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你是我毛澤東的流動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

　　國內外的各種動態(tài)，供我和黨中央決策時參考。”

　　話說1938年11月13日凌晨，湖南長沙發(fā)生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大災難——長沙大火。

　　原來在11日上午9時，蔣介石作出了一個愚蠢的決定，電令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望事前妥密準備，勿誤！”旋即，張治中又接到了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林蔚的電話，內容是“對長沙要用焦土政策。”據(jù)此，張治中傳令于警備司令酆悌和省保安處長徐權，命他二人負責具體實施。二人于11日下午4時就制訂出了一份詳細的“焚城計劃”。該計劃共13條，明確要求，“棄守前，需將長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準備運走的物質全部焚毀，不資敵用。”、“派省會警備司令部警備第2團和長沙市社訓總隊負責執(zhí)行。”、“于11月13日凌晨兩點以前”、“進入準備位置”。另外，計劃還對焚城的過程，如引火材料的發(fā)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號、秩序、紀律等作了具體規(guī)定。放火的地點選定天心閣。

　　此時的日軍會不會前來進攻長沙呢？毛澤東11月5日在六屆六中全會結論報告中曾經預言：“敵人的兵力更分散了。日軍占領上海等地時是一鼓作氣，占領武漢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了，其戰(zhàn)略進攻接近頂點，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來的象征。”的確如此，日軍在占領廣州、武漢以后，已經沒有多少兵力繼續(xù)內侵了。請看事實：11月8日，日軍攻入湖南北部，并轟炸了長沙和衡陽，11月9日、11日先后占領臨湘、岳陽，與國民黨軍對峙于新墻河。非常明顯，日軍的戰(zhàn)略進攻已經是“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了?？墒蔷驮?1月13日凌晨2時許，長沙南門外的一家傷兵醫(yī)院偏偏失火了，因公安消防設備已被毀壞，又引發(fā)幾處起火。城內的警備司令部不明真相，誤以為是放火的信號，便一齊動手放起火來，一霎時，大火吞沒了整個城市。因為政府當局事前并沒有向市民預告，也沒有采取任何疏散措施，所以當人們在睡夢中被驚醒之時，已是逃生無路，人不分男女老幼，無不哭天愴地，呼兒喚娘，在擁擠和混亂不堪中，有的人被人群踩死，有的人被汽車壓死，有的人被活活燒死，可憐30000多名居民竟然葬身于這場災難之中。大火直燒了5天5夜，才自行熄滅。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燒毀，計有5.6萬余棟，經濟損失約10億元。這場大火還毀滅了長沙城自春秋戰(zhàn)國以來的楚國歷史文物積累，地面文物毀滅幾近于零，作為中國為數(shù)不多的2000多年城址不變的古城，文化傳承就此中斷，在歷史研究上造成無可估量的損失，使長沙與斯大林格勒、廣島和長崎一起成為第2次世界大戰(zhàn)中被毀壞最嚴重的城市，同時成為在中國抗戰(zhàn)史上與花園口決堤、重慶防空洞慘案并稱的3大慘案之一。

　　長沙大火引起了中外的廣泛譴責，蔣介石為平息民憤，不得不組織臨時軍事法庭，將警備司令酆悌、警備2團團長徐昆、湖南省警察局局長文重孚3人判處死刑。張治中也因此被革職留用。

　　據(jù)張治中后來回憶，蔣介石在長沙處理大火案之后，曾訓示說：“就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說不屬于哪一個個人的錯誤，而可以說是我們整個集團的錯誤。這一錯誤的造成，不能不認為是我們的失敗。”

　　這正是：發(fā)罷大水發(fā)大火，水火無情冤魂多。

　　倘若真有鬼魂在，爾曹幾命可夠索？

　　再說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前后，毛澤東在擊敗王明宗派團伙，取得黨內斗爭又一次重大勝利的同時，也收獲了一份純真的愛情。他和江青已經雙雙墜入愛河。他們準備結婚的消息傳出后，在延安在上海都引起了轟動。這次婚姻已是今非昔比，以他現(xiàn)在的身份和地位，自然是萬眾矚目。因此從一開始，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有之，嫉妒詆毀者有之，煽風點火造謠生事者有之；反共陣營中有之，共產黨內部甚至在政治局里亦有之。人們從各自的立場、觀點和利益出發(fā)，發(fā)出各種不同的聲音。

　　周恩來看到江青經常幫助毛澤東抄寫文章，已經成為毛澤東離不開的助手了。他們在一起那么親密，談得那么投入和忘情，作為旁觀者，周恩來知道毛澤東已經深深地陷入愛的漩渦之中了。他對毛澤東說：

　　“我看你和江青同志應該盡快結婚了。江青同志的年齡也不小了，人又長得漂亮，不了解情況的人難免會追求，時間拖長了，可能要引起一些閑言碎語。”

　　毛澤東說：

　　“恩來，你是理解我的，我沒有對不起賀子珍，是她一次次地吵著要離婚，誰勸阻也沒有用，最后我只能同意，并告訴了董必武同志。當初我們結婚沒搞什么形式，現(xiàn)在好說好散，也不需要什么形式。所以，我和江青戀愛是光明正大的，我們要公開結婚。”

　　周恩來不但是共產黨內首先支持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的人，而且他還找那些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的人做工作，他說：

　　“你們對江青同志的歷史不了解，對她的一些情況也不清楚，所以，主席也不怪你們。江青同志在上海的革命活動，中央是了解的，她在上海一直是受反對派迫害的。她寫的許多文章，主席也看了，對她的思想、認識和風格都非常贊賞。”

　　關于毛澤東的婚事，更多的人則認為：毛澤東要跟誰結婚，純屬個人私事，他人不必干涉。張聞天本來也是這樣想的，可他在看了王世英等人的來信后，便產生了新的想法。

　　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王世英曾在上海做過地下工作，并參與過營救江青的工作。那時候，他在上海也不斷從報紙上看到有關“唐藍風波”的緋聞。他聽說毛澤東要和江青結婚，就給張聞天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江青在上海桃色新聞很多，毛主席同她結婚很不合適……”信寫好后，王世英覺得一個人在上面署名分量不夠，就找到曾經和他一起在上海工作過的陳雷、南漢宸、王超北、謝祥蔭共同署名，他們還一個個摁了手印，送給了張聞天。

　　關于這件事，據(jù)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說：“聞天覺得這種個人私事，別人不便干預。他也了解毛個性很強，認準了的事很難回頭。但是大家的意見很有道理，黨的領導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閑視之?？紤]再三，聞天綜合大家的意見，以個人名義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信寫得比較婉轉，大意是：你同賀子珍合不來，離婚，大家沒有意見，再結婚也是應該的。但是否同江青結合，望你考慮。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員，影響較大。這樣做，對黨對你，都不大好。信是讓警衛(wèi)員送去的，毛讀罷大怒，當場把信扯了，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

　　毛澤東又冷冷一笑，說：

　　“現(xiàn)在我們的人還是這么封建，看不起唱戲的。其實唱戲也是一種正當職業(yè)，何況江青同志多年來一直是用唱戲作掩護從事革命工作。你們看不起，我偏偏要看得起，看他們能怎么樣！”

　　還是賀龍爽快，他罵罵咧咧地說：

　　“什么影響不好？全是他媽的胡說八道，誰再興風作浪，老子斃了他狗日的。一個娘兒們有什么了不起，還值得如此大驚小怪。我看是有人故意搗亂。”

　　后來流傳甚廣的有兩個小道消息：一是說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毛澤東和江青的婚事，同意他們結婚。二是說周恩來、朱德曾對江青“約法三章”。這些說法至今沒有原始文件為據(jù)，不足憑信。以毛澤東的個性，他是決不會讓政治局來討論他的婚事的。正如毛澤東的衛(wèi)士長李銀橋后來所說的那樣：“那時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女青年投奔延安，許多首長都是在這批女青年中選擇了自己的終身伴侶。作為全黨領袖的毛澤東，在這樣眾多的優(yōu)秀女青年中，不可能同一位壞得一無是處的女人結婚。后來傳說毛澤東與江青結婚是經政治局批準的，還流傳什么‘約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幾年，真有這個約法三章，約法人早就出來證明了。我沒見過哪個人出面證明么！”

　　楊尚昆也說過：“曾有傳聞，說江青同主席結婚時中央有一個決定，不讓她參加政治生活。實際根本沒有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過這么一個東西，果真如此的話，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嗎？另外還有一個旁證，兩年前我曾經問過陳云，我說你那時在延安既是組織部長，又是政治局委員，你知道不知道這件事？他說根本沒有那回事。”

　　關于毛澤東和江青的婚姻，《江青秘傳》和《女皇夢》的作者朱仲麗在回憶中，也曾經說出了一番出人意料的心里話，她說：“應該說，還是毛澤東先追的江青。江青到了延安以后，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人物。第一，她長得漂亮。第二，她會演戲，已經在全國是出了名的演員，唱京劇唱得相當不錯，絕不是人們所說的她是三流演員，那是根據(jù)政治需要在貶低她，其實她的表演是很好的。 這在延安當然是鳳毛麟角的人物了。第三，她善于學習，寫得一手好字，而且會寫文章。30年代她在上海所發(fā)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出自她的手筆。第四，她看過不少馬列的著作，對《共產黨宣言》一類的經典著作背得滾瓜爛熟。她和中央一些領導同志談話，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毛澤東首先看上了她的這些長處，引以為知音了。”

　　朱仲麗還說：“毛澤東選擇了江青，是因為他們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和感情基礎。”“他對中央一些同志說，首先江青是我們黨的同志，是革命的戰(zhàn)友。就是她不成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親密戰(zhàn)友，可以幫助我工作。她有這個能力和水平。”

