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根據希臘人、羅馬人和德意志人這三大實例，探討了氏族制度的解體。最后，我們來研究一下那在野蠻時代高級階段已經破壞了氏族社會組織，而隨著文明時代的出現又把它完全消滅的一般經濟條件。在這里，馬克思的“資本論”對我們來說是和摩爾根的著作同樣必要的。

　　氏族在蒙昧時代中級階段發生，在高級階段繼續發展起來，就我們所有的資料來判斷，到了野蠻時代低級階段，它便達到了全盛時代。現在我們就從這一階段開始。

　　這一階段應當以美洲紅種人為例；在這一階段上，我們發現了已經充分發展的氏族制度。一個部落分為幾個氏族，通常是分為兩個［注：“通常是分為兩個”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隨著人口的增加，這些最初的氏族每一個又分裂為幾個女兒氏族，對這些女兒氏族來說，母親氏族便是胞族；部落本身分裂成幾個部落，在其中的每一個部落中，我們多半又可以遇到那些老氏族；部落聯盟至少在個別場合下把親屬部落聯合在一起。這種簡單的組織，是同它所由產生的社會條件完全適應的。它無非是這些社會條件所特有的、自然長成的結構；它能夠處理在這樣組織起來的社會內部一切可能發生的沖突。對外的沖突，則由戰爭來解決；這種戰爭可能以部落的消滅而告終，但決不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終。氏族制度的偉大，但同時也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這里沒有統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在氏族制度內部，權利和義務之間還沒有任何差別；參加公共事務，實行血族復仇或為此接受贖罪，究竟是權利還是義務這種問題，對印第安人來說是不存在的；在印第安人看來，這種問題正如吃飯、睡覺、打獵究竟是權利還是義務的問題一樣荒謬。同樣，部落和氏族分為不同的階級也是不可能的。這就使我們不能不對這種社會狀態的經濟基礎加以研究了。

　　人口是極其稀少的；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是比較稠密的，在這種居住地的周圍，首先是一片廣大的狩獵地帶，其次是把這個部落同其他部落隔離開來的中立的防護森林。分工是純粹自然產生的；它只存在于兩性之間。男子作戰、打獵、捕魚，獲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為此所必需的工具。婦女管家，制備食物和衣服——做飯、紡織、縫紉。男女分別是自己活動領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婦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別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漁獵用具的所有者，婦女是家庭用具的所有者。家庭經濟是共產制的，其中包括幾個、往往是許多個家庭。［注：特別是在美洲的西北沿岸，見班克羅夫特的著作。在沙羅特皇后群島上的海達人部落中，還有700口人聚居為一家的家庭經濟。在努特卡人中間，常常是整個部落聚居為一家。］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東西，都是共同財產：如房屋、園圃、小船。這樣，在這里，而且也只有在這里，才真正存在著文明社會的法學家和經濟學家所捏造的“自己勞動所得的財產”——現代資本主義所有制還依恃著的最后的虛偽的法律根據。

　　但是，人并不是到處都停留在這個階段。在亞洲，他們發現了可以馴服和在馴服后可以繁殖的動物。野生的雌水牛，需要去獵取；但已經馴服的牛，每年可生一頭小牛，此外還可以擠奶。有些最先進的部落——雅利安人、閃米特人，也許以至圖蘭人，——其主要的勞動部門起初就是馴養牲畜，只是到后來才是繁殖和看管牲畜。游牧部落從其余的野蠻人群中分離出來——這是第一次社會大分工。游牧部落生產的生活資料，不僅比其余的野蠻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的野蠻人比較，他們不僅有數量多得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類，而且有獸皮、綿羊毛、山羊毛和隨著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紡織物。這就第一次使經常的交換成為可能。在更早的階段上，只能有偶然的交換；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能，可能導致暫時的分工。例如，在許多地方，都發現石器時代晚期的石器作坊的不可置疑的遺跡；在這種作坊中發展了自己技能的匠人，大概是靠全體和為全體工作，正如印度的氏族公社的終身手藝人至今仍然如此一樣。在這個階段上，除了部落內部發生的交換以外，決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換，而且，即使是部落內部的交換，也是一種例外的現象。相反地，自從游牧部落分離出來以后，我們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員之間進行交換以及它作為一種經常制度來發展和鞏固的一切條件都具備了。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間通過各自的氏族首長來進行交換；但是當畜群開始變為特殊財產［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特殊財產”（《Sondereigenthum》），而是“私有財產”（《Privateigenthum》）。——編者注］的時候，個人和個人之間的交換便越來越占優勢，終于成為交換的唯一形式。不過，游牧部落用來同他們的鄰人交換的主要物品是牲畜；牲畜變成了一切商品都用它來估價并且到處樂于同它交換的商品——一句話，牲畜獲得了貨幣的職能，在這個階段上就已經當貨幣用了。在商品交換剛剛產生的時候，對貨幣商品的需求，就以這樣的必然性和速度發展起來了。

