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斯大林在一篇演說里，把列寧、普列漢諾夫放在一起，聯(lián)共

　　黨史也說到他。關于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要講到他。”

　　話說1937年12月13日，國民黨曾經(jīng)吹噓的“南京保衛(wèi)戰(zhàn)”僅僅經(jīng)過近半月的激戰(zhàn)便失利了。戰(zhàn)役最高指揮官唐生智率長官部少數(shù)人員在第36師掩護下渡江而去。他所下達的突圍命令，只有第66、第83軍兩部遵照執(zhí)行，成功突圍。其余各部混亂不堪，慘不忍睹。南京陷落。

　　早在攻陷南京之前，日本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就策劃了將南京的中國軍民包圍并屠殺的罪惡計劃。據(jù)第6師團23聯(lián)隊第4中隊第3分隊分隊長中野忠之壽筆供：“1937年12月11日以后，于江蘇省下關及長江上，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的方針：決定在南京城內(nèi)及其周圍，將中國抗日軍軍人及抗日愛國人民從東南西北加以包圍，逐次壓縮包圍圈，以實行一人不剩的大屠殺。”

　　在松井石根和第6師團長谷壽夫的指揮下，日軍在南京及附近地區(qū)進行了長達6周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地奸淫、放火、搶劫和血腥大屠殺，制造了慘絕人寰的特大慘案。在日軍大屠殺期間，《紐約時報》、《中央日報》等中外媒體，均對大屠殺進行了大量的揭露。戰(zhàn)后，據(jù)南京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經(jīng)調(diào)查判定，日軍集體屠殺有28案，屠殺人數(shù)有19萬；零散屠殺有858案，死亡人數(shù)有15萬，總計死亡人數(shù)達30多萬。

　　12月13日這一天，陜甘寧邊區(qū)政府根據(jù)中共中央的指示，組成以林伯渠、張國燾、習仲勛、徐特立、劉景范、馬明方、高崗為成員的邊區(qū)政府新的主席團，由林伯渠任主席，張國燾任副主席。

　　此時，“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還在繼續(xù)進行著，正討論如何對待陳獨秀愿意回到黨內(nèi)工作的問題。

　　原來在大革命失敗后，陳獨秀并沒有吸取教訓，也不承認錯誤，可他對毛澤東的敬佩卻一直沒有改變，不但未發(fā)表過反對毛澤東的言論，還對毛澤東開創(chuàng)的井岡山根據(jù)地大為贊賞。他認為根據(jù)地是“中國共產(chǎn)黨之排除帝國主義在中國勢力和沒收地主的土地給農(nóng)民”的見證。“中國共產(chǎn)黨所主張的蘇維埃政制，已不是烏托邦而有了俄國的經(jīng)驗，他不但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保障，同時，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義政制，任何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政權所不能召集的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只有它能夠召集。”1928年6月，中國共產(chǎn)黨“六大”要在莫斯科召開，共產(chǎn)國際直接邀請陳獨秀、蔡和森、羅章龍、張國燾、鄧中夏5人參加，陳獨秀鼓勵其他4人都去，而他則拒絕參加。1929年以后，陳獨秀攻擊“六大”路線。此一時期，他的觀點與蘇聯(lián)托洛茨基不謀而合。10月16日，他和彭述之聯(lián)名致電中共中央，說他們是“中國共產(chǎn)黨左派反對派”，走上了分裂黨的道路。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于開除陳獨秀黨籍并批準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4人決議案》。1931年5月，在中國托派組織的統(tǒng)一大會上，陳獨秀當選為“中國共產(chǎn)黨左派反對派”的中央總書記。1932年10月15日，蔣介石以“危害民國罪”將陳獨秀逮捕入獄，直到1937年8月23日，經(jīng)胡適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保釋，才被釋放出來。托派分子又請他出面把托派組織起來，他的回答是“各奔前程”。托洛茨基邀請他到美國會面，他拒絕了。胡適拉他去美國，說有一家圖書公司請他去寫自傳，他說：我的生活簡單，用不著去美國。胡適、張伯苓和周佛海拉他進國防參議會，還說蔣介石答應給他5個名額。他說：“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xiàn)在大敵當前，國共第二次合作，既然是國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蔣介石打算讓陳獨秀出任政府勞動部長，陳獨秀斥蔣介石是“異想天開”。蔣介石又派朱家驊找陳獨秀，請他另組一個“新共黨”，給他10萬元經(jīng)費，他還是不為所動。他就是一門心思找中共中央聯(lián)系，先是讓他的代表羅漢先找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后來又找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林伯渠，表示愿意回到黨內(nèi)，在黨的領導下工作。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在討論陳獨秀的請求時，王明堅決反對讓他回到黨內(nèi)。他說：

　　“我們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例外。”

　　有人說：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王明說：

　　“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lián)絡托派，那還了得！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反對托派，不能有仁慈觀念。”

　　毛澤東與陳獨秀還是有感情的，但他更堅持黨的原則，他說：

　　“我們中國共產(chǎn)黨不拒絕同過去犯過錯誤而現(xiàn)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聯(lián)合，而且真誠歡迎他們的轉(zhuǎn)變。陳獨秀等托派分子能夠?qū)崿F(xiàn)下列3個條件時，亦愿意與之聯(lián)合抗日：

