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風雨欲來燕子忙。現在世界不太平,風雨要來,所以燕子就
忙了。推遲可以,但要阻止風雨難。”
話說1975年10月21日中午,在中方招待第8次來華訪問的基辛格等人的午餐宴席上,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談到了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在最近的訪問中見到了毛澤東。她還說,那次會見是希思特別要求的。基辛格機敏地說道:
“如果問我是否想見主席的話,那么我要說,是的。”
基辛格一行是在10月19日到京的,主要目的是為福特總統訪華做準備。他的隨行人員有溫斯頓·洛德和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喬治·布什(即在13年后任美國總統的布什)。
這天下午,鄧小平、喬冠華在人民大會堂與基辛格一行進行了第3輪會談。鄧小平拿過一張上面寫有幾個大字的紙條看了一下,對基辛格說:
“請你6點30分去見主席。”
下午6點半,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書房第4次會見基辛格。鄧小平、喬冠華、黃鎮在座。
基辛格等人一進書房,兩名女服務員攙扶著82歲的毛澤東從沙發上站了起來。
布什在回憶中描述道:“這是我到中國以來第一次見到這位主席。隔著一定的距離,看到他這種身體狀況,我感到震驚。按等級順序,基辛格最先被引見給毛。毛張開嘴巴,說歡迎他,但發出來的僅僅是含糊不清的喉音而已。我第二個被引見。從近處看,這位主席的身體狀況似乎還好一些。他身材高大,面孔曬得黝黑,仍顯得很強健,握手時非常有勁。他身著一套做工細致的、其式樣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服裝。腳上穿著棕色短襪和成千上萬普通百姓穿的那種白塑料底的黑布鞋。”
基辛格坐在毛澤東的左邊,布什坐在基辛格的左邊。基辛格問毛澤東的身體怎么樣?
“這部分工作很正常。我能吃能睡。”毛澤東指著自己的頭。他又拍拍自己的腿,說:“這些部位運轉不行了。我走路時感覺無力。肺也有毛病。總之,我感到不行了。我是供來訪者觀看的展覽品。”
布什環視了一下室內,見對面的一張桌子上放著一本書法冊子,房間另一頭有幾張桌子,上面放著形狀各異的藥瓶和一個小型氧氣罐。毛澤東泰然自若地說:
“我很快就要去見上帝了。我已經收到了上帝的請柬。”
布什聽著世界上最偉大的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說出這樣的話,有些震驚。只見基辛格微笑著說:
“別接受得那么早呀。”
毛澤東笑了笑,因為他不能連貫講話,就在一張紙上寫了幾個字。旁邊的女子站起身,拿起來看了看,代替毛澤東說:
“好,我服從Doctor的命令。”
這是一個雙關語,因為基辛格有博士頭銜,而在英文中博士和醫生是同一個詞。毛澤東又說:
“你們國家為什么老鬧‘水門事件’?總而言之,這件事我們不高興。”
毛澤東所說的美國“水門事件”,把尼克松搞得很狼狽,他不得不在1974年8月9日辭去了總統職務。基辛格聽毛澤東如此說,就無可奈何地解釋道:
“主席,這其中有許多復雜原因,一個原因是許多老式哲學家和政客不喜歡尼克松總統,因為他奉行正統的政策,美國虛無主義者太多,要破壞一切。”
基辛格見毛澤東不再說什么 就又說到了臺灣問題,他說:
“在臺灣問題上,我認為我們之間有著清楚的諒解,我們信守這一諒解,而且聯絡處正在進行有益的工作。”
毛澤東說:
“這個問題可能要用100年,甚至幾百年才能解決。我們黃鎮主任會給你們講大道理的,講什么華盛頓反英國那一套。”
基辛格說:
“對,他在幾個星期前對我作了一次大演說,這些話過去總理給我講過,主席也講過。”
毛澤東突然說:
“你是什么博士?哲學博士?你給我上一點課吧!”
