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聲明:

　　作為馬列毛主義者，筆者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立足戰國時期中國社會歷史具體實際情況，分析《商君書》中出現的一系列被當今多數人所難以理解的一些論斷出現的必然原因。

　　用歷史唯物主義看，法家誕生于東亞農耕社會從半奴隸制社會到封建社會的戰國時代，而且面臨極度緊張的隨時有戰爭危機爆發的國際環境。法家的一系列理論主張都有歷史的必然的局限，都是當時社會條件的必然產物。

　　一方面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用實事求是的態度分析法家思想局限性出現的原因;另一方面不要盲目吹捧地主階級的法家思想，忘記地主階級本質上是剝削階級，法家本質上是為了維護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剝削壓榨，維護地主階級專政國家對農民階級的專政統治——不要忘記揭露和批判法家的階級局限。

　　商鞅思想的階級局限、歷史局限，其制度對其他各種工藝技術甚至貿易交流過度壓制的上層建筑局限，確實不利于中國工業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商鞅思想的“民不可以與慮始，而可以與樂成”更是有過度濃厚的個人英——主義，忽視了群眾作為創造歷史的主體的地位，這種社會意識上層建筑深受地主階級統治者青睞，在地主階級的積極貫徹下，中國勞動群眾長期在封建社會出于被指示被利用的狀態，直到兩千多年后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領袖毛澤東創造性提出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先做群眾的學生，后做群眾的先生；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群眾路線，并帶領群眾自覺開展了土地革命，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先后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次根本性社會變革，中國最廣大勞動群眾才得以翻身。毛主席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說：“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一精彩論述堪稱和中國封建社會官僚主義徹底決裂的決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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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歷史環境和語言釋義都是復雜的，再加上古文容易脫落，對字義的不同解讀其至句讀的歪曲等都容易引起不同的解釋。對法家理論的理解、對秦法的理解，我們都應該具體研究條文，在具體語境中用歷史唯物主義發現其中的必然性和局限性。馬列毛主義者不刻意洗白地主階級的剝削農民的理論，也不片面歪曲污蔑曾經的歷史。馬列毛主義者只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用辯證的歷史唯物主義，把事實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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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關于“精英主義、不尊重群眾”

　　商鞅在《更法》說:“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于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于民。”具體分析的話，商鞅一方面有嚴重的唯心主義、英雄主義歷史觀錯誤傾向，另一方面也強調的是一個階級的領導力量的重要性，領導者要起引導、指引、帶領的作用，做本階級的領路人，而不能渾渾噩噩的單純從眾。

　　列寧在《怎么辦》說過，反對過度遷就工人群眾散漫的自發的罷工斗爭的“尾巴主義”，批判了伯恩斯坦的單純工聯主義，主張建立職業革命家組織統一集中領導群眾開展大規模的無產階級革命。

　　一個階級的領導力量需要根據實際情況、本階級利益訴求，提出可以帶領本階級人口的維護階級利益的、自己根據實際情況創造的路線方針，這也是“民不可與慮始”在當時環境下的重要含義之一。立足當時、當地客觀的社會環境，商鞅也在強調的是在危急存亡的戰國大環境下來不及討論什么，強調當時在強有力政治領導力量帶領下盡快開展變革的緊迫性。

　　要注意，《更法》一文記錄的是商鞅和農奴領主階級保守派的論戰，是變法的前夕——當時的秦國由于秦獻公時期連年征戰，社會嚴重貧弱，國內農奴領主階級和農奴、新興地主階級、新興農民階級的階級矛盾嚴重激化，而且還保留了大量奴隸制殘余;秦國在河西戰役秦獻公陣亡后，割讓了函谷關和河西大片土地，魏國為霸主的山東各國蠢蠢欲動，國內外環境極度緊張。這種極度緊張情況下，商鞅提出來不要再混亂的扯皮下去，趕緊變法救國，于是也提出“疑行無名，疑事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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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關于所謂的“愚民”

　　在《墾令》中，商鞅確實說:“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安不殆。民不賤農，則勉農而不偷。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這里的“外”指耕作和戰爭以外的工作。在緊張的戰國時代，戰時狀態的秦國只能集中主要精力去進行農耕和作戰，如果進行其他的空談或非基礎產業，是不利于秦國在極度緊張的戰國時代的全面戰時狀態下生存的。

　　這里的“學問”指的是法律學問、法家思想以外的學問。極度緊張的戰國戰時狀態，內部的思想統一是維護當時秦國地主階級的階級統治的必要保障。縱觀《商君書》全文，商鞅其實也極其重視對民眾的法律教育普及。在《定分》中，商鞅明確說:“故圣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巨盜愿愨，而各自治也。”這提現了大規模普及法律教育，以解釋法律的官員為天下的老師的思想。