　　《賀子珍之路》一書的作者王行娟也說過這樣的話：“客觀說，江青也是才華的確出眾，讀了很多書，字也寫得好，不僅草書好，楷書也好，毛澤東就曾讓李訥臨摹江青的字。李敏也說過江青能看英文原版小說，口語也不錯。有些古詩詞，毛澤東念上半首，她經常能接著吟出下半首。她的才華無疑也會吸引毛澤東，特別是在延安那個地方，那個年代。說到江青的漂亮、風度，那就更不用說了。”

　　毛澤東與江青公開戀情就是在全會后的一天下午。那時候，毛澤東早早在院子里等著她的到來。一見面，他就握著江青的手，高興地說：

　　“江青同志，我發(fā)現(xiàn)我越來越離不開你了。我已經向董必武同志講了，恩來同志也一再催促我們，他們都和我們站在一起。我還請示了馬克思他老人家，我的做法完全符合馬克思的原則。”

　　恰在此時，周恩來和康生一前一后來到了院子里。周恩來一見二人的親熱勁，就打趣地說：

　　“主席啊，你和江青同志是天生的一對！”

　　康生認識江青比較晚，他接任黨校校長時，江青已經結業(yè)走了。他聽周恩來如此說，便接口道：

　　“江青同志是主席的動力，主席應該和江青同志結婚。”

　　后來在11月20日前，45歲的毛澤東和24的江青結婚了。他們沒有領什么結婚證書，也不需要任何形式，就打算在婚后和老戰(zhàn)友們聚一聚，就算請客了。

　　第二天，毛澤東特意請了一個廚師到家中掌勺燒菜。這時候大家都前方后方的到處跑，很難聚齊。況且一個廚師同時也燒不了幾桌菜，毛澤東只好先請了幾位老同志來吃飯。盡管有廚師幫忙，江青還是跑前跑后，忙了個不亦樂乎。

　　11月20日是個星期天，9時后寶塔山上突然警報長鳴，日軍7架飛機從山西臨汾機場飛來，首次轟炸延安。延安沒有防空重武器，敵機肆無忌憚地向大街上的人群掃射、投彈。人們哪里見過這陣仗，一霎時像炸了鍋一樣，四處亂跑。此次空襲，毀民居109間，炸死30人，傷122人。

　　是時，陳云躲進了窯洞里，可那孔窯洞被炸塌了，七八個人在外面費了好大的勁兒，才扒開土層把他救了出來。

　　就在日軍轟炸延安的這一天，毛澤東和江青邀請張聞天、劉英、李富春、蔡暢、羅瑞卿、王觀瀾和夫人徐明清到他在鳳凰山的窯洞里吃飯。說是請客，飯桌上也不過是比平時多了幾個菜而已。

　　前邊說過，毛澤東、江青在這之前已經請了一些領導人，此后又請了其他一些領導人?？腿藗兌贾烂珴蓶|是為他跟江青結婚而請客，但毛澤東沒有說出來，大家也就心照不宣。江青坐在毛澤東身邊，為客人們敬酒讓菜。

　　這天晚上，中共中央決定，為了減少敵機空襲造成的損失，將機關、學校遷往西北郊的楊家?guī)X。

　　11月21日清晨，日軍飛機第二次轟炸延安，城內群眾在防空司令部有關人員指揮下有序疏散隱避，傷亡較小。日機空襲的重點是中共領導人的居住地鳳凰山，毛澤東在鳳凰山下的那3孔窯洞被炸塌了。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的窯洞亦被炸，八路軍干部戰(zhàn)士傷亡30余人。中央領導人被迫從鳳凰山麓遷至城外的楊家?guī)X。毛澤東和江青也連夜搬到了楊家?guī)X，成仿吾騰出自己的窯洞給毛澤東和江青住。

　　這是位于山腳下的一排3孔坐北朝南的接石口土窯。窯洞里刷上了白灰，還算敞亮。門窗是木制的，糊上薄薄的白紙，可透進光線。地上鋪有磚，擺放的桌椅都沒有刷過漆。窯洞外是一小塊碾過的平地，擺著石桌、石凳。還留有一塊菜地。

　　不久，賀龍從晉西北回到延安，到楊家?guī)X看望毛澤東。他走近毛澤東的窯洞，正遇著江青從里面出來。他不認識江青，卻風聞毛澤東已經結婚了。江青和他打了招呼，他也只是簡單應了一聲。賀龍進了窯洞，故意問毛澤東：

　　“走出去的是個什么人呀？”

　　毛澤東知道他是明知故問，便說：

　　“你這個問題問得真毒呀！”

　　賀龍哈哈一笑，說：

　　“主席家里走出一個我不認識的人，我為什么不能問？”

　　毛澤東也大笑起來，說：

　　“好，好！我請客，我請客！”

　　于是，毛澤東又為賀龍補上了一場喜酒。這頓飯雖說只是一頓便飯，但在毛澤東家里卻也是比較特殊的，因為毛澤東除了在家招待親戚朋友和外賓以外，一般是不招待黨內的同事和部下的。

　　毛澤東和江青結婚不久，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滿臉帶笑地指著江青向從前線趕來的領導人們說：

　　“同志們，給大家介紹一下，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她可是主席的賢內助啊。她在主席身邊，不僅照顧著毛主席的身體健康，而且還事實上擔負著主席的機要秘書工作。”

　　張聞天也在人前背后都說：“一看江青同志，就知道是個好內助。”

　　劉英早就與毛澤東、賀子珍很熟悉了，又曾與賀子珍一起在蘇聯(lián)治病一年多，對于賀子珍與毛澤東婚姻終結的內幕，自然是清楚的。如今毛澤東選擇江青結為夫妻，她既“很愛憐”賀子珍，可又覺得賀子珍的責任多一些。她說：

　　“賀子珍文化素養(yǎng)確實低些，連著生孩子，也沒有養(yǎng)成讀書的習慣，脾氣也不大好，常常干擾毛主席，有時爭吵起來賀子珍還忍不住動手。所以在他們的婚姻上，我覺得兩人確實不大般配。”

　　劉英見到毛澤東時說：

　　“你身邊確實需要有人照顧。你同賀子珍也實在合不來。”

　　毛澤東把大腿一拍，說：

　　“劉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這事不少老同志反對哩，你要給我做解釋，做宣傳！”

　　江青和毛澤東結婚后，雖然仍是軍委辦公室檔案秘書，但從此以后，她就以照料毛澤東的生活為主要工作了。她將那一頭烏黑發(fā)亮的長發(fā)，剪成了和大多數(shù)延安婦女一樣的短發(fā)，愈發(fā)襯托得大而明亮的眼睛平和而沉穩(wěn)。她很謹慎，深知自己的革命資歷比較淺，做起事來小心翼翼，在領袖夫人中間，見誰都微微一笑，點一點頭，極少言語。

　　江青成了一名家庭主婦，她十分珍惜和毛澤東的共同生活。她給毛澤東編織了新毛衣，她還學會了從井里打水，學會了給毛澤東做充滿辣味的湘菜。他們的飲食主要是由周少林負責，偶爾給他們改善一下伙食，無非是炒個豬肝，給毛澤東弄一碗紅燒肉，再給江青炒個素菜，江青也不挑剔。工作人員都覺得江青雖然是從上海來的演員，還是比較隨和的。

　　江青有時候看到毛澤東工作累了，就給他點上煙，放在他手里，然后打開史沫特萊送的留聲機放京劇唱片。毛澤東聽得入神時，還用腳踏著磚地，扣著節(jié)拍，嘴里也哼哼幾句。有時江青也給毛澤東唱上一段京戲，毛澤東微笑著，欣賞著。

　　江青對賀子珍所生的女兒嬌嬌也很好，常常把嬌嬌引出來見客，大大方方地學著握手，跑來跑去逗人發(fā)笑。窯洞里有了歡聲笑語，有了溫馨，毛澤東心情愉悅。

　　毛澤東的辦公室里常常是高朋滿座，來了客人，江青很少露面，要么遞一支煙，要么倒一杯水，旋即離去。來了外國記者，出于禮節(jié)，她也要露一露面，握握手，點個頭，遞上一盤花生米，就走開了。她顯得很靦腆，像個大姑娘。一位外國記者記述他對江青的印象說：“她直率而客氣，很像一位通情達理的賢妻良母。”

　　江青還學會了射擊、打籃球，她也希望毛澤東多鍛煉身體。有時看到毛澤東伏案工作久了，需要休息了，就兩手搭在毛澤東的椅背上，說：

　　“走，到外面打打籃球，練練射擊，這對身體有好處。”

　　“不行，我還是散散步好，這對我思考問題很有好處。”

　　毛澤東站了起來，背著雙手，朝窯洞外走去。江青很高興地和毛澤東并肩而行。她想把毛澤東引到操場或人多的地方走走，可毛澤東偏偏喜歡走山間小路，還邊走邊發(fā)議論，他說：

　　“各人的愛好不同，不要勉強嘛。這也和人與人的分工不同一樣，不能強求哩。我如果和朱總司令啥都一樣了，不就分不清誰是‘朱’誰是‘毛’了嘛。我看，咱們倆在一起，還是你遷就我吧。”

　　“那當然，你是主席嘛。”

　　江青咯咯地笑了。毛澤東便送給江青一個雅號，一項任務，他說：

　　“你是我毛澤東的流動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國內外的各種動態(tài)，供我和黨中央決策時參考。”

　　毛澤東的新家是在楊家?guī)X的溝口上，旁邊還住著一家姓楊的農民。楊家的窯洞和一般陜北貧苦人家一樣，只有一個進進出出的門，沒有窗子，里面黑洞洞的。屋里一做飯，滿屋都是煙。煙熏火燎，墻壁都變成了黑色。門口有一盤碾子，楊家的婆姨經常在門口推碾子。她才30幾歲，不僅手很臟，臉也不常洗，連脖子都是黑黝黝的。楊家人一看見毛澤東，就熱情地向他打招呼，毛澤東便停下來親切地問長問短，有時還到他們窯洞前站站。他曾經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

　　“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衛(wèi)生，也沒有條件洗澡。他們辛辛苦苦勞動，還被人們瞧不起，這真是太不應該了。”

