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雙重歷史任務下方法論的二重性

　　馬克思對斯密和李嘉圖經濟學方法論上的批判,主要集中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在馬克思看來,斯密的方法論具有二重性質,是“生理學方法”和“外在觀察法”的混合物,馬克思對斯密二重性質的方法論進行了總結和批判:“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動于不斷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種經濟范疇的內在聯系,或者說,資產階級經濟制度的隱蔽結構。另一方面,他又把在競爭現象中表面上所表現的那種聯系,也就是在非科學的觀察者眼中,同樣在那些被實際卷入資產階級生產過程并同這一過程有實際利害關系的人們眼中所表現的那種聯系,與上述內在聯系并列地提出來。這是兩種理解方式,一種是深入研究資產階級制度的內在聯系,可以說是深入研究資產階級制度的生理學,另一種則只是把生活過程中外部表現出來的東西,按照它表現出來的樣子加以描寫、分類、敘述并歸入圖示化的概念規定之中。這兩種理解方式在斯密那里不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錯,不斷自相矛盾”。

　　斯密方法論的二重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當時歷史的產物。資產階級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也即資產階級的上升時期,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抗并不是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而是從屬于工業資本和貴族土地所有權之間的矛盾。馬克思說:“一方面,大工業本身剛剛脫離幼年時期;大工業只是從1825年的危機才開始它的現代生活的周期循環,就證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斗爭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糾合在神圣同盟周圍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資產階級所領導的人民大眾之間發生了糾紛;在經濟方面是由于工業資本和貴族土地所有權之間發生了紛爭。”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勞動者還尚未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人民大眾還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下從事著同封建勢力的斗爭。所以,這一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學具有雙重性質是歷史的必然。以斯密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方法論具有二重性質,源于資產階級雙重的歷史任務,既要聯合勞動者和封建勢力斗爭,這就要以“生理學方法”分析社會內在的本質結構,揭示經濟矛盾;又要哄騙勞動者——未來的無產階級,掩蓋社會階級矛盾,對經濟矛盾進行膚淺的描繪。

　　馬克思確認了斯密經濟學雙重歷史任務和方法二重性之間的關系:“一方面,他試圖深入研究資產階級社會的內部生理學,另一方面,他試圖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寫這個社會外部表現出來的生活形式,描述它外部表現出來的聯系,又要部分地為這些現象尋找術語和相應的理性概念,也就是說,部分地第一次在語言和思維中把它們再現出來。前一任務,同后一任務一樣使他感到興趣,因為兩個任務是各自獨立進行的,所以這里就出現了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一種方法或多或少正確地表達了內在聯系,另一種方法 同樣合理 地,并且缺乏 任何內在 關系地,——和前一種理解方法沒有任何聯系地——表達了外部表現出來的聯系”。

　　當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社會的主要矛盾體現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從這時起,“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以后的資產階級經濟學,逐漸向庸俗和辯護論的方向蛻變,這些經濟學理論已經不再具有革命的歷史性質,轉而以促進和維護資本的統治為目的。正如馬克思所說:“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無私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不偏不倚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當社會歷史的主要矛盾演變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就不可能再進行不偏不倚的研究了,盡管它曾經具有歷史的合法性:“只要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說,只要它把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看作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階級斗爭處于潛伏狀態或只是在個別的現象上表現出來的時候,它還能夠是科學。”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得以醞釀和形成,馬克思《資本論》的誕生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

　　二、斯密在價值理論中對二重方法的運用

　　我們來看一下,斯密在其價值理論中是如何使用二重方法的。斯密認為“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又認為“一個人占有某貨物,但不愿自己消費,而愿用以交換他物,對他說來,這貨物的價值,等于使他 能購買或 能支配的 勞動量。”顯然,斯密在交換價值的規定上是搖擺不定的,正如馬克思所說:“一方面認為商品的價值決定于生產商品所必要的勞動量,另一方面又認為商品的價值決定于可以用來買進商品的活勞動量,或者同樣可以說,決定于可以用來買一定量活勞動的商品量;他時而把第一種規定同第二種規定混淆起來,時而以后者頂替前者”。

