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費爾巴哈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術思想關系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一個重要論題，由此引發了“否定論”和“階段說”等對費爾巴哈貢獻的不同解讀。但是，“否定論”貶低了費爾巴哈在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發展中的地位，“階段說”則高估了費爾巴哈在歷史唯物主義形成過程中的作用。費爾巴哈在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發展早期和歷史唯物主義形成中發揮的是“中介”作用，換言之，青年黑格爾派是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出發點，費爾巴哈則是他們批判和超越青年黑格爾派的“手段”,在歷史唯物主義形成過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根據對《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章H6筆記的考察，該部分應該被視為“費爾巴哈”章不可或缺的內容，能夠論證費爾巴哈的“中介環節”作用。H6筆記及其與H5a在內容和邏輯上的緊密聯系進一步說明，H6筆記中包含的交往、自然與歷史、存在與歷史等主題，同樣能夠論證費爾巴哈的“中介”作用。

　　隨著《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最新版的問世，國內外學術界就歷史唯物主義的概念和理論、《形態》“費爾巴哈”章的“第一作者”及其寫作動機等論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同時也出現了廣泛而深刻的爭論。依據《形態》的寫作過程、內容篇幅和論述主題，人們開始對許多傳統觀點進行反思，其中，馬克思恩格斯與費爾巴哈的關系問題則遭受了極為嚴峻的挑戰。尤其是帕格爾和胡布曼等MEGA2I/5卷編輯對《形態》的重新“定位”,認為“是施蒂納構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論戰以及批判青年黑格爾派的中心”。國內部分學者也提出，“馬克思恩格斯撰寫《形態》的初始和主要動因是為了回應和批判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這種做法確實提高了施蒂納的著作和思想在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但從“費爾巴哈”章文本構成的角度來看，卻貶低甚至否定了費爾巴哈的理論價值。

　　鑒于此，重新考察馬克思恩格斯對青年黑格爾派的批判，尤其是對費爾巴哈和施蒂納的批判就顯得至關重要。因此，本文將重新釋讀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提出的費爾巴哈“在好些方面是黑格爾哲學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中間環節”這一命題，同時在分析MEGA2I/5卷H6筆記在“費爾巴哈”章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礎上，結合該筆記與H5、H7、H8等筆記之間的關系，從文獻學角度分析費爾巴哈的“中介”作用。此外，本文還將重點分析H6筆記中的重要觀點，從思想層面論證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唯物主義哲學發揮“中介”作用的方式和內容，進而闡明馬克思恩格斯通過揚棄費爾巴哈哲學、走向唯物史觀的思想路徑。

　　一

　　筆者看來，人們之所以輕視乃至誤讀“費爾巴哈”章，試圖把《形態》的研究重心轉向篇幅最長的“圣麥克斯”章，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沒有準確認識費爾巴哈在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發展中的“中介環節”作用。但是，要想準確界定這種“中介環節”作用，首先應該澄清的是費爾巴哈與馬克思恩格斯之間的思想關系。就此而言，目前學界主流看法大致可以歸納為“否定論”和“階段論”兩種論斷。

　　所謂“否定論”是指否認費爾巴哈哲學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實質性影響。比如盧卡奇，不管是其早期還是晚期，他都沒有真正重視過費爾巴哈及其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影響。盡管他曾認為費爾巴哈代表著黑格爾哲學解體的“轉折點”,而且首次公開反對唯心主義，但他隨即指出，馬克思無論是在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還是在否定傳統自然哲學并把自然和社會分離方面，都很快超越了費爾巴哈。因此，費爾巴哈在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發展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他的作用遠遠不能與黑格爾的影響比肩。還有學者雖然部分承認費爾巴哈的理論地位，但從根本上否定乃至批判費爾巴哈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積極作用，甚至認為費爾巴哈通過對黑格爾哲學的錯誤改造，走上了一條“對傳統的闡釋者們產生了致命的影響”的錯誤道路，因而認為恩格斯夸大了費爾巴哈對他和馬克思的影響，同時提出超越費爾巴哈的是馬克思而不是恩格斯。上述學者總體上都否認費爾巴哈對馬克思恩格斯產生的積極且重要的影響，因此他們的論斷可以歸為“否定論”。

