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對個別左傾領袖如章乃器等的這類錯誤,應在報紙上有適當
的批評。批評的態度應以說服為主,暫時可不指其名。這類左
傾領袖今天起著把革命群眾帶給資產階級的作用。”
話說1937年9月間,艾思奇、周揚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在黨組織安排下,離開上海奔赴延安。當毛澤東得知艾思奇從白區輾轉來到延安時,十分高興地說:
“噢,搞《大眾哲學》的艾思奇來了!”
于是,他便給艾思奇寫了一封信: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一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其中有一個問題略有疑點(不是基本的不同),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面告訴。近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
毛澤東
信中所說的“抄錄了一些”,是他在讀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一書時,作了3000余字的摘錄。信寫好后,他叫秘書胡喬木馬上送給艾思奇。
艾思奇接到毛澤東的信,正站在窯洞門前看,突然,傳來一個很親切的聲音:
“你就是艾思奇同志吧!”
艾思奇抬頭一看,來人竟是毛澤東。原來,毛澤東讓胡喬木送走信后,感到言猶未盡,于是便來找艾思奇交談。艾思奇急忙上前,將毛澤東迎進屋里。此時屋里除了一個土炕外,連一把椅子都沒有,他便請毛澤東坐在炕沿上,還要到屋外去借茶杯給客人倒水,毛澤東微笑著說:
“我們雖是初次見面,但以文會友,我們早該是朋友了嘛!老朋友見面,隨便一點好。”
說罷,他一面審視著極為簡陋的住房,一面端詳著瘦弱的艾思奇,又說:
“生活條件艱苦,委屈你了,年輕人。不過,這只是暫時的。你出生的家庭環境優裕,又長期在條件較好的日本、上海學習和工作,希望你既做革命的理論家,又要做吃苦耐勞的實干家。”
艾思奇聽著這些暖心的話語,深受教育。就這樣,他們就哲學中的一些問題廣泛交談起來,這第一次會面一直談到很晚才結束。
也就在這年的9月間,正在忙于指揮數萬大軍進入敵后抗戰的毛澤東,后院卻失了火,已經結婚10年的妻子賀子珍要離他而去了。
此時的賀子珍,由思想上的煩惱聯系到了身體上的痛楚,她想動手術把身上的彈片取出來,然而延安的條件太差了,做不了這個手術,她便決定到西安轉赴正處于淞滬會戰戰火紛飛中的大上海,到那兒去取彈片。更重要的是她發現自己又懷孕了,非常懊惱地說:“我生孩子生怕了。”于是,她那本來要走的決心就更加堅定了。
毛澤東見賀子珍要走,就極力挽留她。他心里非常清楚,賀子珍此時不顧自身安危要去上海的主要原因,還是對自己有成見,便誠懇地對賀子珍說:
“我這個人平時不愛落淚,只在3種情況下流過眼淚:一是我聽不得窮苦老百姓的哭聲,看到他們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淚;二是跟過我的通訊員,我舍不得他們離開,有的通訊員犧牲了,我難過得落淚;三是在貴州聽說你負了傷,要不行了,我掉了淚。我這個人就是這樣,騎過的馬老了,用過的鋼筆舊了,都舍不得換掉。我現在的情況,同在王明路線時期不同了,我有發言權了,以后不會再讓你像過去那樣,跟著我受那么多苦了。”
毛澤東的肺腑之言并沒有打動賀子珍的心。她就是這樣一個人,外表溫柔卻極富個性,又拿出了以前不顧一切的勁頭,把女兒嬌嬌托付給奶媽,收拾起簡單的行李,拔腿就走了。
賀子珍到了西安后,因上海戰事吃緊無法前往,便滯留在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此時,毛澤東很著急,托人捎口信,請她回延安,還給她捎去一個裝滿日用品的小木箱,也捎去了和解的愿望。但賀子珍已經鐵了心,決不回頭。她用自己的津貼給毛澤東買了一床新被,并讓人給他捎回了一方白手絹,在上面寫了訣別信,自己仍然留在西安,這一住就是兩個多月。后來她受王明、康生11月從蘇聯經新疆迪化、蘭州、西安回延安的啟發,覺得上海不能去就去蘇聯,到那里去不但可以取出彈片,養好身體,還有學習的機會。于是她就與11月來到西安準備赴蘇聯治病的蔡樹藩、鐘赤兵、徐夢秋以及張聞天夫人劉英一起,乘汽車從西安到了蘭州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蘭州辦事處主任謝覺哉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毛澤東托謝覺哉勸回賀子珍,賀子珍根本聽不進去,堅持去蘇聯。多年后謝覺哉非常后悔地說:“要是知道后來的事情搞成這個樣子,我那時候說什么也不會讓她走。”
