階級矛盾深化的速度）。

　　宗教觀與意識形態的改變

　　當然，我們不想花費精力（注：馬克思加了邊注：“費爾巴哈”。——編者注）去啟發我們的聰明的哲學家，使他們懂得：如果他們把哲學、神學、實體和一切廢物消融在“自我意識”中，如果他們把“人”從這些詞句的統治下——而人從來沒有受過這些詞句的奴役——解放出來，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沒有前進一步；只有在現實的世界中并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注：馬克思加了邊注：“哲學的和真正的解放。——一般人。唯一者。個人。——地質、水文等等條件。人體。需要和勞動”。——編者注）；沒有蒸汽機和珍妮走錠精紡機就不能消滅奴隸制；沒有改良的農業就不能消滅農奴制；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解放”是一種歷史活動，不是思想活動，“解放”是由歷史的關系，是由工業狀況、商業狀況、農業狀況、交往狀況促成的［……］（注：手稿殘缺。——編者注）其次，還要根據它們的不同發展階段，清除實體、主體、自我意識和純批判等無稽之談，正如同清除宗教的和神學的無稽之談一樣，而且在它們有了更充分的發展以后再次清除這些無稽之談。

　　宗教追求一種在不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物質條件的情況下尋求人在精神上的解放，雖然他們有時會參與一些社會援助項目，但是那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生活狀況。不管是神學、純哲學、心理學，或是什么其他的專注于精神解放的學科，都是向私有制妥協、向階級社會妥協的產物，其根本目的都是削弱奴隸們的革命性。不管是宗教治國還是儒教治國，最終都會使得社會朝向階級斗爭的方向發展，最終都會使社會分崩離析，最終都會限制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以精神解放為主要，這已經被無數歷史事實證明是退步的了，即使在微觀上對于個人來說確實有些用處（這種用處更像是精神控制），但是宏觀上永遠無法阻止革命的產生。沒有物質條件的保證就不可能真正實現精神的解放，如果不能改變農民的小農生產方式，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放農民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因此在社會主義國家，在文革穩定和經濟穩定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推進農業機械化進程（文革在農村難以進行，就是因為小資意識的阻礙）。

　　物質第一性

　　費爾巴哈特別談到自然科學的直觀，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的眼睛才能識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沒有工業和商業，哪里會有自然科學呢？甚至這個“純粹的”自然科學也只是由于商業和工業，由于人們的感性活動才達到自己的目的和獲得自己的材料的。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正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它哪怕只中斷一年，費爾巴哈就會看到，不僅在自然界將發生巨大的變化，而且整個人類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觀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會很快就沒有了。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外部自然界的優先地位仍然會保持著，而整個這一點當然不適用于原始的、通過自然發生的途徑產生的人們。但是，這種區別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種與自然界不同的東西時才有意義。

　　物質第一性，但不是物質“決定”性，所謂的決定論（拉普拉斯信條），認為物理運動決定了一切，決定了人的思考，決定了人的想法，決定了社會歷史的一切。在有人所勞動實踐的自然中，人就是自然的主體，或者說自然已經變成了有人所活動的社會的存在基礎，失去了勞動的世界對人來說沒有意義的，因為人本身的存在和一切思考的社會基礎都會消失（勞動創造了人的社會），這是每個人都能夠直觀感受到的東西。人類發揮主觀能動的生產生活最終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產生，自然科學促使一批人來否定主觀意識的存在，這恰恰就是意識的自我否定過程。我不完全否定物理運動決定一切的可能性，也不完全否定我們是“缸中之腦”（意識第一性）的可能性（可笑的是，缸中之腦所描述的外部世界顯然也是一個物質第一性的世界，缸中之腦理論的產生也是基于腦科學與計算機相關的實踐）。但是我基于歷史的發展，基于我自己的勞動經驗，基于我自己的直觀感受，基于當前自然科學的已知成果，否定了機械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選擇了辨證唯物主義。而這個選擇的最終目的也不是為了探求那虛無縹緲的世界本源，如果在當今這個社會發展程度就妄想探求到這些東西的正確答案，那未免太過愚蠢，本質上也是一種隸屬于唯心主義范疇的迷信。我的最終目的只是且只能是為了更好地改造這個世界，完成實踐（物質）→認識（意識）→實踐（物質）的循環往復，消滅一切對人的剝削和不平等。