　　商鞅還重視教育普及法律的通俗易懂，商鞅在《定分》提出:“故圣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為天下師，令萬民無陷于險危。”

　　商鞅甚至提出來普及法律之后開展群眾互相監督實現群眾自治。在《去強》，商鞅說:“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強。”，讓十里以內的基層。在《說民》，提出:“斷家王，斷官強，斷君弱。重輕，刑去。常官，則治。省刑，要保，賞不可倍也。有奸必告之，則民斷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則事斷于家。”甚至希望實現每個家庭在受到法律教育后的依法自治。法家當時條件下所謂的“愚民”，這里并非指的是不讓勞動群眾受教育，而是讓民眾接受統一的教育、統一的思想，其他的不利于秦國穩定的需要被清除，這樣才能讓戰國時期環境極度緊張、隨時可能在爆發戰爭危機的列國維持秦國內部的階級統治穩定——這深刻體現了地主階級專政國家對群眾的意識形態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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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法》種，商鞅認為:“民一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意思是，只會種田的人往往思想都比較樸實，可以扎實的在農田從事農業生產。在農耕社會的中國，統一思想、讓主要勞動力扎根農村，以農耕為中心，是一種維持當時社會根基性經濟命脈--農業經濟的完全必要性措施。不過，這確實嚴重不利于后來從農耕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小農經濟嚴重阻礙了中國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所以，毛主席在《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深刻提到：“在沒有進行土地改革的中國其他地區，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農民被土地束縛著，沒有自由，彼此很少往來，過著愚昧落后的生活。這種經濟是中國古代封建主義和獨裁專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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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關于“重農抑商”，打擊商業和手工業

　　抑制商業、加重商業賦稅，確實在《商君書》中存在，而且觀點很明確。《墾令》:“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

　　歷史唯物主義者要從當時社會實際出發分析。戰國時期的華夏大地，就是當時的實際情況。

　　華夏大地，幅員遼闊，適合大規模的發展農業生產，農耕生產就是華夏大地生存和發展的最根本最基礎的生產活動，農業生產就是華夏大地的最基礎生產，沒有農業，當時的人口無法生存。

　　戰國時期，各個國家戰爭頻繁，極度緊張的國際環境極其需要戰爭物資是足夠保證。為了避免亡國危險，必須集中精力發展農業生產，所以當時重農抑商有歷史必然性。在《農戰》中，商鞅提出:“今為國者多無要。”“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這里的“要”，就是“綱”。商鞅認為，戰時狀態的戰國封建地主階級專政國家——秦國必須發展基礎產業，以農業為綱，保障戰爭需要。在《外內》商鞅說:“故為國者，邊利盡歸于兵，市利盡歸于農。邊利歸于兵者強，市利歸于農者富。故出戰而強、入休而富者，王也。”

　　在《算地》中，商鞅提出:“技藝之士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加于國用，則田荒而兵弱。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民資重于身，而偏托勢于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大意是:手工業者被任用，那么民眾就輕浮好動而喜歡遷移；有錢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贏利，手工業者的資本在于一雙巧手，商人的資本在于他自身。這些人以四海為家，資本隨身攜帶，民眾把自己謀生的資本看得比生命還重要，而且到了國外都投靠外國挾帶借以安身立命的本事歸附私門，就是像堯、舜這樣的賢明君主也難以將國家治理好。

　　大陸封建地主階級專政國家在戰國時期，以農業生產和戰爭維持生存。想進行農業生產、戰爭，必須有足夠的而且穩定的勞動人口，手工業勞動、商品經濟帶來當時勞動力流動，對戰國時期國家安全人口穩定是不利的。就當時具體歷史環境而言，這樣做在當時環境下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總之，抑制商業、技藝，從而抑制商品經濟和手工業，甚至抑制了這些流動性生產活動帶來的“思辨技藝”(抽象的思辨思維)，對當時緊張危機的戰國時期大陸封建農業國家的安全和發展而言，有必然性和必要性。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模式的持續則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解放。抑制這三大因素有社會歷史必然原因也有當時的正確性，后來如果不糾正，帶來隱患也是必然的。我們是馬列毛主義者，關鍵在于立足現實、克服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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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關于所謂焚書清禮

