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里有一個人們耳熟能詳的詞——“走馬觀花”，字面意思是“騎在疾馳的馬上看花”，也有“概覽一份詳實的記述”“忙于生計以致忽略了讓生活更有意義的小美好”等諸多詞義。我讀到蘭德的這本優秀的新著時，這些詞義都躍入了腦海。《惟王受年：從農業起源到秦帝國的中國政治生態學》（The King's Harvest：A Political Ecology of China from the First Farmers to the First Empire）這本書，一方面是對中國西北部陜西省關中地區環境史的詳實記述，另一方面則是赫然在目地提醒，這里的現代生活已經離地里長出的鮮花百草諸物很遙遠了，這里曾經是中國大部分文明的中心地帶，是周秦漢唐的都城。古人是騎在馬背上觀花，今人則是飛在一萬兩千米的高空上，高到看不見花，也看不見地面上的絕大多數自然景物。就算是在地面上旅行，我們也是坐在密閉的火車車廂里，以每小時三百公里的速度疾駛（至少在中國是如此）。車廂前頭的電視屏幕里倒偶爾能看到花，但是誰知道旅游視頻里的花聞起來是什么味道呢？
《惟王受年：從農業起源到秦帝國的中國政治生態學》中文版封面
這讓我想起了三十年前騎行關中的幾次難忘經歷。我當時在準備西周（前1046—前771）文化的研究，有必要實地踏察西周的京畿。1992年夏，相隨友人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李永迪，自西安出發，前往周原和周公廟，去往周人的故鄉。我們在咸陽渡過渭河，再沿河谷西上，經過武功縣，北轉扶風縣。到了周原后，我在工作中的發掘區漫步了一整天，對周原遺址的規模（僅十五平方公里）、對周原考古工作者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都有了基本認識。我們繼續騎行到了周公廟，不過來得早了，這里的考古發掘十余年后才會開始，而當時印象最深刻的是晚上宿在當地寺廟時被跳蚤咬了。次年9月，我和另一位朋友普鳴（Michael Puett）一起從西安轉向東騎行，想要一路騎到東周都城，今天的河南省洛陽市。不過我們沒走多遠，起碼沒在自行車上騎出多遠。剛到臨潼時，也就是周幽王喪生于驪山腳下、西周至此告終之處，普鳴聲稱他感到身體不適。于是，我們的自行車之旅也在驪山腳下告終了。我們把自行車裝在高速大巴上，坐車繼續往東到了華陰，即西岳華山之北。普鳴在當地一家賓館休息，我趁那段時間去爬了華山。
關中地區地形圖
兩趟旅行走得都不遠，往東、往西加起來也才一百多公里，但實地經歷對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親身感受到周原臺地高亢于西安西北的渭河灘地，感受到華山與秦嶺山脈橫隔關中之東南、衛護關中于其內。騎行穿過夏秋時節收獲累累的田地，也讓我對關中地區的精耕細作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料想西周時期的農業也應如此。
我自顧自地在蘭德教授《惟王受年》的序言里作自傳般的憶舊，是想說明：我在關中兩次騎行數日之所見，比起蘭德徜徉自然之所得可要差遠了，他先是在加拿大的育空地區待過，后來又在中國旅居了五年。蘭德將新興的環境史領域與傳統政治史研究的精髓相結合，細心關注考古學材料，為我們帶來了一部長時段（longue durée）的關中歷史。多數研究關注的是該地的人眾和行政機構，偶爾涉及某幾項養活大量人口的水利工程；而蘭德關注的是自然環境，以及自然環境如何被人類改造并最終被人類重塑。
蘭德首先介紹了關中地區的原始生活環境，始自公元前45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那時的人們剛開始在小型社群中生活。書中對渭河流域的姜寨村做了詳盡的描述，指出時人可利用的豐富自然資源：各種各樣的野生動物，犀牛、原始牛、熊和鹿，以及多種小型貓科動物和黃鼠狼等幾十個物種，這些動物提供了肉食和毛皮；水生動物，如魚、蛙、蟾蜍、烏龜，還有蠑螈、螺和蚌類，這些動物都是當時食譜中的一部分；還有大量的鳥類，如麻雀、燕子、喜鵲、烏鴉。這兒還有豐富的野生水果、堅果樹，以及各類可食用、藥用或用作輕便衣料的植物。正如蘭德所言，“這個地方之后的居民會眼饞姜寨人豐富的食譜”。