　　園圃種植業大概是野蠻低級階段的亞洲人所不知道的，但它在那里作為農田耕作的先驅而出現不遲于中級階段。在圖蘭平原的氣候條件下，沒有供漫長而嚴寒的冬季用的飼料儲備，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種植，在這里就成了必要條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為家畜飼料而種植，它很快也成了人類的食物。耕地仍然是部落的財產，最初是交　給氏族使用，后來由氏族交給家庭公社使用，最后［注：“交給家庭公社使用，最后”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便交給個人使用；他們對耕地或許有一定的占有權，但是更多的權利是沒有的。

　　在這一階段工業的成就中，特別重要的有兩種。第一是織布機；第二是礦石冶煉和金屬加工。銅、錫以及二者的合金——青銅是頂頂重要的金屬；青銅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擠掉石器；這一點只有鐵才能做到，而當時還不知道冶鐵。金和銀已開始用于手飾和裝飾，其價值肯定已比銅和青銅高。

　　一切部門——畜牧業、農業、家庭手工業——中生產的增加，使人的勞動力能夠生產出超過維持勞動力所必需的產品。同時，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個體家庭的每個成員所擔負的每日的勞動量。吸收新的勞動力成為人們向往的事情了。戰爭提供了新的勞動力：俘虜被變成了奴隸。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在使勞動生產率提高，從而使財富增加并且使生產場所擴大的同時，在既定的總的歷史條件下，必然地帶來了奴隸制。從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中，也就產生了第一次社會大分裂，即分裂為兩個階級：主人和奴隸、剝削者和被剝削者。

　　至于畜群怎樣并且在什么時候從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變為各個家庭家長的財產，我們至今還不得而知。不過，基本上，這一過渡一定是在這個階段上發生的。隨著畜群和其他新的財富的出現，在家庭中便發生了革命。謀取生活資料總是男子的事情，謀取生活資料的工具是由男子制造的，并且是他們的財產。畜群是新的謀取生活資料的工具，最初對它們的馴養和以后對它們的照管都是男子的事情。因此，牲畜是屬于他們的；用牲畜換來的商品和奴隸，也是屬于他們的。這時謀生所得的全部剩余都歸了男子；婦女參加它的消費，但在財產中沒有她們的份兒。“粗野的”戰士和獵人，以在家中次于婦女而占第二位為滿足，但“比較溫和的”牧人，卻依恃自己的財富擠上了首位，把婦女擠到了第二位。而婦女是不能抱怨的。家庭內的分工決定了男女之間的財產分配；這一分工仍然和以前一樣，可是它現在仍然把迄今所存在的家庭關系完全顛倒了過來，這純粹是因為家庭以外的分工已經不同了。從前保證婦女在家中占統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婦女只限于從事家務勞動，——現在卻保證男子在家中占統治地位：婦女的家務勞動現在同男子謀取生活資料的勞動比較起來已經失掉了意義；男子的勞動就是一切，婦女的勞動是無足輕重的附屬品。在這里就已經表明，只要婦女仍然被排除于社會的生產勞動之外而只限于從事家庭的私人勞動，那末婦女的解放，婦女同男子的平等，現在和將來都是不可能的。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可以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而家務勞動只占她們極少的工夫的時候，才有可能。而這只有依靠現代大工業才能辦到，現代大工業不僅容許大量的婦女勞動，而且是真正要求這樣的勞動，并且它還越來越要把私人的家務勞動溶化在公共的事業中。

　　隨著男子在家庭中的實際統治的確立，實行男子獨裁的最后障礙便崩毀了。這種獨裁，由于母權制的傾覆、父權制的實行、對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逐步過渡而被確定下來，并且永久化了。但這樣一來，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就出現了一個裂口：個體家庭已成為一種力量，并且以威脅的姿態與氏族對抗了。