　　如果以簡單商品交換為前提來看待這兩種規定,隱含在兩種規定之間的矛盾并不會顯露出來;如果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交換為前提,這兩種規定之間的矛盾就會 暴露無遺。馬克思首先對簡單商品交換進行了分析,假定相互交換的兩個勞動者都是商品生產者,他們不僅生產自己的商品,而且出賣這些商品。這兩個商品之間的交換之所以能夠成功,在于兩點:一是,這兩個生產者之間相互形成需要,自己的產品對于另一方作為使用價值而出現;二是,兩種商品包含著等量的必要勞動時間,商品按它們的價值出賣。整個交換過程,使得每一個勞動者都可以買到另一種商品形式的勞動時間。馬克思進而總結道:“勞動的價值等于勞動產品的價值。第一,以商品形式相交換的——只要商品按它們的價值進行交換——是等量對象化勞動。而第二,一定量活勞動同等量對象化勞動相交換,因為一方面,活勞動對象化在屬于勞動者的產品即商品中,另一方面,這個商品又同包含等量勞動的另一個商品相交換。因而實際上是一定量活勞動同等量對象化勞動相交換。由此可見,不僅是商品同商品按照它們所代表的等量對象化勞動時間的比例相交換,而且是一定量活勞動與代表同量對象化勞動的商品相交換。”在簡單商品交換的前提下,勞動的價值就和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完全一樣,無論這個商品是自己生產的,還是交換之后換來的。此時,一定量的活勞動時間總是支配著同樣多的對象化勞動時間。

　　但是,前提條件一旦轉變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交換,矛盾就會顯現出來。馬克思說:“在勞動的物的條件屬于一個階級或幾個階級,而只有勞動能力屬于另一個階級即勞動者階級的一切生產方式下——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情況正好相反。勞動產品或勞動產品的價值不屬于勞動者。一定量活勞動支配的不是同它等量的對象化勞動;換句話說,一定量對象化在商品中的勞動所支配的活勞動量,大于該商品本身包含的活勞動量。”“活勞動量”與“對象 化勞動量”之間的關系,原來是一種“相等的關系”,前提條件由簡單商品交換轉變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資本和勞動交換以后,這兩者之間體現為“大于的關系”。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為什么等式變成了不等式?在資本和勞動的交換過程中,雇傭工人是以“勞動的價值”出現,在交換過程結束進入生產過程時,雇傭工人是以“勞動的量”出現。關鍵問題在于“勞動的價值”不再等于“勞動的量”,后者大于前者,而且“勞動的價值”是一個靜態概念規定,“勞動的量”是一個動態概念規定。在斯密看來,一般規律在“對象化勞動”和“活勞動”的交換中立即失效了,商品的交換價值就不再由勞動時間來調節了。

　　斯密感覺到:“從決定商品交換的規律很難引申出資本和勞動之間的交換,后者似乎是建立在完全對立和矛盾的原則上的。只要資本直接同勞動相對立,而不是同勞動能力相對立,這種矛盾就無法解釋。斯密知道得很清楚,再生產和維持勞動能力所耗費的勞動時間,與勞動能力本身所能提供的勞動是大不相同的。”由于斯密沒有關于“勞動力商品”的科學見解,混同了“勞動”和“勞動力”,這決定了他從根本上無法科學解釋剩余價值的來源。這也是由斯密解釋方法的轉變,即關于價值規定的二重方法交替使用必然導致的后果,馬克思對此說道:“亞·斯密著作中的上述矛盾以及他從一種解釋方法到另一種解釋方法的轉變,是有更深刻的基礎的。李嘉圖揭示了斯密的矛盾,但沒有覺察到這個更深刻的基礎,沒有對他所發現的矛盾做出正確的評價,因此也沒有給以解決。”這個“深刻的基礎”是指商品交換的前提條件的轉變,也即“資本主義生產是在勞動條件歸一個階級所有,而另一個階級僅僅支配勞動能力的時刻開始的。勞動和勞動條件的這種分離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沒有“勞動力成為商品”作為中間環節,就無法理解為何“相等的關系”轉變為“大于的關系”,這是以勞動力成為商品為標志的。馬克思后來在《資本論》中談及的“資本總公式的矛盾”,就是對這個問題的系統化論證與解答。