基辛格連連擺手,說:
“主席對哲學的了解,比我多得多,而且寫過深刻的哲學著作。我在哈佛大學講課時,常把主席選集列為我哲學教程的必讀書籍,對此,我的同事都感到吃驚,那是60年代的時候。”
毛澤東將雙肩稍稍一聳,說:
“哎呀,我對自己就很不滿意,主要一條,我不懂外語,不能讀原文。”
基辛格又把話轉入正題上,他說:
“我們對同人民共和國的關系賦予極大的重要意義。”
毛澤東說:
“意義有一點,不大。”
基辛格說:
“我非常重視我們之間的關系。”
“你們是這個。”毛澤東舉起一個拳頭,他又豎起另一只手的小拇指,說:“我們是這個。你們有原子彈,我們沒有。”
基辛格說:
“但是中國說軍事力量并不是決定的因素。我們有共同的對手。”
“對。”毛澤東將他的回答寫到紙上。他的助手拿給基辛格等人看,上面是用英文寫的一個詞:“Yes!”。毛澤東指指基辛格和鄧小平,又說:
“你們吵了一架。”
基辛格說:
“只是在為了達到共同的目標應采取什么手段上吵了一點。”
毛澤東說:
“你昨天說美國無求于中國,中國也無求于美國。我看,部分是對的,部分不對。小的是臺灣,大的是世界,如果雙方都無所求,你們為什么要來北京,我們為什么接待你們和總統?”
基辛格說:
“你們對世界問題的概念是我們打交道的國家中最清楚的,而且大部分意見我們都同意。蘇聯對我們是個極大的危險,但并不在我們優先考慮的問題中占第一位。”
毛澤東說:
“不對,超級大國只有兩個。我們是最后。美國、蘇聯、歐洲、日本,我們是第五。你們就是踏著我們的肩膀跑莫斯科,現在這個肩膀沒有用了。”
基辛格說:
“我們不是想利用中國跑莫斯科,因為這種做法會是自殺性的。”
毛澤東說:
“已經跑過了!”
當基辛格說美國曾試圖表示準備在軍事問題上提供幫助時,毛澤東說:
“軍事方面,我們現在不談,等打起仗來再說。”
關于世界形勢,基辛格說:
“我重讀了兩年前主席與我的談話,從中我讀到了對世界局勢的最深刻地分析,我們十分重視。”
毛澤東說:
“有些估計還要看。現在歐洲太軟、太散,害怕蘇聯!西德和東德統一起來就像(舉拳頭)這樣,我們贊成統一。現在德國統一沒有危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一致。日本自己要搞霸權主義。”
基辛格說:
“日本稱霸的潛力是存在的。”
毛澤東說:
“你太忙,不忙看來也是不行啊。風雨欲來燕子忙。現在世界不太平,風雨要來,所以燕子就忙了。推遲可以,但要阻止風雨難。”
談話中,毛澤東還說:
“第一,問候福特總統先生,第二,問候尼克松先生。”
基辛格說:
“這兩件事我都將十分愉快地去做。”
布什后來回憶說:“會談還在繼續,毛好像越來越健談活躍。談話似乎使他興奮起來,他的頭轉來轉去,頻繁地做手勢。他不斷地提到萬能之神,他說:‘上帝保佑你們,不保佑我們,因為我們是好戰者,還是共產主義者。他不喜歡我,他喜歡你們3人。’他指著基辛格、溫斯頓·洛德和我。會見快結束時,毛澤東同溫斯頓和我談了起來,他指著我說:‘你這位聯絡處主任處境不佳,上任之后為什么不來我這兒呢?’我回答說:‘那我感到太榮幸了,但我擔心您太忙。’毛說:‘嗬,我不忙。我不管國內的事,我只是看看國際新聞。你真的應該來看我。’5個星期之后,當福特總統來北京進行國事訪問,我又見到了毛澤東主席,這是第2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時我擔任中央情報局長的任命已經宣布了。后來,我向聯絡處中的一些專家們介紹情況時曾提到毛主席邀請我去拜訪他,我說自己想試一試,接受他的邀請。他們感到這只是一種外交辭令而已,因此我沒有再堅持。一年以后,毛去世了,我和巴巴拉再次訪問中國。我對一位中國政府官員提起毛邀請我去拜訪他的話。那位中國官員告訴我:‘你應該按你的直覺行事。我可以向你保證,如果主席無意的話,決不會發出這樣的邀請。’”
基辛格在這次會見后也談到了對毛澤東的印象,他說:“毛澤東幾乎從來不一個人獨白,這同我認識的所有其他政治領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數政治家那樣,要旁人給他準備講稿,然后記誦而裝作即席講話,或者照本宣科。他輕松自如,似乎隨隨便便地引導著蘇格拉底式的對話(蘇格拉底是古希臘哲學家,他善于進行深奧的哲理爭辯,以揭露矛盾、詰問對方將辯論引至他所要達到的結果——筆者注),從中表達出自己的真意。他在開玩笑之中夾帶出主要的論點,牽著對話者轉來轉去,找機會插幾句時而富有哲理、時而冷嘲熱諷的話。總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思想被包藏在許許多多離題很遠的語句中,以致意思是表達出來了,同時卻又避開了義務。他的話指定了一個方面,但卻不規定前進的道路。毛澤東有時也下幾句斷語,這種斷語使聽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種令人迷惑并略帶威脅的氣氛。這個情況,竟像是面對著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神靈,他偶爾揭開掩蓋著未來的帷幕的一角,讓我們撇上一眼,但從來不允許我們看到全貌,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過。”