　　在該問題上，學術界目前持“階段論”看法的學者仍占主流。所謂“階段論”是指承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發展存在著一個費爾巴哈思想影響占主導的階段。一般認為，正是恩格斯本人率先承認費爾巴哈曾是馬克思及其本人思想發展的引路人。正如恩格斯所說，在歷史唯物主義形成前，“費爾巴哈給我們的影響比黑格爾以后任何其他哲學家都大”,因而把費爾巴哈看成他們思想發展的“中間環節”。應該說，恩格斯的觀點得到了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等人的承認、繼承和發展。

　　阿爾都塞并沒有直接討論費爾巴哈和馬克思恩格斯之間的思想關系問題，但他提出的著名的“認識論斷裂”論斷，在某種意義上是以“階段論”為基礎的。阿爾都塞不但認為費爾巴哈的哲學“體現著推翻黑格爾哲學和一切思辨哲學的‘新哲學’”,而且認為費爾巴哈的術語和“總問題”都被馬克思繼承，甚至認為《形態》之前的著作都表明“兩人的理論格局和理論總問題卻還是一樣的”。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階段論”內部也存在著對費爾巴哈和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關系的不同理解，人們要么從反對唯心主義、繼承和發展唯物主義(包含“主謂顛倒”問題)的角度闡述費爾巴哈在歷史唯物主義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要么從人本主義的角度論證費爾巴哈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影響，抑或認為二者兼而有之。

　　此外，在“否定論”和“階段論”之間還存在著一種“調和論”立場，即承認費爾巴哈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影響，但認為這種影響不是決定性的，費爾巴哈的哲學只是推動馬克思恩格斯走向歷史唯物主義的諸多因素之一。從本質上看，這種論斷仍可以歸結為“否定論”。

　　但是，“否定論”和“階段論”都容易讓人誤判費爾巴哈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影響，如果說前者對費爾巴哈作用的漠視立場不足取，那么后者似乎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讓人誤以為費爾巴哈是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唯一領路人，最終可能會得出與鮑威爾類似的結論，即認為馬克思恩格斯不過是費爾巴哈的“追隨者”。要克服這兩種“誤讀”,需要對費爾巴哈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關系做出新的解讀，因此，本文試圖以“中介論”作為新的嘗試。

　　本文所謂的“中介論”是指重新釋讀恩格斯的“中間環節”。“中間環節”即“Mittelglied”,詞根是“Mitte”,其含義是“中間、中心”之意，可以引申出“中介”之意。實際上，不管是黑格爾還是馬克思恩格斯，經常使用的哲學術語“中介”(Vermittelung)的詞根也是“Mitte”,而“Vermittelung”具有“居中者、中間環節”的含義。因此，與“Vermittelung”同詞根的“Mittelglied”也可以翻譯為“中介環節”或“中介”。

　　問題是，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中介”。根據黑格爾所言，所謂“中介”,本質上是“一種相互關系，因而含有否定”,同時它還具有“由第一進展到第二，是由此一物出發到別的一些有差別的東西的過程”。就是說，中介就是概念或精神從某個較低階段進展至較高階段所必然經歷的環節，中介處在兩個階段之間起到了銜接作用，但它既有對前一階段的繼承，也有對前一階段的否定或揚棄，同時還是后一階段的基礎。馬克思關于中介的論述同樣如此。他在論述生產、分配、消費之間的關系時，認為分配“擔任生產和消費之間的中介”,同時認為生產也是消費的中介，而且正是生產本身“生產出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消費的動力”。由此看來，中介不但揚棄了概念或事物的上一階段內容或規定，而且還是該概念或事物下一階段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當然，作為“否定辯證法”的必要環節，它也是通過否定推動事物向前發展的。