　　腦體分工產生上層建筑

　　分工起初只是性行為方面的分工，后來是由于天賦（例如體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發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注：馬克思加了邊注：“與此相適應的是玄想家的、僧侶的最初形式”。——編者注）。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現實地想象：它是和現存實踐的意識不同的某種東西；它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但是，如果這種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和現存的關系發生矛盾，那么，這僅僅是因為現存的社會關系和現存的生產力發生了矛盾。

　　腦體分工產生了一批脫離生產勞動的人，讓他們擁有閑暇時間思考政治、哲學、經濟、道德等等上層建筑內容。然而在私有制的影響下，他們脫離生產后非但不感謝底層階級的勞動者們，反而使勁地去證明自己地位的合法性，他們不知道（甚至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生活基礎都是構建在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生活之上。“英雄”為英雄史觀做辯護，這太正常不過了，基于脫離生產的生活，就會產生反人民的意識形態。

　　分工與私有制、奴隸制

　　分工包含著所有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會分裂為單個的、互相對立的家庭這一點為基礎的。與這種分工同時出現的還有分配，而且是勞動及其產品的不平等的分配（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因而產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經出現，在那里妻子和兒女是丈夫的奴隸。家庭中這種誠然還非常原始和隱蔽的奴隸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這種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現代經濟學家所下的定義，即所有制是對他人勞動力的支配。其實，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

　　分工造成了生產資料占有上的不平等、產品分配上的不平等、生產關系上的不平等，是生產活動方面上對剝削的表述；私有制是對生產出來的產品而言的，由人單獨占有“屬于”自己的那部分產品，而生產資料也是屬于產品的范疇。分工與私有制很難說清誰先誰后的關系，但是他們之間相互依賴的關系是確定無疑的，他們都是剝削制度的根源。分工從家庭中產生，由此產生了最初的奴隸制，隨著家族人員的擴增，逐漸形成了宗族、部落、國家。家庭強制力、宗族強制力、國家強制力是否都屬于隱蔽的奴隸制，這個有待仔細討論，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他們都含有奴隸制特征，即對成員的直接支配權（似乎以血親為中介就不算直接支配，但它不具有欺騙性，從來不與被支配者談自由）：丈夫支配妻與子，族長支配族民，統治者支配國民。而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前者通過土地、后者通過生產資料，讓你誤以為自己是自由的，實際上由于缺少土地和生產資料，導致了你事實上地處于被支配的地位。那么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把這種支配制度赤果果地展現到了人們面前，官僚的權力變成了絕對的、裸露的，需要工人們繼續進行階級斗爭。社會主義的最后任務就是消滅國家，消滅這個最后的私有制殘余。

　　生產力、國際主義與共產主義

　　生產力的這種發展（隨著這種發展，人們的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其次，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產生一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著“沒有財產的”群眾這一現象（普遍競爭），使每一民族都依賴于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后，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不這樣，（1）共產主義就只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們會依然處于地方的、籠罩著迷信氣氛的“狀態”；（3）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只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

　　只要生產力沒有發展到足以按需分配的程度，社會主義就有變成修正主義的風險，人們就還會為了更多的私有資源而競爭，因此繼續革命是必要的，必須要在實現按需分配之前不斷地開展階級斗爭。同樣的，在沒有實現世界性的共產主義之前，一國建成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這種共產主義缺乏國家的統一職能規劃，必定會在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交往之中被侵蝕甚至被侵略。因此必須堅持對外不斷革命，持續輸出社會主義革命；堅持對內繼續革命，不忘階級斗爭，打擊修正主義，維護社會主義建設成果。

