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當年毛主席在湖南考察農民運動，為的就是回應當時社會上對農民運動的污名化，經過調查研究，發現農民運動實在是“好得很”。并且針對當時的反對聲音，提出了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絕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絕不能打倒紳權。
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這就是對待敵人，對待反人民的力量，矯枉必須過正。
2）當前反腐敗，社會上也有一些聲音反對，說現在搞反腐敗擴大化，不利于團結。有點矯枉過正了。實際上，人民群眾看的清楚，反腐敗是過了頭了嗎？恐怕不是。因為共產黨人從第一天起與貪污腐敗就是天敵。反腐敗是共產黨人的天職，是誰也阻擋不了的。我們事實上存在腐敗，不反才危險。俞可平說，如果幾個官員腐敗，那確實是他信仰缺失等等，如果是一片官員腐敗，那肯定是制度出了問題，權力監督與制約制度出了問題。正像一個魚塘，有幾條魚死，那可能是魚本身的問題；便若有成片的魚死亡，那必定是魚塘的水有問題了。要我說，現在不光政治領域要加大反腐，醫療、教育、住房、娛樂、文化、經濟等全領域還應該再加大反腐敗力度。在關乎生死存亡，人心向背問題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3）歷史上“矯唐之往，糾唐之過。”這是當時宋朝的基本制度設計理念。因為宋朝當時鑒于唐后期的安史之亂的歷史教訓，在整個制度設計時，對于隋唐光輝燦爛的326年歷史看不見，卻只見8年的“安史之亂”。這種矯枉過正的做法就會給王朝治理帶來災難。正如當時的南宋偉大的思想家葉適在《法度總論二》中曾這樣沉痛地寫道: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矯失以為得。何也?蓋必有其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矯失而后得之也;矯失以為得，則必喪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紂之壞亂而廢禹、湯之治功;漢雖滅秦，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趨于細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猶有自為國家之意，而不專以懲創前人之失計，矯而反之，遂以為功。
......
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獨棄置而未講。……二百年于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使天下之人皆以為不知其所終，而不知陛下將何以救之哉?
最終就是“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國，專以矯失為得”，因為懼“亂”、怕“生事”，以至于把選拔“愚人”當作官員任用標準，而宋朝最終所得到的，必然就是矯枉過正，它得到的是歷史的諷刺:“唐之失在于強，宋之失在于弱”。
這種在歷史的繼承和發展上，在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中像宋一樣的做法的矯枉，那就是過正了，而這種過正恰恰帶來的是一個王朝的災難，是老百姓的痛苦。
4）在國家治理上的“矯枉過正”，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有著慘痛上的教訓，前蘇聯的解體，逐步丟掉了列寧和斯大林這兩把“刀子”，把刀子遞給了敵人。想起我們的歷史，偉人離開后在如何對待這段歷史上，我們對50多年的歷史只記住了那十年的歷史，對那十年念念不忘，抓住不放，甚至推到偉人的正確思想，是不是害了宋歷史上“矯唐之往，糾唐之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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