　　下一步把我們引向野蠻時代高級階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這個時期經歷了自己的英雄時代：鐵劍時代，但同時也是鐵犁和鐵斧的時代。鐵已在為人類服務，它是在歷史上起過革命作用的各種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種原料。所謂最后的，是指直到馬鈴薯的出現為止。鐵使更大面積的農田耕作，開墾廣闊的森林地區，成為可能；它給手工業工人提供了一種其堅固和銳利非石頭或當時所知道的其他金屬所能抵擋的工具。所有這些，都是逐漸實現的；最初的鐵往往比青銅軟。所以，石器只是慢慢地消失的；不僅在“希爾德布蘭德之歌”中，而且在1066年的海斯丁斯會戰中都還使用石斧。[178]但是，進步現在是不可遏止地、更少間斷地、更加迅速地進行著。用石墻、城樓、雉堞圍繞著石造或磚造房屋的城市，已經成為部落或部落聯盟的中心；這是建筑藝術上的巨大進步，同時也是危險增加和防衛需要增加的標志。財富在迅速增加，但這是個人的財富；織布業、金屬加工業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離的手工業，顯示出生產的日益多樣化和生產技術的日益改進；農業現在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這些東西人們已經學會了制造。如此多樣的活動，已經不能由同一個人來進行了；于是發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業和農業分離了。生產的不斷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勞動生產率的不斷增長，提高了人的勞動力的價值；在前一階段上剛剛產生并且是零散現象的奴隸制，現在成為社會制度的一個本質的組成部分；奴隸們不再是簡單的助手了；他們被成批地趕到田野和工場去勞動。隨著生產分為農業和手工業這兩大主要部門，便出現了直接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即商品生產，隨之而來的是貿易，不僅有部落內部和部落邊界的貿易，而且還有海外貿易。然而，所有這一切都還很不發達；貴金屬開始成為占優勢的和普遍性的貨幣商品，但是還不是鑄造的貨幣，只是簡單地按重量交換罷了。

　　除了自由人和奴隸之間的差別以外，又出現了富人和窮人間的差別，——隨著新的分工，社會又有了新的階級劃分。各個家庭首長之間的財產差別，炸毀了各地仍然保存著的舊的共產制家庭公社；同時也炸毀了在這種公社范圍內進行的共同耕作制。耕地起初是暫時地、后來便永久地分配給各個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有財產的過渡，是逐漸完成的，是與對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過渡平行地完成的。個體家庭開始成為社會的經濟單位了。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對內和對外都不得不更緊密地團結起來。親屬部落的聯盟，到處都成為必要的了；不久，各親屬部落的溶合，從而各個部落領土溶合為一個民族〔Volk〕的共同領土，也成為必要的了。民族的軍事首長——勒克斯，巴賽勒斯，提烏丹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設的公職人員。還不存在人民大會的地方，也出現了人民大會。軍事首長、議事會和人民大會構成了發展為軍事民主制的氏族社會的各機關。其所以稱為軍事民主制，是因為戰爭以及進行戰爭的組織現在已成為民族生活的正常職能。鄰人的財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貪欲，在這些民族那里，獲取財富已成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們是野蠻人：進行掠奪在他們看來是比進行創造的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以前進行戰爭，只是為了對侵犯進行報復，或者是為了擴大已經感到不夠的領土；現在進行戰爭，則純粹是為了掠奪，戰爭成為經常的職業了。在新的設防城市的周圍屹立著高峻的墻壁并非無故：它們的濠溝深陷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們的城樓已經聳入文明時代了。內部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掠奪戰爭加強了最高軍事首長以及下級軍事首長的權力；習慣地由同一家庭選出他們的后繼者的辦法，特別是從父權制確立以來，就逐漸轉變為世襲制，人們最初是容忍，后來是要求，最后便僭取這種世襲制了；世襲王權和世襲貴族的基礎奠定下來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機關就逐漸脫離了自己在人民、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個氏族制度就轉化為自己的對立物：它從一個自由處理自己事務的部落組織轉變為掠奪和壓迫鄰人的組織，而它的各機關也相應地從人民意志的工具轉變為旨在反對自己人民的一個獨立的統治和壓迫機關了。但是，如果不是對財富的貪欲把氏族成員分成富人和窮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內部的財產差別把利益的一致變為氏族成員之間的對抗”（馬克思語）[179]，如果不是奴隸制的盛行已經開始使人認為用勞動獲取生存資料是只有奴隸才配做的、比掠奪更可恥的活動，那末這種情況是決不會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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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們就走到文明時代的門檻了。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個新的進步開始的。在野蠻時代低級階段，人們只是直接為了自身的消費而生產；間或發生的交換行為也是個別的，只限于偶然留下的剩余物。在野蠻時代中級階段，我們看到游牧民族已有牲畜作為財產，這種財產，到了成為相當數量的畜群的時候，就可以經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費的若干余剩；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游牧民族和沒有畜群的落后部落之間的分工，從而看到了兩個并列的不同的生產階段，從而也就看到了進行經常交換的條件。在野蠻時代高級階段，進一步發生了農業和手工業之間的分工，從而發生了直接為了交換的、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勞動產品的生產，從而使單個生產者之間的交換變成了社會的迫切需要。文明時代鞏固并加強了所有這些在它以前發生的各次分工，特別是通過加劇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樣，城市在經濟上統治鄉村，或者是像中世紀那樣，鄉村在經濟上統治城市）而使之鞏固和加強，此外它又加上了一個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決定意義的重要分工：它創造了一個不從事生產而只從事產品交換的階級——商人。在此以前階級的形成的一切發端，都只是與生產相聯系的；它們把從事生產的人分成了領導者和執行者，或者分成了較大規模的和較小規模的生產者。這里首次出現一個階級，它根本不參予生產，但完全奪取了生產的領導權，并在經濟上使生產者服從自己，它成了每兩個生產者之間的不可缺少的中間人，并對他們兩者進行剝削。在可以使生產者免除交換的辛勞和風險，可以使他們的產品的銷路一直擴展到遙遠的市場，從而可以使自己成為一個似乎最有用的居民階級的借口下，一個寄生階級，真正的社會寄生蟲階級形成了，它從國內和國外的生產上榨取油水，作為對自己的實際上非常有限的貢獻的報酬，它很快就獲得了大量的財富和相應的社會影響，正因為如此，它在文明時期便取得了愈來愈榮譽的地位和對生產的愈來愈大的統治權，直到最后它自己也生產出自己的產品——周期性的商業危機為止。