　　第一，公開放棄并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并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系，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第二，公開表示擁護我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第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其它關系，則在上述3個條件實現(xiàn)后，再行考慮。”

　　毛澤東的主張和他提出的這3個條件，得到了與會者的支持。

　　爾后，毛澤東與張聞天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給南京和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發(fā)去了上述內(nèi)容完全相同的電文。可陳獨秀卻拒絕接受中共中央的3個條件，他說：

　　“我已經(jīng)不是托派，所以沒有發(fā)表聲明脫離托派的必要。我們過去沒有錯誤，所以也沒有承認錯誤的必要。”

　　后來，董必武在1938年8月代表黨組織多次去看望在四川江津縣城的陳獨秀，勸他以國家民族為重，拋棄固執(zhí)與偏見，寫一個書面檢查，回到黨內(nèi)工作。陳獨秀卻依然說：

　　“回黨工作，固我所愿，惟書面檢查，礙難從命。時至今日，誰有過，誰無過，在未定之數(shù)，有什么好寫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沒有因私廢公，中共中央也就沒有讓陳獨秀回到黨內(nèi)。斯時已經(jīng)叛變投敵的張國燾趁機向蔣介石建議：由國民黨知名人士公開訪問陳獨秀，再將陳獨秀的抗戰(zhàn)言論編輯成冊，用以對付延安的宣傳。蔣介石便讓戴笠和胡宗南以私人身份，帶了水果和茅臺酒等禮品秘密拜訪陳獨秀。陳獨秀拒不接見，戴笠、胡宗南找到高語罕通融，這才見到了陳獨秀。陳獨秀說：

　　“我是逃難入川，雖以國事縈懷，卻不問政治，更不曾有何政治活動，本人孤陋寡聞，不愿公開發(fā)表言論，引起喋喋不休之爭，請轉(zhuǎn)告蔣先生好自為之。”

　　這正是：月轉(zhuǎn)圓缺光輝在，竹生枝杈氣節(jié)直。

　　陳公本是拓荒者，局限執(zhí)拗兩誤之。

　　后來，陳獨秀在1942年5月27日因患高血壓病逝于江津縣城10公里外鶴山坪石墻院，終年63歲。

　　毛澤東在《“七大”工作方針》中曾經(jīng)對陳獨秀作了正確的評價，他是這樣說的：

　　“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chuàng)造了黨。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chuàng)造了黨，有功勞。普列漢諾夫以后變成了孟什維克，陳獨秀是中國的孟什維克。”“北伐勝利，轟轟烈烈。可是這一時期的末尾一段，我們黨搞得不好，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斯大林在一篇演說里，把列寧、普列漢諾夫放在一起，聯(lián)共黨史也說到他。關于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要講到他。”

　　再說1937年12月13日，“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準備召集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全文如下：

　　一、政治局認為在最近時期內(nèi)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于全中國人民解放斗爭和黨的工作，均有最嚴重的意義。

　　二、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心任務，在于討論和規(guī)定如何在鞏固和擴大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總方針下，組織和保障全中國人民取得對日抗戰(zhàn)的最后勝利；同時，黨七次大會應當對于自黨六次大會以來的革命斗爭經(jīng)驗作一個基本的總結。

　　三、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期限不能過長，應盡可能地在較短時間內(nèi)召集大會。

　　四、黨七次代表大會的主要議事日程，政治局暫提議為下列各項：

　　1、10年奮斗的基本總結和今后奮斗的基本方針。2、如何組織和保障全中國人民對日抗戰(zhàn)的勝利。3、動員工人階級積極參加對日抗戰(zhàn)工作。4、在新工作條件下的黨的建設問題。5、改選黨的中央領導機關。

　　此大會議程應交六中全會審核及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后決定。

　　五、為有系統(tǒng)的進行一切有關召集七次大會的準備工作，政治局決定成立一個準備召集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委員會，準備委員會由下列同志組織之：

　　1、毛澤東 2、陳紹禹 3、朱德 4、周恩來 5、項英 6、張聞天 7、張國燾 8、秦邦憲 9、趙容（即康生——筆者注） 10、廖陳云（即陳云——筆者注） 11、王稼祥 12、彭德懷 13、任弼時 14、鄧發(fā) 15劉少奇 16、何克全 17、林祖涵 18、吳玉章 19、董必武 20、徐特立 21、曾山 22、張鼎丞 23、陳毅 24、楊靖宇 25、高崗

　　準備委員會之主席為毛澤東同志，書記為陳紹禹同志，為便利于進行經(jīng)常工作，決定在準備委員會下設立秘書處，由下列同志組織之：

　　1、毛澤東 2、張聞天 3、趙容 4、廖陳云 5、陳紹禹

　　六、準備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之責任，在于在中央領導之下，動員全黨同志和擴大民眾積極參加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準備工作。

　　七、各級黨部對于大會之應行具體準備工作，由準備委員會秘書處擬定交政治局批準后通知全黨。

　　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政治局

　　1937年12月13日通過（簽名 略）

　　12月14日，“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中共駐國際代表團工作報告的決議》和《對于南方游擊區(qū)工作的決議》。