　　因此，筆者認為，費爾巴哈在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發展中發揮的應該是“中介”作用。這種中介作用不僅僅體現在思想層面，而且體現在文獻方面。宏觀上看，費爾巴哈是黑格爾和青年黑格爾派唯心主義哲學的批判者和否定者，同時也為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礎。盡管費爾巴哈曾是黑格爾哲學的信仰者，但隨著費爾巴哈思想發展成熟，他比較系統地展開了對黑格爾以及鮑威爾、施蒂納等青年黑格爾分子的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前后曾“成為費爾巴哈派了”,但費爾巴哈哲學作為黑格爾派解體過程的第二個環節，其消極內容為馬克思恩格斯所否定，德國古典哲學也在終結的同時找到了新的“出路”。因此，可以說費爾巴哈與馬克思恩格斯思想關系中體現的是一種“辯證否定”思想，它并不意味著全盤拋棄，毋寧說，費爾巴哈既是他們批判的對象，同時又通過他不斷“回到”黑格爾，滿足了“正題—反題—合題”的邏輯公式，最終實現了歷史與邏輯的統一。

　　但是，費爾巴哈哲學的中介作用不僅僅需要宏觀把握，實際上它還體現在馬克思恩格斯文獻和思想的細微之處，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細微處的思想表達和論證能夠更清晰地向人們展示出費爾巴哈在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發展中的中介作用。我們將以《形態》“費爾巴哈”章H6筆記為例，從文獻和思想兩個維度論證這一點。

　　二

　　從文獻學層面看，“費爾巴哈”章的寫作過程和文本構成就能夠證明費爾巴哈在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發展中的“中介”地位。當馬克思恩格斯從最初批判鮑威爾，到把批判的矛頭對準施蒂納，最后把對二者的批判內容抽離出來并重新組合為“費爾巴哈”章，這個不斷轉變的過程及其推動馬克思恩格斯思想轉變的諸多要素都“隱微”地證明了費爾巴哈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使在微觀層面，日本學者大村泉等也論證了“費爾巴哈”章的H5a筆記，尤其是其中的M10—18頁，就闡明了費爾巴哈的“中介”作用，即馬克思通過對費爾巴哈的批判否定德國唯心史觀，比較系統地表達了歷史唯物主義。

　　與上述做法不同的是，筆者試圖通過一直被忽視甚至其地位被否認的H6筆記來闡述費爾巴哈的“中介環節”的作用。客觀而言，雖然H6筆記并非新發現的手稿，因為阿多拉茨基在編輯出版MEGA1第1部分第5卷《形態》章時就已經收錄了這篇“札記”。但迄今為止，《形態》的諸多版本在編輯“費爾巴哈”章時并沒有完全接受MEGA1的做法，要么把該筆記排除在“費爾巴哈”章之外，要么雖然收錄該筆記但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從文獻學的視角看，這當然與H6的“札記”性質有關，但也與人們對H6筆記的內容以及它與“費爾巴哈”章其他部分之間關系的關注和分析不夠有關。但筆者恰恰想指出，H6筆記無論是在“費爾巴哈”章的寫作過程和結構中，還是在內容上，都能夠從微觀層面證明費爾巴哈的“中介環節”作用。筆者將結合MEGA2I/5卷“附屬材料”卷關于H6筆記的“產生和傳承”“注釋”等內容，分析該筆記為何能夠承擔起證明費爾巴哈的“中介環節”作用。

　　根據《形態》“附屬材料”卷的編者導論，與“費爾巴哈”章相關部分的寫作時間順序大致是：馬克思為了回應鮑威爾對《神圣家族》的批評，最初決定創作《答布魯諾·鮑威爾》和H5a筆記,但隨著寫作過程的推進以及批判目標的改變，馬克思恩格斯開始創作“圣麥克斯”章(即H11筆記),從中分別提取了“教階制”一節的部分內容和“作為市民社會的社會”一節的部分內容(即H5b和H5c筆記),與H5a構成了廣松涉所謂的“大束手稿”。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分別完成H5a、H5b和H5c筆記后，開始撰寫H6筆記，然后根據H6筆記繼續深化對鮑威爾、施蒂納和費爾巴哈的批判，形成了相對完善但仍未完成的H5筆記。“費爾巴哈”章的寫作和完善過程表明，H6筆記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修改和完善H5筆記的指導性文本。