　　不過，在我們正在考察的這個發展階段上，年輕的商人階級還絲毫沒有預感到它所面臨的偉大事業。但是這個階級正在形成并且成為必不可少的東西，而這就夠了。隨著它，出現了金屬貨幣即鑄幣，隨著金屬貨幣就出現了非生產者統治生產者及其生產的新手段。商品的商品被發現了，這種商品以隱蔽的方式包含著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變為任何隨心所欲的東西的魔法手段。誰握有它，誰就統治了生產世界。但是誰首先握有了它呢？商人。對貨幣的崇拜掌握在他手中是萬無一失的。他盡心竭力地叫人們知道，一切商品，從而一切商品生產者，都應該畢恭畢敬地匍匐在貨幣面前。他在實踐上證明，其他一切財富形式，在這種財富本身的化身面前都不過是一個影子而已。以后貨幣的權力再也沒有像在它的這個青年時代那樣，以如此原始的粗野和橫暴的形式表現出來。在使用貨幣購買商品之后，出現了貨幣借貸，隨著貨幣借貸出現了利息和高利貸。后世的立法，沒有一個像古雅典和古羅馬的立法那樣殘酷無情地、無可挽救地把債務者投在高利貸債權者的腳下，——這兩種立法，都是純粹由于經濟強制，作為習慣法而自發地產生的。

　　除了表現為商品和奴隸的財富以外，除了貨幣財富以外，這時還出現了表現為地產的財富。各個人對于原來由氏族或部落給予他們的小塊土地的占有權，現在變得如此牢固，以致這些小塊土地作為世襲財產而屬于他們了。他們最近首先力求實現的，正是要擺脫氏族公社索取這些小塊土地的權利，這種權利對他們已成為桎梏了。這種桎梏他們是擺脫了，但是不久他們也失去了新的土地所有權。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權，不僅意味著毫無阻礙和毫無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著把它出讓的可能性。只要土地是氏族的財產，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但是，當新的土地占有者徹底擺脫了氏族和部落的最高所有權這一桎梏的時候，他也就掙斷了迄今把他同土地不可分割地連在一起的紐帶。這意味著什么，和土地私有權同時被發明出來的貨幣，向他做了說明。土地現在可以成為出賣和抵押的商品了。土地所有權剛一確立，抵押制就被發明出來了（見關于雅典的一節）。像雜婚和賣淫緊緊跟著一夫一妻制而來一樣，如今抵押制也緊緊跟著土地所有權而來了。你們希望有完全的、自由的、可以出售的土地所有權，現在你們得到它了——tu　l'as　voulu，GeorgeDandin！〔這就是你所希望的，喬治·唐丹！〕［注：莫里哀“喬治·唐丹”第一幕第九場。——編者注］

　　這樣，隨著貿易的擴大，隨著貨幣和貨幣高利貸、土地所有權和抵押制的產生，財富便迅速地積聚和集中到一個人數很少的階級手中，與此同時，大眾日益貧困化，貧民的人數也日益增長。新的財富貴族，既然從一開始就已經同舊的部落貴族不相符合，就把部落貴族完全排擠到后面去了（在雅典，在羅馬，以及在德意志人中間）。隨著這種按照財富把自由人分成各個階級的劃分，奴隸的人數特別是在希臘便大大增加起來［注：雅典奴隸的人數見前第117頁［見本卷第135頁。——編者注］。在科林斯城全盛時代，奴隸的人數達46萬人，在埃吉納達47萬人；在這兩個地方奴隸的人數都等于自由民的十倍。］，奴隸的強制性勞動成了整個社會的上層建筑所賴以建立的基礎。