　　斯密方法論的二重性,在他關于剩余價值的認識道路上也體現得淋漓盡致。他從經驗表象的具體形態來理解本質層面的經濟范疇,混同利潤、地租等具體形態與抽象層面的剩余價值概念規定。馬克思說:“亞·斯密把剩余價值,即剩余勞動——已經完成并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超過有酬勞動即超過以工資形式取得自己等價物的勞動的余額——理解為一般范疇,而本來意義上的利潤和地租只是這一般范疇的分支。然而,他并沒有把剩余價值本身作為一個范疇同它在利潤和地租上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區別開來。斯密尤其是李嘉圖在研究中的許多錯誤和缺點,都是由此而產生的。”雖然斯密在“生理學方法”的指導下,以“超出工人補償自己工資(或為工資中包含的勞動時間提供等價物)的那部分勞動時間之上所完成的剩余勞動部分”為視角來說明剩余價值,但是“他沒有明確地用一個特定的、不同于其各個特殊形式的范疇來闡明剩余價值,因此,后來他直接就把剩余價值同更發展的形式即利潤混淆起來。這個錯誤,在李嘉圖和他的所有的后繼者的著作中,仍然存在”。

　　斯密把剩余價值的本質內容規定和現象表現混同在一起,他時而以“生理學方法”來考察,時而以“外在觀察法”來考察,他一方面把剩余價值“歸結為工人超出支付他們工資的勞動量而追加到材料上的勞動部分,因而,斯密完全是從花費在工資上的那部分資本中得出這個余額的。但是,隨后他馬上就從利潤的形式來考察這個余額,也就是說,不把這個余額同它所由產生的那部分資本聯系起來看,而認為它是超出預付資本總價值…他是直接從利潤的形式上來把握剩余價值的。”斯密以資本家的興趣和眼光從預付總資本出發,從利潤這個現象形式來看待剩余價值,使自己陷入了困境,這樣就會推翻斯密本人由“生理學方法”得出的科學見解。馬克思總結道:“因為亞·斯密不僅把剩余價值歸結為利潤,而且歸結為地租,——這是剩余價值的兩個特殊種類,它們的運動取決于完全不同的規律,——所以僅僅這一點本來就應當使他看到,決不能把一般的抽象形式直接同它的任何一個特殊形式混淆起來。不論是斯密,還是后來所有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照例都缺乏對于理解經濟關系的形式差別所必要的理論認識,——他們都是粗略地抓住現成的經驗材料,只對這些材料感興趣”。

　　當斯密繼續沿用“外在觀察法”來考察工資、利潤和地租三種收入的時候,卻把這三種收入看作價值的源泉。此時,他在一定程度上混同了“價值的創造”和“價值的分配”。正如馬克思所說:“價值的分配,或者說,價值的占有,決不是被占有的價值的源泉。”產品價值的分配過程,是不會直接決定產品價值的生產過程的。馬克思認為斯密著作中體現了一種奇怪的思路:“起先他研究商品的價值,在一些地方正確地規定價值,而且正確到這樣的程度,大體上說,他找到了剩余價值及其特殊形式的源泉,也就是他從商品價值推出工資和利潤。但是后來,他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又想倒過來從工資、利潤和地租的自然價格的相加數來推出商品價值(他已經從商品價值推出了工資和利潤)。正是由于后面這種情況,斯密對于工資、利潤等等的波動給予商品價格的影響,沒有一個地方作出了正確的分析,因為他沒有基礎。”“自然價格”在斯密的著作里面,就是以貨幣表現的商品價值。后面的這種“逆推法”,也即用現象來決定本質的方法,是斯密的“價值的分配”決定“價值的創造”的方法論基礎。