　　就H6筆記的內容而言，它主要是對費爾巴哈《未來哲學原理》部分章節所做的摘錄，只有一處摘錄了《基督教的本質》。馬克思恩格斯把這些內容分為“a)費爾巴哈哲學的主要內容和結構”“b)費爾巴哈的交往理論及其批判”“c)闡明費爾巴哈規定的新時代哲學的任務”“d)費爾巴哈對基督教內部派別的區分”“e)費爾巴哈關于存在和本質關系的論述”,以及“f)費爾巴哈的時間觀”等六個部分。從這些內容及其編排中不難看出，馬克思恩格斯并非無目的地摘錄，而是內含一定的邏輯性，因為這些摘錄并不是完全按照《未來哲學原理》的寫作順序進行的，而是根據對鮑威爾和施蒂納的批判內容整理而成。比如，H6筆記的“b”部分內容是摘錄并批判費爾巴哈的交往理論，但人們或許沒有注意到，“交往”不但是費爾巴哈哲學的重要內容，同樣也是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內容之一，而且后者在闡述自己的交往思想時專門批判了費爾巴哈。當然，后來費爾巴哈也對其有所回應。但馬克思恩格斯的認知過程大致遵循的邏輯是，通過對費爾巴哈交往理論的批判過渡到對施蒂納交往理論的反駁，這就能夠從整體上瓦解這一流派的內在邏輯，從而實現了對以青年黑格爾派為代表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徹底“清算”。

　　不僅如此，H6筆記的內容與“費爾巴哈”章其他內容存在著密切聯系。比如，其中的“e”和“f”兩部分內容就與H5a的第28、29頁關系密切。在這兩頁內容中，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明確指出他們反駁的費爾巴哈的文本是《未來哲學原理》,另一方面在批判費爾巴哈的同時進一步批判了鮑威爾和施蒂納。尤其是在第29頁關于“魚”的本質的討論中，MEGA2I/5卷的編輯在這部分的“說明”中直接指出，這些內容源自H6筆記以及費爾巴哈的《未來哲學原理》,而接下來對鮑威爾的批判指向的是直接促使馬克思撰寫H5a的《費爾巴哈的特征》。這更加證實了費爾巴哈就是鮑威爾和施蒂納(甚至包括黑格爾)與馬克思恩格斯之間的“中介環節”。

　　通過分析H6筆記的寫作時間和內容不難發現，不管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批判對象是鮑威爾還是施蒂納，他們對青年黑格爾派批判的完善和完成最終確實是通過費爾巴哈實現的。換言之，馬克思恩格斯通過不斷吸收和批判費爾巴哈的哲學，最終實現對德國“傳統的唯物主義”和觀念論的超越，進而形成歷史唯物主義。在這個過程中，費爾巴哈就是他們思想發展的“中介環節”。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我們要討論H6筆記能否支撐起費爾巴哈的“中介環節”作用，還需要論證H6筆記在“費爾巴哈”章中的合法地位。有人認為，H6筆記和《答布魯諾·鮑威爾》一樣，不應該被收錄到《形態》“費爾巴哈”章中，因為H6筆記只是馬克思恩格斯寫作“‘費爾巴哈’章而提供的資料稿或素材稿”,它不但在體例上純屬“讀書摘要的性質”,而且在內容上與H5a的第28、29頁大體一致。在筆者看來，這種反駁意見不但不能成為把H6筆記剔除出“費爾巴哈”章的理由，反而在某種程度上論證了保留H6筆記的必要性。一方面因為“費爾巴哈”章本身就具有“手稿”性質，比如在H5c的第72、73頁，陶伯特負責的試刊版直接將其標注為“筆記”,換言之，這部分內容本身就包含馬克思恩格斯的筆記或“札記”。根據H5c筆記，第72、73頁的呈現形式主要是簡短的論述，甚至大部分內容只是一些關鍵術語的羅列，而且在內容上與第71頁并不連貫。如果這部分可以保留在“費爾巴哈”章中，那么H6筆記就應該被收錄其中。另一方面，如果承認H6筆記的寫作時間早于H5c的第28、29頁，而且承認H5c第28、29頁是對H6筆記b和e兩個片段內容的“明顯的修訂、完善和發揮，特別是深化了其思想蘊含”,那么這恰恰在時間和邏輯上都可以證明H6筆記是H5c這兩頁甚至是整個H5筆記的寫作和完善的“中介(中間)”環節。

