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是美國著名左翼社會學家、分析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之一奧林·賴特在其生命最后階段寫成的一部重要著作，凝結了他畢生思考的精髓?！度绾卧诙皇兰o反對資本主義》不僅是一部反對和批判資本主義的理論宣言，而且是一個以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的實踐藍本。賴特提出和分析了打碎資本主義、拆解資本主義、馴服資本主義、抵抗資本主義、逃離資本主義等侵蝕資本主義的策略邏輯，以及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價值規范、經濟組織、集體能動性等。賴特特別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功能進行了辯證的分析，指出其何以能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超越資本邏輯、侵蝕資本主義提供可能和空間，并揭示了新自由主義對民主的削弱。但賴特的理論中也存在一些顯著的問題，比如他據以批判資本主義和建構社會主義的“規范基礎”缺乏唯物史觀根基，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也存在局限，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植根于他傾向于以概念而非歷史辯證法來分解現實的分析馬克思主義方法。

　　［關鍵詞］奧林·賴特 《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 分析馬克思主義 侵蝕資本主義

　　埃里克·奧林·賴特是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教授，曾任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是當代美國富有影響力的左翼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也是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賴特著述豐碩，較為重要的包括《階級、危機與國家》《階級》《階級很重要》《審視不平等》《重建馬克思主義》《美國社會：它實際是如何運轉的》《想象真實烏托邦》等。如果說賴特前期最重要的學術成果是以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問題作出詳實的研究和闡釋并藉此重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那么他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學術重心則聚焦于批判資本主義并尋找可能的替代方案，《想象真實烏托邦》就是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2009年，在花費近20年的時間后，賴特完成了《想象真實烏托邦》一書，并于2016年著手一部新著作的寫作，這就是《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這本書正文共六章，到2018年3月，賴特完成了前五章的主要內容，雖然他在2018年4月初被診斷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并最終于2019年1月溘然長逝，但他從確診到逝世期間一直帶病堅持寫作，給我們留下了這部思想豐沛、結構完整的遺著。可以說，“反對資本主義”是賴特整個學術生涯的主題，他畢生思考的精髓都凝結在了這本書中。不管是研究賴特的思想，還是評析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這都是一部不可錯過的著作。賴特原來對這本書的定位是想為《想象真實烏托邦》一書寫一個濃縮、簡明的版本，后來卻寫成了一個“續集”。其實，《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與《想象真實烏托邦》相比，不僅增添了許多新的觀點，得出了更明確的結論，而且重心也更傾向于實踐策略，即從“怎么看”轉向“怎么辦”。

　　一、反對資本主義的理由

　　賴特對資本主義的理解繼承了經典馬克思主義，但他沿著分析馬克思主義的理路把資本主義拆解為幾個基本概念，即市場經濟加某種階級結構：“市場層面指出了經濟體系對于經濟活動的基本協調機制（透過去中心化的自愿交易、供需以及價格加以協調），階級結構則是指經濟體系當中的核心權力關系（也就是資本的私人擁有者與勞工之間的權力關系）”。在有的地方，賴特也把資本主義定義為以下三者的結合，即“市場交易、私有化的生產工具，以及透過勞動市場雇用雇傭勞動者”。但本質上還是市場經濟與階級結構的結合。賴特的這一拆解，蘊含著“我們不需要資本主義也一樣可以有市場”的路向，這正是他嘗試超越并替代資本主義的重要取徑。