　　11月24日，李公樸偕夫人張曼筠及其姨侄張則孫來到延安參觀考察。

　　李公樸，1902年出生于江蘇省武進縣，譜名永祥，字晉祥，少時自名公樸。1928年，他考取美國俄勒岡州雷德大學，半工半讀。歸國后，他與高士其在南京籌辦《徐球通訊社》，與鄒韜奮、胡愈之等發(fā)起籌辦《生活日報》。1934年，李公樸創(chuàng)辦《讀書生活》半月刊。第一部中譯本《資本論》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1935年12月，上海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成立，他被選為常務委員。1936年11月23日“七君子”事件發(fā)生后，35歲的李公樸在庭審中據(jù)理力爭。被羈押8個多月的“七君子”被無罪釋放。李公樸出獄后到山西調查考察，拜訪周恩來等人，并與大批從事抗日救亡運動的熱血青年座談。他經平綏、平漢、津浦鐵路線，對抗日形勢作了全面考察。1937年10月10日回滬后，發(fā)表《為全民動員告國人書》等一系列文章，提出“沒有全民的動員，就沒有全民的戰(zhàn)爭”。

　　11月25日，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和延安防空司令部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和抗日有生力量，認真地進行了防空部署。林伯渠受命代表陜甘寧邊區(qū)政府為敵機轟炸延安，致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電文中寫道：

　　萬急重慶

　　行政院孔院長鈞鑒：

　　延安于本月號（即20日）馬（即21日）兩日連續(xù)遭受敵機轟炸，共投彈159枚，死傷軍民152人，毀房屋380間。邊區(qū)人民在此殘暴轟炸之下，益加激憤，誓死滅此仇敵。屬府本中央政府與蔣委員長之抗戰(zhàn)方針，緊張一切工作，領導全邊區(qū)人民為動員民眾，驅逐日寇，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而奮斗到底?，F(xiàn)對傷亡軍民已給予撫恤救濟，市面恢復常態(tài)，一切工作照常進行，刻正加強防空設備，以防敵機再次轟炸，惟邊區(qū)向屬疾苦，屬府力有未逮，敢祈俯府予贊助，俾有所遵循。

　　職林祖涵有（即25日）叩

　　11月27日，李公樸拜見了毛澤東，因這天人多，沒能很好談。

　　11月28日晚，毛澤東來到交際處招待所看望李公樸夫婦，李公樸夫婦急忙到窯洞外迎接，同毛澤東熱烈握手，笑語寒暄。走進窯洞，大家圍火盆而坐。在座的還有生活書店的職員谷軍，他是來投考魯迅藝術學院的。毛澤東再次表示歡迎他們來延安訪問參觀，并向李公樸了解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人民的生活狀況，了解出版發(fā)行方面的工作問題。李公樸一一作了回答，同時向毛澤東匯報了他從重慶來延安途中所見、令人憂心的反共摩擦事件，并就他所感興趣的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各校的教育方針、教學方法、教材、校風以及華北游擊區(qū)的軍事、政權、教育等問題，向毛澤東請教。毛澤東作了詳細的介紹，并對戰(zhàn)爭形勢，對大后方的出版發(fā)行工作發(fā)表了意見。他說：

　　“敵人在攻陷粵漢之后還要繼續(xù)進攻西安、宜昌、衡陽、南昌、韶關以及粵閩的幾個重要城市的。這些地方，在目前雖然不會立刻失掉，但遲早總難免要失掉的。這樣，將來我們的后方更要縮小，可以利用的后方更小。因此，書業(yè)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擊區(qū)去謀發(fā)展，同時，也是適應那邊的需要。工作的地域大概可以分為華北、華中、華南3區(qū)，每區(qū)的游擊根據(jù)地可以作為經營的中心地點。工作必須與當?shù)氐能婈犎〉寐?lián)絡，與自己在后方的店取得經常聯(lián)系是不可能的了，因為交通太困難。所以各地區(qū)的工作又必須是獨立的，自印自賣。印出的書本，應該也只能是薄薄的了。”

　　毛澤東關于抗戰(zhàn)困難時期新聞出版的意見，使李公樸等人頓開茅塞。李公樸當即表示，讀書出版社雖然規(guī)模較小，但發(fā)展趨勢必定走這條道路。他叮囑在座的谷軍，將毛澤東的指示函告重慶書店領導人鄒韜奮、徐伯昕。毛澤東又懇切地說：

　　“延安是一個抗日的實驗區(qū)，一切都在試驗中進行工作，既無什么神秘的、了不得的好處，也沒有像有些人說的那樣莫明其妙的壞處。”

　　希望他們在這里多住 一住，走一走，看一看。 夜?jié)u漸深了，毛澤東該回去休息了。李公樸拿出一本畫冊請毛澤東題字。毛澤東高興地在張曼筠畫的《長城》畫幅上題了那首“不到長城非好漢”的舊作《清平樂六盤山》。

　　毛澤東走后，李公樸和張曼筠久久不能入睡。他們回憶著毛澤東對當前局勢的精辟分析和發(fā)展趨向的科學論述，談到毛澤東親臨窯洞會見客人的謙遜精神，以及他穿的一身灰棉軍衣。后來張曼筠在《回憶李公樸》一文中寫道：“28日晚上，出人意料地，毛主席到我們的住處——交際科來了。一下子，燈光突然明亮起來，一股熱流通過了我們全身。我們的心抑制不住地怦怦跳動著，急忙上前去迎接毛主席，但毛主席已經走進了窯洞。高高的個子，一身灰棉軍衣，慈祥地和藹地笑著。在上海，在武漢，在重慶，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我們曾多次懷著崇敬的心情，向往著毛主席，渴望著見到毛主席啊！現(xiàn)在，毛主席就在我們面前，我們緊緊地握著毛主席溫暖的手，久久不放。這是多么幸福的時刻??！”“我們依依不舍地送別了毛主席，望著他魁偉的身影，慢慢地慢慢地遠去?；氐礁G洞里，我們的心情還一直在激動著。公樸滿懷激情地說，‘他這么忙，想不到竟親自來了’。接著，又自言自語地說，‘共產黨就是不一樣啊！’”

　　這一次李公樸在延安整整參觀考察了一個月，雖然住的是土窯洞，吃的是小米飯，但他對這里的一切都感到親切、宜人，甚至覺得這里的空氣也格外新鮮自由。他不顧嚴寒，拿著一根手杖，每天奔波于溝谷縱橫、梁峁交錯的陜北黃土高原上，熱心的到處參觀訪問，考察學習。他參觀了延安的民眾組織，包括男女自衛(wèi)軍、兒童團、農救會、商救會、婦救會、青救會、文協(xié)會等組織。男自衛(wèi)軍戰(zhàn)時的主要任務是后方運輸和交通聯(lián)絡，平時則負責放哨，檢查來往行人的路條。他親自經歷了從延安到安塞途中，被農民自衛(wèi)軍盤查路條；看到了農民自衛(wèi)軍自帶糧食，自帶工具，為擴大修筑飛機場，心甘情愿地出“公役”。關于女自衛(wèi)軍，他曾說，“你不要小覷她是個‘辣椒足’，鄉(xiāng)村中的‘土豹子’”，她們出操、查路條、開小組會、討論國家大事、主持大會做主席，樣樣都能干。他也目睹了兒童團幫助抗日家屬挑水、拾糞、拔草、耕田；觀看了由老百姓組成的民眾劇團自編自演的活報劇《防空活動》，揭露日軍殘酷地轟炸延安的情形。他深切地感受到，由于邊區(qū)政府在不妨礙抗戰(zhàn)的原則下，允許民眾言論、結社、集會、出版有充分的自由，從而使這些組織在“工作上表現(xiàn)得非常的活躍，并且都能合乎實際的需要，能解決實際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空架子”。他調查了邊區(qū)的地方政治，了解到邊區(qū)的村長、鄉(xiāng)長、縣長都是民眾根據(jù)民主原則，采取真正的民主選舉方式產生的。邊區(qū)的民眾對于選舉，也都經過認真考慮，被人拖著鼻子跑的被動現(xiàn)象很少?？h長的文化程度，一般來說雖然不高，但都能看文件，寫報告，具有執(zhí)行法令的普通知識，而且對工作負責熱誠，和群眾打成一片，與民眾密切聯(lián)系，了解民眾的實際生活狀況，能解決民眾的實際問題。李公樸認為，這樣的縣長是抗戰(zhàn)過程中真正需要的，這樣的縣長才配稱一個“新民之官”。

　　邊區(qū)的建設工作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諸如農業(yè)、手工業(yè)、合作社以及牛、馬、騾、驢的養(yǎng)殖場，土布、毛衣、毛巾、皮革、襪、紙及小規(guī)模的機器制造廠，他都一一作了調查。邊區(qū)政府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幫助農民提高生產技術，改善合作事業(yè)，發(fā)動軍隊幫助春耕、秋收、開荒，取得了很大成績。近兩年內開墾荒田50多萬畝，種植樹木90多萬株，成立合作社150多個，另外還有鞋子、紡織、燒瓷等合作社。他的印象是：“邊區(qū)政府對于生產建設的事，無時無刻不在積極推進中。”

　　他考察了邊區(qū)的司法管理，參加了法庭的審判，到監(jiān)獄里和犯人談話，了解了邊區(qū)的民事訴訟和刑事案件。他的看法是：“沒有森嚴，沒有恐怖，一切都平凡，一切都是人對待人的樣子。”“邊區(qū)的法律，罪犯的生活，都能合乎教育原則，都能站在教育的基礎上來進行。”