　　三

　　如果從文獻學層面能夠證明H6筆記摘錄的《未來哲學原理》確實起到了“中介環節”的作用，那么梳理從鮑威爾、施蒂納經費爾巴哈達致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發展，就能夠從思想層面再次證明費爾巴哈在歷史唯物主義形成過程中發揮中介作用的途徑和方法。盡管H6筆記的篇幅不長，內容也相對簡要，但筆者仍試圖通過對“交往”“存在和本質”和“時間”的集中分析，闡述費爾巴哈的“中介”作用。

　　首先是H6筆記中“b”部分關于交往的內容。這部分內容似乎僅僅論述了費爾巴哈的交往理論，但它還蘊含著馬克思恩格斯對費爾巴哈和施蒂納的交往理論的批判分析。我們在上文已經提到，交往是施蒂納、費爾巴哈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論題，但他們的交往理論是否存在前后相繼和辯證發展的邏輯關系，則需要進一步論證。在施蒂納那里，“以‘人’為中介”的交往不過是“‘我’的交往”。然而，施蒂納的“我”類似費希特的“自我”,它創造一切，且把個人道德、社會制度和國家等都視為它的創造物。以愛為例，施蒂納的“愛”本質上是為“我”的，它只能作為一種“為我感情”而“保養它”,“我”也不能以它為中介與他人建立關系，形成共同體。費爾巴哈認可的交往同樣是以“愛”為基礎，但這種交往更多是指兩性交往，落實到人類的種的延續上。只有通過交往，人才能真正確立“包含在共同體之中”的“人的本質”。

　　馬克思恩格斯在H6筆記中批評了費爾巴哈的交往理論，認為費爾巴哈“只知道兩個人之間的交往”。在H5筆記中，馬克思在第24頁處的右欄曾標注“費爾巴哈”,左欄的內容則是他們的新歷史觀。這表明，這里的內容與費爾巴哈有關，但這里涉及的交往已經不再局限于兩性交往和種的繁衍，而是使用了“交往形式”概念，認為它就是“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而這就是“整個歷史的基礎”,它和生產力、資金等一起構成“總和”并成為整個人類社會的“現實基礎”。在他們看來，施蒂納的交往因為唯“我”屬性而成為虛幻的精神假設。費爾巴哈的交往開始注重人際關系，雖然它由此形成的共同體僅強調兩性之間的交往關系而無真正實質性內容，但仍可以被視為對施蒂納的揚棄和超越，同時也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形成奠定一定的基礎，因為雖然它的局限性很強，“用幻想的方式解釋”“類的自我產生”,但它已經不再像鮑威爾那樣用“自我意識”來解釋人的關系，也不像施蒂納那樣用“‘唯一者’、‘被創造的’人”來解釋人的發展,從而只是在唯心論層面打轉；另一方面，費爾巴哈的兩性交往關系也部分地被馬克思恩格斯接受，并把這種關系視為三種基本的社會關系之一。當然，馬克思恩格斯在揚棄費爾巴哈交往理論基礎之上構建出來的才是真正歷史的、現實的交往理論，也正是這種交往理論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內容。可見，費爾巴哈在其中起到的“中介環節”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同樣需要關注的是H6筆記中關于“時間和中介”的討論。時間是德國古典哲學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康德把時間視為“內感官”,從而為感性認識提供了形式要件。但奇怪的是，時間問題在黑格爾以及鮑威爾和施蒂納等青年黑格爾派那里被遮蔽了起來。有學者甚至認為，直接把時間“作為黑格爾的基本問題提出來，無論從歷史上還是從事實上看，都是錯誤的”。人們或許會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來反駁上述觀點，但更多的人是從“自在、自為和自在自為”抑或是自由理念的發展史等更偏重于邏輯發展的角度來解讀他的歷史哲學。人們對待青年黑格爾派時間觀的態度與之類似，時間在他們的體系中退隱，他們作為“自我意識”或“唯一者”的精神演變來解釋歷史。這樣一來，時間、歷史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基本上被忽視了。如果說黑格爾哲學還存在著從自然時間向精神歷史的過渡，到了鮑威爾和施蒂納那里，他們只留下了作為精神外化的歷史，正如鮑威爾所言，“‘自然和歷史的對立’,好像這是兩種互不相干的‘事物’”。