　　在“如何反對資本主義”的問題之前，當然有一個“為什么反對資本主義”的問題，雖然這在左翼傳統中已是老生常談，但賴特還是在本書開篇作出了獨到的回答，據此奠定了本書的理論前提和價值立場。他認為，人們之所以反對資本主義，并非如經典馬克思主義所認為的那樣主要出于階級利益和階級意識，還包括道德價值的因素，道德價值甚至比階級利益更加重要。這是因為：第一，由于社會結構的復雜化，許多社會階層的人并非那么非此即彼地處于或認定自己處于剝削階級或被剝削階級；第二，影響人們選擇和行動的不僅有物質利益，還有道德關懷；第三，道德價值之所以在反資本主義過程中如此重要，因為它還關乎在反資本主義之后應當建立一個怎樣的新社會。因此，賴特提出了一套規范基礎，作為批判和取代資本主義的價值標準，包括三組核心價值：平等/公平、民主/自由、社群/團結。賴特所理解的平等主要是指“在一個公正的社會里，所有人都擁有大致平等的管道可以取得享有美滿人生所需的物質與社會工具”。這一平等原則不僅適用于國家內部，而且適用于國與國之間和代際之間。賴特所理解的民主自由主要是一種“自我決定的價值”，即“在完全民主的社會里，所有人對于有意義地參與影響自身生活的決策所需的必要工具，都享有大致相等的取得管道”。賴特所理解的社群/團結主要“表達了人應當互相合作的原則，不僅是因為他們個人能夠從中得到好處，也是因為他們真心關注別人的福祉，并且認為自己有這么做的道德義務”。在《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中，賴特沒有像在《想象真實烏托邦》中那樣列出對資本主義的11項批判，而是直接以這三項價值衡量資本主義，以此得出反資本主義的理由。

　　賴特認為，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的顯著特征，“資本主義的核心存在著一項鮮明的不平等，一方是擁有資本的人，另一方則是沒有資本的人”，“市場競爭的本質會使得優勢與劣勢隨著時間過去而不斷累積，逐漸拉大個人之間原本存在的不平等”。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是以破壞性的方式實現的。民主自由通常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標榜的價值，但賴特認為，雖然資本主義在興起和發展的過程中曾與民主/自由有過一定程度的聯姻，但也同樣在多個方面限制民主自由的發展：一是資本主義私營企業的投資決策對當地/經濟人口具有重要影響，但普通民眾根本無法參與決策；二是資本主義私營企業憑借自身經濟影響力可以影響當地政府決策；三是富人顯然比窮人更易獲得政治權力；四是資本主義公司往往在內部擁有獨裁權力；五是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存在的財富不平等必將帶來實質自由的不平等，畢竟自由地選擇雇主與自由地選擇投資場所根本不是一個層面的自由，這些注定了民主/自由在資本主義下無法真正實現。此外，賴特還認為，植根于資本主義經濟中、受到資本主義文化推崇的兩項核心價值——競爭式個人主義與私有化消費主義——與社群/團結的價值根本對立。雖然不能說社群/團結價值完全不被資本主義所接納，社群關系和組織在當代資本主義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但它們只能存在于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邊緣或夾縫中。有些異議者認為破壞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平等/公平、民主/自由、社群/團結這些價值的未必是資本主義，對此賴特指出，資本主義雖然不是破壞這些價值的唯一肇因，但卻是主要肇因，這就是我們反對資本主義的理由。