　　市民社會

　　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從前面已經可以得知，這個社會是以簡單的家庭和復雜的家庭，即所謂部落制度作為自己的前提和基礎的。關于市民社會的比較詳盡的定義已經包括在前面的敘述中了。從這里已經可以看出，這個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臺，可以看出過去那種輕視現實關系而局限于言過其實的歷史事件的歷史觀何等荒謬。

　　市民社會包括各個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它包括該階段上的整個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國家和民族的范圍，盡管另一方面它對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態出現，對內仍然需要組成國家的形式。“市民社會”這一用語是在18世紀產生的，當時財產關系已經擺脫了古代的和中世紀的共同體。真正的市民社會只是隨同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的；但是這一名稱（注：《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這個術語既有“資產階級社會”的意思，也有“市民社會”的意思。——編者注）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

　　市民社會，可以理解為經濟社會，即從市場的角度來描述社會。所謂的受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制約生產力，在時間層面上的解釋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初期以小農經濟為主，為了販賣商品就需要進行城市化運動，促進生產力發展以實現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又因為階級矛盾加深反而制約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另一個理解就是，受生產力制約，在世界層面上，不可能有國家一開始就直接從奴隸制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可能從封建社會直接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這其中展現的就是矛盾對立統一的規律，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關系。從資本主義大生產中構建起來的市民社會，其為了商品交易天生就需要同國際交流，就是所謂的超出國家和民族的范圍，共產主義在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基礎之上構建，其國際性也是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

　　世界歷史

　　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例如，如果在英國發明了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的飯碗，并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么，這個發明便成為一個世界歷史性的事實；同樣，砂糖和咖啡是這樣來表明自己在19世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的：拿破侖的大陸體系所引起的這兩種產品的匱乏推動了德國人起來反抗拿破侖，從而就成為光榮的1813年解放戰爭的現實基礎。由此可見，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宇宙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怪影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是完全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證明的行動，每一個過著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證明這種行動。

　　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歷史都是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歷史，一個地區的生產力發展對其他地區生產力的影響十分有限。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起來之后，各國的歷史進程就不得不與其他國家產生密切的聯系，對歷史的研究也必須放到世界范圍內才能有著更廣泛的意義。甚至在其他人文社科類對人類的研究中，也必須脫離本國的范疇，將眼光放到世界范圍內的人類社會。正是因為世界歷史發展進程與生產力發展息息相關，得以證明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性。

　　共產主義意識

　　生產力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達到這樣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產生出來的生產力和交往手段在現存關系下只能造成災難，這種生產力已經不是生產的力量，而是破壞的力量（機器和貨幣）。與此同時還產生了一個階級，它必須承擔社會的一切重負，而不能享受社會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會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階級發生最激烈的對立；這種階級形成全體社會成員中的大多數，從這個階級中產生出必須實行徹底革命的意識，即共產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當然也可以在其他階級中形成，只要它們認識到這個階級的狀況；

　　資本主義因為社會大生產和私有制之間的矛盾無法消解，由這種生產關系引發的經濟危機就會反過來破壞生產力，并加深對無產階級的壓迫，激化階級矛盾，使得無產階級赤貧化。正是因為無產階級除了自己的“自由”以外一無所有，才能承擔起消滅一切階級的使命，才能最終獲得“全世界”，他們的革命是最為徹底的，而不會像農民那樣僅僅是為了“耕者有其田”。但是也必須要認識到，因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統治，大多數無產階級無法自發地認識到自己的偉大歷史使命，必須要由覺悟的先鋒隊領導無產階級完成社會主義革命。

　　實現共產主義

　　各代所遇到的這些生活條件還決定著這樣的情況：歷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動蕩是否強大到足以摧毀現存一切的基礎；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就是說，一方面還沒有一定的生產力，另一方面還沒有形成不僅反抗舊社會的個別條件，而且反抗舊的“生活生產”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那么，正如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證明的，盡管這種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對于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