　　商鞅的《蘄令》中確實說:“六虱:日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為什么呢?因為在當時極度緊張的戰國社會，對當時地主階級專政秦國來說，最重要的、能維護好他們地主階級利益的是發展實力，而不是空談，這空談辯經的“科學性人士”成群結隊，通過空談來牟取官員爵位、牟取特權，沒有戰功、沒有生產糧食，就能有高官厚祿，那么百姓就會不重視農業勞動生產和作戰，全國就會空談成風，這樣地主階級專政國家在戰國就危險了。這就叫做六種虱子似的危害壓過了國家的政策法令。正如商鞅在《農戰》所說:“豪杰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壹，辯說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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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君臣》中，商鞅說:“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利而為之者，上與之也。瞋目扼腕而語勇者得，垂衣裳而談說者得，遲日曠久積勞私門者得--尊向三者，無功而皆可以得，民去農戰而為之，或談議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請之，或以勇爭之。故農戰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眾，則國亂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釋法制而任名譽也。”意思就是，地主階級國君依照戰功行賞，勞動群眾就奮勇作戰;地主階級國君依照人民所讀《詩》、《書》賜予爵祿，人民就致力學問。商鞅認為群眾趨利而行，好比水向低處流一樣，是沒有選擇的。憑瞪眼睛、擼胳膊而表現勇武的人獲利，垂拱無為而只知高談闊論的人得利、成年累月依附權貴的人得利——他們沒有功勞而得到好處，那么，群眾就要放棄農戰而搞這些事情了，或者用空談。去求得爵祿，或者依附權貴而祈求好處，或者用悍勇去爭得利益。所以從事農戰的人民日益減少，而吃閑飯的人越來越多。那樣，就會國家混亂，國土割削，兵力弱而國君地位卑微——不利于維護當時地主階級的階級統治。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地主階級專政國家的國君拋開法度，而相信虛名。

　　當時社會條件下，?農民群眾如果積極務農、積極作戰，裝滿國家的糧倉，維護國家的安全，結果家庭還是就會貧窮，創造的財富都被分配給了那些只會空談詩書禮樂的儒生，這樣農民階級怎么積極耕、怎么積極戰?在環境極度緊張的戰國，怎么維持國家的戰爭糧食供應、維護國家的安全？所以在當時條件下，代表地主階級益的商鞅的這一方法有一定的維護當時地主階級統治的歷史必然性。

　　5：“弱民”、“去強”、“辱民”、“重罰輕賞”

　　在《去強》，商鞅說:“以弱去強者，強。”，在《弱民》，則有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不則強，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故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其實，這里的“弱”，有一種含義是民眾對法律的服從。商鞅認為，民眾遵守法律，國家就強大;民眾強悍不守法律，國家就弱。民眾樸實守法，國家就強大。

　　戰國法家的“弱民”這個概念，也有指民眾對法治而言。法家代表地主階級利益，認為民眾在地主階級制定的法律面前應該保持遵守的態勢，就是要崇尚法治，服從法治，他們的封建國家才能強大。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商鞅作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專政壓榨的嚴重階級局限。

　　正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所說：“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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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強”本身，有除去秦國社會民眾私斗的含義。

　　秦國民風強悍而國家衰弱，很重要的原因在私斗。要肅清這種惡風，更好的維護秦國封建地主階級專政統治，就要徹底禁止私斗，培植一種勇于公戰的“庶民”。商鞅所以專門寫了一篇《弱民》。所謂弱民，就是使民眾在封建社會的國家法律面前處于弱小地位，從而不敢觸犯法律。所謂強民，在商鞅看來，就是那種蔑視封建社會法律敢干犯法的民眾。要使民眾遵守封建社會法律，就要使民眾厚道樸實。厚道樸實則民眾守法，刁鉆狂野則敢于亂法。這就是他所謂的“樸則弱，淫則強”的道理。?封建社會的國家、商鞅的法律，都只不過是維護地主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這一階級局限性必須強調。

　　列寧《國家與革命》說的真精辟：“既然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既然它是站在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那么很明顯，被壓迫階級要求得解放，不僅非進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體現這種"異化"的國家政權機構不可。”

　　商鞅僅僅是主張民眾對內守法，對外則主張軍隊強悍，正如《史記·商君列傳》所說，“民勇於公戰，怯於私斗，鄉邑大治。”商鞅變法不是弱民，而是讓民眾怯于內斗，勇于外戰。?

　　在《弱民》中，商鞅說:“民，辱則貴爵，弱則尊上，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故戰事兵用曰強。”其本質意思是，他認為民眾爵位需求不能簡單的得到滿足，就會崇尚爵位:遵守法律，就會維護當時的上下秩序穩定；生活條件沒有充分滿足，就重視賞賜。用刑法維護秩序，用賞賜來獎勵戰爭，人民就會有戰斗力，因此可以臨戰嚴整、士兵全力以赴。為了維護地主階級的階級統治，商鞅真是極盡所能。這里可以看出列寧同志《國家與革命》的洞穿時空：“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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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塞》，商鞅認為:“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則刑有輕重:善有大小，則賞有多 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干罪所終，則奸不去；賞施于民所義，則過不止。”，在《蘄令》中，商鞅說:“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國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國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則民不用。是故興國罰行則民親，賞行則民利。行罰，重其輕者，輕其重者一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輕，刑至事生，此謂以刑致刑。”這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辯證思維和底線思維，以及當時極度緊張的戰時狀態下的特殊要求，但是本質上還是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嚴重剝削和壓迫。