　　三、李嘉圖對斯密“生理學方法”的繼承

　　斯密的后繼者,或者承繼“生理學方法”,或者承繼“外在觀察法”,或者仍把兩種方法混同在一起。李嘉圖從斯密的后繼者中脫穎而出,在于他繼承了斯密方法論中的科學方面,馬克思指出:“李嘉圖著作(指《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引者注)的這兩章包含著他對以往政治經濟學的全部批判,包含著同亞·斯密的貫串其全部著作的內在觀察法和外在觀察法之間矛盾的斷然決裂,而且通過這種批判同時得出了一些嶄新的驚人結果”。

　　李嘉圖是怎樣運用“生理學方法”的呢?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制度的生理學——對這個制度的內在有機聯系和生活過程的理解——的基礎、出發點,是價值決定于勞動時間這一規定。李嘉圖從這一點出發,迫使科學拋棄原來的陳規舊套,要科學講清楚:它所闡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疇——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和形態同這個基礎、這個出發點適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李嘉圖想探尋資產階級制度的表面運動和這個制度的實際運動之間的矛盾,馬克思把這稱 為“李嘉圖 在科學上 的巨大歷 史意義”。馬克思進一步認為,李嘉圖說明了階級之間在經濟上的對立,并且揭示了這一矛盾,這樣他就能夠抓住歷史斗爭和歷史發展過程的根源。

　　李嘉圖把“價值決定于勞動時間”作為衡量一切經濟范疇是否合理的“試金石”,這是其方法論的一個典型特征,也是其科學價值所在。對此,馬克思說:“李嘉圖從商品的價值量決定于勞動時間這個規定出發,然后研究其他經濟關系是否同這個價值規定相矛盾,或者說,它們在多大的程度上使這個價值規定發生變形。人們一眼就可以看出這種方法的歷史合理性,它在經濟學史上的科學必然性,同時也可以看出它在科學上的不完備性,這種不完備性不僅表現在敘述的方式上(形式方面),而且導致錯誤的結論,因為這種方法跳過必要的中間環節,企圖直接證明各種經濟范疇相互一致。”例如,他對工資的分析,出發點就在于“工資”這個范疇是否同“商品價值決定于商品所包含的勞動時間”這一規定相矛盾。

　　馬克思在分析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的邏輯結構時,指出了李嘉圖方法論的科學性和缺陷,盡管前兩章給人以理論享受,但是該書的結構性缺陷并不是偶然的,這是由“李嘉圖的研究方法本身和他給自己的研究提出的特定任務決定的。這種結構表現了 這種研究 方法本身 在科學上 的缺陷。”馬克思認為:“李嘉圖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具有科學的合理性和巨大的歷史價值,另一方面,他的方法在科學上的缺陷也是很明顯的”。

　　李嘉圖的方法論具有怎樣的缺陷呢?“如果說人們責備李嘉圖過于抽象,那么相反的責備倒是公正的,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價值時無法忘掉利潤這個從競爭領域來到他面前的事實。因為李嘉圖不是從價值規定本身出發來闡述費用價格和價值的差別,而是承認那些與勞動時間無關的影響決定‘價值’本身并且有時把價值規律拋棄了,所以他的反對者如馬爾薩斯之流就抓住這一點來攻擊他的全部價值理論。”馬爾薩斯批評李嘉圖的理論——“價值決定于勞動時間”這一規定不再適用于“文明”時代了。