不久,賀子珍一行乘坐運送軍火的飛機飛抵新疆迪化,住在以鄧發為主任的八路軍駐新疆迪化辦事處。正當賀子珍等待飛機去蘇聯時,毛澤東又捎去口信,請她不要去蘇聯,一定要回到延安。賀子珍依然不理會毛澤東的召喚。此后,駐新疆辦事處收到一個電報,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機去蘇聯的干部,全部返回延安。這又是一個賀子珍回延安的好機會,可她還是沒有回去。最后,除了徐夢秋留在新疆當盛世才的教育廳長外,賀子珍一行乘車到達阿拉木圖,在那里搭上火車直達莫斯科。替代王明成為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王稼祥,把賀子珍安排在郊外的東方大學分校住宿,由蘇聯人陪同進城到克里姆林宮醫院治病。一切安頓好了以后,賀子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馬上發去一封電報,仍然要她回延安。從國內到蘇聯的人,也多次給賀子珍捎來毛澤東的口信讓她回延安。可賀子珍和毛澤東慪氣的情緒還沒有好轉,就給毛澤東又寫了一封信,說她在蘇聯生了一個男孩,長得完全像毛澤東,她的奶水不夠孩子吃,孩子一半靠牛奶,一半靠米湯喂養。她還說這里的學習已經開始,等到兩年后學業完成了,才能回去;并在信中又一次提出和毛澤東離婚。毛澤東這一次同意了,并正式通知了黨內元老董必武。賀子珍給毛澤東寫有訣別信的那一方白手絹,毛澤東一直保存在他的鐵箱子里。直到1938年10月,賀子珍最終永遠地失去了毛澤東。這的確是一段讀來令人扼腕嘆息的故事。
且說1937年10月1日,國民黨第二戰區為組織由晉綏軍、中央軍和八路軍聯合發動的太原、忻口保衛戰,將作戰地域劃為左中右3個地區。為統一指揮參戰部隊,閻錫山與周恩來商定,右翼各軍,包括國民黨軍第63師、獨立第3旅等10個團劃歸八路軍指揮。
這一天,朱德、彭德懷電告林彪、聶榮臻說:
“閻以第63師及章旅(第33軍獨立旅)另某團共10個團,交18集團軍指揮,守五臺地區。林、聶注意與章旅聯絡,并幫助其進駐神堂堡、龍泉關、石咀地區之工事設置。”
10月4日,朱德、彭德懷致電林彪、聶榮臻并報毛澤東說:
“陳長捷升61軍軍長,指揮步兵約10個團,仍在臺懷附近,陳本人尚聽我們的話,明5日派徐向前同志前往幫助指揮,望你們注意與之聯絡,盡量從政治上幫助。”
10月4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并告八路軍各師負責人,他寫道:
朱彭任并告林聶羅,賀蕭關,劉徐張(張即林育英,下同——筆者注):
我們對于國民黨交給我們指揮之部隊應采取愛護協助的態度,不使他們擔任最危險的任務,不使他們給養物資缺乏。對作戰應使他們主要打幾個小勝仗,對動員民眾應詳告以政策方法,對他們多取商量,表示殷勤愛護之意,力戒輕視、忽視、譏笑、漠不關心及把他們置于危險地位等錯誤態度。經過上述方針,爭取他們與紅軍團結一致,使他們真心愿意圍繞于紅軍周圍。為達上述目的,除作戰指揮由上級負責外,對他們應取態度及方法,須向全軍指戰員進行教育,使此方針能全體徹底執行之。
毛澤東
10月6日凌晨1時許,毛澤東的住處仍然亮著燈光,他依然在研究忻口會戰的計劃。忻口會戰即將開始,閻錫山的作戰計劃顯然是重視了晉北方向的防御,忽視了晉東方面的防御,而日軍占領石家莊后,必沿正太路向西進攻。他十分擔心這一點,提筆起草了一封給周恩來、朱德等人的電報,提出了關于華北作戰的補充意見。他寫道:
周、朱、彭并告林、聶:
關于作戰問題之補充意見:
甲、程潛放棄石家莊、集中兵力守太行山山地是正確的,但敵占石家莊后將向西面進攻,故龍泉關、娘子關兩點須集結重兵,實行堅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勝利。在右翼除朱懷冰外尚有些什么兵力,能達到堅守任務否?