當代關中平原
隨后，蘭德回顧了接下來近四千年里不斷擴張的農業和行政管控的發展歷程。其中的各個節點，首先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新石器時代即將結束之時，然后是公元前500年左右孔子的時代，一直到公元前207年秦朝覆亡。在公元前2000年，人們依舊生活在小村莊里，但他們此時主要食用馴化植物，尤其是各種黍類；牛、羊自中亞傳入，與最早馴化的豬和狗相伴。雖然一部分人積累起了財富，但相對而言，絕大多數人都比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姜寨先民生活得更貧乏，至少在營養方面是如此。考古學證據表明，過度依賴黍類為食會導致齲齒，而單一栽培也增加了因氣候或疫病而導致的作物歉收的風險。
西安魚化寨仰韶文化遺址發現的植物種子
貧富分化和生業難題促使地方強豪統治下的城郭興起，最終發展為君王乃至皇帝統治的大型領土國家。越來越多的物種被引入關中的生活環境，包括同樣來自中亞的馬——統治者控制了馬匹，高高凌駕于平民之上。人民為換取安全保障而向這些統治者交稅，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稅收主要用于供養日益龐大的軍隊，以此擴大國家的規模，從而進一步擴大納稅人群。上述步驟成了秦國的國策，蘭德對此有十分細致的研究，書中不僅討論了一般稱為秦朝的十四年（前221-前207）間的歷史，還包括了此前秦國從一個地方小勢力發展為古代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國的六百年開拓史。秦國的崛起，不單是靠攻伐同時代的其他諸侯國，而且是從渭河流域向外擴張到南部的深山密林和北部的干旱平原，及至秦帝國建立，自然生活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秦國以弓弩刀劍盡滅諸國，卻是靠犁的革新和大規模灌溉工程才使邊緣的林地和草原皆可耕作，甚至使遠在北方的鹽堿地也變得多產。
“秦直道”叢書書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
廉震著，《步兵崛起：先秦千年步兵進化史》，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0
這些變化的背后都有高昂的代價。蘭德將《孟子》中的牛山故事置于篇首：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于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孟子（約前372-前289）時代千年之后，唐代大詩人杜甫（712-770）寫下《春望》一詩。這首詩是杜甫的名作之一，作于安史之亂后的傷懷之時，但卻有著樂觀的首聯第一句——“國破山河在”。三十年前的自行車之旅，使我看到山河確乎如舊，但已不盡如人意。1992年，我第一次去西安，到后第一天早晨，醒來看到倫敦一般的霧霾時，還覺得有些好看。等到1993年底離開時，我就不再這么想了，斷斷續續在西安住了幾個月，只見過一兩次太陽。曾經生長于此的野生動物，在那時要么是被獵殺殆盡，要么是因棲息地被破壞而離散消亡。曾經盛產各種魚類的江河溪流，已被化學品和化肥染黑了。蘭德說道，據他所見，該地區古時已有的動物僅有會飛的鳥類至今仍保持著一定的數量。
《惟王受年》英文版封面
蘭德的《惟王受年》講述了一個關于關中地區的新故事。它曾經是君王之所獲，但現在是凡人之所獲。牛山之木不可復生，但通過《惟王受年》這樣的書，我們知道了歷史上的得與失，我們至少可以理解一些“山之性”。明白了山之性，至少能理解一點人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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