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中國目前階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徹底戰勝日寇與建立

　　新的民主共和國。中國將來階段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即實現

　　更進步的更完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

　　話說1938年4月24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致電新四軍軍分會書記項英，指示新四軍“主力開涇縣、南陵一帶，先派支隊去溧水一帶偵察。”支隊的具體任務是：在政治上，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綱領，宣傳持久戰戰略方針，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在軍事上，在新四軍主力部隊開進之前，先到江南偵察了解日軍、偽軍情況，特別是敵人的薄弱環節，了解江南平原的地形及風俗民情、群眾生活條件，附帶了解國民黨軍隊的情況，為以后部隊開進創造和準備條件。毛澤東在電報中還特別強調：

　　“須派電臺及一有軍事知識之人隨去。”

　　項英等人決定，從第1支隊、第2支隊、第3支隊抽調團以下干部及偵察員400余人，分為3個偵察連，組成先遣支隊，東進江南敵后。由第二支隊副司令員粟裕任先遣支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熊夢輝任參謀長（后因病未到職），鐘期光任政治部主任。

　　陳毅將身邊的副官和測繪參謀也派到了先遣支隊，粟裕感動地說：

　　“陳毅同志把能兵強將都調來給我了。”

　　4月28日，新四軍先遣支隊在皖南歙縣潛口祠堂門前舉行了誓師大會。揭開了新四軍東進抗日的序幕。陳毅在會上作了動員，他說：

　　“先遣支隊的任務是深入江南做戰略偵察，了解江南敵后情況，為主力部隊挺進江南敵后確定戰場位置，這個任務是非常艱巨而又非常光榮的。大家要發揚我軍優良傳統，機智靈活，勇敢頑強，遵守紀律，加強內外團結，依靠江南父老兄弟姊妹打擊日軍。”

　　此后，先遣支隊抵達安徽南陵縣，宿營在東門外。子夜時分，粟裕下令緊急集合，他說：

　　“群眾所以歡迎我們，是因為我們不是從前線潰逃下來的，而是向敵人開進的。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必定受到了敵特、漢奸的監視。這里離敵控的蕪湖很近，說不定我們的行蹤已經被敵人發現了，敵人很可能對我們發動突襲。因此我們決不能高枕無憂，必須立即轉移。”

　　天剛破曉，日軍飛機果然來了，在東門外空中盤旋，狂轟濫炸，俯沖掃射。此時先遣支隊早已安全轉移到城外的山村了。

　　后來，先遣支隊進入了南京地區，粟裕將司令部設在江蘇省江寧縣葉家莊，派出3個小組分頭執行偵察任務。第1組由作戰參謀張藩帶領，到南京東南地區，對丹陽縣、武進縣一帶進行偵察。第2組由偵察參謀張錘秀帶領，到南京東北地區，對下蜀、龍潭一帶進行偵察。第3組由宣傳隊長吳福海帶領，到南京市以東地區，對鎮江縣一帶進行偵察。其他偵察員的任務，主要是調查研究江南地理地形、社會歷史、風俗民情、經濟文化、各階層思想動態。

　　4月28日這一天，毛澤東在給魯迅藝術學院學員作報告時說：

　　“《紅樓夢》這部書，現在許多人鄙視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實《紅樓夢》是一部很好的小說，特別是它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比如它描寫柳湘蓮痛打薛蟠以后，便‘牽馬認鐙去了’，沒有實際生活經驗是寫不出‘認鐙’二字的。事非經過不知難，每一件小事都有豐富的內容，要從實際生活經驗中才會知道。《紅樓夢》里有個大觀園，大觀園里有個林黛玉、賈寶玉。你們‘魯藝’是個小觀園。你們也就是林黛玉、賈寶玉。但是，我們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會唱歌，會演戲，將來還要到前方打仗。

　　你們是青年藝術工作者，現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屬于你們的，都是你們活動的園地。你們的藝術作品要有充實的內容，便要到實際生活中去汲取養料。你們不能終身在這里學習，不久就要奔赴各地，到實際斗爭中去，正如你們唱的《游擊隊員之歌》中所說的：‘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你們不但要在口里唱，而且要實際的去那樣做。沒有實際的生活經驗，無從產生內容充實的藝術作品。”“文藝工作者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要把中國考察一番，單單采取新聞記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為他們的工作帶有‘過路人’的特點。俗話說：‘走馬看花不如駐馬看花，駐馬看花不如下馬看花’。我希望你們都要下馬看花。”

　　1938年5月1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南門外廣場召集萬人集會，慶祝“五一”勞動節。來延安參觀學習的“平漢鐵路工人破壞大隊”的工人代表，也參加了慶祝活動。一條上書“平漢鐵路工人破壞大隊”的橫幅，赫然插置臺前。

　　就在這一天，“平漢鐵路工人破壞大隊”“第一戰區鐵道破壞第一總隊”，在武漢大智路老通成側面院內正式成立了，“代理總隊長薛水秀，副總隊長徐寬、蕭漢庭，參謀主任魏遵軻，副官主任呂伯勛，軍需主任周新起，秘書胡子超，民運組長李自然。”

　　原來這“平漢鐵路工人破壞大隊”，亦稱“二七鐵路工人破壞大隊”，簡稱“平漢鐵路破壞隊”，是一支活躍在平漢鐵路線上的工人抗日武裝。據“平漢鐵路破壞隊”老隊員周毓松回憶說，1937年12月，“董必武、周恩來和項英召集平漢路共產黨員劉文松（平漢鐵路工會主任委員和國民黨平漢鐵路特別黨部特派員——筆者注）等在八路軍駐漢辦事處開會，決定由劉文松出面組織抗日。劉文松根據董必武的指示，向蔣介石提出成立平漢鐵路工人抗日組織的要求，可蔣介石只給了劉文松一個‘軍事委員會特種工作團第二團長’的空頭委任狀。董必武就表態說：‘先把隊伍拉起來，我們支持！’于是，劉文松開始籌備‘平漢鐵路破壞隊’”。1938年1月，劉文松利用“特種工作團”團長的名義，號召鄭州、偃城、駐馬店、信陽、江岸5大站的工會負責人發動各自轄區內的工人參加抗日斗爭。從2月開始，劉文松召集鐵路工人和少數工人子弟到信陽李家寨柴家灣，接受“平漢鐵路工人抗日訓練班”（也叫特種工作團爆破訓練班）的短期訓練。劉文松自任班主任，潘希賢任副主任，徐寬任教導主任，胡宗良、李自然、呂伯勛、魏遵軻、劉翰章任軍事教官，李積甫、魏勇仁任正、副事務主任。一期、二期先后于3月中旬和4月下旬訓練結業，共培訓800余人。此后，劉文松根據董必武等人的建議，組織了一部分工人代表，在“五一”前來到延安參觀學習。他們在延安先后參觀了抗大、陜北公學和馬列學院等。

　　5月1日晚，一彎新月如鉤。從清涼山下一孔整潔的窯洞里傳出了陣陣的笑聲。魯迅藝術學院秘書長朱光和新婚妻子余修的婚禮在隆重舉行。毛澤東來了，陳云、羅瑞卿、凱豐也來了。中共中央秘書長、中組部副部長李富春對大家說：

　　“告訴諸位，朱光、余修的婚事是經過我的審查后同意的，我的眼光不會看錯，二位可謂天生的一對才子佳人。”

　　“莫夸口，莫夸口。富春同志，我這個判官倒要細細審來。”毛澤東笑嘻嘻地來到煤油燈前，對著煤油燈吸著了一支自產的煙卷，先注視了一下余修，又故意看看朱光，慢條斯理地說道：“朱光，你這個土包子是如何把這嬌娃子從香港騙到此地的？定要從實招來！”

　　喜不自禁的朱光趕緊把毛澤東安排就座，接著招呼其他人坐下，又是端茶，又是斟酒，自己也抄起一碗土燒酒呷了一口，對著毛澤東躬身一揖，拉長聲調念了一句白：

　　“判官大人莫急，且聽小生慢慢道來。”