　　王明原本善于拉幫結派，故在“12月政治局會議”上有些得勢，因此會議對王明在黨內(nèi)的特殊地位給予了一定程度的認可。毛澤東身處此境，為了抗日大局，不得不在策略上讓了一步。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張聞天竟然在這關鍵時刻，要將總書記的職務讓給王明。這是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答應的。毛澤東提議，在中共中央不設總書記。于是，會議根據(jù)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在中央不再設立總書記職務，重新改組書記處，由書記處實行集體領導。

　　會議決定增補剛剛回國的王明、康生、陳云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加上原書記處的張聞天、毛澤東，改組為新的5人書記處。免去了博古、周恩來、項英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保留為政治局委員。

　　會議決定，博古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張聞天任中央宣傳部部長，李維漢任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周恩來任中央敵區(qū)工委書記，康生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毛澤東任中央軍委主席。

　　毛澤東提議，由任弼時出任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團長。

　　會議決定：由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

　　由周恩來、博古、項英、董必武、凱豐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以周恩來為書記，博古為長江局委員、組織部長。領導南部中國共產(chǎn)黨的工作。

　　由項英、曾山、陳毅、方方、涂振農(nóng)組成中共東南分局，以項英為書記，曾山為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陳丕顯為青年部長，陳少敏為婦女部長，溫仰春為秘書長，領導新四軍工作。東南分局受中共中央和長江局雙重領導。

　　就這樣，毛澤東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極端不利的情況下，不動聲色地與王明“打了一個平局”。

　　由于蔣介石希望了解共產(chǎn)國際對中國抗戰(zhàn)特別是對國民黨的態(tài)度，特邀王明赴武漢一談。因此會議決定，王明可以組團去武漢一趟，同國民黨談判，但應很快回延安工作。

　　12月16日，毛澤東以他和彭德懷的名義致電朱德、任弼時，他寫道：

　　朱、任：

　　甲、根據(jù)聶電，平漢路以東地區(qū)現(xiàn)甚空虛，擬向東派出兩支隊游擊。（一）由129師以步兵一個營附騎兵一連，深入到磁縣、沙河、趙縣以東之永年、廣平、曲周、廣宗、清河、平鄉(xiāng)、南宮、新河、棗強廣大地區(qū)活動。（二）榮臻以步兵兩連、騎兵一連組成支隊，深入到石家莊、保定、定縣之線以東，滄石公路以北，天津、霸縣至定興公路以南地區(qū)活動。首先即須破壞保定、高陽、任丘至大城公路才易保持機動地區(qū)，其次滄石路之破壞亦很重要。

　　乙、該兩支隊須配足得力的軍政干部及無線電臺番號、獨用密本。

　　丙、該兩支隊任務：（一）偵察情況。（二）擴大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發(fā)動民眾與組織游擊隊。（三）破壞偽組織。（四）收集遺散武器，擴大本身。

　　丁、該兩支隊出去須十分謹慎、周密、靈活，根據(jù)情況靈活地決定自己行動。

　　毛澤東　彭德懷  16日

　　12月17日，129師根據(jù)八路軍總部指示，以769團4個步兵連隊、1個機槍連隊、1個騎兵連隊組成東進縱隊，由386旅副旅長陳再道任司令員，東進冀南，開辟抗日根據(jù)地。

　　12月18日，王明、博古、周恩來、凱豐到達漢口。

　　12月21日，王明、博古、周恩來、凱豐等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會見了蔣介石。王明在會見中就如何改善工農(nóng)處境、調(diào)動他們參加抗日的積極性，低三下四地乞求蔣介石說：

　　“我們甚望賢明的中央和地方當局，對各地有產(chǎn)階級分子采取說服和立法的辦法，使他們改正對于勞苦大眾的態(tài)度，使他們對勞動群眾作必要的政治上和經(jīng)濟上的讓步，以便提高勞動者法權地位和改善勞動者痛苦生活。”

　　蔣介石一見王明，就高興了。會見結束后，蔣介石說，希望王明“在漢相助”。經(jīng)中共中央同意，王明就留在了武漢。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在武漢召開聯(lián)席會議，決定將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合并為一個組織，由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董必武、林伯渠、葉劍英7人組成，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對內(nèi)稱中央長江局。周恩來不經(jīng)過中共中央，擅自把長江局書記讓給王明，他自己為副書記。王明的目的又一次達到了。

　　此時，在武漢的政治局委員有5人，他們是：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項英，毛澤東不得不再退讓一步，予以承認。從此，王明以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的身份，多次違背黨的組織紀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名義發(fā)表宣言和談話。他頭腦發(fā)熱，幻想總有一天會成為“七大”的總書記。因此，他企圖在武漢建立第二中央。

　　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

　　此時，葉挺、項英在日本租界的大和街26號召開新四軍干部大會，分析抗戰(zhàn)形勢，總結上海和南京失陷的教訓，研究當前的工作和任務，標志著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軍部在武漢正式成立。

　　12月25日這一天，王明在武漢擅自以中共中央名義發(fā)表了《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鞏固國共兩黨精誠團結，貫徹抗戰(zhàn)到底，爭取最后勝利》，公開吹捧蔣介石領導了全國軍民“5個半月的英勇抗戰(zhàn)”，提出了右傾投降機會主義的“六大綱領”，其中在第2條中強調(diào)：“鞏固和擴大全中國的統(tǒng)一的國民革命軍——在政治上、組織上、武裝上，加強現(xiàn)有軍隊，建立新部隊，有組織的進行征募兵役運動，使我國在持久抗戰(zhàn)中，有統(tǒng)一指揮、統(tǒng)一紀律、統(tǒng)一武裝、統(tǒng)一待遇、統(tǒng)一作戰(zhàn)計劃的足夠數(shù)量的有新式武裝的和政治堅定的國防軍隊。”他企圖以這個“六大綱領”與毛澤東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相對抗。