乙、進入山西之敵,判斷總數似不過兩師半。為保衛晉北已經占領之數十縣,至少分散一個師,則攻太原者似至多不過一師半。雁門關以南又須沿途分兵守備,則達忻口一帶作戰者,似將不過一個師左右,已處于我3面包圍中。如果龍泉關、娘子關能堅守一個月,又如果我方部署適當,則以我方兵力數量與質量計算,有可能暫時破壞敵之攻擊計劃。因為我方兵力數量在15萬以上,紅軍與衛立煌軍在質量上可為晉北戰役之領導者,山西軍已處最后關頭,將不得不打一仗。
丙、此戰役之關鍵在于下列3點:1、娘子關、龍泉關之堅守。2、正面忻口地區之守備與出擊(出擊是主要的)。3、敵后方之破壞。
丁、為達上述目的:1、要求南京速加派生力軍三四個師位于娘子關。2、要求衛軍4個師擔任正面出擊兵團之主力,晉軍以兩個師協助出擊,余任守備。3、紅軍林、賀兩師主力,擔任從東西兩方破壞敵之側后縱深地區。另要求南京派生力軍兩個師從淶源、蔚縣行動。
戊、為此目的,我115師主力不但不應出河北,亦不宜位于龍泉關,似應第一步移至豆村、臺懷之線,以便適時襲擊大營、沙河、繁峙線,并準備于可能與必要時,北越長城出至渾源、應縣,以此為中心,分為若干支隊,采取夜間行動,襲擊雁門大同線、大同張家口線之鐵路,襲擊張家口廣靈線、廣靈代縣線之汽車路。115師這一行動(如再加南京兩個師更好),配合賀師主力在左云、右玉、平魯、朔縣之行動,將引起山西敵軍正面攻擊之停頓,甚至暫時部分地后退,并將引起平漢線敵軍停止深入石家莊以南,而采取以一部守備北平、石家莊線,以另一部轉向靈、淶、廣、蔚地區對付我軍。在115師本身,則因轉移與作戰頻繁,要準備付出相當之代價,即應準備減員2000至2500,并因減員而不得不將槍支一小部分交與地方民眾,武裝他們。但在支持山西作戰,即用以支持華北作戰較為長久之戰略目的上,卻有很大意義。
己、因此,在經過你們的詳細考慮后,如果基本上同意此方針,便請執行下列步驟:1、要求程、閻確定龍泉關、娘子關新增守備兵力是何部何人,何時到達,保證東面之安全。2、要求程、閻派2個師出恒山北段。3、要求程、閻補充我軍步槍3000至3500支,機關槍30至35挺,并允許補充新兵5000至7000人。4、115師之教導營應開至太原為中心之地區,實行擴紅,不要開到河北去,因為到那里擴紅是靠不住的;騎兵營應隨主力行動。總部及賀師亦應派人去太原地區擴紅。5、劉師主力或全部使用于正太路,發動群眾,配合娘子關守軍,鞏固后路。
庚、以上意見請詳加考慮電復。
此電寫完,接朱、彭本日6時電,我們意見已根本一致,但不知林、聶尚有不同意見否?又向閻、程建議,要求他們十分注意秘密,他們部署最好不用無線電,否則是十分危險的。
毛澤東 6日1時
10月9日,毛澤東致電在南京同國民黨談判的博古和葉劍英,要他們詢問“新四軍”軍長候選人葉挺,是否愿意恢復黨籍或完全接受黨的領導,是否愿意到延安來一趟。葉挺獲知后明確表示,愿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決定赴延安。
10月10日,毛澤東、譚政致電任弼時、鄧小平、羅榮桓、關向應、林育英說:
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已建立,主任為任弼時(毛澤東代理)、副主任為譚政,即日開始辦公。規定政治機關每7天報告1次。八路軍總政治部及師政治部直接報告中央軍委,但中央軍委對各師指示仍經過八路軍政治部。報告事項為:敵我政治情況;部隊政治情況及紀律情況;地方工作情況。
10月10日下午,槍殺女青年劉茜的抗大學員黃克功在獄中給毛澤東及中央軍委寫了一封信,列舉了他在革命中的功績,請求赦免他的死罪,好讓他死在抗日的前線上。
陜甘寧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從毛澤東那里得到一個關于處理黃克功案件的明確態度。
原來,黃克功在法院審判庭調查、取證期間,毫不隱諱地向法庭陳述了他的簡歷,坦白交代了犯罪經過。審判長特意問他:
“你在哪些戰斗中受過傷、掛過彩?”
黃克功講述了許多戰斗的概況,人們從他那敞開的襯衣里,看到他從臂部到腿部傷疤連著傷疤,猶如打結的老樹皮。法庭旁聽席上有許多人競相發言,說黃克功參加革命后為黨工作多年,立有大功,應寬大處理,民族解放戰爭正需要這樣的人,給他個改過的機會,主張免他死刑;還有不少老紅軍戰士為之痛哭流涕。
雷經天見群眾呼聲太高,就給毛澤東寫了那一封信,與黃克功寫給毛澤東及中央軍委的信一并呈送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看了黃克功和雷經天的信,依然主張邊區政府司法機關應依法辦事。他認為,功勞歸功勞,功過不能相抵,殺人應當償命。不能因為黃克功是黨的干部,又立過大功,就不依法處治。于是,他就給雷經天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雷經天同志:
你的及黃克功的信均收閱。黃克功過去斗爭的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并無以教育每一個普通的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依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和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和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當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的自己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請你在公審會上,當著黃克功及到會群眾,除宣布法庭判決外,并宣布我這封信。對劉茜同志之家屬,應給以安慰與撫恤。
毛澤東
10月12日,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在陜北公學的大院里舉行黃克功情殺案公審大會。法官、陪審員、起訴人、證人、辯護人和法警進入了會場,刑庭審判長雷經天等人也各就各位。開庭后,起訴人與證人先向大會陳述了黃克功事件的全部細節。隨后,各單位代表發表了對這一事件的分析、要求以及結論性的群眾意見,然后等著法庭審判。
黃克功被帶了上來。當法官讓他發表個人申訴時,他只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經過,并作了扼要的檢討。他唯一申訴的就是一句話:“她破壞婚約是污辱革命軍人。”這聲音不高,但整個會場卻聽得清清楚楚。審判長雷經天問道:
“你還有什么請求?”