　　延安的文化教育是他考察的重點，無論是“魯藝”、“抗大”、“陜公”、黨校、馬列學院，還是邊區(qū)中小學、民眾識字班、冬學、夜校、隨營學校，他都成了不速之客，“不請自來，不辭竟去”。不僅研究了他們的教學課程，而且參加過他們的座談會、討論會、生活檢討會。邊區(qū)教育分普通和特殊兩種。邊區(qū)中、小學屬普通教育，學生大部分是陣亡將士的后代或前后方軍政工作人員的子弟。他們學習的課程主要以適合戰(zhàn)時需要為原則，如國文、算術、自然、化學等都與抗戰(zhàn)有關。魯迅藝術學院、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則屬特殊教育，是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原則下，吸收各階層努力救亡的青年的學校。如“抗大”分軍事隊和政治隊。軍事隊的課程比較注重軍事，學生畢業(yè)后，大部分到軍隊中做軍事工作；政治隊則軍事課程比較少一些，畢業(yè)的學生到軍隊中做政治工作或到敵占區(qū)做民運工作。黨校和馬列學院，是為訓練黨員與干部而設立的。課程主要有馬列主義研究、世界政治、中日問題、政治經濟學、哲學等。他對邊區(qū)教育的結論是，邊區(qū)在發(fā)揚戰(zhàn)時教育，增強國防力量，造就大批抗戰(zhàn)干部，支持長期抗戰(zhàn)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通過一個月的詳細考察，李公樸認為邊區(qū)的司法、行政、教育、民運等方面的實施方法，可供全國學習的地方很多。他說：“為著增強抗戰(zhàn)力量，為著奠定新中國的基礎，我們應當注意這一個實驗區(qū)的工作，我們應當設法取其優(yōu)點，推擴到其他地方去。”當然，李公樸在參觀考察中，根據(jù)自己的見解，也發(fā)現(xiàn)了延安存在的缺點。例如，由于缺乏專門人材，在行政管理和行政技術上尚表現(xiàn)得不夠。又如，集體工作做得很好，個別工作就稍差，有時臨時工作還妨礙了經常的工作等。唯其信之篤而愛之深，才直言批評。后來，李公樸在宜川把他的意見進行整理，坦誠相告中共。另一方面，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對延安的考察確實下了一番工夫，十分深入細致，因而意見也提得尖銳中肯，又是積極的、善意的。

　　在延安期間，李公樸還會見了許多老朋友，如艾思奇、柯仲平、高士其、張光年（筆名光未然，《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等人。同時也結識了許多新朋友，像抗大教務長羅瑞卿和11月3日才到延安的音樂家冼星海等。李公樸和冼星海同住“魯藝”窯洞，還是鄰居，由此結下深厚的友誼。他草擬了一首教育歌，由塞克寫詞，請冼星海作曲。和羅瑞卿結識，還有一段風趣的插曲。那是在抗大舉行的盛大歡迎會上，李公樸夫婦和塞克3人是嘉賓。歡迎大會開始了，主持人羅瑞卿大聲宣布：今天，我們延安各界在這里隆重集會，熱烈歡迎李公樸先生和塞克夫婦。羅瑞卿亂點鴛鴦譜，惹得全場人捧腹大笑。

　　俗話說，百聞不如一見。一個月的延安之行，給李公樸留下了深刻的良好的印象。他就延安的所見所聞，寫下了《革命的搖籃——延安》一文。他寫道：“延安是一個實驗區(qū)，是一個革命的實驗區(qū)。有人說它是革命的圣地，的確，從四面八方來到延安的青年男女，真像朝圣一樣，‘頂禮膜拜’，這是象征著一種人類的希望，人民的愿望，是誰也阻止不了的。但作為我來說，與其說它是革命圣地，還不如說它是革命的搖籃。因為許多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子孫，都在這里得到孕育、成長，然后又到四面八方去發(fā)展壯大。它在歷史上的巨大影響，是至為深遠的。”

　　當李公樸離開延安之時，其夫人張曼筠則留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習了一年。

　　再說11月下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南岳——湖南衡山召開軍事會議。第3和第9戰(zhàn)區(qū)的司令長官、軍團長、軍長、師長等100余人出席了會議。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葉劍英等也應邀參加。

　　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劃分抗戰(zhàn)階段的設想。他說，此次抗戰(zhàn)，依照預定的戰(zhàn)略政略來劃分，可分為兩個時期，從“七·七”事變到日軍占領武漢、岳陽為止，是抗戰(zhàn)的第一時期，此后屬于抗戰(zhàn)的第二期，即“我們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時期”。

　　會議制定的第二期抗戰(zhàn)的戰(zhàn)略方針是：“連續(xù)發(fā)動有限度之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后之游擊戰(zhàn)；加強敵后方之控制與襲擾，化敵后方為前方，迫敵局促于點線，阻止其全面統(tǒng)制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制華、以戰(zhàn)養(yǎng)戰(zhàn)之企圖；同時抽調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zhàn)力，準備總反攻。”

　　白崇禧在會上將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介紹給蔣介石看，還說要讓全國人民都看一看。

　　會議根據(jù)周恩來的建議，決定在南岳舉辦西南游擊干部訓練班，由八路軍派人講授游擊戰(zhàn)術。

　　11月30日，毛澤東邀請來延安參加六屆六中全會的湘贛特委書記譚余保到家里作客，作陪的是他的老戰(zhàn)友張啟龍和王首道。

　　譚余保，1899年出生于湖南省茶陵縣舲舫鄉(xiāng)洮水村，1926年投身革命，被選為洮水農民協(xié)會籌委會主任，192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5月任茶陵縣蘇維埃政府主席，1932年8月當選為湘贛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兼財政部長，1933年4月任湘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1934年8月，紅6軍團西征后，他奉命留在湘贛邊繼續(xù)堅持斗爭，1935年7月被推選為中共湘贛臨時省委書記兼軍政委員會主席和湘贛游擊司令部政委，堅持湘贛邊3年游擊戰(zhàn)爭。1937年國共合作抗日，陳毅奉命赴湘贛邊江西蓮花棋盤山作改編工作，譚余保誤將陳毅當作國民黨的說客，大罵他是叛徒，并將他捆綁起來，用煙管敲他。陳毅氣憤之極，也罵譚余保是土匪。后經陳毅苦口婆心地宣講政策，譚余保才半信半疑，派人至吉安新四軍通訊處了解了真相，一面給陳毅松綁，一面說：“陳毅同志，我把你吊了幾天幾夜，你也把我吊幾天幾夜，算我贖罪吧！”陳毅說：“你這個同志，是個好同志嘛。你警惕性高，斗爭堅決，沒有錯嘛。”此后，二人把這支330余人的隊伍帶出大山，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2團2營，開赴抗日前線。此事傳到延安，毛澤東稱贊譚余保是“政治很強，粗中有細”。

　　且說毛澤東在談話中說到30年代初期黨內的斗爭，他說：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我忘記把張啟龍等同志的問題講一下，現(xiàn)在，請你們一起就湘贛蘇區(qū)的問題談一談吧。”

　　張啟龍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在上井岡山的途中，因病回到了家鄉(xiāng)。1931年湘贛省委成立，王首道任書記，張啟龍任省委常委兼湘贛蘇維埃政府副主席、省軍事部部長。1932年2月，湘贛軍區(qū)成立，張啟龍任總指揮。1933年，他遭到王明錯誤路線的無情打擊，被開除黨籍，并撤銷了湘贛蘇維埃副主席職務，罰做勞役，被迫與妻子李貞（本傳前面說到的開國女將軍）離婚。1934年8月起，他任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員會總務處處長、革命委員會秘書長，隨紅6軍團西征，后參加創(chuàng)建和保衛(wèi)湘鄂川黔革命根據(jù)地的斗爭，1935年10月起任紅2方面軍6軍團供給部部長。1936年紅2方面軍黨委恢復了他的黨籍，到陜北后任紅6軍團黨委常委兼軍團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1937年底入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任黨總支部書記、校管理委員會委員；1938年調馬列學院學習，任黨總支部書記。

　　張啟龍見毛澤東這樣說，激動地說：

　　“主席，我們在湘贛是有錯誤的，但我們犯的是‘左’傾錯誤，不是他們批判的右傾錯誤，我們是‘左’了。”

　　毛澤東聽了，微笑著點點頭，說：

　　“對了，對了，就是這樣。他們說你們‘左’得不夠，就把你們打成‘右’。湘贛省委對你們的處分是錯誤的，我替你們平反了。”

　　張啟龍又匯報說，1933年以后中央“左”傾錯誤路線貫徹到湘贛蘇區(qū)，一大批久經考驗的領導干部被錯殺了。1933年4月，曾兩次到井岡山巡視的袁德生亦蒙冤被捕，遭到長時間審訊折磨。1934年4月，他被害于泰和縣贛江中，年僅40歲。

　　毛澤東沉痛地說：

　　“袁德生是個好同志，應予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1938年12月5日，延安《新中華報》發(fā)表了題為《加緊防空與鋤奸》的社論，號召全體軍民加緊防空，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和恐慌情緒，做好鋤奸等各項工作，以英勇頑強的精神，開展一場反擊日機殘酷轟炸、屠殺無辜平民的斗爭。

　　12月5日這一天，毛澤東給國民黨軍晉陜綏邊區(qū)總司令鄧寶珊寫了一封信，要八路軍留守兵團綏德警備區(qū)司令員陳奇涵面交鄧寶珊。他在信中寫道：

　　“近日敵侵西北之消息又有傳聞，諒尊處早已得悉。不論遲早，敵攻西北之計劃是要來的，因之準備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諒有同情。”“特囑陳奇涵同志趨謁麾下報告防務，并將敝黨六中全會之報告、決議、宣言等件帶呈左右，借供參考。”

　　12月6日晚，蔣介石在桂林會見周恩來，對中國共產黨關于國共組織合作關系采取跨黨的辦法的提議，表明了他的意見，他說：

　　“一、跨黨不贊成，中共既行三民主義，最好合并成一個組織，力量可以加倍發(fā)展。二、如果此點可談，在西安召開華北西北將領會議后，就約毛澤東面談。三、如果共產黨全體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而不跨黨？”