　　12月27日，王明在發(fā)表的《挽救時局的關鍵》一文中，竟然說國民黨“是中國一大部分優(yōu)秀進步青年的總匯”，是“為中國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奮斗的最大政黨”，說蔣介石是“堅決領導抗戰(zhàn)的人物，將成為中國的不朽的民族英雄”。說“國民黨內(nèi)部”“絕沒有什么法西斯蒂一類的組織”。

　　后來他于1938年1月在武漢大學所作的《論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演講中，否定中共中央要求國民黨開放民主、改善民生的要求。他說：

　　“現(xiàn)在也有一種惡傾向，就是先問民主自由夠不夠，然后再談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是不對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抗日之外沒有其它的條件。”“抗日高于一切”。

　　他提出了毫無原則毫無立場的所謂對友黨友軍的工作方法和方式。他說對友黨友軍要：“大公無私、仁至義盡，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幫助，互相尊重，互相友愛，共同工作，共同發(fā)展，同生死，共患難，禍福與共，相依為命。”

　　王明右傾投降主義思潮對新四軍工作及武漢地區(qū)抗日救亡工作，都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此時，武漢地區(qū)有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青年救國聯(lián)合會、民族解放先鋒和蟻社等進步的抗日救亡群眾團體，頗為活躍，社會影響很大。王明為了表示誠意，在國民黨當局的壓力下，下令這些團體去到國民政府登記，結果一個個被國民黨下令解散。王明將這些抗日團體的一部分干部輸送到國民黨軍隊中去了。

　　12月30日，毛澤東以他和張聞天等人的名義起草了給正在武漢與國民黨談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團成員王明、周恩來、項英、博古、葉劍英一封重要電報，他寫道：

　　“關于長江南北作戰(zhàn)部署意見：甲、為使敵攻武漢處于我之戰(zhàn)略包圍，我軍必須建立下列兩個主要軍區(qū)及六個輔助軍區(qū)。一、蘇浙皖贛邊軍區(qū)，以皖南為重心，攻擊并準備攻擊南京、蕪湖、杭州、浙贛路與湖口之敵。二、鄂豫皖軍區(qū)，以舒桐黃廣商固為中心，攻擊并準備攻擊占領三條鐵道及沿江之敵。以上兩區(qū)是主要的。國民黨須派大員指揮，并各部署3萬至5萬兵力于其中。我們則以陳毅支隊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隊并準備增加一部置于皖北。三、浙南軍區(qū)，攻擊占領杭甬路及浙贛路之敵。四、鄂贛軍區(qū)，準備攻擊占領沿江及南潯路之敵。五、漢水軍區(qū)，準備攻擊占領平漢南段之敵。六、豫西軍區(qū)，準備攻擊平漢中段之敵。

　　乙、為在敵之遠后方起戰(zhàn)略鉗制作用，須建立蘇魯軍區(qū)，以蘇魯交界為中心，并指揮魯東游擊戰(zhàn)爭。此區(qū)國民黨須派可靠大員，我們派人輔助之。此區(qū)與皖南皖北兩區(qū)須立即部署。以上意見請考慮后向蔣提議。”

　　12月底，西路軍部分干部經(jīng)新疆、蘭州、西安回到延安，他們是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郭天民、曾傳六、李天煥。毛澤東在接見他們時說：

　　“西路軍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zhí)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jīng)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diào)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注定要失敗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人煙稀少，群眾中革命工作基礎又很差，地勢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大漠，在幾十里寬的一條狹窄地區(qū)，運動不便，敵人多是騎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騎兵作戰(zhàn)的經(jīng)驗，這些情況，使西路軍在失敗中不能更多的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西路軍失敗了，但這不是西路軍廣大的干部和戰(zhàn)士沒有努力，他們是英勇的，頑強的。”

　　1937年底的一天中午，校長辦公室通知剛到抗大學習不久的陳先瑞說：

　　“下午3點，你到毛主席家里去一趟。”

　　陳先瑞，1914年出生于河南省商城縣（今安徽省金寨縣雙河鎮(zhèn)）一個貧農(nóng)家庭，幼年給地主放牛，受盡欺凌。1929年8 月參加中國工農(nóng)紅軍，1931 年6 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先后任紅4方面軍手槍團班長，紅25軍手槍團分隊長、中隊長，紅25軍224團1營政委和223團政治處主任，參加了鄂豫皖第1至5次反“圍剿”斗爭。1934年11 月，他隨紅25軍長征，12 月到達陜南，月底，奉命帶領223團七連和少數(shù)干部到鄂陜邊區(qū)的湖北隕西、陜西山陽、鎮(zhèn)安等地打游擊，開辟鄂陜根據(jù)地，組建了鄂陜游擊師。他被任命為司令。1935年2 月，鄂陜游擊師改為鄂陜游擊師總司令部，陳先瑞任司令員，統(tǒng)一指揮鄂陜邊區(qū)的3、4、5、6、7、9路游擊師和華陽游擊大隊，參加創(chuàng)建鄂豫陜革命根據(jù)地的斗爭。同年7 月，紅25軍離開陜南西征北上后，陳先瑞繼續(xù)領導和堅持鄂豫陜革命根據(jù)地的斗爭。9 月，鄂豫陜特委成立并組建紅74師，陳先瑞任特委常委、紅74師師長，率部堅持鄂豫陜邊界地區(qū)的游擊戰(zhàn)爭，部隊由組建時的700 多人發(fā)展到2000 多人。1936年12 月，根據(jù)中央軍委的指示，紅74師改編為南路抗日軍（對內(nèi)仍稱紅74師），陳先瑞任軍長。1937年紅74師在三原改編為八路軍115師留守處，陳先瑞任留守處主任。同年10 月，他改任西北留守兵團警備第4團團長。