　　大家看著毛澤東正襟危坐，儼然一副判官的模樣，又見朱光戲劇化的一番表演，無不哈哈大笑。

　　5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澤東會見了美國情報官埃立斯·福代斯·卡爾遜。

　　卡爾遜，1896年出生于美國紐約西德尼，畢業于美國西點軍校，是一個職業軍人。1927至1929年，他在駐中國的美國部隊中服役，1935年7月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衛隊營長，同羅斯福有十分密切的私人交往；1937年開始任中國軍事觀察員，在抗戰初期就進入國民黨正面戰場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進行了考察。卡爾遜在訪問陜甘寧邊區前，曾與羅斯福約定，將以秘密通信的方式，把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直接通報給總統本人。卡爾遜到共產黨地區的計劃，得到了美國海軍和蔣介石的批準；并通過斯諾取得了毛澤東的默許。于是，在林伯渠的安排下，卡爾遜造訪延安，拜會了他心儀已久的毛澤東。這樣，他就成為1944年7月美國觀察團到延安前的第一個也是唯一訪問過延安的美國官員。

　　這天晚上，毛澤東與卡爾遜在燭光中一邊喝著茶，一邊剝著花生，進行了徹夜長談。談話的內容從抗日戰爭、歐美政治局勢，一直談到古往今來的政治思想發展，乃至宗教對社會的影響等等。毛澤東說：

　　“只要人民有志氣忍受困難，有愿望繼續抵抗，中國就不會垮臺。只有人民信任他們的領導人，只有他們有過好一點日子的希望，人民才會建立起并保持這種意識。我們努力爭取具備這些條件，我們訓練干部要生活簡樸、秉公執政，誠心實意地幫助老百姓解決困難。我們相信好一點的生活來自發展民主、學會自己管理自己。我們認為，經濟生活應以合作社為基礎。共產主義并非眼前的目標，是要經過長期的發展才能達到的。在它之前必須有強大的民主，然后是社會主義過渡時期。”

　　毛澤東還說：

　　“中國像一個能盛一加侖的細頸瓶，而日本灌進了半品脫（一品脫等于八分之一加侖）水。它的部隊進占一地，我們轉向另一個地方；他們追擊，我們就后退。日本兵力不足，無法占領全部中國。只要人民決心繼續抵抗，他就無法用政治手段控制。”

　　卡爾遜問：

　　“對于戰后，中國共產黨有什么計劃？”

　　毛澤東說：

　　“我們希望目前同國民黨的協定能持續下去，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兩黨政府。我們認為，銀行、礦山、交通應該國有。應發展生產者和消費者合作社，我們贊成鼓勵私有企業。最后，我們認為，中國應同一切愿意在平等基礎上對待我們的國家建立和保持友好關系。”

　　關于歐洲局勢，卡爾遜說，如果德國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國就會參戰。毛澤東說：

　　“不會。英國不會為捷克斯洛伐克作戰。如果德國伸向西南，英國就會作戰，但他不準備為捷克斯洛伐克而戰的。”

　　這一不尋常的預言，竟然在第二年即1939年及1940年前半年得到了完面的驗證。毛澤東的話題又回到了抗日問題上，他說：

　　“日本把我們包圍在五臺山，我們在這里受到包圍。日本和中國都使用突出陣地戰術，好像孫連仲在臺兒莊所采用的一樣。但我們有另外一種類型。以日本在太原府的駐軍來說吧！”

　　他推出一只茶杯代表日本駐軍的位置，以其它4件東西代表中國軍隊的位置，繼續說：

　　“太原府東北五臺山有聶榮臻指揮下的我軍部隊，西北有賀龍，西南有林彪，東南有朱德。日本人如果侵入山西，就會受到我們其中一支部隊的打擊。山西是華北的戰略樞紐，五臺山是山西的戰略樞紐，只要我們占有五臺山，日本就沒法控制這個省份。”

　　毛澤東最后說：

　　“另外一種包圍方式就是美國、蘇聯與中國聯合起來包圍日本，那是一種國際的包圍。”

　　第二天，卡爾遜又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和他進行了第2次長談。

　　卡爾遜曾經這樣評價毛澤東：“這是一位謙虛、和善、寂寞的天才。在漆黑的深夜中在這里奮斗著，為他的人民尋求和平的生活和公正的生活而奮斗著。”

　　在延安考察10多天后，卡爾遜要再一次進入敵后各戰區了，毛澤東便介紹以劉白羽為首的5位青年文藝工作者陪伴卡爾遜去敵后考察。為此，他專門約劉白羽等人談了話，并親自寫了一封信，以他和總政治部主任譚政的名義，通令八路軍所屬各政治部說：

　　“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派去抗戰文藝工作團一組計5人，由劉白羽率領，經榆林、晉西北，赴戰區各地考察，搜集材料，建立通訊網。敬希接洽，并予以幫助。”

　　卡爾遜前后兩次對中國戰區的考察，總共歷時約8個月，行程8000余里，足跡遍及延安和北方所有抗日根據地，會見了國共兩黨領導人和幾十名高級將領，經歷了許多場戰斗，了解了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證實了看來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實”，“這就是：日軍推進的速度很快，與此同時，紅軍也神速地深入敵占區開展消耗戰，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這使他“對中國問題的了解有了飛躍的變化”。他從游擊戰爭的發展看到了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的前景，從共產黨、八路軍的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對陜甘寧邊區和敵后根據地考察的所見所聞，使卡爾遜激動萬分，他除了向羅斯福總統報告外，還不顧自己是外交官的身份，在各種公開場合高度贊揚共產黨的軍事、政治、組織制度。當一位記者就他提供的關于紅區的情況向他表示感謝，并保證不會在報紙上披露他的姓名時，卡爾遜說：

　　“你這么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給你們講的一切都是真的，沒有半點虛假，為什么非隱去我的姓名不可呢？”

　　卡爾遜的表現，受到上級的嚴厲指責，他不顧別人的勸阻，憤然辭去軍職。他回到美國后，向公眾發表演講，為幾家雜志社撰稿，介紹陜甘寧邊區的情況，還出版了《中國的軍隊》、《中國的雙星》兩本書。

　　《中國的雙星》一書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有評論說，卡爾遜筆下的共產黨人，似乎更像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民兵，是無私的愛國主義者和仁慈的民主主義者，而不是布爾什維克或納粹極權主義者。

　　且說5月4日下午，抗日軍政大學第4期1大隊大隊長蘇振華、政委胡耀邦帶著1大隊要開到瓦窯堡去辦學，毛澤東應邀來到城北門里的一個廣場上給學員們講話。他說：

　　“同志們，瓦窯堡那里還有國民黨和它的政府，也有我們的黨和政府，那里的老百姓，熟悉的是國民黨，對共產黨還不很了解。同志們去那里，老百姓就要通過你們來觀察共產黨。所以你們一定要把黨的政策和作風帶去，使得老百姓擁護我們。同志們都是經過長征的老紅軍，二萬五千里，這很光榮。但是二萬五千里也是一個包袱，可以使人驕傲。背上這個包袱，而驕傲起來，老百姓就不喜歡我們，我們就會脫離群眾。”

　　關于學習問題，毛澤東說：

　　“你們學什么——我們的政治方向就是學習馬克思主義，三民主義等等，那是第一條；再有坐地下、吃小米、爬山等等便是實行，這是第二條。現在你們是政治隊，兩個月畢業，也可到軍隊中去，如果再加上戰略戰術，那是更好。我們抗大的學習有三：（1）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2）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3）靈活的戰略戰術。有了這3條就夠了。

　　關于統一戰線問題，他說：

　　“我們過去和國民黨分了十幾年，現在又合起來了。你們看過《三國演義》嗎？那本書一開頭就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當然把這話拿到現在來說是不正確的，現在合起來不一定會再分。我們可以把它改成兩句話：國共兩黨，合則兩利，分則兩傷。”

　　關于張國燾叛逃的問題，毛澤東說：

　　“張國燾到延安后，中央多次開會批評他，他多次承認錯誤；但尾巴猶在，一反一復，兩面派行為始終存在。他資格老，過去做過工人運動。我們講仁義道德，還讓他做邊區副主席，希望他割掉尾巴。他說割掉了，實際上穿起長袍子，尾巴藏在里面。這次他借口到陜西中部祭黃帝陵，黃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們也只好開除他的黨籍。”

