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毛澤東把《兩個策略》（即《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后譯名《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送給彭德懷讀，并在書上用鉛筆寫上一句話（大意）：“此書要是在大革命時讀到，就不會犯錯誤。” 不久，毛澤東將《“左派”幼稚病》（即《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送給彭德懷，又附言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兩個策略》)，叫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

　　《兩個策略》和《“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也是毛澤東在1932年紅軍打下福建漳州時得到的。據不少人回憶，毛澤東在長征途中的擔架上或宿營時，仍時常閱讀列寧的這兩本書。根據延安時期為毛澤東管理圖書的史敬棠回憶，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也經常讀這兩本書，并且在上面寫了一些批語，有幾種顏色的筆劃的圈、點和杠杠，寫著某年某月“一讀”、“再讀”、“三讀”的字樣。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把這兩本列為干部整風學習的必讀之作，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提出黨的干部要讀五本馬列著作時，也包含了這兩本書，并說：“列寧這兩本書寫得很好。”他推薦這兩本書，經常講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學習世界革命的經驗”，“對外國黨和共產國際的經驗，我們都要吸收。”毛澤東說過，他是先學列寧的東西，后讀馬克思、恩格斯的書。這是因為中國和俄國在找真理、干革命過程中遭遇的問題，有許多相同或相近之處。1949年6月，毛澤東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撰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曾引證說，《“左派”幼稚病》“描寫過俄國人尋找革命理論的經過”，中國和俄國“尋找革命真理，這是相同的”。1963年8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強調：“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你要走這個道理就要研究列寧主義。”

　　《兩個策略》是列寧1905年寫的。當時俄國爆發(fā)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社會各階級都在考慮如何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的問題，不同政黨和派別也都在考慮自己的策略。該書完整闡述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特點，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對無產階級是極其有利的，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要和農民聯盟，爭取領導權。還闡述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等問題。

　　《“左派”幼稚病》發(fā)表于1920年。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之初，認為世界革命很快就會到來，主張實行進攻的戰(zhàn)略，號召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為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為建立蘇維埃政權而斗爭。與此同時，歐美許多國家的共產黨搬用俄國十月革命經驗，實行關門主義，不利用資產階級的內部矛盾去爭取大多數，拒絕去做艱苦的群眾工作，反對任何妥協(xié)，否定黨的組織紀律，等等。列寧在該書中批評了這股“左”傾思想。

　　毛澤東通過反復學習和研究列寧這兩本經典著作，認識到，“左”和右同樣具有嚴重危害性，從而繼承和發(fā)展列寧主義的認識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發(fā)展關系、采取靈活斗爭方式、強化革命紀律等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理論，對教育共產黨人，指導我們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乃至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在理論和實踐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客觀看待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列寧的這兩本書，對毛澤東思考和闡述新民主主義理論，有著直接的啟發(fā)。對于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我們黨內在相當長的時期里存在著模糊認識，有些人害怕發(fā)展資本主義，主張?zhí)^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這種傾向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前夕更加明顯。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發(fā)表的正式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專門講了這樣一段話：“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么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fā)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fā)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后面這句話，便出自列寧的《兩個策略》。毛澤東在七大上作的口頭政治報告，在解釋《論聯合政府》的這段話時，講得更透徹。他把害怕發(fā)展資本主義而跳過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主張概括為“民粹派的思想”，并說：“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當時列寧、斯大林的黨是給了他們以批評的”，“布爾什維克就不是這樣。他們肯定俄國要發(fā)展資本主義，認為這對無產階級是有利的。”

　　堅持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反對關門主義。列寧在《“左派”幼稚病》中提出，制定策略決不能只根據革命情緒，根據一個集團或政黨的愿望和決心，而必須對各階級的力量及其相互關系作出嚴格的客觀估計。革命政黨必須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必須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矛盾，在不犧牲原則的前提下找到適當的妥協(xié)形式，以爭取大量的同盟者；應當充分掌握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一切形式，把合法斗爭和非法斗爭結合起來；應當善于把整個工人階級和大多數勞動群眾爭取過來，共產黨員應該到一切有群眾的地方去工作，為此甚至應當參加為反動分子所掌握的工會和資產階級議會。

　　這個思想，直接成為毛澤東反對黨內不時出現的“左”傾錯誤的理論武器。“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在土地革命時期給革命帶來了嚴重危害，1935年他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根據列寧的這個思想，明確提出：“贊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反對關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革命隊伍中的幼稚病。堅持關門主義策略的人們所主張的，就是一套幼稚病。”新中國成立后，1965年6月25日，在聽取河北省委領導林鐵工作匯報時，他依然把列寧的這個思想引申為黨的基本策略：“爭取團結多數是列寧的思想，后來我們根據列寧的思想概括了幾句話，即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1966年4月21日，他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談話時又講：“要爭取多數、孤立少數，不然就要失敗。‘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各個擊破。’這四句話是列寧的意思，我概括的。”

　　強化黨內紀律。《“左派”幼稚病》第二章，著重講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必須實行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毛澤東很看重這個思想。1942年4月在《關于整頓三風》一文中，他說：“列寧論共產黨的紀律說紀律是鐵的，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這是上了書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1948年，解放戰(zhàn)爭開始打得比較順利時，黨內無紀律和無政府傾向有所抬頭。4月21日，他重讀《“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在該書扉頁寫了一個批語：“請同志們看此書的第二章，使同志們懂得必須消滅現在我們工作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tài)或無政府狀態(tài)。”中宣部隨后發(fā)出毛澤東這一指示，要求全黨學習《“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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