　　且說這天下午3時許，陳先瑞準時趕到毛澤東的住處，一進門，毛澤東便迎上去，握著他的手說：

　　“你叫陳先瑞，國民黨的報紙把你的名字寫成‘陳光瑞’，不管是‘先’還是‘光’，反正你在陜南堅持斗爭挺有點名氣，在國民黨那里是掛了號的。人家動用幾萬軍隊圍攻你們，就是沒搞倒你們，這說明國民黨不行。你的名字，我早就從報紙上知道了，人家還要活捉你，賞1萬大洋。你知道嗎？1萬大洋可不少啊！”

　　陳先瑞是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他見毛澤東說起他的情況如數(shù)家珍，感到非常驚奇。毛澤東看到他吃驚的樣子，爽朗地笑了。陳先瑞在桌旁的一條木凳上坐下來，毛澤東坐在桌子的對面。他伸手從旁邊的書堆上拿起一包煙，抽出一支點燃了，抽起來。陳先瑞趁這個機會，打量了一下簡陋的房間，又觀察了一下毛澤東，只見他穿著一身舊的灰棉衣，身材挺魁偉，頭發(fā)往后梳著，寬寬的額頭，炯炯有神的眼睛，給人一種很不平凡的感覺。毛澤東一邊抽煙一邊說：

　　“鄂豫皖邊區(qū)鬧革命是比較早的，出了一大批紅軍干部，你15歲就當紅軍了，也是一個紅小鬼呀。”

　　接著，毛澤東問起紅25軍在鄂豫皖時期和在長征中的情況，又問了紅74師在鄂豫陜邊堅持斗爭的情況。他說：

　　“你們在陜南干得好，國民黨動用大量軍隊進攻你們，你們不但沒垮，反而發(fā)展壯大了。主力紅軍在西邊行動，你們在東邊鬧華山，配合得好啊！你們保存了兩千多人的力量，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勝利。我們過去天天行軍打仗，沒有時間總結。現(xiàn)在有了陜甘寧這塊根據(jù)地，可以很好地總結一下過去的經(jīng)驗。”

　　毛澤東又問陳先瑞參加抗大學習有什么想法，有沒有困難？陳先瑞說：

　　“這是我參加革命后的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是各級領導對我的關懷，我是有決心學好的。”

　　毛澤東高興地說：

　　“我們黨決定辦抗大，就是要有計劃地把高級干部調(diào)來培訓。現(xiàn)在，我們有很多紅軍干部，革命信念很堅定，道理也懂一些，有實戰(zhàn)經(jīng)驗，但就是理論水平不高，文化學習不夠，軍事理論素養(yǎng)較低，光實干，不會講，不能寫，光知道打仗，不熟悉指揮藝術，這是不行的。我們辦抗大，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一批批來，一步步提高。你這次來學習，也是我們下了很大決心的。你們部隊的任務很重，好在離部隊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隨時回去處理。你要很好地利用這個機會，學習文化知識，學習政治和軍事理論，聯(lián)系過去的斗爭經(jīng)歷，認真總結經(jīng)驗，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

　　已經(jīng)是下午5點多了，毛澤東站了起來，說：

　　“就談到這里吧。請你來作客，就要給客人飯吃呀！”

　　警衛(wèi)員把飯菜端了上來，很簡單，一葷三素，外加一盤辣椒。毛澤東一邊往陳先瑞碗里夾菜，一邊說：

　　“菜不好，但要吃飽，到我這里作客可不能餓著。”

　　飯后，陳先瑞起身告辭，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

　　“歡迎你今后常來作客。”

　　1938年1月1日，延安工會和工人合作社舉辦工人制造品競賽展覽會。這個展覽會得到了毛澤東的大力支持，他除了幫助組織者策劃以外，還親自帶頭捐款捐物進行贊助。

　　組委會根據(jù)毛澤東的建議，在展覽會之前發(fā)出了一個《緣起書》，說明展覽會的宗旨是：“為著更廣泛地動員和鼓勵戰(zhàn)時生產(chǎn)，提高工人的熱忱和紀律性，獎勵改良生產(chǎn)技術和生產(chǎn)工具，促進國防經(jīng)濟建設，完成工人階級在國防經(jīng)濟建設中，在民族自衛(wèi)戰(zhàn)爭中的任務。通過這一競賽運動，在國防生產(chǎn)戰(zhàn)線上，將有千萬個勞動英雄產(chǎn)生出來。”