　　5月4日晚，毛澤東給項英等人發了一封指示電，史稱“五四指示”。

　　原來，粟裕率領的新四軍先遣支隊進入蘇南后，國民黨當局畫地為牢，給先遣支隊指定了一個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的活動區域。毛澤東在指示電中寫道：

　　“在敵后進行游擊戰爭雖有困難，但比在敵前同友軍一道并受其指揮反會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敵情方面雖較嚴重，但只要有廣大群眾，活動地區充分，注意指揮的機動靈活，也能夠克服這些困難，這是河北及山東方面的游擊戰爭已經證明了的。在偵察部隊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準備跟行，在廣德、蘇州、鎮江、南京、蕪湖5區之間廣大地區創造根據地，發動民眾的抗日斗爭，組織民眾武裝，發展新的游擊隊，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據地大體建立起來之后，還應準備分兵一部進入蘇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區去，再分一部分渡江進入江北地區。”

　　毛澤東還告誡項英等人說：

　　“蔣之命令是雙關的，一面包含戰略需要積極意義，一面又難免不包含惡意在內。須不斷積極出擊。惟具體作戰須全依敵我當前條件而定，不因人家議論而自亂步驟。”

　　然而項英對這一正確方針理解不夠，措施不力。在毛澤東多次催促和陳毅的勸說下，才命令陳毅、張鼎丞率領第1、第2支隊相繼東進江南；而把第3支隊仍然留在皖南。

　　5月5日，是馬克思誕辰120周年的紀念日。由中共中央創辦的以學習、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為重點的干部學校——馬克思列寧學院，簡稱“馬列學院”，在這一天正式宣告成立。由張聞天兼任學院院長。

　　“馬列學院”位于延安城北七八里的藍家坪，土石山上的一排窯洞就是校舍，同楊家嶺隔延河相望。學院開設的課程主要有：政治經濟學、哲學、馬列主義基本問題、黨的建設、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西洋革命史等。毛澤東參加了馬列學院成立慶典，張聞天當眾向毛澤東介紹了他在蘇聯留學時期的老同學陳伯達。他說：

　　“這位是從北平來的陳伯達同志，他是北平‘新啟蒙運動’的發起人。”

　　這是陳伯達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此前，陳伯達在北平擔任過北方局宣傳部長，擔任過北平市委“三人委員會”成員；在1937年9月從北平來到延安，因他在北平中國大學國文系教過書，中共中央組織部就安排他在成仿吾任校長的陜北公學當一名教員。在籌備馬列學院時，張聞天又把他調到馬列學院任教員。

　　5月7日，毛澤東應邀來到陜北公學，以張國燾開小差為例，給即將畢業的第二期學生作了題為《堅定革命的旗幟》的報告。

　　這天下午，在山溝邊的露天廣場上，積聚著數千人。剛到延安不久的話劇藝術家歐陽山尊第一次看到了講臺上的毛澤東，只見他身材瘦長，唇邊真的沒有胡須，與自己早先聽到的傳說完全一樣。毛澤東開始演講了，他說起話來抑揚頓挫，使人聽得非常清晰，聲音洪亮，卻不是聲色俱厲。他那生動幽默的語言，娓娓道來，談笑風生，顯得特別平易近人。他說：

　　“張國燾自命是個革命的‘老資格’。他的資格究竟有多老呢？打個比方，譬如革命道路好比從延安到西安，有800里路，可是他只走到十里鋪就開了小差。張國燾過去在政治上早已開過小差，現在又在組織上開小差了。此人一貫稱自己是‘中國的列寧’，什么都要爭第一，但實際上他是一個十足的老機，在歷史上不‘左’就右。黨的‘三大’討論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開會十幾天，他反對十幾天。到了武漢，他又支持陳獨秀的右傾。長征路上，他反對北上抗日，另立中央，以后又主張到新疆去建立根據地。到陜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對黨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的信，反對第二次國共合作，說什么黨中央的信是‘韓文公祭鱷魚文，與國民黨合作是幻想’。黨中央進入延安后，張國燾說：‘延安是一塊雞骨頭，吃之無油，棄之有味’，這是曹操主義，結果味也沒有了，開了小差，一直逃到漢口。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確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風，但是張國燾沒有看到。他開小差以后做什么呢？你們不是看過演劇隊演的那出《放下你的鞭子》嗎？”

　　毛澤東一邊說，一邊做著手勢：

　　“張國燾開小差是放下革命的旗幟，他放下革命的旗幟就拿起了鞭子。拿起鞭子干什么呢？拿起鞭子來打人民。他開小差以后，在報上發表聲明，說我們破壞國共合作，破壞統一戰線。可是，事實是怎么樣的呢？西安事變發生后，他半夜敲了我的門，堅決主張對蔣介石處以極刑。”

　　說著，他做了一個抹脖子的動作，接著將頭上的帽子摘下來放在桌子上，引得全場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笑了。

　　“你們不要以為張國燾不在，我就隨便亂說。有人可以作證，當夜‘獨眼龍’就在場，張國燾要殺老蔣的話他全都聽見了。”

　　毛澤東說著把臉轉向主持大會的陜北公學生活指導主任周純全：

　　“獨眼龍，你說是不是？”

　　周純全一只眼在作戰中受過傷，大家都戲稱他是“獨眼龍”。現在毛澤東當眾也叫起他的綽號來，喜得他咧開嘴巴笑著直點頭。只聽毛澤東接著說道：

　　“張國燾開小差對我們有什么損失嗎？我看沒有。他是個胖子，吃得很多，他開了小差，邊區可以節省些小米，這倒是有好處的。”

　　他最后勉勵學員們說：

　　“我今天講的是堅定革命的旗幟，就作為對同志們遠行的禮物。每個同志出去要記住，堅決奮斗，不怕困難、不開小差，不學張國燾。”

　　毛澤東的演講給歐陽山尊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他仍然記得清清楚楚。

　　5月8日下午，毛澤東接見了在延安參觀學習的“平漢鐵路工人破壞大隊”全體工人代表。

　　在接見之前，毛澤東先與領隊劉文松進行了10分鐘的談話，詢問了工人代表們的情況，然后和代表們見了面。他在講話中說：

　　“此次你們由山西、河北到這里來，是為了抗日。抗日是中國的大事情，這事辦不好，一切人都沒有好的生活，工農的生活自然不用談了！所以現在要全國團結起來一致抗日，而工農便是其中的大多數，艱苦的工作也由他們擔負，沒有他們就根本不行，他們在抗日運動中的責任非常之大。現在的缺點是工農還沒有普遍組織起來，對自己的使命認識不夠。要提倡團體，言論出版結社有自由，可以組織各種抗日團體。我希望同志們回去通通到鐵路上組織工會去，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鋒。”

　　毛澤東還說：

　　“這次你們真是‘不遠千里’越過黃河而來，我們能見面也是因為國共兩黨合作的緣故。過去我們在‘山上’只看見手工業工人，大城市才有產業工人。我這次見到諸位，是十多年第一次看見鐵路工人哩！十多年來我沒有坐火車，因為人家說‘不能坐’，我只好上山打游擊去。現在事情是弄好了，所以能大打勝仗。”

　　毛澤東最后說：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他一心一意為無產階級而奮斗，從不違背無產階級的利益。今天因為抗日，所以對資本家和地主讓一點步，否則，日本帝國主義打不倒。我們要對工人同志講清楚為什么要停止蘇維埃和土地革命。工人的生活問題，農民的土地問題，我們一定要解決，但不用以前的方法，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變舊中國為新中國。希望同志們了解這些，經過同志們出去宣傳鼓動，一道兒把這個事情干好。”

　　此后，毛澤東又先后給工人代表們講了5次課。到5月中旬，劉文松和代表們在八路軍和群眾的熱烈歡送中，乘汽車離開延安，在西安改乘火車返回戰斗崗位。8月初，由劉文松接任了“平漢鐵路工人破壞大隊”“第一戰區鐵道破壞第一總隊”的總隊長。