　　二、反對資本主義的五種策略

　　對賴特來說，比為什么要反對資本主義更重要的是如何反對資本主義。他開門見山地提出了五種策略：打碎資本主義、拆解資本主義、馴服資本主義、抵抗資本主義、逃離資本主義。打碎資本主義基本上就是20世紀通過社會革命奪取國家權力、轉變社會形態的模式，但賴特認為這種方式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行不通，歷史上也確實沒有在發達國家取得成功的先例。因此，探討的重點應當放在后面四種策略。關于拆解資本主義，賴特是這樣解釋的：“只要透過國家主導的改革逐步由上而下落實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元素，即有可能達成轉型至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要做到這一點，必然會有一段漫長的時期是資本主義關系與社會主義關系共存于一套混合經濟體系當中：私營的資本主義銀行與國營銀行同時存在；私營的資本主義公司與國營企業同時存在，尤其是在運輸、公用事業、醫療，以及重工業的若干部門當中；資本主義勞動市場與國家雇傭同時存在；國家指導的投資配置計劃也與追求最大利潤的私人投資同時存在。在這種情境里，不會有一個直接由一套體系取代另一套的斷裂時刻，而是透過國家的持續性作為逐步拆解資本主義，也逐步建立一套替代方案。”根據這段描述，賴特所謂拆解資本主義的過渡狀態非常類似于有些學者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在托尼·克里夫、克里斯·哈曼、亞歷克斯·卡里尼科斯等左翼學者的理論視域中，這種國家資本主義不是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而是資本主義的一種極端發展。這種理論對立的關鍵是對國家的理解不同，如果把資產階級國家僅僅理解為資產階級經濟意志的體現，那么國家資本主義的確只是資本主義的加強。但是，賴特傾向于不僅把國家理解為資本主義國家，而且理解為資本主義社會里的國家，也就是說國家雖然發揮著資本主義國家的主導功能，但也包含著內在矛盾。“國家機制就像經濟機制一樣，在不同的時間與地點所體現的支持資本主義偏向也是程度不一。階級利益和其他利益之間不同的平衡點體現在國家的不同部位”，“決策與負責的型態愈是具有深厚的民主性，國家機制的階級性質就愈不會帶有那么純粹的資本主義色彩”。也就是說，賴特的拆解資本主義策略以民主的高度發展為前提。據此，他對現實中的資本主義國家干預、民主社會主義或福利國家有程度逐漸提高的肯定性評價。然而，盡管賴特在本書中對替代資本主義的選擇也使用民主社會主義這個詞，但若據此認為他就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則過于狹隘，因為他所設想的對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不論在改造的程度、面向上，還是在策略的多元上，都超越了通常的民主社會主義范疇。

　　賴特的第二種策略馴服資本主義與拆解資本主義一樣，也是某種自上而下的改造方案，但比拆解資本主義更加保守，類似于一種保留資本主義基本制度，而通過更多引進和實踐平等/公平、民主/自由、社群/團結價值來減弱和消除資本主義弊病的改良主義。用賴特的話說，拆解資本主義是一種超越結構的行為，馴服資本主義則是在既定結構內的消除傷害。在他看來，二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干預政策和民主社會主義模式就類似于馴服資本主義。當然，從馬克思主義角度看，可以說這種改良非常不夠，但資本主義從巧取豪奪到受到約束，畢竟是一種進步，并且賴特強調多種策略——激進的與改良的、自上而下的與自下而上的——并行不悖、互為補充。

　　賴特的第三種策略抵抗資本主義，指的是一切“在國家機器以外反對資本主義但不試圖獲取國家權力的抗爭行動”，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勞工運動、環保運動、女權運動以及其他維護少數群體權益的運動，皆可歸入此類。從實踐來看，這些運動雖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也缺乏傳統社會主義運動那種以政黨為領導的凝聚性和奪取政權的政治目標，但在權利平等的方向上還是取得了卓著的成效。

　　賴特的第四種策略逃離資本主義的含義比較松散，不僅是指某種個人式的逃離社會，還包括理念社群（intentional communities）、出于“逃離威權的工作場所與資本主義公司的剝削”而組織的合作社、“自己動手做的DIY運動”等群體性例子。其中的理念社群又譯為共識社區、意愿性社區，是指某些基于相似社會、政治、宗教理念的人群組成的社區群落，其居民通常擁有共同財產與社區責任，過著與現代生活不同的另類共同生活，其存在是對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逃離與反抗。