　　展覽會展示的工業(yè)品有迫擊炮、高射機關槍、手榴彈；有延長油廠的原油，自造的油墨、甲油、汽油；有定邊鹽場生產(chǎn)的鹽，礦場的石炭、木炭、石灰；有女工織的布、手巾、裹腿，有工人合作社鞋廠生產(chǎn)的鞋子；還有鐵器、木器、銅器、瓷器、窯器以及衣服和糖果。展品有115種420件。參加這次展覽會的人數(shù)，簽名者為3527人。

　　1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工人制造品展覽會閉幕式上發(fā)表講話說：

　　“過去抗戰(zhàn)部分失敗，我們的國防工業(yè)不如敵人，也是一個原因。將來要最后戰(zhàn)勝敵人，一定要發(fā)展國防工業(yè)。”

　　展覽組委會給獲獎單位和個人發(fā)了獎，獎狀上有毛澤東的題詞：“國防經(jīng)濟建設的先鋒”。

　　1月初，林育英因以前多次受傷，頭疼時常發(fā)作，不得不帶著健腦器堅持工作，就這樣還是經(jīng)常暈倒在工作崗位上。劉伯承見他難以堅持正常工作，便向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報告了他的病情，建議中央將他調(diào)回延安療養(yǎng)。毛澤東接電后，當即與張聞天等人商量，決定調(diào)林育英回延安治病。毛澤東提議由34歲的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接任129師政委。

　　劉華清回憶說：“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軍委任命鄧小平為第129師政治委員，我在洪洞縣馬牧村八路軍總部接受了護送鄧小平政委到遼縣第129師上任的任務。當時，和鄧小平政委同行的還有彭真同志，彭真同志時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

　　1月6日，項英、張云逸、周子昆等從漢口到達南昌，與陳毅等人會合，在南昌市三眼井高升巷原北洋軍閥張勛公館內(nèi)以新四軍軍部名義正式對外辦公。

　　在此期間，項英等首先建立了新四軍的領導機構，正式確定：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張云逸任參謀長，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參謀長，鄧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其次健全軍部內(nèi)部機構設置。司令部建立參謀處、軍法處、副官處、軍需處、軍醫(yī)處、秘書處，政治部建立組織部、敵工部、民運部，并開始工作。同時還分批派員赴各地傳達中央指示，動員、指導紅軍游擊隊集中整編，指揮部隊向安徽歙縣巖寺集結，籌備各種軍需物資，建立新四軍兵站。

　　1月6日這一天，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梁漱溟來到延安訪問，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張聞天接待了他，并為他設宴洗塵。談話中，梁漱溟問起他這次專程來延安拜訪的主要對象毛澤東。張聞天介紹說，毛澤東既是書記處書記，又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每天要處理的事務都非常繁雜。他的習慣又是白天休息，夜間辦公。因此要見他只能安排在夜間。

　　是日傍晚6時許，梁漱溟便被人引領到一處地方來拜會毛澤東，毛澤東一見他就說：

　　“梁先生，我們早就見過面了。你還記不記得，民國七年，在北京大學，那時您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圖書管理員。您常到豆腐池胡同楊懷中先生家串門，總是我開的門。后來，楊懷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楊家女婿。”

　　毛澤東一席話，使梁漱溟驚愕得說不出話，頓了頓，他才頻頻點頭，連聲說：

　　“是的，有這事，有這事，好記性！”

　　梁漱溟，原名叫梁煥鼎，祖籍廣西桂林，1893年出生在北京的一個仕宦之家，比毛澤東大70天。辛亥革命時，他加入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開始參加政治活動，民國后擔任《民國報》記者。1912年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梁漱溟成為國民黨黨員。1916年10月，他被蔡元培聘為北大印度哲學教師。從1918年下半年開始，他的堂兄梁煥奎結識了一位知交，那就是楊懷中先生。楊懷中常到梁煥奎家中去，一來二去，梁漱溟與楊懷中逐漸相熟。梁漱溟得知楊懷中也在北京大學任教，是一位對哲學很有研究的學者，便與他討論哲學問題，還時常到楊懷中家中造訪。在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3月以前，梁漱溟晚間去楊懷中家，常常見到一個高個子湖南青年為他開大門。他們彼此相視點頭，寒暄幾句，并未互通姓名。梁漱溟在客廳與楊懷中交談，這個青年也從不加入。梁漱溟以為他是楊懷中湖南的親友或同鄉(xiāng)，就沒有問過。后來楊懷中告訴梁漱溟：

　　“這位青年是我在湖南第一師范的學生，有才有為，他叫毛澤東。”

　　楊懷中還說，經(jīng)他推薦，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白天上班和學習，晚上回楊家住宿。梁漱溟并沒有記住毛澤東這個名字。楊懷中病故后，因其身后蕭條，蔡元培校長出面發(fā)動募捐，資助楊家辦喪事，梁漱溟也是出資者之一。1920年，梁漱溟著成《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在學術界引起反響與批評。1924年，他辭去北大工作，到華南、華東一帶考察，主張鄉(xiāng)村建設。從1931年起，梁漱溟在山東鄒平創(chuàng)辦“山東鄉(xiāng)村建設研究院”，率領他的信徒，從事了長達7年的鄉(xiāng)村建設運動。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梁漱溟的鄉(xiāng)村建設工作再也維持不下去了。而此時的蔣介石為了贏得人民的信任和社會各界的支持，在“最高國務會議”內(nèi)成立了一個咨詢性質(zhì)的機構，叫“參議會”，邀請社會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參加，借以裝點門面。梁漱溟作為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也在蔣介石邀請之列。于是，他就成為參議會的參議員。不久，參議會被國民參政會所取代，梁漱溟也隨之成了參政員。