　　據鄭州市政協編輯的《平漢路工人破壞隊隊史》中說：“平漢鐵路工人破壞隊是一支組織嚴密、有9個分隊、最盛時有2000余人的隊伍。從1938年到1945年的抗戰期間，他們活躍在道清、平漢、同蒲、津浦、隴海、汴新、淮南等7條鐵路線上，不斷在‘皇軍護路隊’的封鎖圈內炸毀日軍鐵路和列車，使日軍視若‘神經系’的交通線時常中斷，運輸給養根本無法完成。”

　　在春夏之交的一個晚上，延安干部子弟學校學生在黨校的禮堂里正在上演話劇《棄兒》。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也坐在群眾中觀看演出。當劇中演到一對革命者被國民黨軍警逮捕時，劇情達到了高潮：寒風中，一個衣衫襤褸的小女孩，在慘淡昏暗的街頭奔跑哭喊：“媽媽，媽媽！”小演員演得感情真摯，催人淚下。在場的中央領導和觀眾都被深深地打動了。撕心裂肺地哭叫著：“媽媽！媽媽！媽媽——”

　　毛澤東看著舞臺上的小女孩，想起自己的3個兒子在楊開慧犧牲后流浪上海，無人照料，也都淪為了棄兒，觸景生情，眼窩里溢滿了淚花。戲演完了，大幕徐徐落下，劇場里沒有一點聲音。突然，毛澤東從座位上站起來，沖著臺上喊道：

　　“把后面的那一幕，再演一遍！”

　　劇場里立時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于是，《棄兒》的最后兩幕戲又破例重演了一遍。大幕再一次落下，觀眾以雷鳴般的掌聲祝賀演出成功。毛澤東派人把那位小演員叫到身邊，撫著她的頭，親切地問：

　　“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的爸爸媽媽是誰呀？”

　　“我叫劉思齊。”小女孩說著，高興地朝人群中一指：“那就是我的爸爸媽媽。”

　　毛澤東回頭望了望，張文秋和陳振亞趕緊走到毛澤東身邊。毛澤東便問陳振亞：

　　“這是你的孩子嗎？”

　　“報告主席，這是烈士劉謙初和張一平的女兒，我只是她的繼父。”

　　當毛澤東知道這個小女孩就是老戰友劉謙初的遺腹子時，心情無比激動。他神情異常嚴肅，指著思奇叮囑陳振亞：

　　“劉謙初同志我是認識的，他是一個好同志，可惜犧牲得太早了。這是烈士的后代，我們有責任好好地教養她。”

　　說到這里，毛澤東彎下腰笑著對思齊說：

　　“小姑娘，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兒，好不好啊？”

　　劉思齊看著眼前這位身材魁梧的人，向媽媽爸爸投去了征詢的目光，張文秋和陳振亞朝她點了點頭。于是，思齊羞羞答答地喊了一聲“爸爸”。

　　毛澤東爽朗地放聲大笑，興致勃勃地說：

　　“既然是我的女兒了，你就跟我一道，到我家去玩玩，好不好？”

　　說罷，他牽著小思齊的手，朝楊家嶺走去。

　　不久，張文秋在抗大畢業了，被分配到陳振亞所在的單位工作。此時陳振亞是八路軍115師后方留守處政治部主任，張文秋則在政治部主編《生活星期刊》。1938年冬，張文秋生下了第二個女兒，并破例隨母姓，叫張少華。

　　5月上旬，毛澤東鑒于“黨內外都有很多人輕視游擊戰爭的重大戰略作用，而只把希望寄托于正規戰爭，特別是國民黨軍隊的作戰”，為了“批駁這種觀點”（前面加雙引號的文字是《毛澤東選集》中的注釋語），準備寫兩部論述抗日戰爭的軍事著作。為此，他來到蕭勁光的窯洞里，想借一些書籍作為參考資料。他笑瞇瞇地說：

　　“蕭勁光，聽說你這兒藏有寶貝，借給我看看如何？”

　　說罷，他的目光便停留在桌子上的一大摞書籍上。蕭勁光見毛澤東要借書，就說：

　　“我這里只有幾本舊書。以前是有幾本好書，可惜長征時都丟了。”

　　毛澤東一邊“嗯嗯”地應著，一邊翻書。他拿起《戰役問題》和《戰斗條令》兩本書，說：

　　“我想研究一下軍事問題，這兩本書我拿去看看。”

　　蕭勁光沒有吭聲。毛澤東看了他一眼，笑著說：

　　“怎么？舍不得？好小氣喲。”

　　蕭勁光有些不好意思，說：

　　“是有些舍不得，我就這樣兩本軍事書，部隊教育還靠它們當拐棍哩。”

　　“噢，那就也給我當當拐棍吧。借你的，一定要還的，怎么樣？”

　　“主席一定要借，那就借唄。”

　　毛澤東聽出了蕭勁光的意思，就笑了，說：

　　“放心，是借，不會不還的。”

　　此后，毛澤東就開始撰寫《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這部軍事著作，以此“指出抗日游擊戰爭發展的正確道路”（前邊加雙引號的文字系《毛澤東選集》中的注釋語）。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全書共分9章：1、為什么提起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2、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3、抗日游擊戰爭的六個具體戰略問題；4、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御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5、和正規戰爭相配合；6、建立根據地；7、游擊戰爭的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8、向運動戰發展；9、指揮關系。

　　5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常委會上就《大公報》上的兩篇社論發表了重要意見。

　　早在4月25日，《大公報》發表的一篇社論就4、5月間進行的魯南戰役評論說：“現時的時局，就是抗戰前途的重要關頭，我們在這一戰勝利了，其有形無形的影響，就可以得到準決勝的功效。”“全軍將士注意！現在就是準決戰。”4月26日《大公報》又發表社論說：“這一戰當然不是最后決戰，但不失為準決戰。因為在日本軍閥，這一戰，就是他們最后的掙扎。”

　　毛澤東反對這種意見，他在常委會上說：

　　“現在蔣介石與我們的估計都認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近《大公報》兩篇社論態度變化，認為魯南戰爭（即徐州會戰的第三階段——筆者注）是準決戰，否認中日戰爭是持久戰。我們對于中日戰爭的估計，過去也有兩種意見。我一貫估計中日戰爭是持久戰，因為中國是大國，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國，同時中國又是弱國，須要持久戰爭才能取得勝利。”

　　5月11日下午6時，毛澤東接見了從武漢來到延安的施方白先生。

　　施方白，1887出生于江蘇省啟東縣北新鎮附近一個普通農家，23歲時在上海加入同盟會，參加陳其美為首的討伐袁世凱活動，事敗后流亡日本，進入孫中山創辦的浩然軍事學社學習，1914年加入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1919年赴南洋群島檳榔嶼主編《光華日報》，反對軍閥政府；1921年回國。1926年經季方介紹，他在鄧演達主持的北伐軍總政治部工作，1927年曾資助共產黨員胡若愚等人脫險，他本人因“跨黨分子”罪名被捕，幸得友人救援獲釋。1929年初，施方白回到家鄉擔任啟東縣縣長，因同情和支持工農革命而被迫辭職。1930年春，他與鄧演達等人發起并正式創建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亦稱“第三黨”（農工民主黨的前身）。1938年春，施方白在武漢經周恩來、董必武介紹，前來延安訪問。與施方白一道來延安的還有一個比他年輕12歲的同鄉沈維岳。

　　沈維岳青年時因家境清貧，在上海崇明師范只讀了一年就輟學當了小學教師，1925年進入黃埔軍校第4期學習，受周恩來、惲代英的影響，傾向中國共產黨；1926年9月參加北伐，先后任政治宣傳員，連指導員、營指導員等職；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回到啟東。施方白任啟東縣長時，他擔任公安隊隊長，因掩護共產黨員顧南洲被革職。1930年春，沈維岳在上海參加鄧演達、施方白組建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積極從事反帝反蔣活動。1931年8月，他被捕入獄3個月，后經宋慶齡營救出獄，不久到19路軍工作，翌年參加了淞滬抗戰，因蔣介石對19路軍抗戰不積極支持，使他加深了對蔣介石的認識，逐漸向共產黨立場轉變。抗戰爆發后，積極參與抗日救亡活動。

　　關于這次會見，沈維岳在回憶錄《幸福的接見》中是這樣記載的：

　　“那是窯洞外面一所古老的北方式房子，毛主席經常在這兒接見中外來客。我們剛一坐下，警衛員就拿出大前門牌香煙招待我們，毛主席也拿了一支陪客。我們說：

　　‘到延安來觀光，有很多問題要向您請教。’