　　現在我們來看看，在這種社會變革中，氏族制度怎么樣了。面對著沒有它的參予而興起的新因素，它顯得軟弱無力。氏族制度的前提，是一個氏族或部落的成員共同生活在純粹由他們居住的同一地區中。這種情況早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處都雜居了起來，到處都有奴隸、被保護民和外地人在自由民中間居住著。直到野蠻時代中級階段末期才達到的定居狀態，由于居住地受商業活動、職業變換和土地所有權轉讓的影響而變動不定，所以時常遭到破壞。氏族團體的成員再也不能集會來處理自己的公共事務了；只有不重要的事情，例如宗教節日，還可勉強進行。除了氏族團體有責任并且能夠予以保證的需要和利益以外，由于生產條件的變革及其所引起的社會結構中的變化，又產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僅同舊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在各方面都是同它對立的。由于分工而產生的手工業集團的利益，同鄉村對立而產生的城市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機關；但是，每一個這種集團都是由屬于極不相同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人們組成的，甚至還包括外地人在內；因此，這種機關必須在氏族制度以外，與它并列地形成，從而又是與它對立的。——而在每個氏族團體中，也表現出利益的沖突，這種沖突由于富人和窮人、高利貸者和債務人結合于同一氏族和同一部落中而達到最尖銳的地步。——此外，又加上了大批新的、與氏族公社無關的居民，他們在國內已經可以成為一種力量，像羅馬的情況那樣，同時他們人數太多，不可能被逐漸容納到血緣親屬的氏族和部落中來。氏族公社作為一種閉關自守的享有特權的團體對抗著這一批居民；原始的自然產生的民主制變成了可憎的貴族制。——最后，氏族制度是從那種沒有任何內部對立的社會中生長出來的，而且只適合于這種社會。除了輿論以外，它沒有任何強制手段。但是現在產生了這樣一個社會，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經濟生活條件而必然分裂為自由民和奴隸，進行剝削的富人和被剝削的窮人，而這個社會不僅再也不能調和這種對立，反而要使這些對立日益尖銳化。一個這樣的社會，只能或者存在于這些階級相互間連續不斷的公開斗爭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種力量的統治下，這第三種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爭著的各階級之上，壓制它們的公開的沖突，頂多容許階級斗爭在經濟領域內以所謂合法形式進行。氏族制度已經過時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會之分裂為階級所炸毀。它被國家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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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我們已經分別研究了國家在氏族制度的廢墟上興起的三種主要形式。雅典是最純粹、最典型的形式：在這里，國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從氏族社會本身內部發展起來的階級對立中產生的。在羅馬，氏族社會變成了閉關自守的貴族，貴族的四周則是人數眾多的、站在這一社會之外的、沒有權利只有義務的平民；平民的勝利炸毀了舊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廢墟上面建立了國家，而氏族貴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國家中了。最后，在戰勝了羅馬帝國的德意志人中間，國家是作為征服外國廣大領土的直接結果而產生的，氏族制度是不能提供任何手段來統治這樣廣闊的領土的。但是，由于同這種征服相聯系的，既不是跟舊有居民的嚴重斗爭，也不是更加進步的分工；由于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差不多處于同一經濟發展階段，從而社會的經濟基礎仍然和從前一樣，所以，氏族制度還能夠以改變了的、地區的形式，即以馬爾克制度的形式，繼續存在幾個世紀；甚至在以后的貴族氏族和城市望族的氏族中，甚至在農民的氏族中，例如在迪特馬爾申［注：對于氏族的本質至少已有大致概念的第一個歷史學家，是尼布爾，這應歸功于他熟悉迪特馬爾申[180]的氏族。但是他的錯誤也是直接由此而來的。］，還以削弱了的形式復興了一個時期。

　　可見，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于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道德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181]勿寧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

　　國家和舊的氏族組織不同的地方，第一點就是它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由血緣關系形成和保持下去的舊的氏族公社，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已經很不夠了，這多半是因為它們是以氏族成員與一定地區的聯系為前提的，而這種聯系早已不復存在。地區依然，但人們已經是流動的了。因此，按地區來劃分就被作為出發點，并允許公民在他們居住的地方實現他們的公共權利和義務，不管他們屬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這種按照居住地組織國民的辦法，是一切國家共同的。因此，我們才覺得這種辦法很自然；但是我們已經看到，當它在雅典和羅馬能夠代替按血族來組織的舊辦法以前，曾經需要進行多么頑強而長久的斗爭。