　　梁漱溟著實沒有想到，如今站在自己面前的中國共產(chǎn)黨領袖毛澤東，就是20年前那個經(jīng)常替他開門的同齡的湖南高個子青年。他望著眼前的毛澤東，頓時產(chǎn)生了一種老熟人重新相逢的感覺。毛澤東豪爽熱情的笑聲，更使他那書生氣的拘謹在片刻間化為烏有。

　　他們這第一次談話的地點，不是在毛澤東的窯洞里，而是被安排在延安城內(nèi)的一間瓦房里。6點時分天已擦黑，工作人員掌上了燈。時值隆冬，延安的氣候非常寒冷，屋里卻顯得異常暖和。毛澤東對梁漱溟解釋說，這是在屋外地下燒火，地面和墻都散熱的緣故。二人敘舊已畢，談話轉(zhuǎn)入了正題。梁漱溟首先提出了抗日戰(zhàn)爭的前途問題，他說：

　　“我對目前的抗戰(zhàn)情況甚感失望。戰(zhàn)場上中國軍隊節(jié)節(jié)敗退，國民黨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我個人心中也十分悲觀。不知道如此下去，中國的前途將會怎樣？中華民族會亡嗎？我這次來到延安，就是想就此向中共領袖討教。”

　　毛澤東耐心地聽著，沒有插話，只是抽煙，喝水。等梁漱溟說完了，他面露笑容，十分果斷而斬釘截鐵地說：

　　“梁先生，你所聽到看到的若干情況，大體都是事實。但我的看法，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中華民族是不會亡的，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只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沒有！”

　　毛澤東一開頭口氣就這么肯定，神態(tài)這么堅決，完全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著，他又十分詳細地分析了國內(nèi)國際形勢，分析了敵、我、友三方力量的對比。他還說：

　　“抗日戰(zhàn)爭是持久戰(zhàn)，戰(zhàn)爭要經(jīng)過防御、相持、反攻3個戰(zhàn)略階段。在3個階段中，敵我力量將由敵強我弱轉(zhuǎn)化為敵弱我強，最終的結果是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光明前途。”

　　毛澤東講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梁漱溟說：

　　“毛先生，可以這樣說，幾年來對于抗戰(zhàn)必勝，以至如何抗日，怎樣發(fā)展？還沒有人對我作過這樣使我信服的談話，也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

　　他不由得想起了蔣介石。蔣介石的講話、文件，他看過、聽過，個別交談也有過幾次，但從來沒有毛澤東這么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他接著說：

　　“您今天的談話，使我豁然開朗，受益良多。”

　　毛澤東謙虛地說：

　　“梁先生過獎了。”

　　梁漱溟話鋒一轉(zhuǎn)，詢問起有關國共兩黨合作和國家統(tǒng)一問題，毛澤東一一作答。梁漱溟又說：

　　“在我看來，中國有兩面，一面對外要求民族解放，一面對內(nèi)要完成社會改造，即建設新中國。”

　　毛澤東回答說：

　　“梁先生的這種看法，我完全同意。”

　　聽到毛澤東如此說，梁漱溟感到振奮和鼓舞，索性將自己對中國建設問題的看法，全部兜了出來。毛澤東等他說完了，強調(diào)說，在目前應當一切服從抗戰(zhàn)。梁漱溟則說：

　　“這在我也沒有疑問。不過我卻要求，在今日民族對外之時，決定我們本身社會改造一事。我認為，此一決定為對外抗戰(zhàn)所必要，有兩個理由在這里：一則，真心團結而后能抗戰(zhàn)，團結不力則抗戰(zhàn)不力。但如今日的團結，明明根基甚淺，幾乎是一時手段，甚感不夠。完成社會改造為中華民族自身基本問題，必在此問題上徹底打通，彼此一致，團結才是真的。否則，隱略不談，必生后患。二則抗戰(zhàn)必求他國，而我們的友邦一面有資本主義的英、美，一面有共產(chǎn)主義的蘇聯(lián)，如果我們自己的國策未定，恐難交得上朋友。中國要決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中國必須認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開在國際環(huán)境中的局面。”

　　使梁漱溟感到意外的是，毛澤東竟然再次對他的觀點表示贊同。轉(zhuǎn)眼間，已是后半夜了。毛澤東客氣地說：

　　“梁先生，您旅途勞累了，今天我們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談吧！”

　　梁漱溟起身告辭，將他的兩種小冊子和40萬字的著作《鄉(xiāng)村建設理論》贈給毛澤東，他說：

　　“我先送您一本書，請先翻翻，明天的談話，就從我這本書開始，好不好？”

　　毛澤東說：

　　“隨便，隨便，朋友之間，無話不談嘛！”

　　此后，毛澤東又先后與梁漱溟長談了7次，據(jù)梁漱溟說：“在延安談話最多的是和毛澤東先生，前后共談8次。有兩次不重要，一是他設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臨走之前，他來送行。其余6次，每次時間多半很長，至少亦兩個鐘頭。最長者，就是通宵達旦。因為毛先生夜里不睡覺，而白天睡。談話多從晚飯后開始，不知不覺到天明。”