再說10月22日,毛澤東審閱鄧小平10月21日報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報告。
報告中說:政治局近日會議,討論到主席在高級知識分子參加國慶宴會的反映簡報上所作重要批示的時候,談到黨外黨內有一批人,需要在政治上早點安排,都同意積極準備,早點召開全國政協會議。另外,政治局一致意見,擬于近日召開一次人大常委會議,補選兩位人大常委副委員長,一是主席和中央已經決定的李大章同志,一是鄧穎超同志。
毛澤東批示:“同意。”
10月23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討論了毛澤東10月19日晚的談話內容。會議決定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召開清華大學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討論。
10月27日,毛澤東就江青不要下去“蹲點”等問題作出批示,他寫道:
“改一改。不要蹲點,軍隊、地方都不要蹲點,特別在北京。我在北京沒有去過任何一個地方。說話不要沖口而出。不要管,要顧大局。不要打電話,不要來看我,有事寫信。”
接著,毛澤東審閱了鄧小平10月25日報送的邢燕子、朱克家等12名出席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寫給毛澤東并中共中央的信。信中說:回去之后,我們一定要行動起來,投身到農業學大寨運動中去,為普及大寨縣,實現農業機械化,貢獻自己的青春。我們還要求各級黨委給我們創造一個必要的條件,減少外出參加一些會議,讓我們當了干部的知識青年能有更多的時間戰斗在基層。毛澤東批示道:
“應發表。可惜來的人太少,下次應多來一些。”
10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邢燕子、朱克家等12名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寫給毛澤東并中共中央的信。
10月28日下午,毛澤東審閱鄧小平、李先念、吳德、汪東興關于討論毛澤東10月19日對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的批評意見的書面報告。
報告中說:遵照主席的指示,10月23日,小平召集李先念、汪東興、吳德、謝靜宜、遲群開會,就如何貫徹毛澤東對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的批評,提出兩個方案:一、召集清華大學黨委擴大會議,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其中主席對小平、江青批評的內容建議不傳達。主席指示傳達后,展開辯論。二、以劉冰等的兩封信為主要內容,放手發動群眾在全校開展大辯論。
毛澤東閱后在“其中主席對小平、江青同志批評的內容建議不傳達”下面畫了線,批注“對”,并將這句話中的“批評”改為“指示”。
接著,毛澤東審閱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原革委會副主任、新疆軍區原第一政治委員王恩茂10月19日的來信。王恩茂在信中提出想回部隊做點工作。毛澤東批示:
“汪閱后,送劍英、小平、春橋同志閱處。他現在蕪湖,請考慮是否在南京軍區給他安一個職位。”
不久,王恩茂被任命為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
10月30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的書房里會見了首次訪華的聯邦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和他的夫人及其一行。中方參加會見的有鄧小平、王海容、唐聞生和中國駐德國大使王殊;德方參加會見的還有:交通、郵電部長庫特·克沙伊德勒、外交國務部長卡爾·默爾施、總理府議會國務秘書瑪麗·施萊夫人、聯邦德國駐華大使羅爾夫·保爾斯。
毛澤東盡管身體虛弱,行走困難,但他仍然站起來同客人們一一握手問好。爾后,毛澤東同所有客人及陪同人員,還有中方人員,一起拍了“家庭照”(施密特語)。施密特的絕大多數陪同人員很快被請了出去。毛澤東在秘書張玉鳳的攙扶下坐回到沙發上,他說:
“我的腿已不聽使喚了,說話也不利索了。”
“德國人好。”毛澤東接著說。他又更精確地說:“西德人好。”
施密特談到了過去25年里中國人民在毛澤東領導下取得的成就,又說瑪麗·施萊夫人特別喜歡毛澤東的詩詞。毛澤東說:
“成就太小。我也不會寫詩。但我懂得打仗,怎樣打勝仗。”
他接著問王殊:
“你怎么樣?”
王殊回答說:
“很好。”
毛澤東轉向施密特問道:
“我們這個大使怎么樣?”