　　將以上四種策略結合起來，就能得到一種弱化資本主義的策略布局。其實所謂弱化資本主義，在《想象真實烏托邦》一書中有一個更形象的用語，就是侵蝕資本主義。侵蝕資本主義的過程可能在相當長時期內是在資本主義的“游戲規則”內進行的，但其最終目標是要改變這一規則或超越原來的結構。賴特指出，資本主義的興起也是從對封建經濟的侵蝕開始的，“透過長達幾世紀的一段漫長而蜿蜒的過程之后，封建結構在歐洲的某些角落已不再主導經濟生活；封建制度已經弱化。這段過程中也許有些政治動蕩，甚至是革命，但這些政治事件不是造成經濟結構的斷裂，整體上比較算是為早已發生于社經結構里的改變予以批準和合理化”。賴特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大概就類似于這樣一個過程。

　　三、取代資本主義的目標社會

　　超越資本主義之后的目的地，賴特稱之為社會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但這個詞有著獨特的內涵，與一般所說的社會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皆不同。賴特基本上是從權力結構、經濟民主、政治民主這三個角度闡述社會主義的。首先從權力結構來看，賴特指出：“在經濟體系里，有三種不同形式的權力特別重要：經濟權力、國家權力、以及我所謂的‘社會權力’”，“經濟權力奠基于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國家權力是在一塊區域內掌控規則的制定與施行；至于我所謂的‘社會權力’，則是植基于動員眾人從事合作性而且自愿性的集體行動的能力”。在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權力從屬于資本，國家權力從屬于資本主義國家，根據他的觀點，在這兩者之間的夾縫中拓展出來的公民社會被賦予的權力——社會權力越大，該社會的社會主義程度也就越高。在他看來，社會權力的大小與民主的程度關聯較大，“聲稱一個國家是民主國家，就表示這個國家的國家權力從屬于社會權力”。不寧唯是，社會主義不僅意味著國家向社會讓渡政治權力，也意味著資本向社會讓渡經濟權力：“在社會主義這種經濟結構里，資源為了不同目的而受到的配置與使用，是透過行使社會權力而發生。在社會主義里，投資過程與生產都是由可讓平民百姓集體決定怎么做的制度所控制?；旧希@就表示社會主義等于經濟民主”。

　　由此就自然而然地過渡到了賴特從經濟角度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或設想，主要包括三個層面：前提條件、超越資本邏輯的市場經濟、非市場經濟組織。他認為“無條件基本收入”是建構社會主義經濟的前提條件。所謂無條件基本收入是指“國內每個合法居民每月都能領取生活津貼。而這筆錢足以讓他們在該文化定義下過上體面的生活，比如說貧窮線的1.25倍。這筆補助是無條件的，不以任何勞動表現及其他形式的貢獻來設限，同時它也是普遍的，不管是富人或窮人，每個人只要有公民身份都可以領這項補助”。他認為“無條件基本收入”不僅為正義原則所必需，而且將使普通居民有承擔風險的能力，不受現有體制的束縛，能夠探索新的經濟形式。賴特所設想的超越資本邏輯的市場經濟包括以下幾種形式。一是合作社市場經濟，特別是勞工合作社。“市場雖然可能是任何一種可行的復雜經濟的必要特征，卻不一定要由遵循資本主義規則的資本主義企業主導。”合作社就是這樣一種在市場經濟中取代資本主義規則、資本主義企業的經濟形式。勞工合作社是由勞工擁有、通過民主程序管理生產的經濟組織，雖然也是為了市場而生產，但遵循的不是利潤最大化原則，而是團結、平等、民主治理、工作尊嚴、社群發展等價值。二是社會與團結經濟。這是一個概括性用語，“涵蓋了各式各樣植基于社群、體現平等主義與團結主義價值，并且致力于某種需求導向或社會正義使命的經濟活動與組織”，除了合作社之外，還包括“非營利組織、互助會、志愿協會、社區組織、社會企業（懷有強烈社會使命的商業公司），或甚至是教會”。三是資本主義公司的民主化，既包括雇員經濟權益的保障和增加，也包括雇員參與決策的民主力量得到擴展與深化。四是將銀行轉變為為儲戶和企業提供存款和貸款服務的公用事業部門，而不再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企業。此外，在賴特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經濟中還存在一些非市場經濟組織，例如國家直接提供某些物品和服務，如醫療照護、兒童托育、圖書借閱、社區中心、公園休閑、劇院藝廊、進修教育等，還有“同儕合作生產”，即賴特以維基百科為例來說明的一種大家共同貢獻、共同分享、完全摒棄了利潤導向的經濟形式，以及資本主義專利權逐漸消亡之后形成的知識共享。賴特認為，以上所有經濟形式都有可能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生長點。他摒棄了那種以某種單一、固定的模式來理解社會主義的思維，認為“一個民主平等主義經濟的最佳制度布局，比較有可能是混合了各種不同形態的參與式計劃、公營企業、合作社、受到民主規范的私人公司、市場，以及其他制度形態，而不只是單獨依賴其中任何一項”。

