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由于“四人幫”的破壞，在學風方面出了不少問題，例如壓制討論、互相封鎖等。我們現在不同意見的爭論、討論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討論當中可能會出來一些錯誤的意見，也不可怕。我們要堅持百家爭鳴的方針，允許爭論。
——《鄧選》第二卷《關于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
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鄧選》第三卷《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
但是實現民主和法制……不能用“大鳴大放”的做法。……“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是載在憲法上的。現在把歷史的經驗總結一下，不能不承認， 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因此，憲法有關“四大”的條文，根據長期實踐，根據大多數干部和群眾的意見，黨中央準備提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審議，把它取消。
——1980年1月16日，《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鄧選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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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焦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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