施密特回答說:
“希望貴大使對兩國關系做出貢獻。”
此時的毛澤東說話已有些氣喘,有時發音也很困難,3位兼職女翻譯在翻譯之前就他說的是什么商量了幾秒鐘,才翻譯給客人。有時她們還需要反問一下,如果在毛澤東重復后仍然聽不懂,毛澤東就把他的話寫在準備好的小紙條上。但令施密特吃驚的是,毛澤東精神集中,思路非常敏捷。關于蘇聯的戰略和對蘇戰略問題成為他們討論的重點,雙方坦率地闡述了各自的觀點。施密特說:
“根據我的印象,對蘇聯領導講的和實際做的必須加以區別。自從赫魯曉夫時代結束以來,特別是從古巴導彈危機結束以來,蘇聯在對外政策的實際行動中比其宣傳性言論更為謹慎。然而,一旦出現誘人濫用強權的形勢,也不能排除蘇聯可能變得咄咄逼人。如果誰在防務方面變得虛弱,蘇聯人就可能加以利用。只要我們對蘇聯保持充分的力量均衡,我們就無需懼怕他們的冒險性。因此,西歐國家和美國盡量不做任何可能促使克里姆林宮進行干涉的事情。我們重視中國領導人的警告,但我們不怕蘇聯發動進攻的可能性。我們的共同防御是足夠強大的,可以使一次事實上的蘇聯的進攻或通過威脅施加壓力的做法,成為對莫斯科的一種相當大的風險。”
“好。”毛澤東說:“但形勢在10年或20年之后會起變化。請相信我,同蘇聯人會打一仗的。你們西方的威懾戰略是建立在假設的基礎上的。”
施密特說:
“我們的防務能力不是假設的。我們的反擊是非常實際而極為有效的。我們從這種安全中贏得我們對蘇聯的行動自由。我們的戰略的另外一半就是建筑在這個基礎上的,即爭取同莫斯科及其盟國建立睦鄰關系,甚至是合作關系。”
“盡管如此,還會爆發一場戰爭。”毛澤東堅持自己的觀點:“看來你是一位康德派。但唯心主義并不是好東西!我本人是馬克思的學生,我從他那里學了很多東西。我不喜歡理想主義,我對黑格爾、費爾巴哈和海克爾感興趣。關于我們這個題目,克勞塞維茨講的是對的。”
施密特說:
“克勞塞維茨是德國少有的幾位有政治天賦的軍官之一。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把他的名言解釋成似乎戰爭并沒有什么不尋常之處,而只是政治以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我卻更傾向于把克勞塞維茨這句話作為對軍人的一堂課來讀,即:在戰爭中,也是政治領導優先,而不是軍事領導優先。戰爭僅僅是供領導選擇的很多可能性之一。人們絕不可以堅持戰爭是唯一可能性的觀點。”
毛澤東說:
“就戰略問題來說,防御戰比進攻戰好,通常是進攻者遭到失敗。美國人派了50萬軍隊到越南,其中死了5萬人,受傷10萬人。他們現在對此大叫大嚷。美國太害怕死人。”
他還以德皇威廉二世進攻法國、希特勒進攻歐洲、蔣介石進攻解放區為例,說明都是進攻者遭到失敗。毛澤東接著說:
“永恒的和平共處是不可想象的。特別是歐洲太弱。如果歐洲在今后的10年內不能從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聯合起來,它就要為此付出代價。歐洲人必須學會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美國。”
施密特說:
“在為數眾多的歐洲國家和民族中,部分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它們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自己的文化和語言。經過數百年常常是互相對立的發展后,今天要把西歐12國統一到一個共同的屋頂下面,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這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但如果歐洲的統一來得比我今天所相信的更早,那么歐洲將是很強大的。”
施密特接著把話題轉到亞洲事務上,他問毛澤東:
“日本在亞洲事務上起什么作用,日本的安全與美國有沒有關系?”