　　1月7日，毛澤東與梁漱溟進行了第二次長談，也是從下午 6點開始的。這次一直談到次日天明，整整一個通宵，雙方欲罷不能。梁漱溟稱這次長談為“互不相讓的爭論”。

　　他們談話的內(nèi)容是抗戰(zhàn)勝利后如何建設一個新中國的問題。毛澤東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書，取出一卷紙，紙上已將梁漱溟書中的要點全部摘錄排列得井井有條。他說：

　　“大作拜讀了，但看得不細，主要之點都看過了。我還從大作中摘出一些結論性的話。概括地說，您的著作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析有獨到的見解，不少認識是對的。但您的主張，總的說，是走改良主義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認為，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革命怎樣才能徹底？中國共產(chǎn)黨的基本理論，是對中國社會進行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分析、估計，從這一基本分析、估計而得出的力量對比出發(fā)，確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毛澤東詳盡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特點，他說：

　　“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激化，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動力。”

　　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這一點。他表示對毛澤東的觀點不能茍同，他說：

　　“中國社會和歐美相比，缺乏固定成型的階級。在歐洲封建社會中，地主兼領主為一個階級，農(nóng)民為一個階級；在進入資本主義之后，又分為資產(chǎn)階級和無產(chǎn)階級。這種對立對抗，在中國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中國雖有貧富貴賤之分，但流轉(zhuǎn)相通。”

　　梁漱溟引用了許多例證加以說明，堅持主張用改良主義的方法解決中國問題。毛澤東和梁漱溟都反復申述自己的觀點，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誰也說服不了誰。梁漱溟總是堅持兩句話：

　　“中國老社會有其特殊構造，與歐洲中古或近代社會均非同物。中國革命是從外面引發(fā)的，不是內(nèi)部自發(fā)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會之特殊構造來。”

　　毛澤東說：

　　“梁先生，你是過分強調(diào)了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但中國社會仍然具有與其它社會相似的一般性。”

　　梁漱溟馬上反駁：

　　“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在其特殊性之處；你太重視其一般性，而忽視其特殊性，豈可行乎？”

　　毛澤東不得不嘆息道：

　　“梁先生！你是個宣傳家哩。”

　　他們的爭論雖然激烈，互不相讓，但二人都沒有動氣。梁漱溟后來在《訪問延安》一文中是這樣評價毛澤東的：“古時諸葛公稱關美髯曰逸群絕倫，我今亦有此嘆。他不落俗套，沒有矯飾。從容、自然而親切。彼此雖有爭辯，而心里沒有不舒服之感。”

　　梁漱溟還描述了他和毛澤東這次談話的情形：“我記得兩人長談時，我坐著的時候居多，而毛主席則常在室內(nèi)來回踱步，邊走邊說。有時，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顯得很隨和，很自然。這樣的談話形式，使人感到從容而親切。可是，發(fā)生了激烈爭論時，兩人又都互不相讓，不從各自的立場后退一步。我們的爭論很激烈，但毛主席從沒有動氣。由此可見他的氣度宏大，是了不起的。因此，在談話結束之后，好像彼此心氣相通，毫無隔閡之感，而且，心里總覺得有一種滿舒暢的味道。我就是在通宵的長談之后，懷著這樣的舒暢的心情，退出他的住室。”

　　梁漱溟后來在93歲時，再次向采訪他的記者描述了他和毛澤東的這次談話，他說：

　　“現(xiàn)在回想起那場爭論，使我終生難忘的是毛澤東的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他披著一件皮袍子，時而踱步，時而坐下，有時在床上一躺，十分輕松自如，從容不迫。他不動氣，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他送我出門時，天已大亮。我還記得他最后說：‘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不必先作結論，姑且留存，聽下回分解吧。’”

　　欲知毛澤東和梁漱溟后來的關系怎樣？請往下慢慢看。

　　東方翁曰：從上一章末到本章講述的“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又同王明宗派主義小集團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斗爭。比起同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這次斗爭更艱難，更具有危險性。同張國燾的斗爭，中共中央首先占有領導地位的優(yōu)勢，其次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里占有人數(shù)上的優(yōu)勢。因此，毛澤東以他那特有的大智大勇戰(zhàn)勝一個擁兵自重的莽夫，雖有驚險，但還是有充分的自信和完全的把握的。而這次同王明的斗爭，毛澤東除了智慧，就沒有其它優(yōu)勢了。一是王明打著國際旗號，二是黨內(nèi)大多數(shù)領導成員都站到了王明一邊；更要命的是，張聞天竟然要將總書記讓給王明。毛澤東好不容易不動聲色地同王明打了一個平手，周恩來又擅自將長江局書記讓給了王明。長江局里的政治局委員就有5人，使王明實際上擁有了第二中央。這就迫使毛澤東不得不繼續(xù)讓步了。他唯一能做的就像以前將王稼祥送去蘇聯(lián)治病一樣，決定將任弼時派到共產(chǎn)國際任職，爭取斯大林和共產(chǎn)國際的支持，以期實施絕地反擊。實際上，毛澤東同王明宗派主義小集團的斗爭是終其一生的大事情，只要認真研究一番黨內(nèi)斗爭的全過程，就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點。

　　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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