黃克功說:
“死刑如果是必須執行的話,我希望我能死在與敵人作戰的戰場上,如果允許,給我一挺機關槍,由執法隊督陣,我要死在同敵人的拼殺中。如果不合刑律,那就算了。”
黃克功的聲音越來越低,但那低沉的聲音充滿了感染力。
法院休庭片刻后重新開庭。審判長雷經天當眾宣讀了毛澤東的來信。黃克功聽了以后深深地低下了頭。雷經天莊嚴地一字一頓地宣布:判處黃克功死刑,立即執行!黃克功沒有任何反抗,也沒有表現出抵觸、激動或者消沉的情緒。他拉了拉襯衣角,平靜地朝會場看了一眼,舉起一只胳膊高喊:
“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打倒國民黨!”
左邊的法警下意識地拉下了他的胳膊。他低聲說:
“為什么不讓喊口號呢?”
他再次向天空望了一眼,便跟著行刑隊穿過坐在東北側的人群,向刑場走去。
此后的一天下午,抗大的學員們像往常一樣,在延安府衙門廣場上,列隊坐在場院平地上聽毛澤東講話。毛澤東這一回專門講了青年人戀愛問題的3個原則,讓學員們吸取黃克功的教訓。他說:
“第一個原則即政治上一致的原則。我們現在的革命任務是抗日救國,將來還要實現共產主義,男女之間的愛情首先要有這個基礎,我們能愛敵人嗎?能同漢奸、賣國賊談情嗎?只有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才有可能說到此人可愛不可愛。第二個原則即是雙方自愿,絕非單方面愿意。我們反對男尊女卑,我們反對大男子主義,更不能有變相的強迫。第三個原則即是不妨礙工作。在青年中要提倡工作第一,更不能‘若為戀愛故,萬事皆可拋’。”
再說10月12日這一天,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宣布將南方8省13個地區(不包括瓊崖)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任命葉挺為軍長。由共產黨提名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核定,又任命項英為副軍長,張云逸為參謀長,周子昆為副參謀長,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鄧子恢為政治部副主任。
中共中央為了加強其領導,決定成立新四軍分局,以項英為書記,陳毅為副書記。
10月13日,毛澤東在以他和張聞天的名義發給潘漢年、劉曉(為保密二人被稱之為“小開、劉小二”)并告博古、葉劍英、周恩來、劉少奇、林伯渠的《關于克服對國民黨的投降主義傾向的指示》中寫道:
小開、劉小二同志并告博、葉、周、胡、林:
甲、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在部分左傾領袖及黨員中是在增長,主要表現在對于國民黨的投降,只知同國民黨統一,處處遷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錯誤政策作斗爭。
乙、民族統一戰線不但不取消對于國民黨的錯誤政策進行批評與斗爭,而且只有在這一基礎上,才能使統一戰線充實鞏固起來,使之繼續前進。只有使國民黨感覺到群眾對于自己的不滿與壓迫,才能推動它在各方面的徹底轉變。同國民黨和平共居,只能延長它的錯誤政策的壽命。
丙、對于國民黨投降主義傾向必須開始斗爭。對個別左傾領袖如章乃器等的這類錯誤,應在報紙上有適當的批評。批評的態度應以說服為主,暫時可不指其名。這類左傾領袖今天起著把革命群眾帶給資產階級的作用。
丁、國民黨在華北失敗后,氣焰大殺,其內部如陳誠、胡宗南、衛立煌等實力派對國民黨老政策均表不滿,更由于八路軍在華北的模范作用,以及國際形勢的轉變,使我們在政治上處于完全的優勢。因此我們應不失時機對國民黨的錯誤政策采取攻勢的批評與斗爭,主要方向首先是在改組國民黨,然后及于改造政府與改造軍隊,這不是使國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進一步地開展。
洛 毛
10月13日,忻口會戰正式開始。此前,周恩來在10月10日致電毛澤東說:擔心日軍如猛攻忻口,衛立煌部是否有極大勝利把握,尚難判斷。
為此,毛澤東復電給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并轉博古和葉劍英,他寫道:
周朱彭并告博葉:
甲、周灰電判斷是正確的,北面忻口反攻無充分把握,東面娘子關守備亦不大可靠。
乙、因此,朱彭任12日重新劃分區域之部署是正確的,129師的使用須慎重。
丙、華北弱點在軍隊太雜,無一個主力軍。紅軍在力求配合作戰,爭取華北持久的原則下,須同時顧到友軍不可靠時的處置。
丁、可否向蔣程閻提議任命黃紹雄為娘子關、龍泉關沿太行山脈以東各軍(紅軍不在內)之總司令,以統一指揮確保娘子關。因娘子關不失則太原雖失仍可支持,如娘子關失守則華北戰局立即變為局部戰,失掉了全局意義。須知華北戰局重點并不在太原,而在娘子關、龍泉關一帶之太行山脈。如太行山脈及正太路在我手,敵進太原如處甕中,我軍是還能有所作為的。請你們深刻考慮此點。
毛澤東 13日午
是日下午,毛澤東反復考慮后,又鄭重致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請他們向蔣介石、閻錫山等說明:太原失守并不可怕。他還說:
“華北大局之樞紐,現乃在恒山山脈及正太路。”“為確保太行山脈、正太鐵路于我手中,準備向大同、張家口、北平線作戰略反攻,支持華北持久戰,用以消耗敵人,保衛中原各省之目的,應實行如下的部署:
一、以現有太行山脈以東各部,并增加生力軍5個至10個師,位于龍泉關、娘子關及其以東地區,以黃紹雄為總司令,并構筑堅固側面陣地,分向進攻之敵及平漢線舉行運動中的殲滅戰,以達確保該兩關及整個恒山山脈之目的。
二、以衛立煌、郝夢麟、劉茂恩各部,另加川軍兩個師,以衛立煌為總司令,位于太原以東壽陽、盂縣地區,除構筑堅固側面陣地外,以運動殲滅戰,對付太原之敵。
三、以紅軍115師、晉軍陳長捷部,另加桂軍兩師、騎兵一師,位于五臺地區,以一部除向平型關、沙河、代縣、崞縣、原平線襲擊外,主力準備于可能與必要時,向北奪取恒山北段,并襲擊平綏線。
四、以紅軍129師,位于正太路以南平定、晉陽、榆次南部之地區,創造根據地,準備萬一不利時之南面防御戰。
五、以紅軍120師主力配合晉軍主力15個團左右,位于晉西北直至外長城一帶,確保該地區,襲擊太原、大同線。
六、以晉軍20個團左右,配合紅軍120師之陳伯鈞部,位于太原以西之汾陽、孝義直至離石、中陽地區,反抗敵軍西進。
七、以晉軍之余部,位于太原以南之太谷、平遙地區,完成對太原之四面包圍。”
10月14日,國民黨第53軍130師691團團長呂正操在晉縣小樵鎮主持召開了全團官兵代表會議,決定691團脫離東北軍,改編為人民自衛軍,由他擔任司令員,并在所屬各總隊普遍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使這個部隊成為一支真正的人民武裝力量。
呂正操,1904年1月4日出生于遼寧省海城縣毛祁鎮山后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2年加入張學良的衛隊旅,次年考入東北講武堂學習,畢業后任張學良的副官、秘書,1929年任東北軍第116師16旅參謀處處長,1932年任東北軍116師647團團長,率部到熱河參加對日軍作戰。他在與東北軍中的中共黨員接觸中,開始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1936年9月,呂正操在北平建立了東北武裝抗日救亡先鋒隊,任總隊長,不久被張學良選調到西安,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呂正操重返東北軍647團任職。1937年初,呂正操任新編691團團長。1937年5月,經中共中央北方局批準,呂正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后來在1938年5月,呂正操領導的人民自衛軍根據晉察冀軍區命令,與河北游擊軍等冀中抗日軍隊統一整編為八路軍第3縱隊,成立冀中軍區,呂正操任冀中軍區司令員兼八路軍第3縱隊司令員。
10月16日,毛澤東在發給林彪的電報中說:
“我軍應堅持既定方針,用游擊戰配合友軍作戰。此方針在京與蔣何(即蔣介石和何應欽)決定,周彭又在晉與閻當面決定,基本不動搖此方針。”
10月16日,毛澤東為了進一步克服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決定成立八路軍前方軍委分會(即“華北軍分會”)、各師軍政委員會,加強黨對軍隊的政治教育和領導。
此后,在忻口會戰中,當日軍在忻口正面遭到國民黨守軍抗擊之際,八路軍115師遵照毛澤東“向北突擊,掏其空虛后方”的指示,把從代縣經平型關、靈丘至張家口的敵后東路交通要道完全破壞,并先后收復了繁峙、平型關、靈丘、廣靈、蔚縣、陽原、淶源等地;并以一部深入河北,收復冀南數縣,直逼省府保定。
在此期間,115師突襲日本總兵站原平鎮,在雁門關設伏,圍困代縣,先后斃俘日軍2300余人,焚毀汽車120多輛,斷絕交通,使前線日軍軍需匱乏,各種兵器不能充分發揮效能,有力地支援了忻口會戰。
120師則切斷了日軍從代縣到大同的西路交通,兩度占領雁門關,收復了雁北數縣。
10月18日,120師第358旅第716團在雁門關伏擊戰中,取得了摧毀敵人汽車百余輛,殲敵數百人的勝利。
10月19日,陳錫聯、曾紹山率領129師769團以第3營為主力的部隊,在代縣夜襲陽明堡日軍飛機場,焚毀日軍飛機25架,殲滅敵守備隊100余人。這是八路軍第一次大規模摧毀敵機,輝煌戰績立時傳遍了全中國。
曾紹山,1914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縣。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轉入中國共產黨。他曾任第4軍政治部少年宣傳隊隊長、師政治部秘書、師司令部參謀;參加了鄂豫皖、川陜蘇區反“圍剿”斗爭和長征。
陳錫聯,1915年出生于湖北省黃安縣一個貧苦的山區農民家庭,3歲喪父,母親帶著他和兩個姐姐和一個弟弟過著艱難的生活。10歲那年,陳錫聯給地主放牛,因在夜里耽誤了給牛添加草料,被地主打了一頓。之后,他和母親一起討飯度日。14歲離開家鄉參加了紅軍的游擊隊。有一次,擔任紅4軍10師30團團部指導員的陳錫聯,和幾個小伙伴因肚子餓,一起在鎮上買了幾個油餅吃。有人說他們組織什么委員會,要搞陰謀活動,張國燾知道了,指示把陳錫聯等人抓起來,準備槍斃。徐向前聞訊,跑去對張國燾說:“小鬼們嘴巴饞,哪懂什么委員會呀!批評教育一下,放掉他們吧。”后來,陳錫聯常說,是徐總指揮救了他一命。