　　這種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殘酷壓迫是不能掩蓋的。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說：“地主階級這樣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所造成的農民的極端的窮苦和落后，就是中國社會幾千年在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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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以“奸”民治善民

　　商鞅在《說民》中說:“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奸也。”這里說的是地主階級對維護階級統治的法律底線的規范，用防止出現“奸”民的辦法規范“善”民。“章善，則過屠:任奸，則罪誅。過磨，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使用處理奸民的辦法進行行為規范就讓罪行被處罰，使罪過不隱瞞。

　　恩格斯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站在社會之土的力量來抑制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沒錯，商鞅法律也不過是地主階級國家維護階級壓迫的工具，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階級斗爭、剝削壓迫，在古代就是年年講、日日講！為了維護階級剝削，強化地主階級的統治秩序，把法律規定的相當，做好了對付最不服從階級統治的民眾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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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以“貧”國治富國、“貧民”、“疲民”

　　商鞅認為：“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不偷，六虱無萌。故國富而貧治，重強。”。“疲”也指勤勞，防止怠惰。在戰國時期，一旦懈怠，必然被敵國沉重打擊。

　　《農戰》說:“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于農;國大、民眾，不淫于言。”這也是底線思維。而且，所謂“疲民”，在當時情況下，也有集中力量讓大量人口大力投入農耕生產和戰爭之中的意思。在戰爭年代發揚艱苦奮斗精神有必然性，如《墾令》所說:“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戰時緊張環境下，防止“娛樂大眾”有必然性。

　　只有這樣大規模的農耕生產以及軍事力量充足維持，秦國這一新興封建地主階級專政國家才能在極度緊張的時刻面臨戰爭危機的戰國社會生存下來。而且“獎勵耕戰”的實行，極大推動了戰國時期農奴領主世襲土地所有制的瓦解，讓大量奴隸、農奴出身的士兵和農民獲得爵位，甚至成為軍隊的將軍統帥，打破了農奴領主貴族對軍事和政治的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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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貧民”，要知道在當時戰國時代國際環境極度緊張、時刻面臨戰爭危機的戰國社會，一個國家想集中力量維持高度緊張的戰備狀態，必須高度積累戰爭準備物資，導致當時內部人均生活水平相對貧困也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不這樣積累戰備物資，更會帶來亡國的威脅。

　　商鞅在《去強》中也體現了緩和階級矛盾的思想:“貧者使以刑，則富。”貧者讓其通過積極開展農業生產獎勵爵位致富，富者多付出資源為國家提供戰爭物資，用錢糧換取爵位。

　　商鞅在《說民》說:“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虱，有虱則弱。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國強:富者貧，三官無虱。國久強而無。虱者必王。”商鞅認為，農民階級貧窮了不行，因為這樣國家會衰弱，地主階級太富有了也不行，因為私人掌握的財富過多，就會滋生很多過分的欲望，過分的欲望會腐化政府官員，腐蝕社會風氣。這里也體現了商鞅作為地主階級政治家為了維護地主階級的長期利益而想搞一些緩和階級矛盾措施的思想——不過這不可能擺脫地主階級的嚴重階級局限。

　　總結:

　　以上七個部分，是《商君書》中最敏感、最讓當代多數人難以理解和接受部分的解析。要立足當時實際，還原真相——我們不能過分美化地主階級，也不能妖魔化的一無是處。

　　不得不說，兩千多年前的這場大變法運動，用獨立統一掌握武裝力量的農奴領主階級領導集體專政的方式，自上而下完成了一個國家從半奴隸制半封建社會到封建社會的半革命性的變革，讓一個瀕臨崩潰、積貧積弱的國家從根本上改變了貧窮落后的命運，為之后中國的統一多民族國家文明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質的基礎。也必須知道——商鞅變法終究是一個剝削階級取代另一個剝削階級的階級斗爭，商鞅本質上代辦地主階級利益，并用法律的方式全方位維護著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專政統治、剝削壓榨，這也是他作為地主階級的舉行所在。

　　筆者看，最近批判商鞅的一些自媒體文章很多，但是這些資料對商鞅的評價過于片面甚至妖魔化。批判商鞅作為地主階級的階級局限及封建社會舊的上層建筑的腐朽部分對當今的危害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那樣，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前提下，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為指導，對舊的上層建筑的腐朽的部分進行嚴厲的批判、專政；同時，“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要好好總結”，對舊社會的上層建筑，還是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辯證否定，而不是片面的甚至歪曲的批判的一無是處。只有堅持馬列毛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才能對中國古代的歷史做出更好的分析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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