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

　　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地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話說1938年9月2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延安橋兒溝一座舊教堂里舉行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開幕式。

　　出席開幕式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12人，他們是：毛澤東 朱德周恩來 王明 張聞天 劉少奇 陳云 項英 博古 王稼祥 康生 彭德懷

　　有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5人，他們是：關向應 林育英楊尚昆 李富春 李維漢

　　還有黨中央各部門和各地區的領導干部38人，他們是：賀龍 羅榮桓 譚政 彭真 高崗 羅瑞卿 林彪 鄧小平 蕭勁光 蕭克 潘漢年 徐特立 曾山 吳玉章 張文彬 朱理治 黎玉 賈拓夫 林伯渠 謝覺哉 李昌 馮文彬 滕代遠 郭述申 高自立 成仿吾 高文華 柯慶施 徐海東 程子華 譚余保 李六如 杜理卿 陳剛 楊松 曹軼歐 孟慶樹 涂振農（后于1943年初在南方叛變投敵）

　　全會一致通過由12名政治局成員組成六中全會主席團；推舉李富春為秘書長。毛澤東代表主席團宣布了全會的主要議程。

　　接下來，張聞天主持會議并致了開幕詞。

　　王稼祥向全會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見上一章末）。

　　主席團決定由毛澤東以他個人名義，給蔣介石寫一封信，由周恩來去武漢面呈蔣介石后，再回延安參加會議。

　　1938年10月1日，周恩來帶著毛澤東的親筆信離開延安去武漢。

　　10月4日，周恩來會晤蔣介石，遞交了毛澤東的親筆信。毛澤東在信中寫道：

　　介石先生惠鑒：

　　恩來諸同志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余。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在國人無不崇仰。15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頑寇尚末戢其兇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一方面將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于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于全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因此，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并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擊之目的。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同志不待會議完畢，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托恩來面陳。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兇頑，終必失敗；而我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于長期的艱苦奮斗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除頑寇，而使自己雄立于東亞。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專此布臆。敬祝健康！

　　并致民族革命之禮

　　毛澤東 謹啟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這封信是用毛筆書寫的，寫滿了8張紙，筆力遒勁，通篇如行云流水，酣暢淋漓，堪稱毛體精品，值得毛體書法研究者細細鑒賞（可在互聯網百度搜尋）。

　　10月5日，毛澤東和六中全會主席團向聶榮臻和晉察冀邊區軍民發電慰勉，電文中說：

　　你們“已經創造晉察冀邊區成為敵后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范區。這些都在華北抗戰中已經和將要盡其極重大的戰略作用。而且你們的經驗將成為全黨全國在抗戰中最有價值的指南。”

　　聶榮臻領導邊區軍民從1938年9月開始，開展了粉碎日軍5萬多人對根據地圍攻的斗爭。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熱情地宣傳聶榮臻在晉察冀創造的經驗，他說：

　　“全國廣大的敵后地區，都可以照晉察冀的樣子去做，只要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都可以建立敵后根據地。”

　　后來到11月間，晉察冀邊區軍民共斃傷日軍旅團長以下5200多人。

　　10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目前日寇進攻武漢對各政治機構宣傳鼓動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說：

　　“現日寇正集中最大兵力進攻武漢，田家鎮已失守，武漢不守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各政治機構在宣傳鼓動工作中應注意：現在不應強調保衛武漢，因過分強調，武漢一旦失守，則會產生悲觀失望及一切不正確的觀念；立即加緊說明我們應爭取防御武漢之持久，但應強調武漢即使失守，中國仍能繼續抗戰，說明中日戰爭之持久性”“且一城之得失，不會決定勝負，號召提高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堅持與日寇做長期的斗爭，反對利用武漢失守及危急來動搖抗戰決心，散布一切失敗情緒的企圖。”

　　10月12日下午，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擴大的六中全會上作政治報告，題目是《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此后在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毛澤東繼續作政治報告。這個長篇報告共分為8個部分：

　　一、五中全會到六中全會；二、抗戰15個月的總結；三、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四、全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五、長期抗戰與長期合作；六、中國反侵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運動；七、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八、黨的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后來，毛澤東的這個報告以《論新階段》為題，發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57期上。其中第7部分編入建國后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題目仍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他強調說：