10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陜北公學舉行的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了題為《論魯迅》的演說。敬錄全文如次:
同志們:
“我們今天主要的任務,是先鋒隊的任務。當為這個偉大的民族的自衛戰爭迅速的向前發展的時候,我們需要大批的積極分子來領導,需要大批的精煉先鋒來開辟道路。這種先鋒分子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他是不謀私利的,唯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他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往直前的;他們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的,富于實際精神的人們。他們在革命的道路上起著向導的作用。目前的戰局,如果只是單純的政府與軍隊的抗戰,沒有廣大的人民參加,這是絕對沒有最后勝利保障的,我們現在需要造就一大批為民族解放而斗爭到底的先鋒隊,要他們去領導群眾,組織群眾,來完成這歷史的任務。首先全國的廣大先鋒隊要趕緊組織起來。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我們要為完成這一任務而奮斗到底。
我們今天紀念魯迅先生,首先要認識魯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國革命歷史中所占的地位。我們紀念他,不僅因為他是一位優秀的作家,而是因為他站在民族解放的前列,他把全部力量都獻給了革命斗爭。他并不是共產黨組織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化的。尤其他的晚年,表現了更年輕的力量。他一貫地不屈不撓地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作堅決的斗爭,在敵人壓迫他、摧殘他的惡劣的環境里,他掙扎著、反抗著,正如陜北公學的同志們,能夠在這樣壞的物質生活里勤謹學習革命道理一樣,充滿了艱苦斗爭的精神。陜北公學的一切物質設備都不好,但這兒有真理,有自由,是創造革命青年的場所。
魯迅是從潰敗的封建社會中出來,但他會殺回馬槍,朝著他經歷過的腐敗的社會進攻,朝著帝國主義惡勢力進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潑辣、又幽默、又鋒利的筆,去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去畫出了丑惡的帝國主義的鬼臉。他簡直是一個高等的畫家。他近來站在無產階級與民族解放的立場上,為真理、和平、自由而斗爭。
魯迅先生的第一個特點,是他的政治遠見。他用顯微鏡和望遠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他在1936年就大膽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險傾向,現在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他的見解是那樣穩定,那樣清楚。托派成了漢奸組織而直接拿日本特務機關的津貼已經是明顯的事情了。
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圣人,我們為了永遠紀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魯迅圖書館”,在延安開辦了“魯迅師范學校”,使后來的人們可以想見他的偉大。
魯迅先生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他的斗爭的精神。剛才已經提到他在黑暗與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斗爭下去,絕不中途投降妥協。有一些不徹底的革命者,起初是斗爭的,后來就“開小差”了。比如外國的考茨基,普列漢諾夫,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國這等人也不少,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最初大家都左的、革命的,等到壓迫來了,馬上有人變節,并把同志獻給敵人作見面禮。魯迅痛恨這種人,同這種人作斗爭!隨時教育著、訓練著他所領導的文學青年,叫他們堅決斗爭,打先鋒,開辟自己的“路”。