　　周恩來答復說：

　　“第一、中共實行三民主義，不僅因為這是抗戰(zhàn)的出路，而且因為這是達到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國民黨則不都如此想，所以國共終究是兩個黨。第二、跨黨的辦法我們不強求，如認為時機未到，可采用其他辦法。第三、加入國民黨，退出共產黨，這是不可能做到的。第四、少數(shù)人退出共產黨而加入國民黨，不僅失節(jié)失信仰，而且于國家有害無益。”

　　蔣介石說：

　　“如果你們考慮合并的事不可能，我也就不必約毛澤東到西安會談了。”

　　12月8日，毛澤東把西北局書記高崗、邊區(qū)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找去談話，他說：

　　“我們到陜北來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F(xiàn)在，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頑固派，要困死餓死我們。我們現(xiàn)在錢雖然少，但是還有，飯不好，但是有小米飯，要想到有一天沒有錢、沒有飯吃，那該怎么辦？無非3種辦法，第一餓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餓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產。是餓死呢，是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開荒種地，渡過難關——這就是我們的回答。我們來一個動員，幾萬人下一個決心，自己弄飯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統(tǒng)統(tǒng)由自己解決，我看有這種可能。”

　　毛澤東的話既嚴肅又風趣，一下子解決了大家想解決又找不到辦法的問題。3個人不約而同地說：

　　“大家都會贊同第3種辦法。”

　　毛澤東開心地笑了，他說：

　　“現(xiàn)在看來，也只有這個辦法。這是我們唯一的出路，是打破封鎖克服困難的最有效最根本的辦法。至于頑固派對進出邊區(qū)的物資實行封鎖，我們邊區(qū)可以想一些辦法，來它個反封鎖嘛！”

　　毛澤東笑著又對蕭勁光說：

　　“至于軍隊的任務嘛，戰(zhàn)士們不也都有兩只手么？你們就一手拿槍，一手拿鋤頭好了。”

　　12月12日，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前來參加國民參政會的中共參政員，此時，周恩來尚未到達重慶，王明、博古、董必武、吳玉章參加了約見。蔣介石再次提出關于兩黨合并的問題，他說：

　　“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取消名義整個加入國民黨，我都歡迎，或共產黨仍然保存自己的黨，我也贊成，但跨黨辦法是絕對辦不到。我的責任是將共產黨合并于國民黨成為一個組織，國民黨名義可以取消。我過去打你們也是為了保存共產黨革命分子合于國民黨，此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zhàn)勝利了也沒有什么意義，所以我的這個意見，至死也是不變的。”

　　他還對吳玉章說：

　　“你是老同盟會，國民黨的老前輩，還是回到國民黨來吧！”

　　吳玉章說：

　　“我相信共產黨是相信馬列主義社會科學的真理，深知只有共產主義才是社會發(fā)展的正確道路，不能動搖。如果我‘二三其德’，毫無氣節(jié)，你也會看不起吧！現(xiàn)在世界上固然有只要一個黨的強國，如蘇聯(lián)的布爾什維克和德國的納粹，但也有各黨并存的強國，如英、美、法等國。”

　　蔣介石蠻橫地說：

　　“他黨可以并存，就是共產黨不能并存，如不取消共產黨，我死也不會瞑目。”

　　他還威脅說：

　　“共產黨不在國民黨內發(fā)展也不行，因為民眾也是國民黨的，如果共產黨在民眾中發(fā)展，那么，國共之間的沖突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12月12日這一天，日軍飛機7架次第3次空襲延安，軍民們聽到警報聲立即隱蔽。城防高射機槍齊發(fā)，日機投彈40余枚，倉皇逃跑，毀民房100多間，無人員傷亡。

　　12月13日晚，毛澤東在由組織部召集的關于黨政軍民檢查工作的干部晚會上講話說：

　　“加緊學習，學習馬列主義、革命運動及中國的歷史，從中央委員會各級干部研究較深的理論起，一直到各機關事務人員學習文化止。”

　　毛澤東還說：

　　“各機關要振奮精神，積極參加生產運動。”“我們種田，生產糧食，是農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辦合作社是商人；讀書，研究學問，是學生；懂軍事，會打仗，是軍人。這就叫作農工商學兵一齊聯(lián)合起來。”

　　12月14日，日軍飛機第4次空襲延安，來襲飛機共7架次，投彈45枚。延安軍民損失甚微。

　　12月20日，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發(fā)表題為《廣泛開展大生產運動》的社論，社論中說：

　　在目前形勢下，我們已經遇到一些困難，估計將來某些地區(qū)被敵占領，邊區(qū)主要交通線被封鎖時，必然要遇到更多的物質困難。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困難，迎接困難，準備辦法戰(zhàn)勝困難。只有這樣才不會在困難面前屈服。

　　社論號召在邊區(qū)內廣泛開展生產運動。機關工作人員、部隊指戰(zhàn)員，都要“一面工作，一面生產，把工作與生產聯(lián)系起來”。

　　1938年冬，經毛澤東批準，林彪由夫人張梅陪同前去蘇聯(lián)養(yǎng)傷。

　　筆者借此機會分別介紹一下林彪和羅瑞卿各自的婚姻和愛情。

　　前面已經說過，林彪自1925年以來，一直寫信要求在老家的那位只有妻子之名而無妻子之實的汪靜宜改嫁。到了陜北之后，他才把丘比特的愛情之箭射向了性格開朗活潑好動的陜北米脂姑娘張梅。張梅原名叫劉新民，1919年出生，出落得眉清目秀，身材苗條，皮膚細嫩，人稱“陜北一枝花”。1937年夏，林彪與張梅結為夫妻，一年后，他們有了愛情的結晶——女兒林小琳。到蘇聯(lián)后，林彪一待就是3年。在這期間，周恩來在1939年由鄧穎超和革命烈士遺孤孫維世陪同，到蘇聯(lián)治療右臂。后來孫維世留在莫斯科戲劇學院導演系學習。這時候，林彪和張梅兩人因性格沖突，感情不和，越鬧越僵了。林彪經過接觸，已經深深地愛上了孫維世。1942年2月他只身回國，動身前告訴孫維世說，他已經和張梅離了婚，并信誓旦旦地說，要在國內等孫維世學成歸國后就和她結婚。可后來林彪回國不久就遇上了葉群，第二年他們就結了婚。林彪讓去蘇聯(lián)治病的羅榮桓捎給仍在蘇聯(lián)的張梅一封信，說他已經重組了家庭。后來張梅回國后，在1954年另嫁了黃埔軍校第3期畢業(yè)的徐介藩。

　　羅瑞卿則是在林彪和張梅結婚的第二年，也就是林彪赴蘇療養(yǎng)的1938年冬天，初識他的第一任妻子拱平。那時候，抗日軍政大學組織了一場特殊的報告會，給學員們作報告的是32歲的抗大副校長羅瑞卿，聽報告的是抗大入黨8個月以上的年輕黨員。坐在前排的一位秀麗端莊的女學員，名叫拱平，她是抗大5大隊女生隊學員。

　　拱平，1919年生于江蘇南京，12歲時考入南京有名的匯文女子中學，17歲考入金陵大學，是金陵大學有名的?；ā顸h軍的一個師長千方百計地追求拱平，拱平的父親也答應了這個師長的請求，卻遭到了拱平的拒絕。不久，拱平考入了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箲?zhàn)爆發(fā)后，她從上海到了江西，又從江西到了重慶，積極投入到抗日救國宣傳活動中，結識了許多革命志士，由此奔赴延安。

　　拱平對臺上威風凜凜英姿勃勃的首長一舉一動都看得非常仔細。此時的羅瑞卿是一表人才，英俊魁梧，干練灑脫。他的報告既顯智慧又見學識，生動活潑，詼諧有趣，博得了臺下學員們一陣陣的熱烈掌聲。正值芳齡的拱平于朦朧之中已有幾許青春少女對優(yōu)秀男子的愛慕崇拜之情。散會之后，她沒有馬上離開，靜靜地站在大門外等待著一個人的出現(xiàn)。不大一會兒，羅瑞卿邁著穩(wěn)健的步子走了出來，見拱平一個人站在那兒，便關切地問：

　　“同志，你等誰呀？”

　　“我……”

　　拱平見首長站在自己跟前，有些慌亂，一時不知說什么才好。羅瑞卿見狀，又親切地問道：

　　“你住哪里呢？”

　　此時，拱平的情緒已經漸漸平靜了下來，她回答說：

　　“抗大文工團。”

　　羅瑞卿微笑著說：

　　“喔，我們是一個方向啊，一道走吧。”

　　自此，羅瑞卿與拱平由相識到彼此愛慕，逐漸加深了感情，組成革命家庭便水到渠成了。于是，羅瑞卿向組織遞交了結婚申請書，和拱平結為伉儷。半年后，羅瑞卿奉命率部奔赴抗日前線，拱平因患婦科病不能隨軍行動。不久，組織上讓拱平到重慶去治病，拱平竟在中途遺失了組織介紹信。由于沒有任何組織和熟人能證明她的確切身份，拱平在重慶苦苦支撐了兩個月后，又被人勸到了成都。在成都，仍然沒有人相信她。就這樣她糊里糊涂地脫離了黨組織，開始了一個人的孤身奮斗。后來，當拱平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的1945年底打聽到羅瑞卿的消息時，羅瑞卿已經在1941年4月3日與郝治平舉行了婚禮，小孩也有幾歲了。后來，拱平在1949年重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享受副司局級離休干部待遇。

　　郝治平，河北臨漳人，1922年出生于河南安陽，1938年到延安參加八路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4月與羅瑞卿在遼縣桐峪鎮(zhèn)結婚，1955年被授予上校軍銜。1975年4月，羅瑞卿在《憶往事書贈治平》一詩中寫道：“延安相識未知心，太行始得互戀情。艱苦備嘗開顏笑，生死與共愛更深。”

　　且說1939年1月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機關合作社宴請延安文藝界人士，赴宴者約有100余人。