　　“共產黨員應在民族戰爭中表現其高度的積極性，而這種積極性，應使之具體的表現于各方面，即應在各方面起其先鋒的模范的作用。”“堅持民族統一陣線才能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在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這樣。”“這是每個共產黨員，同時也是每個友黨黨員，應該明白的。”

　　談到“黨的干部政策”，毛澤東說：

　　“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17年來，我們黨已經培養了不少的領導人才，軍事、政治、文化、黨務、民運各方面，都有了我們的骨干，這是黨的光榮，也是全民族的光榮。但是，現有的骨干還不足以支撐斗爭的大廈，還須廣大的培養人才。在中國人民的偉大的斗爭中，已經涌現出并正在繼續涌現出很多的積極分子，我們的責任，就在于組織他們，培養他們，愛護他們，并善于使用他們。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

　　關于“黨的紀律”，毛澤東說：

　　“鑒于張國燾嚴重地破壞紀律的行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1）個人服從組織；（2）少數服從多數；（3）下級服從上級；（4）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

　　談到學習問題，他說：

　　“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地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于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

　　毛澤東號召全黨開展學習競賽，學會把馬列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他強調說：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學習一點東西，必須從不自滿開始。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我們應取這種態度。”

　　10月15日，張聞天在全會上作了《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

　　此后，王明作了《共產黨員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中的工作報告》；周恩來作了《中央代表團關于統一戰線工作報告》；朱德作了《八路軍工作報告》；項英作了《新四軍工作報告》；陳云作了《青年工作報告》；劉少奇作了《關于北方局工作報告》和《關于黨規黨法的報告》。

　　在一次會議休息時，徐海東看見毛澤東和賀龍在散步，就想趁機提出上前線的問題。他走近二人，只聽毛澤東開玩笑說：

　　“中國有3部著名小說，《三國》、《水滸》、《紅樓夢》，誰不看完這3部小說，不算中國人！”

　　賀龍也笑著說：

　　“沒看完，沒看完，不過我不是外國人！”

　　毛澤東見徐海東湊過來了，便問道：

　　“海東，你看過這3部小說沒有？”

　　徐海東答道：

　　“《三國》、《水滸》看過，沒有看過《紅樓夢》。”

　　毛澤東笑著說：

　　“那你是個半個中國人。”

　　說得身邊的人都大笑起來。徐海東要求上前線，毛澤東搖搖頭，說：

　　“好好養病，不要著急。”

　　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會上又臨時要求作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得最后勝利》的長篇發言。

　　在王明發言后，許多與會者也紛紛發言，批評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觀點，同時也多少也涉及到了周恩來。

　　10月27日，毛澤東應奚定懷來信之請求，題寫了3個“山脈文學”的刊名。

　　原來抗大、馬列學院等一些青年文學愛好者為了發展群眾性的大眾文藝活動，自發組織了一個文學社，他們受毛澤東開展敵后山地游擊戰思想的啟發，定名為“山脈文學社”。在創刊號稿子編得差不多的時候，大家給毛澤東去信，請他題寫刊頭，因沒見到回復，便讓奚定懷以山脈文學社的名義，再給毛澤東寫封信催一催。10月20日，奚定懷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日前，我們給你一信，請你題‘山脈文學’4字。大概因為你近來事情非常之忙，所以沒有動手來辦這件事吧？近期之內，我們就準備把‘山脈文學’編出來，望你能替我們題下4個字‘山脈文學’。你一定支持我們吧！”

　　在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期間，毛澤東的確十分忙碌，但他還是在10月27日這一天，在奚定懷來信的信尾空白處，為他們題寫了3款豎行題字，又在來信的上面橫行批道：

　　“寫下幾個字，不知可用否？名稱似以‘山頭文學’為好。”

　　這個批語完全是用商討的口氣，可那些革命青年文學愛好者還不理解它的含義，只是覺得毛主席很忙，既然已經題為“山脈文學”，不宜再去要求重題。后來，由于印刷條件不具備，《山脈文學》就未能出版，而是改出了油印的《山脈詩歌》。

　　在10月份的會議期間，40歲的彭德懷和浦安修在延安結婚，這是彭德懷的第3次婚戀。

　　在此之前，彭德懷的原配夫人劉坤模學孟姜女千里尋夫的故事，千里迢迢來到抗日戰場，找到了自己的丈夫。可是當彭德懷得知她已和人同居并生了一個女兒之時，猶如五雷轟頂，強忍著痛苦對劉坤模說：