　　共產主義觀念無論提出有多早，無論說過多少次，如果沒有革命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分工、社會化大生產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其對于共產主義的實現是沒有任何意義；并且也正是這些物質條件的發展，才誕生出真正的共產主義思想。同時也表明，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并不代表革命最終完成，一方面生產力還未發展至足夠按需分配的程度，也就無法徹底消滅資產階級法權，蛻變成資本主義的土壤也就持續存在著，需要繼續革命；另一方面國外資本主義依舊存在，需要輸出革命以促進國際主義的實現。

　　統治思想也由物質決定

　　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因而，這就是那些使某一個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因而這也就是這個階級的統治的思想。此外，構成統治階級的各個人也都具有意識，因而他們也會思維；既然他們作為一個階級進行統治，并且決定著某一歷史時代的整個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們在這個歷史時代的一切領域中也會這樣做，就是說，他們還作為思維著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而這就意味著他們的思想是一個時代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國家的某個時期，王權、貴族和資產階級為奪取統治而爭斗，因而，在那里統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就會是關于分權的學說，于是分權就被宣布為“永恒的規律”。

　　占據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就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這種物質關系包括生產資料私有制、雇傭勞動制、君主制等等，為了維護他們統治地位的合法性，自然要依此產生只有他們自己崇尚的“真理”。英法的三權分立思想被認為是民主的實踐真理，不過是基于君主、貴族和資產階級爭奪權力的物質關系：君主主導行政、貴族主導司法、資產階級主導立法。也因此，這種三權分立思想帶有十分濃厚的舊時代殘余，如美國大法官的終生受任，與貴族血統終生受益如出一轍。

　　統治階級內部的腦體分工

　　分工也以精神勞動和物質勞動的分工的形式在統治階級中間表現出來，因此在這個階級內部，一部分人是作為該階級的思想家出現的，他們是這一階級的積極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們把編造這一階級關于自身的幻想當作主要的謀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對于這些思想和幻想則采取比較消極的態度，并且準備接受這些思想和幻想，因為在實際中他們是這個階級的積極成員，很少有時間來編造關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這一階級內部，這種分裂甚至可以發展成為這兩部分人之間的某種程度的對立和敵視，但是一旦發生任何實際沖突，即當階級本身受到威脅的時候，當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統治階級的思想而且好像擁有與這一階級的權力不同的權力這種假象也趨于消失的時候，這種對立和敵視便會自行消失。

　　統治階級內部也有腦體分工，那些鹿院的教授、院士、專家們享受著高官厚祿，自然要當好狗腿子，打從心里認同這種能夠讓他們安心享福的制度，幫主人們制定出一套完備的統治階級學說。即使有些時候會阻礙專注于物質勞動的資產階級獲取更多的利益，如禁止童工、婦女權益等等（有時也會利用這些東西來攻擊自己的競爭對手），但是當社會主義革命即將到來的時候，他們之間這種微弱的對立關系就會立馬消失了，沒人再關心弱勢群體的利益，轉而快速地統一資產階級陣線，集體攻擊無產階級革命者們。

　　革命階級作為全社會的代表

　　進行革命的階級，僅就它對抗另一個階級而言，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一個階級，而是作為全社會的代表出現的；它儼然以社會全體群眾的姿態反對唯一的統治階級。它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它的利益在開始時的確同其余一切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還有更多的聯系，在當時存在的那些關系的壓力下還不能夠發展為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因此，這一階級的勝利對于其他未能爭得統治地位的階級中的許多個人來說也是有利的，但這只是就這種勝利使這些個人現在有可能升入統治階級而言。當法國資產階級推翻了貴族的統治之后，它使許多無產者有可能升到無產階級之上，但是只有當他們變成資產者的時候才達到這一點。由此可見，每一個新階級賴以實現自己統治的基礎，總比它以前的統治階級所依賴的基礎要寬廣一些；可是后來，非統治階級和正在進行統治的階級之間的對立也發展得更尖銳和更深刻。這兩種情況使得非統治階級反對新統治階級的斗爭在否定舊社會制度方面，又要比過去一切爭得統治的階級所作的斗爭更加堅決、更加徹底。