　　席間，毛澤東鼓勵文藝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績，創(chuàng)造和演出更多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作品。

　　1月2日晚，毛澤東為《八路軍軍政雜志》撰寫了一篇發(fā)刊詞，全文如下：

　　當抗日戰(zhàn)爭向著新階段發(fā)展的時候，八路軍同人出版這個《軍政雜志》，其意義是明顯的：為了提高八路軍的抗戰(zhàn)力量，同時也為了供給抗戰(zhàn)友軍與抗戰(zhàn)人民關于八路軍抗戰(zhàn)經驗的參考材料。

　　八路軍在抗戰(zhàn)一年半中，在蔣委員長與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的領導之下，在朱彭總副司令及各部各級長官與共產黨員的領導之下，協(xié)同各部友軍，進行了英勇的抗戰(zhàn)，執(zhí)行了“基本的游擊戰(zhàn)，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zhàn)”的正確的戰(zhàn)略方針，堅持了與發(fā)展了華北的游擊戰(zhàn)爭，創(chuàng)立了許多在敵人后方的抗日根據(jù)地，縮小了敵人的占領地，鉗制了大量的敵軍，配合了正面主力軍的抗戰(zhàn)，延緩了敵人進攻西北的行動，興奮了全國的人心，打破了認為“在敵后堅持抗戰(zhàn)不可能”的那些民族失敗主義者與悲觀主義者的錯誤觀點，揭穿了中國托洛茨基反動派、汪精衛(wèi)親日派與國內某些守舊頑固分子的無恥造謠。此外，八路軍的一部──后方留守部隊，亦保衛(wèi)了河防，現(xiàn)正準備配合西北友軍，為反對敵人進攻西北而戰(zhàn)。八路軍的這些成績，是有目共睹的，除了托洛茨基反動派、汪精衛(wèi)親日派與某些守舊頑固分子之外，是一致承認的。這在敵人方面，不但不敢輕視八路軍，而且日益增長其畏懼八路軍的心理的事實表現(xiàn)上，也得到充分的反證。八路軍為保衛(wèi)祖國而犧牲奮斗的忠誠與不可戰(zhàn)勝的事實，是明顯地擺在全國全世界的面前，除了反動派、親日派與某些頑固分子之外，是無法否認的。中外新聞記者，觀察家，旅行家的詳盡的或粗略的記載，早已連篇累牘。一切無成見的人，都愿意研究八路軍的經驗，當然不是偶然的。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的八路軍之存在及其發(fā)展，對于中華民族是有益的還是無益的？如果有人提出這類問題的話，那我們只有一句話答復：認為“無益”者，必是事實上不愿意抗戰(zhàn)勝利者，只是直接幫助敵人的胡說。

　　八路軍的這些成績從何而來？由于上級領導的正確，由于指戰(zhàn)員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擁護，由于友軍的協(xié)助，這4者是八路軍所以獲得成績的原因。其中友軍的協(xié)助是明顯的，沒有正面主力軍的英勇抗戰(zhàn)，便無從順利地開展敵人后方的游擊戰(zhàn)爭；沒有同處于敵后的友軍之配合，也不能得到這樣大的成績。八路軍的將士應該感謝直接間接配合作戰(zhàn)的友軍，尤其應該感謝給予自己各種善意援助與忠忱鼓勵的友軍將士。中國軍隊在民族公敵面前，互相忘記了舊怨，而變?yōu)榛ハ嘣挠H密的朋友，這是中國決不會亡的基礎。從前人說：讀諸葛出師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密陳情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們應該說：凡看見或聽見中國軍隊不記舊怨而互相援助親密團結而不感動者，其人必不愛國。在這里，那些“發(fā)國難財，吃摩擦飯”的人物，應該引起一點反省吧！

　　八路軍有無缺點呢？不但有，而且多。首先是技術裝備不如敵人，也不如某些友軍，這是八路軍的基本缺點，也是中國軍隊的一般缺點。因此如何加強技術裝備以便戰(zhàn)勝敵人，成為八路軍在抗戰(zhàn)新階段中的嚴重任務。第二、八路軍以善于游擊戰(zhàn)與運動戰(zhàn)出名，但一部分干部對于抗日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之了解與應用尚感不足，一般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對于現(xiàn)代新式軍隊的管理與指揮，至今還缺少初步地研究。若干工農出身的干部，還沒有解決提高文化水準至必要程度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成為八路軍當前的第二個任務。第三、鞏固與擴大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達到抗戰(zhàn)建國勝利的總方針，八路軍干部在這方面有了很大的成績，但若干干部尤其是新干部，對于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了解尚感不足，協(xié)同友黨友軍一道工作與調節(jié)社會各階層的關系，使之利于抗戰(zhàn)，在某些地方還做得差。因此加強統(tǒng)一戰(zhàn)線教育成為重要的任務。第四、爭取敵偽軍的工作，久已成為八路軍政治工作3個主要方向之一，也得到了許多成績，但對戰(zhàn)士與干部普遍施以日文日語的教授，并研究各種方法使之善于向敵軍士兵與下級官長進行反侵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宣傳，還非常不足。爭取蒙偽軍的成績較大，但還須更進一步。在這里，搜集與研究敵偽軍的全部情況，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這方面的成績，還沒有達到需要的程度。第五、長期抗戰(zhàn)中最困難問題之一，將是財政經濟問題，這是全國抗戰(zhàn)的困難問題，也是八路軍的困難，應該提到認識的高度。這個問題已經引起八路軍某些部分的注意，但還沒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如何在各個抗日根據(jù)地上，不但注意執(zhí)行正確的地方財政經濟政策，如像過去已經實行了的，而且提出與實行在不妨礙作戰(zhàn)條件下，由軍隊本身親身參加生產的問題？在比較鞏固的根據(jù)地上，戰(zhàn)斗部隊擔任作戰(zhàn)，后方機關人員擔任生產。在戰(zhàn)斗許可的情況下，戰(zhàn)斗部隊亦可利用時機，進行發(fā)動士兵群眾做衣服，做鞋襪，打手套等等工作。在鞏固的根據(jù)地上，種菜，喂豬，打柴，都可以發(fā)動非戰(zhàn)斗部隊做的，開辦合作社更應該做。這樣做去，一方面改善了軍隊的生活，補助了給養(yǎng)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夠更加振奮軍隊的精神，增強軍隊的戰(zhàn)斗力。

　　以上增加技術裝備，深研戰(zhàn)略戰(zhàn)術，正確地運用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廣泛地進行爭取敵偽軍工作，由軍隊自身參加生產運動，這是八路軍在新階段中應該加重注意的重要問題，其它工作中存在著的缺點，將從這些重要問題上的進步而克服之。

　　發(fā)揚成績，糾正缺點，是八路軍全體將士的任務，也是《軍政雜志》的任務。抗戰(zhàn)是長期的與殘酷的，發(fā)揚八路軍的成績，糾正八路軍的缺點，首先對于提高八路軍的抗戰(zhàn)力 量是迫切需要的；同時對于以八路軍經驗貢獻抗戰(zhàn)人民與抗戰(zhàn)友軍，也屬需要?！栋寺奋娷娬s志》應該為此目的而努力。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二日

　　不久，《八路軍軍政雜志》在1月15日正式創(chuàng)刊，由蕭向榮任主編，在毛澤東、郭化若、王稼祥、蕭勁光、蕭向榮5人組成的編委會領導下進行工作。

　　1月5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fā)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汪精衛(wèi)出走后時局的指示》。

　　原來在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wèi)和夫人陳璧君以講演為名，由重慶偷偷飛抵云南昆明。第二天，二人攜著“汪派”的干將陳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鳴一行人飛往越南河內。12月29日，汪精衛(wèi)發(fā)出了“艷電”（29號這一天在電報韻目代碼中是“艷”，故稱“艷電”），標題是《致蔣總裁暨國民黨中央執(zhí)監(jiān)委》，提出了中止抗戰(zhàn)，對日求和的主張。汪精衛(wèi)說日本“對于中國無領土之要求”，“尊重中國之主權”能使中國“完成其獨立”。國民黨中央迅速做出反應，在重慶召開了臨時常委會，宣布開除汪精衛(wèi)黨籍，并撤銷其一切職務。12月31日，“艷電”在香港見報。

　　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汪精衛(wèi)出走后時局的指示》全文如下：

　　甲、蔣介石駁斥近衛(wèi)宣言及汪精衛(wèi)的逃跑與被開除黨籍，表示了中國主戰(zhàn)派與中和派的開始分裂，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部分動搖分子已經由親日派轉向漢奸集團，這是中國抗戰(zhàn)與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一大進步，這是目前時局的基本特征。這特征已經表現(xiàn)在西南西北的高級軍官會議上，也將繼續(xù)表現(xiàn)在即將召集的國民黨五中全會上，雖是黨務與政務上的進步，一般還落后于軍事上的進步。

　　乙、這種進步將必然推動國共合作的繼續(xù)進步，但這并不會取消國民黨歷來限共防共的政策。最近國民黨各報上向本黨提出的交出八路軍新四軍取消邊區(qū)及放棄共產主義等，以及在華北西北各地的許多摩擦，就是這種限共防共政策的具體表現(xiàn)。

　　丙、我們的任務：（子）堅決擁護蔣氏堅持抗戰(zhàn)方針及其對近衛(wèi)的駁斥，擁護蔣氏的每一進步，擁護國民黨中央永遠開除汪精衛(wèi)黨籍的決議。（丑）用一切方法打擊賣國叛黨的漢奸汪精衛(wèi)，批評他的漢奸理論，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張即為他的漢奸理論的組成部分。（寅）在打擊汪精衛(wèi)時，連帶指出目前一切反對八路軍新四軍邊區(qū)與共產黨的主張，實為汪精衛(wèi)之應聲蟲，只是從事實上幫助汪精衛(wèi)、幫助日寇的行為，這樣來間接回擊國民黨方面頑固分子的反共活動。