　　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種公共權力已不再同自己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這個特殊的公共權力之所以需要，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后，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了。奴隸也包括在居民以內；9萬雅典公民，對于365000奴隸來說，只是一個特權階級。雅典民主制的國民軍，是一種貴族的、用來對付奴隸的公共權力，它控制奴隸使之服從；但是如前所述，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從，憲兵隊也成為必要了。這種公共權力在每一個國家里都存在。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機關，這些東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會所沒有的。在階級對立還沒有發展起來的社會和僻遠的地區，這種公共權力可能極其微小，幾乎是若有若無的，像有時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樣。但是，隨著國內階級對立的尖銳化，隨著彼此相鄰的各國的擴大和它們人口的增加，公共權力就日益加強。就拿我們今天的歐洲來看吧，在這里，階級斗爭和侵略競爭已經把公共權力猛增到勢將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國家的高度。

　　為了維持這種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捐稅是以前的氏族社會完全沒有的。但是現在我們卻十分熟悉它了。隨著文明時代的向前進展，甚至捐稅也不夠了；國家就發行期票，借債，即發行公債。關于這點，老歐洲也已經有不少故事可講了。

　　官吏既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征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駕于社會之上。從前人們對于氏族制度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們能夠獲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他們作為日益同社會脫離的權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別的法律來取得尊敬，由于這種法律，他們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文明國家的一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擁有比氏族社會的全部機關加在一起還要大的“權威”；但是文明時代最有勢力的王公和最偉大的國家要人或統帥，也可能要羨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長所享有的，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的，無可爭辯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會之中，而前者卻不得不企圖成為一種處于社會之外和社會之上的東西。

　　由于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斗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于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專制君主制，就是這樣，它使貴族和市民等級彼此保持平衡；法蘭西第一帝國特別是第二帝國的波拿巴主義，也是這樣，它唆使無產階級去反對資產階級，又唆使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顯得同樣滑稽可笑的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麥民族的新德意志帝國：在這里，資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并為了衣不蔽體的普魯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騙。

　　此外，在歷史上的大多數國家中，公民的權利是按照財產狀況分級規定的，這直接地宣告國家是有產階級用來防御無產者階級的組織。在按照財產狀況劃分階級的雅典和羅馬，就已經是這樣。在中世紀的封建國家中，也是這樣，在這里，政治的權力地位是按照地產來排列的。這也表現在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的選舉資格上面。但是，對財產差別的這種政治上的承認，決不是本質的東西。相反地，它標志著國家發展的低級階段。國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國，在我們現代的社會條件下正日益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最后決定性斗爭只能在其中進行到底的國家形式，——這種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正式講什么財產差別了。在這種國家中，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買官吏（美國是這方面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而公債愈增長，股份公司愈是不僅把運輸業而且把生產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愈是把交易所變成自己的中心，這一聯盟就愈容易實現。除了美國以外，最新的法蘭西共和國，也是這方面的一個顯著例證，甚至一本正經的瑞士，在這方面也作出了一份貢獻。不過，為了使政府和交易所結成這種兄弟般的聯盟，并不一定要有民主共和國，除英國以外，新德意志帝國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德國，很難說普選制究竟是把誰抬得更高些，是把俾斯麥還是把布萊希勒德。最后，有產階級是直接通過用普選制來統治的。只要被壓迫階級——在這里就是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就仍將承認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尾巴，構成它的極左翼。但是，隨著無產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里，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不過，這也就足夠了。在普選制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的沸點的那一天，他們以及資本家同樣都知道該怎么辦了。

　　所以，國家并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于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產的直接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

　　※　　　　　※　　　　　※

　　所以，根據以上所述，文明時代乃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產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個過程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

　　在先前的一切社會發展階段上，生產在本質上是共同的生產，同樣，消費也歸結為產品在較大或較小的共產制公社內部的直接分配。生產的這種共同性是在極狹小的范圍內實現的，但是它的伴侶是生產者對自己的生產過程和產品的支配。他們知道，產品的結局將是怎樣：他們把產品消費掉，產品不離開他們的手；只要生產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產者的支配范圍，也不會產生鬼怪般的、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時代經常地和不可避免地發生的那樣。

　　但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這種生產過程。它破壞生產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個人占有成為占優勢的規則，從而產生了個人之間的交換，——這是如何發生的，我們前面已經探討過了。商品生產逐漸地成了統治的形式。