魯迅的第三個特點是他的犧牲精神。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他的威脅、利誘和迫害,他一點也不避鋒芒。他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憤恨的一切。他往往是在戰士的血跡中堅韌地反抗著,呼嘯著前進。魯迅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絲毫不妥協,他具備了堅定的決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張打落水狗。他說,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來,不但要咬你,而且最低限度要濺你一身污泥,所以他主張打到底。他一點也沒有假慈悲、偽君子的色彩。現在日本帝國主義這條瘋狗,還沒有被我們打下水,我們要打倒它,使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國國境為止。我們要學習魯迅這種精神,運用到全中國去。
綜合上述的幾個條件,形成了一種偉大的魯迅精神,魯迅的一生就完全貫穿了這種精神,所以他在藝術上成了一個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隊伍中是一個很優秀的很老練的先鋒分子。我們紀念魯迅,就要學習魯迅的精神,把它帶到全國各地的抗戰隊伍中去使用,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斗。
10月22日中午,毛澤東、張國燾、蕭勁光在給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及彭雪楓的電報中寫道:
周、朱、彭、任及雪楓:
甲、我們必須在一年內增加步槍10000支;乙、主要方法自己造槍;丙、請你們立即開始用一切方法在山西弄到一部造槍機器及若干造槍工人,準備在延長設立兵工廠造槍,即造土槍也好;丁、如何盼復。
毛澤東 張國燾 蕭勁光 22日午
10月22日下午,毛澤東、張聞天聯名復電給朱德、彭德懷、任弼時、鄧小平并告周恩來。
此前,朱德、彭德懷、任弼時曾在10月19日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說:部隊改編后,政治工作人員的地位、職權降低,使政治工作及部隊建設受到了損失。為此,建議團以上或獨立營執行黨代表制度,爭取黨代表名義公開,職權與過去的政委相同,負責保證黨的路線與上級命令之執行,對政治工作有最后決定權。旅設政治處,各旅單獨行動時,可臨時派遣黨代表,并由團政治處分配一部分工作人員在黨代表指揮下進行政治工作,師政治處改為政治部,連為指導員。軍政委員會書記,如不是黨代表兼職,則黨代表應任副書記職。
毛澤東在復電中寫道:
朱彭任鄧并告周:
關于恢復政治委員及政治機關原有制度,我們完全同意,請即速令執行。惟黨代表名義不妥,仍應名為政治委員。將來國民黨采用黨代表制時,我軍方可改為黨代表。
洛 毛 22日
毛澤東又復電給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并告周恩來。
此前,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在10月21日就華北八路軍的部署給八路軍各師領導人并報毛澤東的電報中說:第120師在晉西北、綏東發動和組織群眾,王震率717團在五臺山以北豆村、臺懷一帶,準備進至阜平、平山以西地域。第115師第343旅位于靈丘、上寨附近,小部經廊下去擾亂靈丘、淶源之敵。第344旅在阜平東北,隨時準備南移。預備旅相機襲擊靈丘、平型關西進或由淶源向平漢路南進之敵。在可能條件下,組織有力的挺進游擊隊深入易縣、紫荊關、蔚縣,涿鹿之間活動,收編散兵,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第129師到達正太路以南,即開展進入太行山區的群眾工作。總部直屬隊在盂縣及五臺以東地區發動群眾。
毛澤東在復電中寫道:
朱彭任并告周:
甲、21日電悉。你們意見與我們意見是一致的,不是要總部及115師主力馬上移至正太路南,而是要不被敵人隔斷,確實保證于適當時機能夠南移。請你們注意選擇這個適當的時機,并立即布置恒山、五臺山一切必要工作,并請考慮將總部特務團全部留駐五臺山的問題,將來可另造一個特務團。
乙、將來南移時,第一步115師可用一個旅到汾河以西之呂梁山脈,另一個旅及師直屬部隊在太岳山脈夾河而陣,并可配合在太行山脈之129師作戰。總部第一步亦可在汾河以東,只要不被隔斷就不怕。
丙、總部經晉西北向南似不如經晉東南向西為好,總部以確保安全為第一。
毛澤東 22日
10月23日,毛澤東為陜北公學題詞,他寫的是:
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著斗爭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的富于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地解決。毛澤東
10月24日,毛澤東在抗大新校舍落成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我要與同志們說的,在這次偉大的事業中獲得成功的原因,把它總結起來說,就是能夠克服困難和聯系群眾。過去10年的經驗均證明著,你們這次挖窯洞也證明著,將來在抗戰過程中還要證明著,如能如此,可以戰勝一切!