　　“我不怪你，孩子不能沒有媽媽，你走吧！”

　　就這樣，彭德懷和浦安修結成了伉儷。浦安修是北平女子師范大學的學生，來到延安參加了革命。人們評價說，浦安修是延安屈指可數的美人和才女。彭德懷給浦安修唯一的一份情書寫得很特別，他是這樣寫的：

　　“我愛你，也愛你的家鄉，愿與你同歸。”

　　后來，新婚不久的浦安修隨彭德懷奔赴前方，倆人一起度過了戰爭年代最艱苦的歲月。

　　10月下旬，武漢會戰進入最后階段。

　　此次會戰是從1938年6月中旬開始的，國民黨軍李宗仁的第5戰區和陳誠的第9戰區共110萬人，在武漢外圍沿長江南北兩岸地區，同日本侵略軍第11軍、第2軍25萬人展開激戰，戰場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廣大地區。在蘇聯航空志愿大隊的配合下，國民黨軍的空軍和海軍也參加了會戰，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隊的作戰。4個月后，日軍7萬多人，2.7萬匹馬于10月11晚突然在廣州大亞灣登陸，一路勢如破竹，連下淡水、惠州、博羅和增城，21日攻至廣州近郊。余漢謀的12集團軍僅僅10天就被日軍擊敗，余部從廣州撤退，21日下午，廣州淪陷。10月25日，蔣介石決定放棄武漢，守軍潰退。日軍26日占領武昌、漢口，27日占領漢陽，武漢會戰結束。

　　武漢會戰持續4個半月，國民黨軍以傷亡40余萬人（軍事委員會統計陣亡為254628人，加上負傷超過40萬）、蘇軍傷亡100余人的代價，斃傷了大量日軍。據日軍發表的統計資料稱，其第11軍戰死4506人，負傷17380人，第2軍戰死2300人，負傷7600人，還有900人病死的，連同海軍及陸海航空兵的傷亡人數，總計約3.55萬人；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根據各部隊戰斗詳報統計的日軍傷亡人數則為25.6萬人。日軍雖然攻占了武漢，但其速戰速決逼迫國民政府屈服以結束戰爭的戰略企圖并未達到。

　　此后，正像毛澤東9月24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和9月底寫給蔣介石的信中所預料的那樣，中國抗日戰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戰略相持階段。

　　關于在武漢會戰中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的指揮失誤，第9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在其《私人回憶資料》中所寫的《武漢會戰之教訓》曾這樣說：“一、指導計劃固應按各時期情況適宜變更，但如變更頻繁，有使作戰軍不能追隨之苦。此次會戰中之最高指導即有此弊。二、指導計劃須顧慮部隊現狀及實力，尤其在持久戰之基本原則上，其始終目的何在，似應預先計及，否則處處追隨敵人，對作戰試探性之處置，必難貫徹始終。例如此次武漢撤退時機，原來決定在8月底，后改為9月18日，又改為9月底、雙十節。直至10月20日，領袖尚在武漢。于是轉戰數月之殘破部隊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線上竭力苦撐，以致以后轉移未能按照計劃實施，陷于潰退。三、無訓練部隊絕對不能作戰。如此次王陵基部見敵即潰，致影響全局戰斗之處，實不勝舉。四、對裝備優良之敵，以誘至山地決戰有利。因一到山地，則敵之優點即難發揮，結果與我相等，而我再以旺盛的精神臨之，必易成功。如萬家嶺之役是也。”

　　1938年11月5日下午，毛澤東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了結論報告。11月6日下午，毛澤東繼續作結論報告。這個結論報告共分5個問題：

　　第一，六中全會的成功。這次會議總結了抗日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部經驗，科學地分析和估計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的方針和任務。這次會議是一個好的會議，是黨的歷史上少有的，討論的問題多，態度認真。我們黨奮斗了17年，空前地進步了，黨已能夠更靈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