　　丁、到處提出下列口號：（子）擁護國民黨中央永遠開除汪精衛(wèi)黨籍的決議。（丑）打倒賣國叛黨的漢奸汪精衛(wèi)。（寅）打倒主張和平妥協(xié)的漢奸汪精衛(wèi)。（卯）打倒反對共產黨反對八路軍新四軍反對陜甘寧邊區(qū)的漢奸汪精衛(wèi)（這條應依照各地情況來寫，不一定全部寫）。（辰）擁護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打倒日德意侵略中國反蔣反共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

　　中央書記處

　　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建立陜甘寧邊區(qū)參議會的問題。毛澤東在發(fā)言中說：

　　“六中全會后邊區(qū)工作要有一個推動，要從邊區(qū)議會做起，使邊區(qū)能應付困難環(huán)境，造成對外有好的影響，因此邊區(qū)議會要開。國民黨攻擊我們立異，我們?yōu)閷嵭忻裰髦贫缺仨毩?，否則不能表示我們的進步。議會名稱仍用參議會好。邊區(qū)問題解決必須堅持下列原則：（一）邊區(qū)事情由我們辦；（二）保證民主制度。”

　　1月16日，中共中央批準在重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來、博古、凱豐、董必武、吳克堅、葉劍英6人為常委，周恩來為書記。具體工作是由董必武負責統(tǒng)戰(zhàn)工作委員會，博古負責組織部，凱豐負責宣傳部及黨報工作，葉劍英負責聯(lián)絡工作，吳克堅負責《新華日報》館，鄧穎超負責婦女工作委員會，蔣南翔負責青年工作。

　　南方局直接領導四川、云南、貴州、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門地區(qū)的黨組織。

　　1月17日，陜甘寧邊區(qū)第一屆參議會在延安召開，出席會議議員有146名，其中有邊區(qū)政府聘請的開明紳士特約參議員12人。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云、王稼祥等出席了開幕式。

　　毛澤東在開幕會上發(fā)表了講話，他說：

　　“邊區(qū)是全中國的一個部分，但這里有些新的東西，如民權主義，別的地方很少，民生主義，別的地方根本沒有，這就是邊區(qū)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處。現(xiàn)在全國堅持抗戰(zhàn)，開參政會等等，在實行著三民主義，我們邊區(qū)的參議會也是其一。抗戰(zhàn)一定要有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是相互配合的，沒有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就不能實行民族主義，抗戰(zhàn)就不會勝利。邊區(qū)的進步，主要的表現(xiàn)在民主，而這民主又是蘇維埃在現(xiàn)階段的發(fā)展物，現(xiàn)在各階級，工農商學兵各界都可參加參議會。大事一定有人反對的，壞事有人反對，好事也有人反對的，那么怎樣斷定事之好壞呢？看問題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標準，這標準就是：凡是日本帝國主義、漢奸所反對的，那一定是好事。因之，我們要努力地干。”

　　接下來，會議選舉高崗為陜甘寧邊區(qū)參議會議長，選舉張邦英為副議長。

　　會議聽取了邊區(qū)政府主席林伯渠關于邊區(qū)政府的施政報告。林伯渠在報告中闡述了目前的抗戰(zhàn)形勢和邊區(qū)所處的環(huán)境，說明邊區(qū)在抗戰(zhàn)中的重要性；總結了邊區(qū)政府成立兩年來在保衛(wèi)邊區(qū)和全國的抗戰(zhàn)中所做的工作；提出了邊區(qū)政府在抗戰(zhàn)新階段中的任務。他還強調說：

　　“邊區(qū)今后工作的總方針，就是團結邊區(qū)全體人民，堅持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堅持持久抗戰(zhàn)，保衛(wèi)邊區(qū)，保衛(wèi)西北，保衛(wèi)全中國，為爭取抗戰(zhàn)最后勝利，實現(xiàn)三民主義新中國而奮斗。”

　　1月17日晚，毛澤東給何干之寫了一封回信。

　　此前，何干之在陜北公學教書期間，曾醞釀編寫一部《中國民族史》，他把這一設想和編寫計劃寫信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在給他的回信中寫道：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興的。我們同志中有研究中國史的興趣及決心的還不多，延安有陳伯達同志在做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實地做去。我則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國戰(zhàn)爭史的材料，亦至今沒有著手。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只能做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將來擬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個態(tài)度，我以為是對的，尤其第二個態(tài)度。如能在你的書中證明民族抵抗和民族投降兩條路線的誰對誰錯，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義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義者贊揚一番，對于當前抗日戰(zhàn)爭是有幫助的。只有一點，對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過的）應采取不贊同態(tài)度，不使和積極抵抗政策混同起來。為抵抗而進攻，不在侵略范圍之內，如東漢班超的事業(yè)等。

　　你的兩本新書如出版時，盼各付我一本。

　　敬祝努力！

　　毛澤東

　　由于戰(zhàn)爭環(huán)境的困難條件所限，何干之后來最終未能完成這一寫作計劃。

　　1月18日下午，毛澤東在第一屆參議會上作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的報告。他說：

　　“武漢失守了，但還沒有進到敵我相持的新階段，而是敵攻我守與敵我相持兩個階段中間的過渡時期。完成這個過渡需要3個條件：中國堅持持久抗戰(zhàn)并增強抗日力量；敵人困難的增長；國際上更多的援助。共產黨的任務，是要堅持抗戰(zhàn)，鞏固與擴大統(tǒng)一戰(zhàn)線。八路軍、新四軍的任務，主要是在敵后拖‘牛尾巴’，配合國民黨軍隊的正面作戰(zhàn)。陜甘寧邊區(qū)要成為抗戰(zhàn)的堡壘，民主的模范。”

　　此后，在參議會討論林伯渠的政府工作報告的過程中，邊區(qū)政府各廳、處，以及高等法院也分別作了工作報告。經過熱烈討論，大會一致通過了政府工作報告和各部門負責人的部門工作報告。

　　1月22日，毛澤東給周揚寫了一封信。

　　早在1938年秋冬，毛澤東辦公室秘書李六如、和培元兩人合寫《陜甘寧邊區(qū)實錄》，此時初稿已經完成，送交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因為工作太忙，就在信中委托周揚辦理此事。他在信中寫道：

　　周揚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寫一半，我全未看。因關系邊區(qū)對外宣傳，不應輕率出版，必須把內容、形式都弄妥當，方能出版?，F(xiàn)請你全權負責修正此書，如你覺得須全盤改造，則全盤改造之。雖甚勞你，意義是大的。

　　毛澤東

　　1月23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fā)出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于我黨對國民黨防共限共對策的指示》。

　　此前，蔣介石在1月20日曾約周恩來面談，重提國共兩黨統(tǒng)一之事。他說：“汪精衛(wèi)離去，更是兩黨團結的好機會，即使暫時不統(tǒng)一也要有新辦法。”1月21日，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主要議題是“整頓黨務”，研究“如何與共產黨作積極之斗爭”。蔣介石作了《喚醒黨魂，發(fā)揚黨德與鞏固黨基》的報告和《整頓黨務之要點》的演講。他說：

　　“我們對中共不再像15、16年（指民國年，即1926、1927年——筆者注）那樣，而應采取不打它，但也不遷就它，現(xiàn)在對它要嚴正管束——教訓——保育——現(xiàn)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產主義，我們就容納它。”

　　毛澤東鑒于這種種跡象，敏銳地察覺到國民黨蔣介石的反共傾向，便在《中央關于我黨對國民黨防共限共對策的指示》中寫道：

　　一、國民黨目前的進步同時包含著防共限共工作的強化，這種進步中的惡劣現(xiàn)象，一時尚不會降低。最近蔣令敵后抗戰(zhàn)部隊不得擅自移駐，不得兼行政，堅持取消冀南甚至冀中行政公署，石高（國民黨軍石友三、高樹勛部——筆者注）之開入冀南，東北軍一部開入山東，某部之移駐長治消息，戰(zhàn)地政治委員會之設立，國民黨中央發(fā)出防共密令等等，都說明蔣及國民黨之政策，在于加緊限制八路軍發(fā)展，同時使八路軍與各地方系統(tǒng)部隊關系惡化，以孤立八路軍。

　　二、因此，各方頑固分子特別是暗藏的日寇奸細，便乘機加緊對八路軍的摩擦、排擠與破壞，某些過去比較同情分子亦與我為防區(qū)及政權等問題發(fā)生摩擦。

　　三、我們對摩擦如逆來順受，則將來摩擦逆流必更大，頑固氣焰必更高，故我應以冷靜而嚴正之態(tài)度對之。八路軍是應當發(fā)展的，因其發(fā)展對抗戰(zhàn)有利，而目前發(fā)展方面主要的是華中、華北，而不是東3省與察、熱，因該地日寇統(tǒng)治較鞏固，如無重大變化，八路軍去必受嚴重損失。

　　四、在國民黨五中全會結束以前，八路軍暫不作大的移動，以觀統(tǒng)戰(zhàn)形勢之發(fā)展。雪楓支隊可暫緩去皖北，685團暫緩過隴海路，陳旅（115師343旅，旅長陳光——筆者注）亦暫緩去山東，候五中全會后，再作行動的布置。在此短時間內，著重部隊質量上的整理，以備將來之發(fā)展。

　　五、限制八路軍重要方法之一部，為不準干政與籌款籌糧，我應公開表示，抗戰(zhàn)部隊與游擊隊不能不吃飯，如能加餉，可考慮改變籌糧辦法。已建立之政權未到萬不得已時，決不應輕易放棄。