　　任何一個人民革命的領導階級，為了能夠團結到人民中的絕大部分力量，都必須代表全社會的利益。而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者——無產階級，其作為全社會利益的代表與舊革命的代表有著根本不同。資產階級革命為所有階級帶來的利益是一種偶然性，即因為各種偶然因素，資產階級的個人會破產滑落至無產階級，其他階級的個人能夠暴富升為資產階級，這種偶然性的利益并不能改變勞動者們深受壓迫的現實狀況。而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目的是消滅一切階級，是真真正正地為了所有統治階級以外的其他階級的利益，其追求的是一種必然性的利益。而無產階級的這種革命理想，不是脫離了物質條件的幻想。因為每一次階級革命都會比上一次更全面、更徹底，資本主義革命相比于封建革命，為全社會人民爭取到了更多的利益，這是事實，隨著資本主義對世界歷史的發展，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使命已經明晰，并且他們也存在相應的物質條件能夠實現消滅一切階級。

　　唯心戲法

　　證明精神在歷史上的最高統治（施蒂納的教階制）的全部戲法，可以歸結為以下三個手段：

　　第一，必須把進行統治的個人——而且是由于種種經驗的原因、在經驗的條件下和作為物質的個人進行統治的個人——的思想同這些進行統治的個人本身分割開來，從而承認思想或幻想在歷史上的統治。

　　第二，必須使這種思想統治具有某種秩序，必須證明，在一個承繼著另一個而出現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之間存在著某種神秘的聯系，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得把這些思想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規定”（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這些思想憑借自己的經驗的基礎，彼此確實是聯系在一起的，還因為它們被僅僅當作思想來看待，因而就變成自我差別，變成由思維產生的差別）。

　　第三，為了消除這種“自我規定著的概念”的神秘外觀，便把它變成某種人物——“自我意識”；或者，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者，又把它變成在歷史上代表著“概念”的許多人物——“思維著的人”、“哲學家”、玄想家，而這些人又被看作是歷史的制造者、“監護人會議”、統治者（注：馬克思加了邊注：“一般人：‘思維著的人的精神’”。——編者注）。這樣一來，就把一切唯物主義的因素從歷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憑自己的思辨之馬自由奔馳了。

　　唯心主義理論所用的戲法，第一步就是要否認物質對思想的決定作用，將活生生的統治階級個人的思想和統治階級個人本身的物質條件分離開，認為這種思想就代表著全部社會和歷史的發展，同時還選擇性忽視統治階級中占據主流的暴戾、殘忍的思想。第二步就是幻想某種神秘的規律（概念的自我規定），能夠解釋這種統治階級意識形態是逐漸依據這種規律發展而來的社會思想的最終形態。最后是讓這種規律變得更為可信，讓人們覺得它不再神秘，便虛構出一種像上帝一樣天生就存在的“自我意識”，同時為了讓自己顯得不這么脫離實際，就把它變成歷史人物的思想發展史。由此，一套完備的統治階級思想體系便完成了，由于其是唯心哲學家的顱內高潮產物，就方便了每一位唯心家對這套理論的學習和研究。

　　分工與商人（商品流通）

　　分工的進一步擴大是生產和交往的分離，是商人這一特殊階級的形成。這種分離在隨歷史保存下來的城市（其中有住有猶太人的城市）里被繼承下來，并很快就在新興的城市中出現了。這樣就產生了同鄰近地區以外的地區建立貿易聯系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之變為現實，取決于現有的交通工具的情況，取決于政治關系所決定的沿途社會治安狀況（大家知道，整個中世紀，商人都是結成武裝商隊行動的）以及取決于交往所及地區內相應的文化水平所決定的比較粗陋或比較發達的需求。