　　第二，廣州、武漢失守后的形勢。在敵強我弱形勢沒有發生決定性變化的條件下，廣州、武漢的放棄是正確的。這種戰略退卻雖一時表現了有利于敵而不利于我，但從整個形勢看表現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敵，我們保存了實力，敵人的兵力更分散了。日軍占領上海等地時是一鼓作氣，占領武漢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了，其戰略進攻接近頂點，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來的象征。在相持階段中，我方作戰形式以游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敵后游擊戰爭應分為兩大區域，在已經大大發展了游擊戰爭的區域，應大力加以鞏固；在沒有充分發展或正在發展游擊戰爭的區域，應迅速地廣大地發展游擊戰爭。所以，應當鞏固華北，發展華中和華南。

　　第三，民族統一戰線的長期性。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須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就是說使階級斗爭服從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爭，這是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則。在此原則下，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否則就是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不對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

　　第四，戰爭和戰略問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爭，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游擊戰爭在全戰爭中占著一個重要的戰略地位，沒有游擊戰爭，忽視游擊隊和游擊軍的建設，忽視游擊戰的研究和指導，也將不能戰勝日本。

　　第五，其它問題。

　　后來，這個結論報告的第三、第四部分，在建國后分別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與《戰爭和戰略問題》為題，編入《毛澤東選集》第2卷。

　　關于“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毛澤東說：

　　“中國前有陳獨秀，后有張國燾，都是投降主義者；我們應該大大地反對投降主義。”“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統一而犧牲黨派和階級的必要權利，而是相反，堅持黨派和階級的一定限度的權利，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謂合作。否則就是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

　　毛澤東批判了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他說：

　　“國民黨是當權的黨，它至今不許有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

　　談到“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為轉變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對黨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上的方針所采取的懷疑和反對的錯誤態度，特別強調說：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的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現在是民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好處。勞動人民幾千年來上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欺騙和恐嚇的老當，很不容易覺悟到自己掌握槍桿子的重要性。”“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

　　“在抗日戰爭的全體上說來，正規戰爭是主要的，游擊戰爭是輔助的，因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命運，只有正規戰爭才能解決。”“但游擊戰爭是在全戰爭中占著一個重要的戰略地位的。沒有游擊戰爭，忽視游擊隊和游擊軍的建設，忽視游擊戰的研究和指導，也將不能戰勝日本。原因是大半個中國將變為敵人的后方，如果沒有最廣大的和最堅持的游擊戰爭，而使敵人安穩坐占，毫無后顧之憂，則我正面主力損失必大，敵之進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難以出現，繼續抗戰可能動搖，即若不然，則我反攻力量準備不足，反攻之時沒有呼應，敵之消耗可能取得補償等等不利情況，也都要發生。假如這些情況出現，而不及時發展廣大的和堅持游擊戰爭去克服它，要戰勝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在長期的奮斗中，游擊隊和游擊戰爭應不停止于原來的地位，而向高級階段發展，逐漸變為正規軍和正規戰爭，這也是沒有疑義的。我們將經過游擊戰爭，積蓄力量，把自己造成為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的決定因素之一。”

　　11月6日下午，六屆六中全會批準了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政治報告和結論報告；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致各國共產黨、致八路軍和新四軍全體指戰員、致東北義勇軍及東北同胞電》和《中共中央擴大的六中全會告全國同胞、國共兩黨同志書》等文件。

　　《政治決議案》中寫道：自遵義會議特別是洛川會議以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執行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應當徹底肅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兇惡敵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義、教條主義與機械主義，加強黨的團結和組織紀律性，“認真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

　　全會為在中央蘇區被“左”傾錯誤路線打擊迫害的蕭勁光、瞿秋白、何叔衡及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一大批領導干部徹底平反，恢復名譽；為被“左”傾錯誤路線殺害的曠繼勛、曾中生、劉士奇等一大批領導干部平反昭雪。

　　全會一致通過中央政治局的提議，林育英由中央候補委員增補為中央委員；增補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為中央委員。

　　張聞天向政治局提出，要推舉毛澤東為中央總書記。毛澤東不主張這樣做。張聞天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沒有堅持此議。

　　毛澤東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特殊的情況下，為防止王明篡奪黨的最高領導權，提出中共中央不設總書記，由書記處實行集體領導，那只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的權宜之計。以后的實際工作證明，書記處沒人牽頭不行。如果誰都像王明那樣，你發一個指示，我發一個電報，中國共產黨非亂套不可。所以，六中全會在進行組織調整時，做出了如下安排：