　　毛主席笑笑說：

　　‘你們兩位同志遠道而來，我們很歡迎呀！你們要談些什么問題？’

　　我們先后提了9個問題，都是關于國際形勢和抗日救國前途的大題目。毛主席耐心細致地一一解答，分析得明快而精辟，使人萬分信服。

　　接見中，毛主席一面談話，一面抽煙，抽得很快，一會兒，煙頭快燒到手指了。他扔掉煙頭，右手伸進衣袋里拿出一支板煙筒來，左手伸到桌上拿著土煙罐頭，把土煙裝進板煙筒，又到口袋里摸出火柴來點著。警衛員向他送上第二支大前門香煙時，他沒接受，只吸自己的板煙。我懷著激動的心情，請毛主席批準我參加抗大學習，他笑笑說：

　　‘你在黃埔軍校學過軍事，也打過軍閥。’

　　我說，我想學政治。主席回答：

　　‘當前最大的政治就是打日本帝國主義嘛！你們的家鄉是蘇北的大門，和上海一江之隔。你們應該回到家鄉，組織群眾，發動群眾，在敵后堅持抗日戰爭。我們抗大學生畢業后大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共產黨的大門是開著的，只要有條件的人都能進來的。你要參加共產黨組織，先要準備自己的條件，到條件夠了，共產黨會派人來找你的。’

　　毛澤東微笑著為我指出了前進的方向，還指示我們，要組織游擊隊，配合主力軍，在敵后堅持抗戰的正確道路。告別時，毛主席親自送到門口，和我們一一握手。”

　　沈維岳所說的9個問題，是由施方白提出的：“第一點，現在國共合作抗日了，共產主義革命是否仍要進行？第二點，如果仍要進行的話，是否放棄沒收資本，沒收土地的政策？第三點，對于三民主義，是否仍按照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執行？還是要把三民主義作為共產黨的最低綱領？第四點，抗日戰爭的前途如何？敵強我弱，打敗日本的把握在哪里？第五點，戰勝日本后，中國的建設道路是什么？第六點，蔣一向反復無常，這一次合作能夠到底嗎？其保證是什么？第七點，要是蔣介石再叛變，國共再分裂，共產黨可以獨立擔當抗戰嗎？第八點，現在希特勒氣勢洶洶，英美一再退讓，第二次世界大戰會不會打得起來？第九點，如果第2次世界大戰打起來，誰勝誰負，現在是否作個估計？”

　　毛澤東在回答問題時，關于第2次世界大戰，他說：

　　“第2次世界大戰事實上已經打起來了啊！”

　　關于蔣介石的問題，他說：

　　“蔣靠不住，他要叛變，這同革命的人士沒有關系，對他是沒有好處的，革命總是要走向勝利的。”

　　施方白聽了毛澤東的談話，備受鼓舞，當即拿出了早準備好的錦紙，請求題詞。毛澤東謙讓地說：

　　“讓我想一想，就寫幾個字吧。”

　　談話結束后，施方白非常認真地把毛澤東對他的9個問題的回答作了整理。

　　5月12日，毛澤東把題寫的贈言和他的一張簽名照片送給了施方白先生。他在贈言中闡明了中國革命的道路，他寫的是：

　　“中國目前階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徹底戰勝日寇與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中國將來階段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即實現更進步的更完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完成這兩個革命都要堅持統一戰線政策，只有好好團結一切革命勢力于統一戰線里，才能達到目的。”

　　后來施方白曾在談話記錄的修正本中這樣寫道：“我于1938年5月11日18時見毛主席于延安城內，談話一小時又十余分鐘。上項九答記錄，有關學術思想，為慎重起見，曾于翌日將原稿送請毛主席修正，此乃修正本也。”

　　修正后的談話記錄內容如下：

　　施方白問：抗日勝利的把握如何？假使勝利的話，政治路線有無突變的可能？

　　毛澤東回答：抗戰的必勝，那是確有把握的。你所說的突變，如果指政治進步而言，那我可說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后，中國的政治，當然會有很大的進步，但不是立即實行社會主義，而是徹底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施方白問：中國是不是需要社會革命？假使需要的話，是不是要在資本主義發展以后？

　　毛澤東回答：中國將來是要實現社會主義的，但不一定要經過如同西方各國那樣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樣的流血革命，中國可能和平地走到社會主義。

　　施方白問：是不是在抗戰勝利后就可進行社會革命？

　　毛澤東回答：不是，條件還不具備，需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抗戰勝利后，中國的政治當然會有很大的進步，但不是立即實行社會主義，而是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不久，毛澤東在第3次接見施方白和沈維岳時，關于施方白的工作問題，他提議說：

　　“工作地點可以不拘，但應該注意教育事業，尤其要與青年們聯系，如遇優秀青年，可介紹到陜公或抗大學習。”

　　此后，施方白和沈維岳在延安先后聽了毛澤東兩次報告，還參觀了延長煤油礦，兩個區人民政府，延安高等法院，幾個學校和托兒所及人民醫院等。直到5月底，他們二人才依依不舍地離開了延安。

　　沈維岳在回憶錄中說：“在延安觀光了10多天，親耳聽到毛主席的教導，親眼看見邊區人民團結抗日的景象，我從內心里感到，共產黨是民族的救星和希望。我決心回家鄉，組織隊伍，在敵后展開游擊隊。”

　　后來，施方白介紹了不少進步青年去陜北，為革命輸送人才。1946年，施方白轉入農工民主黨，曾任江蘇省農工民主黨副主任委員。1970年1月，施方白因病去世，終年84歲。沈維岳則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回到淪陷家鄉啟東，組織抗日游擊隊。1939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任抗戰支隊第2總隊副總隊長。1940年新四軍東進，他擔任蘇中第4軍分區參謀長，蘇中4分區抗日軍政干校教育長，海、啟、崇行署副主任兼啟東縣縣長。日寇投降后，沈維岳任蘇中9分區軍政干校副校長。解放戰爭時期，他任山東渤海公學教導主任，兩廣縱隊教導總隊軍教主任，第3野戰軍訓練1團團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沈維岳先后在南京、上海、南通擔任領導職務，1989年病逝于南通，享年91歲。

　　再說5月12日，毛澤東到魯藝講話，他說：

　　“我們兩支文藝隊伍，上海亭子間的隊伍和山上的隊伍，匯合到一起來了。這就有一個團結的問題。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要好好團結起來，進行創作、演出。”

　　“文學藝術是有階級性的，資產階級的文學家、藝術家，提倡什么藝術至上，實際上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眼里根本沒有工人、農民。無產階級文學藝術工作者要到革命斗爭中去，同時學習人民的語言。”

　　5月13日，毛澤東就《大公報》宣傳的“準決戰”問題，致電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說：

　　“《大公報》否認持久戰，提倡準決戰的論調，我們認為是不對的。徐州決戰只應該是某種程度的戰役決戰，而決不應該看做戰略決戰，必須準備在徐州決戰失敗后，仍有充足力量為保衛武漢而戰。”

　　5月15日，毛澤東為“對付蔣介石集團的破壞活動”和“打擊”“黨內一部分同志在抗日統一戰線中對于蔣介石集團的陰謀活動所采取的機會主義立場”（引自《毛澤東選集》注釋語），以“陜甘寧邊區政府第八路軍后方留守處”的名義，起草了一份言簡意賅、通俗易懂、文采飛揚的《布告》。全文敬錄如下：