　　隨著交往集中在一個特殊階級手里，隨著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區的通商的擴大，在生產和交往之間也立即發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建立了聯系，新的勞動工具從一個城市運往另一個城市，生產和交往間的分工隨即引起了各城市間在生產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個城市都設立一個占優勢的工業部門。最初的地域局限性開始逐漸消失。

　　這里的商人指的是中間商，在產品流通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中間商的出現和壯大，實現了不同地區的產品流通的發展，帶動了生產資料的傳播，使得社會交往進一步擴大，也讓各個地區的產業發展更迅速，讓工場手工業得以有了發展成為大工業的基礎。由于更為便捷的勞動工具傳播至各個手工業工場，使得分工逐漸細化、簡化，讓工場手工業逐漸脫離其半封建性質（師徒制），升級為大工業，也產生了真正的資產階級。

　　大工業開創世界歷史

　　大工業創造了交通工具和現代的世界市場，控制了商業，把所有的資本都變為工業資本，從而使流通加速（貨幣制度得到發展）、資本集中。大工業通過普遍的競爭迫使所有個人的全部精力處于高度緊張狀態。它盡可能地消滅意識形態、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無法做到這一點的地方，它就把它們變成赤裸裸的謊言。它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它使自然科學從屬于資本，并使分工喪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質的最后一點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質一概消滅掉，只要在勞動的范圍內有可能做到這一點，它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關系變成貨幣的關系。

　　大工業以其極為先進的生產力，迅速的在全世界范圍內占據主導地位，并以大工業生產勞動為基礎發展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促進了世界各國之間的交往，因此它開創了世界歷史。但是我們絕不能忘記的是，這種創造性的成就是建立在血腥與殘暴之上的，骯臟的資本通過貨幣增殖控制了一切：美洲種族屠殺、非洲三角貿易、亞洲經濟殖民地等等。資本為了自己的增殖，它就需要一種完全自由的瘋狂社會，這就需要盡可能地消滅一切意識形態。而這種自由（如種族屠殺、剝削工人）在面對人民的質疑時，他就需要編撰出赤裸裸的謊言：白人至上、黃禍論、英雄史觀、虛偽的民主議會制度等等，用以欺騙廣大無產階級，維持自身合法性。它使得分工不再是為了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勞作更加輕松，而是為了麻木人，讓人每天重復機械性勞動，讓人變成了大工業某一環節中的機器，異化了分工，異化了人。

　　動產的出現形成了真正的私有制

　　無論在古代或現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隨著動產的出現才開始的。——（奴隸制和共同體[Gemeinwesen]）（古羅馬公民的合法的所有權[dominium ex jure Quiritum]）。在起源于中世紀的民族那里，部落所有制經過了幾個不同的階段——封建地產，同業公會的動產，工場手工業資本——才發展為由大工業和普遍競爭所引起的現代資本，即變為拋棄了共同體[Gemeinwesen]的一切外觀并消除了國家對所有制發展的任何影響的純粹私有制。現代國家是與這種現代私有制相適應的。現代國家由于稅收而逐漸被私有者所操縱，由于國債而完全歸他們掌握；現代國家的存在既然受到交易所內國家證券行市漲落的調節，所以它完全依賴于私有者即資產者提供給它的商業信貸。因為資產階級已經是一個階級，不再是一個等級了，所以它必須在全國范圍內而不再是在一個地域內組織起來，并且必須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種普遍的形式。由于私有制擺脫了共同體[Gemeinwesen]，國家獲得了和市民社會并列并且在市民社會之外的獨立存在；實際上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目前國家的獨立性只有在這樣的國家里才存在：在那里，等級還沒有完全發展成為階級，在那里，比較先進的國家中已被消滅的等級還起著某種作用，并且那里存在某種混合體，因此在這樣的國家里居民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可能對居民的其他部分進行統治。