　　書記處書記仍是原來的5個人，只在黨內分工和排名次上進行了變動：由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5位書記的重新排名為：毛澤東、張聞天、陳云、康生、王明。

　　這樣，張聞天由原來的第1位降到了第2位，王明由第3位降到了第5位。

　　政治局決定：撤銷中共中央長江局，撤銷王明的中共中央長江局第一書記的職務：免去周恩來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主任職務，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

　　設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原局以劉少奇、朱德、朱理治、彭雪楓、鄭位三為委員，由劉少奇任書記，負責領導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地區黨的工作。南方局由周恩來、董必武等人組成。由周恩來任書記，駐重慶。南方局負責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和國民黨大后方的工作以及淪陷區的工作和港澳地區的工作；同時，領導華南的抗日游擊戰爭。

　　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由項英任書記，負責長江以南地區和新四軍的工作。

　　充實中共中央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懷、楊尚昆為常委，由楊尚昆任書記。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下，成立晉察冀分局和山東分局，由彭真任晉察冀分局書記，由郭洪濤任山東分局書記。

　　王明留延安工作，任中央統戰部部長兼管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東北工作委員會、黨校委員會、婦女部及延安女子大學校長的工作。

　　博古任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

　　林育英擔任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副書記，主持創辦月刊《中國工人》。

　　王稼祥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協助毛澤東處理中央軍政大事。

　　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后，全體與會者進行了會餐。

　　會餐結束后，天空已經生起了一輪明月。毛澤東依然像剛剛打完勝仗那樣興奮，同大家談笑風生。他和王稼祥等人在回住處的路上遇見了朱仲麗，便把朱仲麗介紹給王稼祥，說她是湖南故人之女，蕭勁光夫人的妹妹，是一個醫生。就在這時候，正好王明從窯洞里走了出來，毛澤東瞟了他一眼，便把話題一轉，微笑著問朱仲麗：

　　“小朱，我問你，你愿不愿意去開一家牛皮公司，由你來當老板呀？開一個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領噢！”

　　他一邊說一邊扳著指頭：

　　“第一，當牛皮公司的老板要厚臉皮；第二，當牛皮公司的老板，要會夸夸其談，還要會阿諛奉承；第三，當牛皮公司的老板，還要會拉攏一幫人替他賣力；第四，當牛皮公司的老板，還要會做廣告，會印小冊子，擴大宣傳；第五……”

　　尚未說完，他自己已經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了起來，引得其他領導人也會心地笑了。朱仲麗見眾人這樣樂，不明就里，看了王明一眼，就沖著毛澤東和王稼祥說：

　　“我可當不了牛皮公司的老板，我干不了！”

　　這次路遇，毛澤東的特意介紹和朱仲麗的言談舉止，給王稼祥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沒過多久，王稼祥就給蕭勁光寫了一個便條，他寫的是：

　　“請你調給我兩匹小蒙古馬。此外，如果可以的話，請帶你的姨妹子來我處一玩。”

　　朱仲麗感到這是王稼祥正式把她當作朋友來邀請的信號，也是一種求愛的表示，就非常高興地跟著蕭勁光到了王稼祥的住地。王稼祥請他們下圍棋、打撲克。漸漸的，他們更加熟悉了。又過了幾個月，王稼祥突然問朱仲麗：

　　“我們什么時候結婚？”

　　此時的朱仲麗雖然已經愛上了王稼祥，可她也想不到王稼祥竟然如此直接，叫人猝不及防，便失聲問道：

　　“為什么要這么快？”

　　王稼祥哈哈大笑起來，說：

　　“那好，你同意了就好。”

　　就這樣，朱仲麗經姐夫蕭勁光牽線，終于在1939年3月5日與王稼祥正式結為夫妻了。

　　且說賀龍在六中全會結束后要回晉西北去了，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教師何其芳與文學系第1期的一部分學員，音樂系、戲劇系和美術系第2期的一部分學員，將隨著他一起渡過黃河，到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去實習3個月。何其芳來向毛澤東辭行，他匯報說，他將要在前方八路軍活動地區搜集材料，寫一篇報告文學。毛澤東鼓勵他說：

　　“文藝工作者應該到前方去。不過，從大城市來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為一個困難。但不要緊，很快就會習慣的。當初我在武漢的時候，也是每天出門就坐車子。后來上了井岡山，沒有車子坐，就只好用兩只腳走路了，很快就學會了走路。”