　　隨著商品生產，即不是為了自己消費而是為了交換的生產的出現，產品必然易手。生產者在交換的時候交出自己的產品；他不再知道產品的結局將會怎樣。當貨幣以及隨貨幣而來的商人作為生產者之間的中介人插進來的時候，交換過程就變得更加錯綜復雜，產品的最終命運就變得更加不確定了。商人是很多的，他們誰都不知道誰在做什么。商品現在已經不僅是從一手轉到另一手，而且是從一個市場轉到另一個市場；生產者喪失了對自己生活領域內全部生產的支配權，這種支配權商人也沒有得到。產品和生產都任憑偶然性來擺布了。

　　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極，它的另一極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們早就證實在每一個領域內都有在這種偶然性中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內在的必然性和規律性。然而適用于自然界的，也適用于社會。一種社會活動，一系列社會過程，愈是越出人們的自覺的控制，愈是越出他們支配的范圍，愈是顯得受純粹的偶然性的擺布，它所固有的內在規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這種偶然性中為自己開辟道路。這種規律也支配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偶然性：它們作為異己的、起初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認識的力量，同各個生產者和交換的參加者相對立。商品生產的這些經濟規律，在這個生產形式的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上都有所變化，但是總的說來，整個文明期都處在這些規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產品仍然支配著生產者；直到今天，社會的全部生產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計劃，而是由盲目的規律來調節，這些盲目的規律，以自發的力量，終歸是在周期性商業危機的風暴中，起著自己的作用。

　　我們已經看到，在較早的生產發展階段上，人的勞動力就能夠提供大大超過維持生產者生存所需要的產品了，這個發展階段，基本上就是產生分工和個人之間的交換的那個階段。這時，用不著多久就又發現了一個偉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為商品，如果把人變為奴隸，人力［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人力”，而是“人的勞動力”。——編者注］也是可以變換和消費的。人們剛剛開始交換，他們本身也就被交換起來了。主動態變成了被動態，不管人們愿意不愿意。

　　隨著在文明時代獲得最充分發展的奴隸制的出現，就發生了社會分成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第一次大分裂。這種分裂繼續存在于整個文明期。奴隸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個剝削形式；繼之而來的是中世紀的農奴制和近代的雇傭勞動制。這就是文明時代的三大時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開的而近來是隱蔽的奴隸制始終伴隨著文明時代。

　　文明時代所由以開始的商品生產階段，在經濟上有下列特征：（1）出現了金屬貨幣，從而出現了貨幣資本、利息和高利貸；（2）出現了作為生產者之間的中介階級的商人；（3）出現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制；（4）出現了作為占統治地位的生產形式的奴隸勞動。與文明時代相適應并隨著它而徹底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一夫一妻制、男子對婦女的統治，以及作為社會經濟單位的個體家庭。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并且在一切場合在本質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此外，文明時代還有如下的特征：一方面，是把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作為整個社會分工的基礎固定下來；另一方面，是實行所有者甚至在死后也能夠據以處理自己財產的遺囑制度。這種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沖突的制度，在雅典直到梭倫時代之前還沒有過；在羅馬，它很早就已經實行了，究竟在什么時候我們不知道［注：拉薩爾的“既得權體系”[182]一書第二部的中心，主要是這樣一個命題：羅馬的遺囑制同羅馬本身一樣古老，以致在羅馬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無遺囑制的時代”，遺囑制勿寧說是在羅馬以前的時期從對死者的崇拜中產生的。拉薩爾作為一個虔誠的老年黑格爾派，不是從羅馬人的社會關系中，而是從意志的“思辨概念”中引伸出羅馬的法權規范，從而便得出了上述的完全違反歷史的論斷。這在該書中是不足為奇的，因為該書根據同一個思辨概念得出了一個結論，認為在羅馬的繼承制中財產的轉移純粹是次要的事情。拉薩爾不僅相信羅馬法學家，特別是較早時期的羅馬法學家的幻想，而且還比他們走得更遠。］；在德意志人中間，這種制度是由教士引入的，為的是使誠實的德意志人能夠毫無阻礙地將自己的遺產遺贈給教會。

　　以這些制度為基礎的文明時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會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們的最卑劣的動機和情欲，并且以損害人們的其他一切秉賦為代價而使之變本加厲的辦法來完成這些事情的。卑劣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動力；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如果說在這個社會內部，科學曾經日益發展，藝術高度繁榮的時期一再出現，那也不過是因為在積累財富方面的現代一切成就不這樣就不可能獲得罷了。