　　六、向各方廣泛解釋和證明日寇汪逆陰謀以反共行動來轉移國人反日反汪視線。目前反共自覺的不自覺的均會為日寇汪逆所利用。

　　七、對各友軍之工作具體方針，中央正討論中，候后電告。

　　中央書記處

　　1月24日，中共中央發(fā)表由毛澤東起草的《致國民黨總裁蔣先生暨五中全會諸先生電》：

　　重慶中國國民黨總裁蔣先生暨五中全會諸先生大鑒：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謹向中國國民黨五中全會致民族革命之敬禮。蓋自一年半以來，由于堅持抗戰(zhàn)國策與全國英勇奮斗，已使日寇之進攻大受打擊，國際之同情日益增長，中國之勝利奠定始基，犧牲雖大，效果已彰，循此奮進，定能達抗戰(zhàn)必勝建國必成之目的。武漢放棄廣州不守之后，抗戰(zhàn)正向新階段發(fā)展，日寇乃于軍事進攻外，加重其分化中國內部之陰謀。吾人對策，唯有全國更進一步的精誠團結，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擁護蔣委員長，堅持抗戰(zhàn)到底，實行新的戰(zhàn)時政治、軍事、財政、經濟、黨務、民運、文化政策，以便增加力量，渡過難關，對抗敵人陰謀，消滅漢奸毒計，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攻，救國之道，端在于此。伏讀蔣委員長10月30日告國民書，12月26日駁斥近衛(wèi)演說，名言至論，舉國同欽，乃汪逆精衛(wèi)自絕國人，逃奔就敵，高張親日反共之旗，實行背黨叛國之計，貴黨中央開除其黨籍，撤消其職務，詞嚴義正，千古不磨。適于此時貴黨五中全會開會于重慶，同人深信，必能總結過去之經驗，昭示今后之方針，嚴整抗戰(zhàn)陣容，密切軍民聯(lián)系，刷新政治，發(fā)皇民運，以慰全國國民如饑如渴之望，以固國共兩黨長期合作之基。同人深信，抗戰(zhàn)高于一切，團結必能勝敵，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乃與團結全國，團結抗日各黨派，實現(xiàn)民族解放之偉大事業(yè)，絲毫不可分離。抗戰(zhàn)雖為一艱難過程，團結則為無堅不摧無敵不克之利器。同心斷金之義，同舟風雨之思，知諸先生必有同情也。

　　肅電致賀，敬頌勛祺。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叩 敬

　　1月25日，中共中央發(fā)出由毛澤東起草的“為國共關系問題”致周恩來轉蔣介石電：

　　恩來同志轉中國國民黨總裁蔣先生惠鑒：

　　頃得恩來同志來電，謂先生在貴黨五中全會前，切望敝黨提出今后國共兩黨合作之意見，不勝欣慰。茲特向先生坦白披瀝陳之：

　　一、盧溝橋事變以來，舉國在先生領導之下，進行對日的民族革命抗戰(zhàn)，顯示出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偉大民族團結，為世界上任何暴力不能征服之力量。勝利之基始奠，前途之希望無窮。此皆先生領導之功勛與前線將士、全國黨派、全體同胞積極努力之業(yè)績，千載而下，與有榮施。然而抗戰(zhàn)過程，實一艱難斗爭過程。日寇漢奸深知我民族團結之基礎和骨干，實為國共兩黨之合作；因此，敵人計劃遂特別努力于破壞國共兩黨，及兩黨之合作事業(yè)。在抗戰(zhàn)進入新階段之際，日寇對策，厥為于軍事進攻之外，加緊進行“以華制華”之毒計；其中尤特別著眼于強調反共口號，不特借以欺蔽世界之輿論，尤其企圖借此以破壞國共兩黨之合作，并破壞與分化國民黨，汪精衛(wèi)在強調反共口號之下，實行逃走而叛黨賣國之活動，實為日寇此種陰謀之具體表露。先生在駁斥近衛(wèi)聲明之講演中，曾公開指明反共即滅華，實為一針見血之論，名言至理，中外同欽。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進步之力量，國民革命不可缺少之因素，反共實即反對中華民族解放之事業(yè)，反共實即反對國民黨抗戰(zhàn)建國之友軍，反共實即反對并分裂國民黨。凡此，皆當前歷史之具體真理，諒先生必有同感也。

　　二、抗戰(zhàn)以來基本事實，表現(xiàn)兩黨合作日趨進步，兩黨同志日趨團結，中外人士皆認此為抗戰(zhàn)必勝、建國必成之主要根據(jù)；此不僅為兩黨同志之光榮，抑且顯示中華民族之偉大。因此，凡關心中華民族命運者，無不企盼國共兩黨之鞏固的與長期的合作。因此，敝黨擴大的六中全會決議及毛澤東同志代表敝黨致先生信，均誠摯具體地提出國共兩黨長期合作之主張和方法，用意所在，無非欲與先生及國民黨同志，相見以誠，相守以信，積極地擁護先生及政府之領導，鞏固發(fā)展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以便團結全國，渡過難關，對抗敵人陰謀，消滅漢奸毒計，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攻。此物此志，凡在國人，已昭然共見。

　　三、但兩黨為反對共同敵人與實現(xiàn)共同綱領而進行抗戰(zhàn)建國之合作為一事，所謂兩黨合并，則純?yōu)榱硪皇隆Ｇ罢邽楝F(xiàn)代中國之必然，后者則為根本原則所不許。共產黨誠意地愿與國民黨共同為實現(xiàn)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義新中華民國而奮斗，但共產黨絕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之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并于其他任何政黨。此不論根據(jù)抗戰(zhàn)建國之根本利益，根據(jù)兩黨長期合作之要求，根據(jù)中國社會歷史之事實，根據(jù)三民主義中民權主義之原則，以及根據(jù)孫中山先生之遺訓，都非如此不可。

　　四、兩黨合作過程中常有現(xiàn)象，最近尤甚。許多地方不僅原有的共產黨員政治犯未曾釋放，而且常有逮捕和殺害共產黨員之事。陜甘寧邊區(qū)問題，雖經先生一再承認，但政府機關延不解決，少數(shù)不明大義分子，遂借以作無謂之摩擦。查禁敝黨書報，侮蔑敝黨言論之事，尤層出不窮。甚至八路軍傷病員在三原附近者，亦被地方當局武裝包圍威脅，幾至釀成流血慘劇。其他歧視共產黨員與八路軍員兵之事，不一而足。特別在冀魯?shù)鹊財澈笥螕魠^(qū)域中，各種排擠、污蔑八路軍與共產黨之行為，幾乎每日皆有。此等情形、殊為嚴重。至于摩擦增加之原因，一部分固由于日寇漢奸挑撥離間之陰謀，得逞其計，另一部分不能不歸咎于少數(shù)不明民族大義，不顧國家存亡者之固執(zhí)成見，一意孤行。此種不幸事件積累之結果，定將不利于中華民族抗戰(zhàn)建國之事業(yè)；日寇漢奸正注視此等事件之增加，而發(fā)出得意之獰笑。因此，必須停止此種現(xiàn)象，斷不應任其發(fā)展，致陷民族國家于不利。

　　五、但敝黨中央深信：鞏固與擴大國共兩黨長期之合作，為全國愛國同胞和世界先進人士所切望，為全民族抗戰(zhàn)建國所必需。敝黨六中全會已將保證兩黨長期合作辦法，及敝黨所能讓步之點及其一定限度，懇切提供先生及國民黨全黨同志之前；深信貴黨五中全會在先生賢明遠見的領導及各中委公忠謀國的精神之下，定能對敝黨中央建議加以慎重考慮，而得到有利兩黨長期合作之恰當?shù)慕Y論，以慰全國人民殷殷之望，以固抗戰(zhàn)建國勝利之基。民族前途，實利賴之。專此，敬致民族革命的敬禮！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1月25日下午，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在延安南關舉辦邊區(qū)首屆農產品競賽展覽會。

　　毛澤東參加了開幕式，并發(fā)表講話說：

　　“今天開邊區(qū)農產品展覽大會，意義是很大的?，F(xiàn)在跟日本帝國主義打仗，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前方要有將士的英勇抗戰(zhàn)，而這些將士們要飯吃，要衣穿，這就要依賴后方努力生產來解決。邊區(qū)在過去生產運動已有了一些成績，這次農展會就是成績的代表。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產，打下去，一定可以打垮日本的。在我們邊區(qū)，不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學校、黨政機關及部隊都要參加生產運動。1939年開始的時候，就開這次大會，全邊區(qū)的各機關學校部隊和200萬老百姓大家聯(lián)合起來，全體動員，為完成生產任務而斗爭。”

　　這次展覽會歷時半個月，展覽分為邊區(qū)概況、農作物、果類、畜牧、藥材、狩獵與林業(yè)6個展室，展品2000多件，展示了邊區(qū)農業(yè)、牧業(yè)生產的發(fā)展情況。前往參觀的人絡繹不絕，第一天觀眾在8000人以上，以后平均每天在5000人左右。

　　1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研究生產運動等問題。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中央生產運動委員會，負責領導生產工作。毛澤東在發(fā)言中說：

　　“生產運動的意義，是在長期抗戰(zhàn)中實行自給自足。”“一、準備工作?，F(xiàn)在到春耕還有兩個月，要雷厲風行地不失時機地進行準備工作。二、進行生產動員。在2月1、2、3日進行生產動員，分配生產任務，各機關學校等單位組織生產委員會。三、總的生產委員會以林伯渠為主任。”

　　1月28日，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的講演中說：

　　“讀書可以使人增長學問，有了學問，就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的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里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

　　欲知毛澤東后來的活動情況，請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東方翁曰：關于國民黨早期抗戰(zhàn)情況，毛澤東曾作過這樣的評價，他說：“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這一時期內，國民政府的對日作戰(zhàn)是比較努力的。在這個時期內，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zhàn)爭的高潮，一時出現(xiàn)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可是在抗日戰(zhàn)爭進入新階段以后，蔣介石看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日益壯大，就又舊病復發(fā)，開始在共產黨身上打主意了。本章所講的蔣介石12月6日約見周恩來時的談話，12日與中共參政員的談話及其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講話，便是明顯的端倪。爾后不久，他便由“溶共”逐漸走向“防共、限共、反共”的道路。諸君如若不信，請繼續(xù)往下看。

　　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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