　　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后，政治局會議便移至毛澤東的住處開了，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澤東定奪。為此，張聞天招來了一些人的譏諷，可他卻坦然地說：

　　“真理在誰手里，就跟誰走！”

　　張聞天工作踏實，作風民主，能夠把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和大家的意見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去。毛澤東曾經戲稱其為“開明君主”。他還曾經對王震說：

　　“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

　　張聞天為毛澤東能理解他感到十分欣慰，他說：

　　“這是對我最好的評價。”

　　這個時候，張聞天在黨內的分工是負責宣傳教育工作，為貫徹六中全會精神，他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了具體安排。此后，邊區黨委副書記兼中央統戰部常委王觀瀾在橋兒溝召開邊區縣委書記、統戰部長會議，傳達毛澤東在全會上的兩個報告，講了3個多小時。新任中央統戰部長王明也趕到橋兒溝會場，聽了這個傳達。

　　第二天，王觀瀾來到毛澤東住處，正巧碰上王明也在座。毛澤東問王明：

　　“橋兒溝會議的報告怎樣？”

　　王明支支支吾吾地說：

　　“好是好，就是太長了。”

　　毛澤東詼諧地說：

　　“長點好呀，我們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師給學生講課那樣，給他慢慢講才行啊！”

　　王明此時為什么還要挑王觀瀾的刺呢？此事說來話長。早年在莫斯科留學時，二人就結成了冤家。那時候，王觀瀾反對王明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被王明視為托派分子。而今王觀瀾堅定地站在毛澤東的立場上，自然就成了王明的眼中釘。不久前，在執行黨中央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問題上，王觀瀾和王明就因為在“邊區”和“統戰區”有無區別，發生了激烈爭論。王明武斷地說：“邊區”也是“統戰區”，沒有區分的必要。王觀瀾則堅持認為，“邊區”是指共產黨創建的革命根據地，而“統戰區”雖有八路軍駐防，但地方政權仍控制在國民黨手中，兩者有明顯區別，黨的統戰工作應因地制宜。二人為此爭得面紅耳赤，王觀瀾氣憤地說：

　　“把邊區和統戰區混同，是‘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統一戰線高于一切’口號的翻版。”

　　王明見王觀瀾公然和他唱反調，心中十分不舒服，就找王觀瀾的岔子，重新提出他在莫斯科學習時有“托派嫌疑”，不宜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王觀瀾聞訊后，直接找到王明，當面責問：

　　“你說我是托派有什么根據？”

　　毛澤東聞知此事，進行了干預。他直截了當地說：

　　“王觀瀾經過我10年的親自考驗，這個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們黨內就沒有好同志了。”

　　不久，在毛澤東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觀瀾任主任委員，蕭勁光、林伯渠任副主任委員的陜甘寧邊區統戰委員會。毛澤東在會上說，今后，邊區統戰工作中的一般問題就由統戰委員會解決，大事直接請示中央。這樣就使王明再也難以干擾邊區統戰工作，施加錯誤影響了。

　　王觀瀾以前在長征路上得了腸胃病，此時因為勞累過度還經常發作。毛澤東關切地問他：

　　“觀瀾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樣工作的？”

　　王觀瀾如實作了匯報，末了說：

　　“每天無論工作怎樣，總要處理完畢才睡覺。”

　　毛澤東不以為然地說：

　　“做事情要分輕重緩急，你這樣怎么行呢？我們要讓懶人學勤快，讓勤快人學巧干。”

　　欲知后來王明表現如何，待后慢慢敘述。

　　東方翁曰：關于武漢會戰問題，請讀者注意毛澤東9月24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長篇發言。他分析了武漢即將失陷的形勢，說明抗日戰爭將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相持階段。他在9月底寫給蔣介石的信中也曾暗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他在10月7日起草的《關于目前日寇進攻武漢對各政治機構宣傳鼓動工作的指示》中又強調說：“田家鎮已失守，武漢不守的可能性很大”，“現在不應強調保衛武漢”。“武漢即使失守，中國仍能繼續抗戰”。“一城之得失，不會決定勝負”。果不其然，事態發展的結果，正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出現了。由此可見，毛澤東對于事物發展的預見性和未雨綢繆、應對事變，的確是超乎常人的！

　　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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