　　為布告事：自盧溝橋事變以來，我全國愛國同胞，堅決抗戰。前線將士，犧牲流血。各黨各派，精誠團結。各界人民，協力救亡。這是中華民族的光明大道，抗日勝利的堅強保障。凡屬國人，必須循此前進。我陜甘寧邊區軍民，服從政府領導，努力救亡事業。凡所實施，光明正大。艱苦奮斗，不敢告勞。全國人民，交口稱譽。本府本處，亦惟有激勵全區民眾，繼續努力，以求貫徹。不許一人不盡其職，一事不利救亡。乃近查邊區境內，竟有不顧大局之徒，利用各種方式，或強迫農民交還已經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強迫欠戶交還已經廢除的債務。或強迫人民改變已經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壞已經建立的軍事、經濟、文化和民眾團體的組織。甚至充當暗探，聯絡土匪，煽動部隊嘩變，實行測繪地圖，秘密調查情況，公開進行反對邊區政府的宣傳。上述種種行為，顯系違反團結抗日的基本原則，違反邊區人民的公意，企圖制造內部糾紛，破壞統一戰線，破壞人民利益，破壞邊區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動員的困難。察其原因，不外有少數頑固分子，不顧民族國家利益，恣意妄為。甚有為日寇所利用，假借名義，作為掩護其陰謀活動的工具。數月以來，各縣人民紛紛報告，請求制止，日必數起，應接不暇。本府本處，為增強抗日力量、鞏固抗日后方、保護人民利益起見，對于上述行為，不得不實行取締。合亟明白布告如次：

　　一、凡在國內和平開始時，屬于邊區管轄地域內，一切已經分配過的土地房屋和已經廢除過的債務，本府本處當保護人民既得利益，不準擅自變更。

　　二、凡在國內和平開始時已經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原則實行改進和發展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組織及其它民眾團體，本府本處當保護其活動，促進其發展，制止一切陰謀破壞之行為。

　　三、凡屬有利抗日救國的事業，本府本處在堅決執行《抗戰建國綱領》的原則下，無不樂于推行。對于善意協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歡迎。但是凡未經本府或本處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處的證明文件，而從外面進入邊區境內停留活動之人，不論其活動的事務屬于何項，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四、當此抗戰緊張期間，凡在邊區境內從事陰謀破壞，或肆意搗亂，或勾引煽惑，或暗探軍情的分子，準許人民告發。證據確實者，準許就地逮捕。一經訊實，一律嚴懲不貸。

　　右列4條，全邊區軍民人等一律遵照，不得違背。倘有不法之徒，膽敢陰謀搗亂，本府本處言出法隨，勿謂言之不預。切切。此布。

　　5月的一天，陳先瑞在抗大教室里聽完課剛回到住室，就接到了毛澤東派人送來的一封信，只見信上寫著：“你那個部隊的政委李隆貴帶著幾百塊大洋跑了，請你速回部隊處理善后工作。行前來我這里一談。”陳先瑞不敢怠慢，立刻向毛澤東的住所跑去。毛澤東見他來了，放下手中的文件說：

　　“別急，坐下來談。”

　　他向陳先瑞了解了李隆貴的情況后，嚴肅地說：

　　“這個人思想品質不好，經不起歷史的考驗，遲早要跌跤子。”

　　他接著說：

　　“當前，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所以我們黨要同國民黨聯合抗日。我們是真心同國民黨合作的，因為我們要拯救中華民族，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新中國。在國共兩黨合作期間，國民黨頑固派總是千方百計同我們爭領導權，爭地盤，限制我們的發展。過去那種真槍真炮、面對面地公開地武裝斗爭少了，他們用武力征服不了我們，就采取另外一種手段，利用吃吃喝喝、金錢美女來拉攏、腐蝕我們隊伍中間的意志薄弱者。李隆貴就是被這種手段征服的。你回部隊后，要向干部戰士講明當前我們黨同國民黨聯合的目的和斗爭的形式，使干部戰士對新形勢下的斗爭的尖銳復雜性有個清醒的認識，千萬不要上人家的當。”

　　說罷，他站起身，一邊來回踱著步，一邊囑托道：

　　“你們要開一個干部大會，講講在統一戰線中同敵人斗爭的藝術。我們聯蔣抗日，這是大局，在聯合中有斗爭，在斗爭中求聯合。同國民黨斗爭，要注意有理、有利、有節，在政治上一定要站住腳，不能失理。這樣我們就會掌握主動，就會得到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的擁護和支持，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也就會充分暴露。”

　　毛澤東進一步強調說：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名義上歸蔣介石統一指揮，實際上還是黨中央領導和指揮，這一條是不能變的。現在有那么一些人，國民黨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氣起來了，有點忘乎所以，飄飄然了。這些人，如不及早給他敲警鐘，就會犯錯誤，還會出李隆貴一類的事。紅軍改編，只是形式變了，我們這支軍隊的性質始終不會變，我們黨的總目標也是不會改變的。國共兩黨建立統一戰線，實際上也有一個誰戰勝誰的問題。國民黨利用統一戰線，變換各種手法來溶共、反共，想慢慢地削弱我們的力量，進而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我們要與他們針鋒相對，在統一戰線中發展壯大自己，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發動群眾，團結抗日，”

　　說到這，毛澤東用力地揮了一下手：

　　“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去。”

　　接下來，他又用很和緩的口氣結束了這次談話：

　　“我講的這些道理，通過你要讓廣大干部戰士都明白。這樣，部隊的工作就好做了。”

　　陳先瑞告別了毛澤東，馬上趕回部隊，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妥善地處理了李隆貴攜款逃跑這件事，對干部戰士進行了一次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

　　5月中旬，毛澤東繼《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后，又開始忙里偷閑加緊撰寫另一部重要軍事著作《論持久戰》。他一動筆就連續奮戰了7天，每天都坐在窯洞里的書桌旁晝夜不停地寫著，一天只休息5個小時左右。夜間，微弱的燭光照著他那蒼白的臉，累得他不住地扭腰捶背。

　　這一天，他已經連續兩天沒有睡覺了，只吃了很少一點東西，還一個勁地伏在桌子上寫，感覺熱了，顧不得身上的汗水，只用毛巾擦把臉。筆記本旁邊放著一塊石頭，他的手由于不停地寫而酸痛，就握一握那塊石頭，使手指得到松弛。實在感覺太累太困的時候，他才叫值班衛士翟作軍給他打盆水，洗洗臉，清醒清醒，到院子里轉一轉，要不就躺在椅子上閉目養一會兒神。天傍黑的時候，翟作軍走進房間，照例給毛澤東點燃兩支蠟燭，在桌子的兩頭各放1支。半夜時分，毛澤東該吃飯了，翟作軍端來炊事員準備好的飯菜，說：

　　“主席，吃飯吧。你已經兩天兩夜沒睡覺了，吃完飯，睡會兒吧。”

　　“你們先睡吧，我等一會兒再睡。工作沒有搞完，睡不著啊。”

　　毛澤東說著，頭也沒有抬，手中的筆還在唰唰地寫著。翟作軍說：

　　“主席，你身體不大好，像這樣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飯，睡睡吧！”

　　毛澤東抬起頭，看了翟作軍一眼，微笑著說：

　　“好，等一會我就睡。”

　　約摸過了一頓飯功夫，翟作軍回到窯洞收拾碗筷，見毛澤東還在那兒聚精會神地寫著，放在桌子上的飯菜竟然動都沒動，連一點熱氣都沒有了。他只好把飯菜端回去，放到火上熱了熱，又送來。他說：

　　“主席，你吃飯吧，天冷，一會兒又涼了。”

　　“啊？我還沒有吃飯？”毛澤東抬起頭，看看眼前的飯菜，好像不大相信，又說：“好，就吃就吃。”

　　天快亮了，翟作軍回到毛澤東屋里去看看，毛澤東還在那里寫著呢，飯菜呢，依然是一動沒動。

　　5天以后，密密麻麻地寫著那些不受拘束的草體字的稿紙，已經積滿了一書桌。此時的毛澤東已經消瘦了許多，顴骨凸了出來，眼睛布滿了血絲。在那幾天里，每當他起身去吃已不止一次熱過的晚飯時，工作人員便視為一個重大勝利。到了第6天，他突然感到頭痛并有些暈厥，累得病倒了。醫生趕來給他進行診斷，說沒有別的病，是累壞了。開了點藥，勸他好好休息。毛澤東吃了藥，休息沒多久就起來了，喝了一杯燒酒，然后坐下來一手托著頭，繼續寫《論持久戰》的結尾部分。到了第9天的半夜，他終于完成了這篇長達80個印刷頁的論文。他把翟作軍叫來，交給翟作軍一卷用報紙卷好的卷卷，吩咐說要送到隔著延河的清涼山解放社去。