　　但是，如上所說，經濟民主化的發展，離不開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化。在賴特看來，國家民主化即國家權力向社會權力的讓渡，這既是社會主義的題中之義，也是實現上述經濟民主化的前提條件。因此，他提出了以參與式預算為例的“新式的公民參與”“隨機挑選公民參與特定種類的決策機構”以及改變民主選舉規則等構想。實際上，資本主義政治民主的發展方向歸根結底是從形式民主向實質民主、從一次性民主向全過程民主，這復雜性遠超賴特在以上幾個問題上的論述。賴特在政治民主化問題上談得比較簡略，也許是因為他認為政治民主的發展最終要落實到對生產的管理和對利益的分配等方面，即落實到經濟民主上。值得注意的是，賴特認為從凱恩斯主義到新自由主義不僅是社會福利的削減，也是自由民主的削減，新自由主義在四個面向上削弱了民主：“第一，減少對資本的全球移動所設的限制，導致國家承受更高的外部壓力，必須關注資本的利益。第二，對金融部門的法規松綁，增加了金融部門對國家政策的框限力量。第三，一系列國家服務的私有化，削減了國家對于許多公共服務的品質與性質進行民主管理的能力。第四，勞動運動的弱化減損了勞動階級結社力量最重要的來源，不只在勞動市場當中是如此，在政治場域里也是”。因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方向是對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中所積累的社會主義因素的一次背離，要通往社會主義，首先要對新自由主義這一發展方向進行“翻轉”。

　　四、反對資本主義的行動主體

　　為了回應改變資本主義的主體究竟何在這一問題，賴特專門擬定了本書的最后一章“促成轉型的行動者”，并在病中完成了撰寫。這對賴特來說是一個較新的問題，他也承認這不像其他課題那樣經過了充分的討論，在某種程度上只是提出了一個思考提綱。對于如何定義改變資本主義的集體行動者這個問題，賴特以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三個概念：認同、利益與價值。所謂認同，指的是“植基于社會強加的各類不平等與支配之上的認同”，“先前提到的解放性社會運動的社會基礎，包括階級、種族、性別、族裔等等，都與這些種類的認同深深相關”。利益指的是當某一群體特別是階級的利益在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其階級結構中受到侵犯時，所產生的反對資本主義的態度和行動。價值則是指由于資本主義的現實與人們所認為的應然價值相違背，所產生的反資本主義態度和行動。這三者是相互關聯的，集體行動者或集體能動性正是產生在這三者的聯結中。但是，資本主義私有化的生活、破碎的階級結構、相互競爭的認同來源等經濟結構和文化意識形態也在試圖瓦解這種集體行動者或集體能動性。在這三個概念中，價值概念尚有較大的探討空間，在當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建基于少數群體權益基礎上的認同及認同政治，雖然催生了一系列新興的反抗運動，并且這些反抗運動之間也有一定的價值交集，但是這些價值交集是否大到足以改造某種制度，且其方向是否共同朝向反對資本主義，抑或是反而形成了某種右翼民粹主義，都是現實政治中仍然無法解決的問題，也是擺在理論設計者面前的重大挑戰。改變資本主義的主體，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素有爭議的問題，賴特顯然不想陷入決定論或主體性的爭議，更不想訴諸為分析馬克思主義所拒斥的辯證法，但是最終他自己的上述回答也是極其抽象的。其實，當賴特在討論侵蝕資本主義的具體策略及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等問題時，就已經包含了主體問題，主體本就是與經濟形態的改變緊密聯系的一個具體問題，而他專辟一章討論所謂主體問題，反倒像是陷入了某種抽象討論的理論陷阱。