　　李嘉圖的方法到底是抽象過度,過濾掉了所要研究探討的對象或矛盾本身,還是抽象不足,使得不在同一個層面的經濟范疇攪合在一起呢?這顯然是由李嘉圖所繼承的斯密“生理學方法”本身的不徹底性所決定了的。對于庸俗經濟學家對李嘉圖方法論的指責,馬克思說道:“庸俗經濟學家由此得出結論說,理論上的真理是同現實關系相矛盾的抽象。相反,他們沒有看到,因為李嘉圖在正確抽象方面做得遠遠不夠,才使他采取了錯誤的抽象。”李嘉圖跳過必要的中間環節,妄圖直接利用抽象的原理來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現象,這怎么能不碰壁呢?從抽象到具體的演繹方法——論述過程所采取的必要方法,是需要與經濟矛盾相符合的逐漸具體化的概念序列作為中間環節的,理論抽象規定與經濟現象在有的時候甚至是互相倒立著的。

　　在李嘉圖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闡述過程中,當他不能理解現實層面的經濟范疇同這一抽象的價值規定能否吻合時,他就開始為這些原則進 行辯護。這為后來李嘉圖學派的解體留下了理論上的缺口,以詹姆斯·穆勒和麥克庫洛赫為代表的后繼者,為了使經濟現象生硬地符合基本的抽象原理,開始求助于繁瑣的哲學和主觀的臆造。在一定意義上,這是由“生理學方法”的缺陷所造成的。由于李嘉圖的具有“跳躍式”的方法論,使得他無法理解商品的“價值”概念和“費用價格”概念(生產價格)之間的區別,并且他武斷地認為這兩個概念是一致的、相等的。從價值概念到費用價格概念,至少需要以“一般利潤率”概念作為中間環節,才可以論述清楚。

　　四、李嘉圖混淆“價值”和“費用價格”源于方法論缺陷

　　我們來看李嘉圖是如何在“價值”和“費用價格”的分析中運用他的方法論的。由于李嘉圖和斯密一樣沒有提出“勞動力商品”概念,這就使得他無法提出“可變資本”以及“不變資本”概念。這樣一來,資本的“有機構成”概念就是李嘉圖所無從了解的。馬克思認為,正是預付資本的有機構成——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不同比例,造成了等量的預付資本盡管包含著等量的物化勞動時間,它們卻生產出了不同量的價值,“這種不同的比例就造成不同于價值的平均價格”(這里的“平均價格”也即李嘉圖的“費用價格”,馬克思稱之為“生產價格”)。等量預付資本的不同的有機構成比例,預示著有不同量的可變資本投入使用,等量的預付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支配著不同量的活勞動,就會使得剩余價值量是不一樣的,進而商品的“價值”大小就會不一樣,但是等量資本要獲取等量利潤,這些商品卻要以同一的“費用價格”出賣,這是李嘉圖所困惑的地方。如果按照各自不同的“價值”出賣,就意味著等量的勞動量(等量的預付資本所包含著的物化勞動量)生產出了不同的“價值量”,這似乎否定了價值規律。馬克思指出:“在投入同量資本的情況下,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不同比例,必然產生出價值不等的商品,因而必然產生不同的利潤;因此,這些利潤的平均化必然產生不同于商品價值的費用價格。”但是,李嘉圖已經偷偷地在第一章《論價值》就把“一般利潤率”作為前提搬運進來。這樣,他就在最初的抽象層面,直接把較為具體的利潤概念塞了進來。