　　隔了兩三天，解放社送來了校樣，毛澤東又不分晝夜反反復復地修改。又過了些日子，解放社給毛澤東送來了一疊書，書皮上赫然印著《論持久戰》，他捧著書，臉上露出了微笑。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也曾記述了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時的一些情況，他是這樣寫的：“毛主席在1938年寫的《論持久戰》，保存有原始的清樣稿。清樣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筆改的字跡，還有許多地方是用鋼筆書寫的。在鋼筆書寫的字跡上，主席又用毛筆再作了些修改。我后來問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鋼筆寫字的么？田家英告訴我，那鋼筆字是江青同志寫的。多年后，我把這事當面向江青提起過。江青跟我說，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戰爭初期對抗日戰爭戰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作了認真研究的心血結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所預見的事情后來都被歷史證實了。這篇文章對整個的抗日戰爭所起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就是在國民黨那里產生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全神貫注，竭盡了全力的。那時主席很容易發脾氣，你不能對他有任何干擾，稍微影響了他的思路，他就會罵你。而平時主席是從來不罵人的。為了集中力量寫東西，他連吃飯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時剛吃了一口，想起什么來，就馬上放下，又去寫了。所以飯菜常常是冷了又熱，熱了又冷。你送東西給他吃的時候，他連看都不看一眼。后來江青就想了個辦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里，讓他把飯菜放在嘴邊就能喝下去。江青說，有時主席還叫她在辦公室門口守著，不讓人進來，一些高級干部來了都不見，人家還以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里擋著，說主席在寫東西，不讓任何人打擾，有事找誰找誰去。有時可能是在寫作的過程當中碰到了困難，主席就顯得很煩躁，甚至會全身發熱，冒汗。她就趕緊拿著毛巾給他擦拭。有時寫著寫著，手上也發熱了，她就設法找來些恒溫的涼石頭，讓他放在手上握著，用來降溫。江青說，那時她守在主席邊上根本都不敢說話，看到主席寫好一段，就趕緊過去幫他抄寫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點抄寫清楚。”

　　那個時候，江青雖然還沒有調到毛澤東身邊工作，但她常常到毛澤東那里去，本傳前面已經講到了。因此，她對戚本禹敘述的那種情形應該是真實可信的。

　　戚本禹，山東威海人，1931年出生于上海，曾就讀于上海浦東中學、中華理科、南洋模范中學；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1949年7月選入北京中央團校學習；1950年5月4日調入中南海，被安排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工作，任見習秘書；后在毛澤東身邊工作18年，歷任秘書、《毛澤東選集》編委會成員、信訪科科長、《紅旗》雜志歷史組編輯組長、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雜志副總編輯、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他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刑滿釋放后，被安排到上海市圖書館收藏部當圖書管理員，當局強行為他辦理了一個“戚文”的身份證，那承想這易名竟成讖語，后來果然以“文”聞名于世。他與關鋒商定在文化戰線上繼續革命，編著了近200個歷史人物、計200余萬字的《中國歷史人物論集》，與關鋒等人合作編撰了《中華易學大辭典》、《論語釋說與孔子批判》，還出版了他撰寫的、與人合作的十幾本著作。2016年4月20日7時58分，戚本禹在上海病逝，享年85歲。就在他逝世前一小時，他曾花費了5年時間撰寫并抱病審定的《戚本禹回憶錄》，由香港友人出版了。

　　這正是：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清 龔自珍詩）

　　且說在5月20日，毛澤東看了徐懋庸寫給他的一封，徐懋庸在信中說，請求毛澤東接見他。他想談一談發生在上海的“兩個口號”之爭的問題，希望得到毛澤東的指示。

　　毛澤東復信給徐懋庸說，愿意同他一談，但目前較忙，待過幾天相約。不要急，問題總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

　　5月21日晚，毛澤東為抗大第4期學員開學題詞，他寫的是：

　　“學好本領，好上前線去。”

　　5月22日，毛澤東派他的兩個秘書培元、華民來找徐懋庸，了解了一下“左聯”的情況。

　　5月23日下午3時許，徐懋庸隨著華民來到延安北門內鳳凰山麓毛澤東的窯洞里。毛澤東剛午睡起來，感覺比較涼，就披了一件舊棉襖，招呼徐懋庸在辦公桌前和他面對面坐下，客氣地讓徐懋庸抽煙。徐懋庸說不會吸。毛澤東笑笑說：

　　“搞文藝的人不吸煙的可不多嘛。”

　　他自己點上了一支煙，吸了一口，又說：

　　“現在就談談吧。”

　　徐懋庸簡單講了自己的履歷，講了“左聯”的情況，“左聯”解散的過程，“兩個口號”的爭論，他寫給魯迅的信及魯迅駁斥他的長文，還有事后上海的輿論包括周揚等人對他的態度等等。當徐懋庸說到“我后來基本上認為魯迅是正確的”時候，毛澤東把“魯迅”二字誤聽為“路線”，馬上就問：

　　“路線？誰的路線是正確的？”

　　徐懋庸解釋說：

　　“我說的是魯迅，不是路線。”

　　毛澤東笑著“哦”了一聲。徐懋庸接著表示，自己來延安就是要弄清是非的。他大概講了一個半鐘頭，毛澤東非常認真地聽著他反映的情況和意見。徐懋庸講完了，毛澤東表態說：

　　“關于‘兩個口號’的爭論問題，周揚同志他們來延安以后，我們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聽了你所談的，有些情況使我更清楚一些，具體一些。我認為：一、首先應當肯定，這次爭論的性質，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爭論，不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爭論。你們這邊不是反革命，魯迅那邊也不是的。二、這個爭論，是在路線政策轉變關頭發生的。從內戰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在這樣的轉變過程中，由于革命陣營內部理論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認識有分歧，就要發生爭論，這是不可避免的。其實，何嘗只有你們在爭論呢？我們在延安，也爭論得激烈。不過你們是動筆的，一爭爭到報紙上去，就弄得通國皆知。我們是躲在山溝里面爭論，所以外面不知道罷了。三、這個爭論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爭來爭去，真理越爭越明，大家認識一致了，事情就好辦了。四、但是你們是錯誤的，就是對魯迅不尊重。魯迅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藝運動的旗手，你們應該尊重他。但是你們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寫得很不好。當然，如你所說，在某些具體問題上，魯迅可能有誤會，有些話也說得不一定恰當。但是，你今天也說，那是因為他當時處境不自由，不能廣泛聯系群眾的緣故。既然如此，你們為什么不對他諒解呢？五、錯了不要緊，只要知道錯了，以后努力學習改正，照正確的道路辦事，前途是光明的。怎么樣？你對我的話有什么意見？”

　　徐懋庸說：

　　“今天我聽到了許多前所未聞的道理，非常激動，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毛澤東關切地問：

　　“你的工作分配了沒有？”

　　徐懋庸說：

　　“還沒有，在‘文藝界抗敵協會’只是暫住。”

　　“那么，你到魯迅藝術學院去工作好么？我們正在叫周揚籌辦這個學院。”

　　“我不想去。”

　　“你不是搞文藝的么，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

　　徐懋庸想了想，說：

　　“第一，剛才聽了你的話，使我知道自己對馬克思主義一點也不懂，過去自以為懂一點，不對了，因此我要去學習，到陜北公學。這是主要的。其次，根據上海的一段經驗，我覺得搞文藝的人很多脾氣很怪，魯迅也認為是這樣，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藝的人在一起。”

　　毛澤東笑了笑說：

　　“你想學習馬克思主義，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學好不好？現在抗大的學生很多，搞哲學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幾個人，顧不過來，你去也好。”

　　徐懋庸堅持說：

　　“我是要到陜北公學重新學習嘛，怎么能去做教師？”

　　毛澤東說：

　　“像你這樣，一面教一面學習就可以了，何必進陜公學習。就這樣好么？”

　　徐懋庸見毛澤東說得甚是有理，便高興地答應了。毛澤東立即打電話給“抗大”副校長羅瑞卿，通知他徐懋庸去抗大工作的事。放下電話，他又問徐懋庸：

　　“你是不是黨員？”