　　五、評論

　　如標題所示，本書是對“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這一問題的系統回答。雖然從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賴特好像放棄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比如同是美國左翼學者的道格·埃納·格林（Doug Enaa Greene）在評論本書時就批評道：“賴特提出的侵蝕資本主義的戰略并沒有避免上個世紀困擾左翼的改良主義陷阱”。但筆者在這里更想指出的是，在一個所謂“后革命”時代，賴特沒有止步于對資本主義空泛的口誅筆伐，而是對替代資本主義的實踐和策略有著深入思考，這在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中較為稀缺，因而更顯價值。如上文所述，賴特雖然使用民主社會主義這個詞，但他的設想在改造資本主義的多元策略、觸及資本利益的深度以及最終目標上都遠遠超出了傳統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與實踐，與傳統的改良主義相比是相當激進的。

　　當然，賴特的理論也存在不足。他提出的用以批判和改造資本主義的“規范基礎”似乎是先驗自明的，他未嘗試從唯物史觀的角度對相關來源作出說明，這成為他整個理論前提的薄弱環節，也決定了這些內容缺乏系統的理論立場，平等/公平、民主/自由、社群/團結等價值及賴特對它們的理解，像是在自由主義基礎上汲取了某些社會主義價值的混合物，用它們來批判資本主義有一定的價值，也能擊中不少要害，但據此理解和建構社會主義則十分不夠。賴特把平等理解為“在一個公正的社會里，所有人都擁有大致平等的管道可以取得享有美滿人生所需的物質與社會工具”，但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權利”。賴特把民主/自由理解為“自我決定的價值”，這基本上是一種基于自由主義的理解，既不包含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轉化，也與作為共產主義重要目標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自由內涵基本無涉。賴特把社群/團結理解為一種互相合作的原則，這種理解缺乏任何歷史內涵和具體規定，不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對共產主義的社群/團結原則有著具體、明確的理解：“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①。賴特在“規范基礎”上說不出更深刻的東西，歸根結底因為他缺乏唯物史觀的地基。與《想象真實烏托邦》一書相比，賴特在《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中進一步否定了打碎資本主義的可能，完全排除了革命這一選項，顯然是過于武斷的。賴特在經濟方面超越資本主義的設想中提出了超越資本邏輯的市場經濟、非市場的經濟組織等較為激進的設想，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始終不曾把計劃經濟納入對社會主義的考量，無疑失之偏頗，因為即便認為傳統計劃經濟存在弊端，也不可因此拋棄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性。總體來說，賴特對市場的態度沒有超越市場社會主義的范疇。此外，賴特對社會主義的一些理解也值得商榷，比如他完全把社會權力與國家權力對立起來，這種觀點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有一定道理，但在國家職能已經發生轉變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就不完全適用。賴特缺乏對具體情境的抽象分析，在根本上缺乏觀察社會發展的動態視角，這一局限性可以追溯到他遵循的以概念來分解現實而拒絕歷史辯證法的分析馬克思主義方法，這種方法在給定時空下進行量化分析中有一定優勢，但在發掘歷史發展的動力機制上力有不逮。

　　然而，盡管我們批評了賴特理論中的上述問題，《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這本書以實證的方法、實事求是的態度對21世紀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型之路作出了有價值的探索，不僅對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展望未來社會具有理論價值，也對整合當代反資本主義的抗爭運動具有實踐價值。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