　　馬克思指出:“李嘉圖的研究方法是這樣的:他為等量的各種投資,或者說,為使用等量資本的不同生產領域,假定一個一般利潤率,或者說,一個等量的平均利潤,或者也可以說,他先假定利潤和不同生產領域使用的資本的量成比例。其實,李嘉圖不應該先假定這種一般利潤率,相反,他倒是應該研究一般利潤率的存在究竟同價值決定于勞動時間這一規定符合到什么程度,這樣,他就會發現,一般利潤率同這一規定乍看起來倒是矛盾的,而不是符合的,所以一般利潤率的存在還須要通過許多中間環節來闡明,而這樣做與簡單地把它歸到價值規律下是大不相同的。這樣,李嘉圖就會得到一個關于利潤本質的完全不同的認識,而不會把利潤直接同剩余價值等同起來。”“資本有機構成”概念是這些“中間環節”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因為這個比例直接影響到剩余價值的生產。但是,李嘉圖沒有從這個非常關鍵的比例入手,而是糾纏于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等資本的流通過程中所產生的形式上的差別,“他對具有如此重要意義的資本有機構成的考察,只限于從亞·斯密(其實是從重農學派)那里傳下來的,由流通過程產生的資本有機構成的差別(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而生產過程本身內部的資本有機構成的差別,李嘉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涉及,或者說不知道。”馬克思認為,李嘉圖已經假定了“一般利潤率”的存在,他本應該覺察到“價值”和“費用價格”之間的本質差別,因為他沒有“不變資本”概念,也沒有“可變資本”概念,就更談不上這個“資本有機構成”概念了,所以李嘉圖沒有理解為什么產生這個差別。李嘉圖糾纏于“工資的提高或下降”是否對“相對價值”(即李嘉圖的“費用價格”概念)產生影響。馬克思指出:“在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同的情況下,即使假定工資不變,單單一般利潤率的存在,就已經決定了有一種不同于價值的費用價格,因而就決定了有一個同工資的提高或降低完全無關的差別和新的形式規定。李嘉圖也就會看到,理解這個差別,同他對工資的提高或降低所引起的商品費用價格變動的考察相比,對于整個理論具有無比重要的、決定性的意義。”這種“費用價格”不直接決定于商品的價值,而是由預付在這些商品上的資本加上平均利潤之和來決定。“工資”與“費用價格”之間不是直接相 聯系的,而且也沒 有直接的 因果關系。

　　李嘉圖帶著把“價值”和“費用價格”相等同這樣一個錯誤結論作為前提延續到他的地租理論中。那就是,李嘉圖沒有“絕對地租”概念,他自己沒有給“絕對地租”留下任何理論余地。李嘉圖認為在最劣等土地上所生產的農產品的個別價值等于市場價值,它來調節一般利潤率。也就是說,最劣等土地上產品的“價值”等于“費用價格”,不會有余額以地租形式支付給土地所有者。那么,這個租地農場主(資本家)正好獲得平均利潤。馬克思指出,“費用價格”是由社會平均資本有機構成來調節的,由于農業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在歷史上低于社會平均的資本有機構成,那么農產品的價值就會高于一般的費用價格,由于土地所有權的存在,農產品價值和一般費用價格之間的差額就不會參與價值到生產價格的平均化過程,這個余額就會以“絕對地租”的形式支付給土地所有者。農產品的“價值”是不等于“費用價格”的,不是李嘉圖所混淆起來相等同的那樣。馬克思同時指出,這個“絕對地租”隨著農業部門資本有機構成和社會平均資本有機構成之間的差異性的消失,也就是隨著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絕對地租是會逐漸消失的,那時的農產品的“價值”才會等于“費用價格”。

　　李嘉圖學派的解體,在一定程度上與他的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不無關系。當資產階級的歷史任務演變為僅僅為促進和維護資本的統治之后,資產階級經濟學也就徹底墜入庸俗經濟學,他們往往沉湎于經驗表象,“日常經驗只能抓住事物誘人的外觀,如果根據這種經驗來判斷,科學的真理就總會是奇談怪論了。”“當庸俗經濟學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內部聯系卻傲慢地斷言事物從現象上看是另外的樣子的時候,他們自以為這是作出了偉大的發現。實際上,他們所斷言的是他們僅僅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當作最終的東西”。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