　　最廣泛地與動產相對立的私產就是地產了，地產屬于等級資本，即一種受到封建關系束縛十分嚴重的資產，與象征著自由資本的動產有著很大不同。生產資料是動產的基礎，貨幣是動產的代表，動產由于其自由交易的特性得以走進每個人的生活，也使得現代國家不得不與私有制（以動產為基礎）相適應，這與先前的大工業開創世界歷史是相聯系的，也正是大工業的這種重要作用，使得動產代表了真正的私有制。

　　生產力與人

　　生產力表現為一種完全不依賴于各個人并與他們分離的東西，表現為與各個人同時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各個人——他們的力量就是生產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對立的，而另一方面，這些力量只有在這些個人的交往和相互聯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注：恩格斯加了邊注：“西斯蒙第”。——編者注）因此，一方面是生產力的總和，生產力好像具有一種物的形式，并且對個人本身來說它們已經不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產力只有在個人是私有者的情況下才是個人的力量。在以前任何一個時期，生產力都沒有采取過這種對于作為個人的個人的交往完全無關的形式，因為他們的交往本身還是受限制的。另一方面是同這些生產力相對立的大多數個人，這些生產力是和他們分離的，因此這些個人喪失了一切現實的生活內容，成了抽象的個人，然而正因為這樣，他們才有可能作為個人彼此發生聯系。

　　生產力發展到大工業時期，使得進行生產勞動的主體（無產階級）與生產力相分離，無產階級不再能享受到這種生產力的任何好處，這種生產力不再是被勞動者掌握的力量，反而變成了掌握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的力量。而沒日沒夜的機械性勞動使得勞動者之間的交流逐漸減少，他們變得分散和彼此對立（相互競爭生存空間），變成了生產線上的機器，變成了資本家眼里的數據，變成了抽象的個人。只有當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占領生產資料，才能發揮出真正的力量。

　　生產資料公有制

　　各個人必須占有現有的生產力總和，這不僅是為了實現他們的自主活動，而且就是為了保證自己的生存。這種占有首先受所要占有的對象的制約，即受發展成為一定總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圍里才存在的生產力的制約。因此，僅僅由于這一點，占有就必須帶有同生產力和交往相適應的普遍性質。對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質生產工具相適應的個人才能的發揮。僅僅因為這個緣故，對生產工具一定總和的占有，也就是個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總和的發揮。其次，這種占有受進行占有的個人的制約。只有完全失去了整個自主活動的現代無產者，才能夠實現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動，這種自主活動就是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揮。過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個人的自主活動受到有局限性的生產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縛，他們所占有的是這種有局限性的生產工具，因此他們只是達到了新的局限性。他們的生產工具成了他們的財產，但是他們本身始終屈從于分工和自己的生產工具。在迄今為止的一切占有制下，許多個人始終屈從于某種唯一的生產工具；在無產階級的占有制下，許多生產工具必定歸屬于每一個個人，而財產則歸屬于全體個人。現代的普遍交往，除了歸全體個人支配，不可能歸各個人支配。

　　因為每個無產階級都不占有生產資料，并且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了集體性和紀律性，使得他們能夠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的革命任務，讓他們得以實現自主的勞動，實現勞動以外的自主活動，讓他們能夠打破私有制的枷鎖，獲得真正的自由。是的，正是因為他們除了“人身自由”以外一無所有，而被資本的枷鎖牢牢捆住，讓他們成為了社會中最不自由的階級，使得他們具有了最為徹底的革命性。以往的革命階級所占有的生產資料讓他們屈從于自己相應的生產關系，使得他們的革命無法真正地代表全社會的利益。

　　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舊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基礎，并且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它們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經濟的性質，這就是為這種聯合創造各種物質條件，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共產主義所造成的存在狀況，正是這樣一種現實基礎，它使一切不依賴于個人而存在的狀況不可能發生，因為這種存在狀況只不過是各個人之間迄今為止的交往的產物。這樣，共產主義者實際上把迄今為止的生產和交往所產生的條件看作無機的條件。然而他們并不以為過去世世代代的意向和使命就是給他們提供資料，也不認為這些條件對于創造它們的個人來說是無機的。