　　徐懋庸說：

　　“不是的。我在大革命時期就追求黨，但‘四一二’政變后，失去機會。后來加入‘左聯’，也就是為了想入黨。我曾聽說，上海‘左翼’組織的干部，本來是可以轉黨的，但是自從我寫信給魯迅遭到魯迅公開駁斥以后，我知道的上海的黨員也疏遠我了。我覺得沒有希望了。但是我是決心要跟著黨走的，像魯迅那樣，雖不是黨員，卻是一個非黨的布爾什維克，我要學習他。”

　　毛澤東說：

　　“既要革命，有條件還是入黨的好，你也不是沒有入黨的可能的。這個問題，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決。你還可以找中央組織部陳云同志去談一談。但入黨要有了解你的黨員做介紹人，你有這樣的熟人嗎？”

　　徐懋庸說：

　　“我只知道周揚是黨員。”

　　毛澤東說：

　　“艾思奇你也是熟悉的嘛，他也是黨員，可以去找他。”

　　5月26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及八路軍各師負責人說：

　　“徐州失守（5月19日國民黨軍在日軍的大舉進攻中主動撤離徐州，向西向南突圍。見上一章——筆者注）后，判斷敵將以進攻武漢為作戰計劃之中心。河南將迅入敵手，武漢危急。以為敵置武漢抗日的中心于不顧，而將主力立即轉向華北及西北打擊游擊隊及切斷中蘇交通的估計，是不適當的。這一步驟的到來將在稍后。如果歐洲發生戰爭或重大危機，敵將迅速進攻廣東。我們的口號是：保衛武漢，保衛廣州，保衛西北，堅持華北游擊戰爭。在上述情況下，華北游擊戰爭還是廣泛開展的有利時機。目前應加重注意山東、熱河及大青山脈。”

　　5月26日下午，毛澤東開始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演講《論持久戰》。他的開篇語講的是“問題的提出”，他說：

　　“偉大抗日戰爭的一周年紀念，7月7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同敵人作英勇的戰爭，快一年了。這個戰爭，在東方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歷史上也將是偉大的，全世界人民都關心這個戰爭。身受戰爭災難、為著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奮斗的每一個中國人，無日不在渴望戰爭的勝利。然而戰爭的過程究竟會要怎么樣？能勝利還是不能勝利？能速勝還是不能速勝？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為什么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后勝利，但是為什么會有最后勝利？怎么爭取最后勝利？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解決了的，甚至是大多數人至今沒有解決的。于是失敗主義的亡國論者跑出來向人們說：中國會亡，最后勝利不是中國的。某些性急的朋友們也跑出來向人們說：中國很快就能戰勝，無需花費大氣力。這些議論究竟對不對呢？我們一向都說：這些議論是不對的。可是我們說的，還沒有為大多數人所了解。一半因為我們的宣傳解釋工作還不夠，一半也因為客觀事變的發展還沒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質，還沒有將其面貌鮮明地擺在人們之前，使人們無從看出其整個的趨勢和前途，因而無從決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針和做法。現在好了，抗戰10個月的經驗，盡夠擊破毫無根據的亡國論，也盡夠說服急性朋友們的速勝論了。在這種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個總結性的解釋。”“因此，我的講演就來研究持久戰。”

　　毛澤東的這個講演一直持續到6月3日才全部結束。他全面、系統、深刻地分析了中日戰爭所處的特殊時代以及戰爭雙方的基本條件，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觀點，揭示了抗日戰爭只能是持久戰，而最后的勝利必定屬于中國人民這一客觀規律。

　　他在演講中提出了抗戰必將出現的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這一科學預見最終被歷史事實所驗證，是完全正確的。他在演講中還提出了“兵民是勝利之本”的著名論斷，他說：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非燒死不可。”“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

　　二戰后，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近藤邦康在研究了《論持久戰》之后，曾這樣說：“我很佩服《論持久戰》。日本被中國打敗是當然的，這樣非常好的戰略著作在日本是沒有的。日本在物資方面和科學技術方面都優于中國，武器優越于中國，但沒有這樣的以哲學為基礎的宏遠戰略眼光，日本沒有……結果，日本被中國的持久戰打敗了。”

　　再說5月26日晚，毛澤東給堂兄也是他少年時的塾師毛宇居寫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澤東收到毛宇居的來信，信中敘說了家鄉及親友們的情況：毛澤覃的兒子毛楚雄及其外婆周陳軒、舅父周頌年，已通過地下黨組織安排回到韶山定居，但生活困苦；毛家親戚譚季余想到延安找工作；還詢問他的侄子毛遠耀等在延安的情況。毛澤東在回信中寫道：

　　宇居兄左右：

　　5月10日信收讀。譚季余以不來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而后可略接濟一點，請督其刻苦節省。周先生移居韶山甚好，應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遠耀等在此甚好。此復。即頌時綏！

　　弟 毛澤東 5月26日

　　1938年6月2日，毛澤東致電項英說：

　　“地區擴大已不患無回旋余地。望根據戰爭的實際經驗，凡敵后一切無友軍地區，我軍均可派隊活動，不但太湖以北、吳淞口以西廣大地區，即長江以北，到將來力能顧及時，亦應準備派出一小支隊。”

　　6月初，日軍進抵開封外圍。國民黨軍隊30萬人稍作抵抗后，放棄開封，向西潰逃。

　　6月9日上午，蔣介石聞知開封失守，大吃一驚。這個早年曾4次東渡日本深造并先后畢業于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校的炮兵生、日本陸軍第13師團第19聯隊的士官候補生，為阻止日軍西進占領鄭州，竟生出了一個餿主意，命令國民黨部隊在鄭州以北花園口和中牟趙口炸開黃河河堤，水淹日軍。這一炸可非同小可，瞬間便造成了一個駭人聽聞的“黃泛區”：豫皖蘇3省40余縣700多萬畝耕地被淹沒，89萬人民死亡，中原600多萬人民掙扎在澤國汪洋之中。

　　這正是：倭寇鐵蹄踏開封，嚇煞當年日本士官生。

　　士官生，頭發懵，腳底輕，兀自生出個“水淹七軍”計，轟隆隆炸得黃河傾。

　　休怪俺不得已而為之，俺也是為抗日，為民生。

　　欲知蔣介石還有什么愚蠢之舉？請看本傳后面將要敘述的長沙大火滿城遭焚之慘狀。

　　東方翁曰：本章前面說到了毛澤東在1938年5月初會見美國情報官卡爾遜時談到了歐洲局勢。卡爾遜說，如果德國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國就會參戰。毛澤東則說：“不會。英國不會為捷克斯洛伐克作戰。如果德國伸向西南，英國就會作戰，但他不準備為捷克斯洛伐克而戰的。”后來的情況果真如此嗎？讓我們來回顧一下歷史吧。就在毛澤東發出這一預言之后不久，極力推行綏靖政策的英國首相張伯倫在1938年9月同法、德、意首腦達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簽訂了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區割給德國的“慕尼黑協定”，以此推動德國向蘇聯進攻，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慕尼黑陰謀”。此后，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9月1日又向波蘭發起“閃電式進攻”。9月3日，英法被迫對德宣戰，但并未組織進攻，出現了前線無戰事的“奇怪戰爭”。1940年4月，德國軍隊繞過馬其諾防線，攻占丹麥、挪威，5月10日至5月28日，攻占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其間在5月13日大舉入侵法國，駐防法國的英軍這才慌忙從敦刻爾克大撤退，損失慘重。你看，毛澤東不尋常的預言，不僅僅是結果，連方位都說準了。事情還遠遠不止于此，本傳在第二卷中曾經說過，毛澤東早在1919年的《湘江評論》上發表的《高興和沉痛》一文中，發出了一個驚人的預言，他說：“我們執因果而看歷史，高興和沉痛，常相關系，不可分開。一方的高興到了極點，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極點。”“克里孟梭高興之極，即德國人沉痛之極。包管10年20年后，你們法國人，又有一番大大的頭痛，愿你們記取此言。”說來真是太神奇了，就在1940年6月22日，也就是在巴黎和會上參與分贓活動20年之后，法國被迫在一戰結束時德國向其簽署投降書的貢比涅車站，向德國簽署了投降書。這豈止是大大的頭痛，簡直是亡國滅種啊！

　　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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