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反對貪污和浪費的斗爭，過去有了些成績，以后還應用力。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我們的會計制度的原則。我們對于國家收入的使用方法，應該和國民黨的方法有嚴格的區別。

　　——《毛選》第一卷，第134頁

　　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一談到反腐敗大多數人定會津津樂道毛主席一生與腐敗分子的堅決斗爭。

　　1934年毛主席已經當選蘇維埃政府主席三個年頭了，這三年里，他經歷了被邊緣化，但始終為著蘇區經濟建設，政權發展操勞著。心里始終掛念著蘇區乃至全國受苦受難的大眾，他多么希望把蘇區建設好，作為中國未來發展的典范和探索。

　　蘇區當時遭受到國民黨的封鎖，物資匱乏，老百姓生活極度困難，紅軍還在前線反圍剿作戰。即便如此，當時的大多數紅軍戰士和干部都在為著革命勝利，為著解放勞苦大眾拼著命地干。

　　突然有一天，瑞金縣蘇維埃裁判部收到一封舉報信，檢舉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的一系列貪腐行為。這可是震驚了很多人，當時的何老一看，簡直不敢相信，立馬就去找毛主席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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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聽后，十分憤怒，這簡直是太可恨了，一旦調查了解事實清楚，就要堅決辦成蘇區反腐的典型法律案件，嚴肅處理，警戒蘇區其他干部。要求臨時中央政府臨時最高法庭主席、工農檢察部部長何叔衡成立專案組進行調查。

　　毛主席特別強調：“共產黨的旗幟就是要打倒一切貪官污吏！”“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當國民黨貪官污吏布滿全國，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時候，蘇維埃制度之下，則絕對不允許此種現象，蘇維埃工作人員如果發現了貪污腐化、消極怠工以及官僚主義的分子，民眾可以立即揭發這些人員的錯誤，而蘇維埃則立即懲辦他們決不姑息。”

　　為了保障蘇區的健康發展，毛主席防微杜漸，號召群眾檢舉揭發驅逐政府中的貪污分子，設置控告箱、指定不脫產的“可靠的工農分子”代為接收控告書，通過郵局投遞郵件，不識字的可以到控告局口頭控告，有電話的地方可用電話報告控告局。等多種方式，發揮群眾在反貪污中的巨大作用。

　　1932年5月5日，瑞金縣蘇維埃裁判部對謝步升進行公審，謝步升的罪狀主要為：

　　一、打土豪的財產歸私有，吞沒公款3000多毛（毫子）。

　　二、謝步升當村政府主席時，借主席的勢力，強奸婦女，包庇富農，將富農改為中農，收受賄賂300多塊大洋。

　　三、奸淫村民謝深潤的老婆，因謝深潤打了謝步升，就說謝深潤是“社會民主黨”分子，報私仇殺了謝深潤。

　　四、收買群眾的米，大斗進小斗出，賣給“一蘇大會”獲利大洋270多塊。

　　五、偷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印子，私打牛條過山販賣，每頭牛得大洋3元，總計得大洋33元。

　　六、1927年9月，謝步升在寧瑞交界處殺了賀龍、葉挺軍隊的醫官，拿走金戒指兩枚、光洋5個，還有懷表、氈毯等物。

　　七、以小牛換了送往災區的大水牛兩頭。

　　八、1927年8月，伙同他人搶劫瑞林寨邱姓的布店，把布、現洋、雞、鴨、豬搶劫一空，個人得贓款93塊大洋。

　　九、把老婆賣了，得了3頭黃牛，賣了1700毛（毫子）。

　　等一切都證據確鑿后，毛主席更力主嚴懲，并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

　　據此，瑞金縣蘇維埃裁判部判決：“根據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號訓令，判決謝步升槍決，并沒收他個人的一切財產。倘若不服，在一星期的時間內可以向臨時最高法庭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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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毛主席的霹靂手段，毛主席同腐敗分子勢不兩立，見不得他們損害勞苦大眾的利益，對貪官污吏深惡痛絕。

　　為了防止共產黨的干部蛻化變質，成為新的剝削者，形成新的官僚階級。毛主席從蘇區反腐第一槍到延安“窯洞對”的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再到“兩個務必”一直到“大鳴、大放、大字報”的大民主以憲法確立下來，毛主席一生都在探索，實踐確保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正確道路。

　　在反腐敗這件事情上，毛主席生動地詮釋了八個字：

　　霹靂手段，菩薩心腸。

　　于是，在這種霹靂手段，菩薩心腸的治理下，中國社會在毛澤東時代出現了這樣的局面：

　　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數千年所未有，而且人類歷史上所未見的三大奇跡:一是看病不要錢;二是上學不要錢;三是干部與老百姓“共窮”。尤其是第三條，干部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這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也不可想象。干部不但以身作則參加勞動，而且生活方式與勞動者幾無不同—這是空前的平等。

　　毛主席把一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改造為平等社會:他把一個腐敗叢生的社會，改造為“只見公仆不見官”的清廉社會;他把中國人的平均壽命，由1949 年的35 歲，提高到1976年的67歲；他把一個只有地主階級等人的子女才能享受教育權利的社會，改造為社會底層工農大眾及其子女同樣享受教育權利：

　　我們從2015年，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中清通過大數據分析提出，在過去的150年里，中國的教育結構發生了四次大的變化就能看出這一事實：

　　1865—1905年，即清政府廢除科舉之前，超過70％的教育精英是官員子弟，他們主要來自全國各地的“紳士”階層。

　　1906—1952年，超過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專業人士和商人子弟，他們主要來自江南和珠三角地區。

　　1953—1993年，這是中國歷史上極為特殊的時期，因為在這個時期，約超過40％的教育精英來自全國的無產階級、工農子弟。

　　1994—2014年，超過50％的教育精英來自各地區的有產家庭和特定的重點高中。

　　毛主席把一個衛生健康和醫生只為城市官老爺服務的社會，改造為成千上萬的“赤腳醫生”為社會底層普通大眾服務的社會；他把官僚階層騎在人民頭上拉屎耀武揚威的社會，改造為官僚階級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只為勞苦大眾服務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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