　　這種狀況在費爾巴哈那里得到了一定的改觀。在《未來哲學原理》中，費爾巴哈把時間視為“本質條件、理性形式和存在的規律”,他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立場使他把時間視為“可以作為聯結矛盾的中介”。但這種時間觀最終被還原到用于認識自然的“感性直觀”中，從而為思維所把握。換言之，費爾巴哈的時間觀更多強調的是認識論意義，但明顯缺乏社會歷史的維度。

　　馬克思恩格斯在H6筆記中對費爾巴哈的時間觀提出了批判，認為這種時間觀是“不充分的”。一方面，它過于強調自然而忽視了歷史的邏輯發展，另一方面，它沒有注意到自然趨于統一的大趨勢。通過分析H6筆記的具體文本語境可以推斷，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費爾巴哈的時間只是一種認識論的“外殼”,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把自然界即質料納入其中以形成認識。但馬克思恩格斯更側重的是“時間中發生的事情”。作為認識形式的時間就被轉化成了人的實踐活動發生于其中的社會歷史時間。這就把費爾巴哈的認識論意義上的時間轉變成了社會歷史層面的時間，從而要求人們應該在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中考察自然和人的實踐活動的同一性。馬克思恩格斯在H5a筆記的最后部分發展了H6筆記，指出“魚的‘本質’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魚的‘本質’是河水。但是，一旦這條河歸工業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廢料污染，成為輪船行駛的航道，一旦河水被引入水渠，而水渠的水只要簡單地排放出去就會使魚失去生存環境，那么這條河的水就不再是魚的‘本質’了，對魚來說它將不再是適合生存的環境了”。

　　這就表明，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目的并不是在單純認識論意義上討論時間以“解釋世界”,他們更重視人的歷史，即把自然作為人類活動的質料，而歷史時間則成了實踐活動的形式。不管是對人還是對自然界的認識，其“本質”都應該被置于歷史時間的形式下考察。就上述例子而言，如果僅從自然層面看，“魚”的本質仍然是通過“水”來規定的，但這種規定不能解釋近代為何“水”不再是“魚”的“本質”。這種現象只有在人類歷史尤其是工業發展史中才能夠得到解釋，即人類工業實踐造成的污染，使得資產階級時代的“河水”不再適合“魚”的生存，“魚”在現代河道中消失了，因為污染讓“河水”不再適合“魚”的生存，出現了“水”中無“魚”的現象，“魚”和它的本質發生了分離。只有在此意義上，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歷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討歷史的時候，他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這個論斷的真正內涵。

　　根據H6筆記和H5筆記中的相應內容及其他相關著作，我們大致上可以得知，鮑威爾和施蒂納強調歷史但忽視時間，這就抽離了歷史的唯物主義基礎，只能從觀念的視角分析歷史發展；費爾巴哈保留了時間，從而奠定了歷史的認識論基礎，但由于他把時間限定在了自然領域，因而對歷史也只是作出自然主義的解讀，人的活動也只能還原為“自然人”的活動。馬克思恩格斯通過生產活動把自然時間與社會歷史統一了起來，認為只有把自然時間發展到人類社會歷史，才能真正科學地解釋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現象。

　　總之，我們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首先，盡管人們對費爾巴哈在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發展中的地位有所質疑，形成了不同的看法，但恩格斯把費爾巴哈視為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發展的“中介環節”的論斷更符合事實。其次，H6筆記的文本構成、形成和流傳及其在“費爾巴哈”章中的地位，能夠從文獻學層面論證費爾巴哈的“中介環節”作用。最后，H6筆記與H5筆記相關章節在內容上的呼應也佐證了本文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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