　　由于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對一些人是好事的，對另一些人必然是壞事，一個階級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對另一個階級的新的壓迫。這一情況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機器的采用，其后果現在已是眾所周知的了。如果說在野蠻人中間，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不大能夠區別權利和義務，那末文明時代卻使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和對立連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來，因為它幾乎把一切權利賦予一個階級，另方面卻幾乎把一切義務推給另一個階級。

　　但是，這并不是應該如此的。凡對統治階級是好的，對整個社會——統治階級是把自己與整個社會等同起來的——也應該是好的。所以文明時代愈是向前進展，它就愈是不得不給它所必然產生的壞事披上愛的外衣，不得不粉飾它們，或者否認它們，——一句話，是實行習慣性的偽善，這種偽善，無論在較早的那些社會形式下還是在文明時代第一階段都是沒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說法中達到了極點：剝削階級對被壓迫階級進行剝削，完全是為了被剝削階級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剝削階級不懂得這一點，甚至舉行叛亂，那就是對行善的人即對剝削者的一種最卑劣的忘恩負義行為。［注：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見于沙爾·傅立葉著作中的對文明時代的卓越的批判，同摩爾根和我自己對文明時代的批地判并列。可惜我沒有時間來做這個工作了。現在我只想指出，傅立葉已經把一夫一妻制和土所有制作為文明時代的主要特征，他把文明時代叫做富人對窮人的戰爭。同樣，我們也發現他有一個深刻的觀點，即認為在一切不完善的、分裂為對立面的社會中，個體家庭（les　familles　incohérentes）是一種經濟單位。］

　　現在把摩爾根對文明時代的評斷引在下面作一個結束：

　　“自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財富的增長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廣泛，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對它進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這種財富對人民說來變成了一種無法控制的力量。人類的智慧在自己的創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總有一天，人類的理智一定會強健到能夠支配財富，一定會規定國家對它所保護的財產的關系，以及所有者的權利的范圍。社會的利益絕對地高于個人的利益，必須使這兩者處于一種公正而和諧的關系之中。只要進步仍將是未來的規律，像它對于過去那樣，那末單純追求財富就不是人類的最終的命運了。自從文明時代開始以來所經過的時間，只是人類已經經歷過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只是人類將要經歷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社會的分解，即將成為以財富為唯一的最終目的的那個歷程的終結，因為這一歷程包含著自我消滅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理智和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摩爾根“古代社會”第552頁）[183]

注釋：

　　[178]“希爾德布蘭德之歌”——見注158。

　　1066年侵入英國的諾曼底公爵威廉的軍隊在海斯丁斯附近同盎格魯撒克遜人發生了戰斗。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軍隊由于在自己的軍事組織中還保持著公社制度的殘余，使用的武器裝備也是原始的，因此被擊敗了。盎格魯撒克遜國王哈羅德陣亡，而威廉則成了英國國王，號稱征服者威廉一世。——第186頁。

　　[179]卡·馬克思“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9卷第153—154頁）。——第188頁。

　　[180]迪特馬爾申——現在的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西南部的一個地區。在古代那里居住著撒克遜人，八世紀時為查理大帝所征服，后來為各種僧俗封建主所占有。從十二世紀中葉起迪特馬爾申的居民（其中多半是自由的農民）逐漸取得獨立，從十三世紀初到十六世紀中葉已實際上享有獨立，勝利地打退了丹麥國王和霍爾施坦公爵想征服這個地區的多次圖謀。迪特馬爾申的社會發展經過了非常獨特的道路：舊的地方貴族到十三世紀事實上已經消失，在獨立時期迪特馬爾申乃是自治的農民公社的總和，這些農民公社的基礎在許多地方都是舊有的農民氏族。到十四世紀，迪特馬爾申的最高權力屬于全體土地自由占有者大會，后來轉歸三個選舉產生的委員會。1559年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二世和霍爾施坦公爵約翰和阿道夫的軍隊摧毀了迪特馬爾申居民的反抗，勝利者瓜分了這個地區。但是公社制度和部分自治在迪特馬爾申一直保存到十九世紀下半葉。——第193頁。

　　[181]喬·威·弗·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57和360節（G．W．F．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該書第一版于1821年在柏林出版。——第194頁。

　　[182]斐·拉薩爾“既得權體系”第二部：“羅馬和日耳曼繼承權在歷史—哲學發展中的實質”（F．Lassalle．《Das　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Th．Ⅱ．《Das　Wesen　des　Römischen　und　Germanischen　Erbrechts　in　historisch-philosophischer　Entwickelung）；該書的第一版于1861年在萊比錫出版。——第200頁。

　　[183]這段引文馬克思在他的“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也部分地援引了（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9卷第56—57頁）。——第2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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