克服自然困難,戰勝泥土和克服活的敵人,與戰勝日寇雖然在很多方面相同,然而有很多方面不完全相同,它將更艱苦更困難些,所以在抗戰中,不獨要有克服困難與聯系群眾的方針,還要善于運用戰略與戰術,還要善于組織動員領導群眾與爭取同盟軍等等工作,補充起來才行。你們現在已經有克服困難與聯系群眾的精神,只要在這個基礎上經你們的天才把它陸續發揚與發揮起來,戰勝日本,驅逐日本出中國是完全有可能的。”
10月25日晨,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他寫道:
朱彭:
24日電悉。
甲、你們是否準備以陳光旅使用于正太路?我以為是必要的,并且徐海東旅主力似亦有南下作戰的必要,留一部配合總部特務團及楊(楊成武——筆者注)支隊在西北一帶已足。目前決定的戰斗在正太路。
乙、為確實截斷雁門南北大道起見,王震部似以加入雁門關一帶配合宋(宋時輪——筆者注)支隊作戰為有利。
毛澤東 25日5時
10月25日上午,毛澤東就八路軍129師771團在七亙村遭到日軍襲擊一事,致電八路軍總部和各師負責人。
原來在10月22日中午,八路軍771團搶先趕到平定縣石門口,搶占了有利地勢,他們剛剛穩住陣腳,日軍就趕來了,向著石門口連續多次發起進攻,但始終都無法通過,被迫撤走。771團也隨即撤出戰斗,回到七亙村休息。
是日晚,劉伯承派人告訴771團,第一、不能把自己側翼全部放心的交給友軍,必須嚴加防范。第二、舊工事不可靠,并囑咐386旅旅長陳賡隨時準備接應771團。但771團還是輕敵了,完全把左翼交給了國軍,也沒有對地形進行認真查看,沒有多派崗哨和暗哨。
10月25日凌晨,日軍第40旅團的一個大隊外帶300多騎兵從河北井陘方向迅速占領了石門口,爾后避開大路,從谷底小溝繞了過去,從左翼和正面對771團形成了包圍,大約離771團駐地200米的時候,被查崗的771團1連連長發現,隨即開槍示警,部隊避免了被全部包圓的厄運。日軍偷襲不成,當即便開炮強攻。771團倉促應戰,上下亂成一鍋粥。3連5班8名戰士以7人傷亡的代價,居然擋住了日軍的進攻,掩護大部突圍撤到了附近山上,利用夜色與山勢與日軍很快形成對峙之勢。
大約在凌晨3點左右,劉伯承接到陳賡急電:771團遭到日軍突然襲擊,部隊已被打散。劉伯承立刻命令陳賡馳援七亙村。日軍見狀況不妙,便抽兵撤退。
劉伯承很快就七亙村被襲一事電告中央,作了檢討。毛澤東當即電示八路軍總部和各師負責人:
朱彭任,林聶羅,賀關蕭,劉徐張各同志并轉各級負責同志:
屢勝之后,必生驕氣,輕視敵人,以為自己了不得。771團七亙村受襲擊,是這種勝利沖昏頭腦的結果。你們宜發通令于全軍,一直傳達到連隊戰士,說明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一個艱苦奮戰的長過程。凡那種自稱天下第一、驕氣洋溢、目無余子的干部,須以深切的話告訴他們,必須把勇敢精神與謹慎精神聯系起來,反對軍隊中的片面觀點與機械主義。
欲知129師后來戰績如何?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關于毛澤東與賀子珍婚姻關系破裂的原因,1938年2月才到延安的王稼祥夫人朱仲麗,根據道聽途說寫了一段文字,其中后邊的幾句話非常驚人。她說:“其實,造成她和毛澤東離婚的原因,她應該負主要責任。賀子珍沒有文化修養,長期以來情緒不穩定的時候,就沖著毛澤東發脾氣,還動不動就揮槍動手。一次,一個美國女記者采訪毛澤東,采訪完畢后按照外國的禮節擁抱了毛澤東,賀子珍見狀撲上去就給了美國記者一個耳光,罵人家不要臉。此外,賀子珍的神經也出了問題,經常和一些男同志夜間往來,幾次流產。毛澤東曾經問過我一些問題,我都沒有完全如實地講出來。賀子珍要到蘇聯看病時,毛澤東再三不讓她去,她硬是要離開毛澤東。她生的孩子和毛澤東給她算的時間根本碰不到一起。這下,毛澤東震怒了!”噫嘻!一個到延安就不可能與賀子珍(1937年9月離開延安)碰面的“作家”,竟然以歷史見證者的身份,說這位女革命家是一個放蕩的女子!這個終生受惠于毛澤東的女人,這個和那位耿直的革命家一起生活了幾十年的夫人,竟然在恩人身后往領袖身上潑污水!由這樣的人寫歷史,豈不謬乎!豈止是賀子珍,這個“史學工作者”寫江青也是如此!可見毛澤東身后的“文人無行”到了何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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