　　過去的一切社會歷史的發展都是自發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逐漸發展至資本主義社會，沒有人認識到發展過程中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也就無從自覺地利用生產關系的變革來推進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也無從自覺地通過先進的上層建筑來反作用于落后的經濟基礎。共產主義使得所有之前自發形成的社會條件受聯合起來的個人支配，而不是像資本主義那樣僅僅受資本家支配。正是因為共產主義社會基于所有聯合起來的個人，所以它必須使得每個人都能夠得到全面自由的發展，不能發生那種忽略個人的狀況（把工人看作機器，貧富差距只不過是現階段的社會常態）。共產主義之所以是可實現的，是因為其建設依據的是目前已經發展起來的物質條件（國際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然而我們并不會為之前的人們虛構一種使命（為我們共產主義的實現奠定基礎），也不會認為前人能夠像我們一樣自覺地利用現有的物質條件。

　　人的片面存在

　　在矛盾產生以前，人們進行生產的一定條件是同他們的現實的局限狀態，同他們的片面存在相適應的，這種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產生時才表現出來，因而只是對于后代才存在。這時人們才覺得這些條件是偶然的桎梏，并且把這種視上述條件為桎梏的意識也強加給先前的時代。

　　這里的矛盾指的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說，在生產關系限制生產力發展之前，人們的生產生活是與他們的片面存在相適應的。這里的片面存在指的是人們受到了生產力、自然環境等物質條件的限制，對于這些偶然桎梏，就不能強制要求前人也能夠有這種意識，即不能要求奴隸社會產生人人平等的想法，也不能要求封建社會放棄小農經濟專攻科技發展。

　　沒有超階級的自由

　　某一階級的各個人所結成的、受他們的與另一階級相對立的那種共同利益所制約的共同關系，總是這樣一種共同體，這些個人只是作為普通的個人隸屬于這種共同體，只是由于他們還處在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下才隸屬于這種共同體；他們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階級的成員處于這種共同關系中的。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條件和社會全體成員的生存條件的革命無產者的共同體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這個共同體中各個人都是作為個人參加的。它是各個人的這樣一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發達的生產力為前提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而這些條件從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同單個人對立的。這正是由于他們作為個人是分散的，是由于分工使他們有了一種必然的聯合，而這種聯合又因為他們的分散而成了一種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聯系。過去的聯合決不像《社會契約》（注：讓·雅·盧梭《社會契約論，或政治權利的原則》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編者注）中所描繪的那樣是任意的，而只是關于這樣一些條件的必然的聯合（參閱例如北美合眾國和南美諸共和國的形成），在這些條件下，各個人有可能利用偶然性。這種在一定條件下不受阻礙地利用偶然性的權利，迄今一直稱為個人自由。——這些生存條件當然只是現存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

　　在資產階級占據統治地位的國家中，資產階級宣傳的資產階級自由就是一種如此虛偽形態，“白手起家”的資本家們自由地利用各種偶然性因素（家庭環境，經濟特區，政策優勢等等）使得他們獲得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并把這種成功歸結于自己自由地個人努力。在資產階級內部，他們當然享有這種能夠自由利用偶然性的權利，在廣大無產階級中可就沒有那么好的福報了。我們無產階級的自由觀絕不是利用什么偶然性的自由，而是一種照顧到社會每一個人的自由，是消滅一切階級之后才有可能實現的自由。在階級社會中，各種思想無不被打上階級的烙印，不存在有實現超階級的自由的可能，所謂宗教信仰方面的精神解放自由，不過是資產階級維護自身統治而向無產階級散布的精神毒藥，除非資本家們能夠集體在實現精神自由之后自愿交出手中的一切物質權利（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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