毛澤東說:
“單是日本難有大的作為。它既沒有石油,也沒有煤炭;既沒有鐵礦,也沒有足夠的糧食。東京需要同美國結盟,它不得不依賴美國。美國把它的保護義務戰線拉得太長。除了保護日本之外,它還對南朝鮮、臺灣、菲律賓、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間接的還對泰國承允了援助,另外還有近東和歐洲,這不可能起作用。美國人想用10個指頭按住10個跳蚤,但這是誰也辦不到的!你們歐洲人應該依靠自己的力量。仰人鼻息是下策。”
雙方會談進行了一個多小時,施密特在告辭時握著毛澤東的手說:
“你的話對我觀察國際形勢很重要。在我之前,已有許多西方國家的政治家拜見過你,以后還將有許多人前來,詢問你對世界形勢的估計,這使你承擔了責任。你的話有重大意義。”
施密特再也想不到,他竟然成為毛澤東最后會見的一位來自歐洲的客人。毛澤東聽施密特如此說,便道:
“哪里,你知道,不論是法國人還是美國人,都不聽我的。”
施密特引用了“水滴石穿”這句成語,說只要多做工作是會取得成效的。毛澤東則幽默地說:
“我這個水不行。靠你們。”
他這句話一出口,所有在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后來在1987年,施密特出版了他的回憶錄《偉人與大國》一書,詳細記述了他同毛澤東會見的情景。他還說:“毛澤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我坐在他的對面時,我不由得想起,他作為革命的領袖,對于中國的前途,如同列寧對于蘇聯所具有的類似歷史意義。”毛澤東的確是“一位備受贊揚,又常被人辱罵的人物,毫無疑問,現在和將來,他都是世界歷史中的偉人。”
在會見施密特以后,毛澤東的身體狀況越來越不好了。講話發音已極不清楚,往往只能由工作人員憑經驗從他的口形和表情上進行揣摸,重復表述,獲得點頭認可才能確定。毛澤東的所思所想,有時也由他自己用筆顫巍巍地寫出來,當然也都很簡單。他的行動已經很困難,如果沒有人攙扶,一步也走不動了。待到江青見到了毛澤東,不禁吃了一驚。她對毛澤東說,1953年1月13日《真理報》報道說,蘇聯發現一個由醫生組成的恐怖集團,想通過有害的療法,達到縮短某些蘇聯領導人生命的“白衫陰謀”。她還說,她懷疑在毛澤東身邊的汪東興和那個保健醫生李志綏有名堂,他們有勾結,過去都和林彪、葉群那些人眉來眼去,上過賊船,會不會是林彪的特務呢?值得考慮。毛澤東聞言,語重心長地說:
“他們跟了我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們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關于這件事情,吳德后來在回憶中曾經這樣說:“毛主席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明顯有病了。雖然老人家的身體健康在當時是黨內的最高機密,但是畢竟人們會從電影和電視里看到毛主席越來越老,這個已經保不住密了。那時江青拼命地想掩飾這一點,說毛主席的身體如何如何健康,不敢正視毛主席有病的現實,但是這怎么能瞞得住呢?毛主席幾次發病,江青悄悄地跟我說:‘我懷疑汪東興和那個李志綏有名堂,他們有勾結,過去都和林彪、葉群那些人眉來眼去,上過賊船,會不會是林彪的特務呢?’我說:‘這要有事實呀,沒有事實怎么能讓政治局的同志相信呢?’江青也發愁,她說:‘毛主席的身體讓他們越治越壞就是最好的事實呀。’她拿出不久前毛主席的照片讓我看,說:‘幾天前還是這樣的,怎么吃了他們的藥后變成這樣了?這里有問題呀。’她請教了許多人,大家都認為不可能,江青這才不吱聲了。但是,她對醫生們的建議總是不放心,總是和張春橋、王洪文這些人到上海確診才同意毛主席的治療方案。實事求是地說,江青并不是壞心,她的許多話也是很有道理的。有人建議要給毛主席輸液和打針的時候,江青和張春橋再三說:‘要盡量減少藥的副作用,盡可能不吃藥,不打針,盡量用先進的方法和傳統的按摩來治療。’但是,毛主席患的是運動神經元病呀!這個病基本上是不治之癥。醫生偷偷地預言,頂多能活兩年的時間。盡管是絕密消息,但是周總理和鄧小平、葉劍英這些人當然能夠知道呀。江青和張春橋也不得不正視這個現實了。但是他們顯然對毛主席的身體狀況估計不足。當時的政治力量都在爭取時間,爭取力量。那個時候的政治斗爭非常復雜。我在當時也看不清楚斗爭的實質和雙方甚至是幾方斗爭用的策略。”
正是:火眼金睛識白骨,汪李原是隱形人。
10月30日晚,毛澤東閱陶鑄親屬的兩封來信。
陶鑄妻子曾志、女兒陶斯亮在10月間分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專案組關于陶鑄所謂歷史問題的結論提出質疑,希望能換一些人對陶進行甄別工作,并在中央討論、主席審批前,將結論向家屬說明。毛澤東在信中批示道:
“印發在京政治局同志。請汪東興同志酌處。”
接著,毛澤東看了原馬列學院秘書長周文的妻子鄭育之的來信。周文于1952年在黨內受到批判時去世。鄭育之來信要求為其平反。毛澤東批示道:
“此件印發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時送李井泉、鄭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壓迫,他不會死,此點我看沒有疑義。請中央組織部予以復查妥善解決。”
后來在1975年11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對周文一案進行重新復查后宣布:對周文同志予以平反,恢復名譽,撤銷原來黨內除名的決定。
1975年11月1日下午,毛澤東閱鄧小平10月31日報送的魯迅之子周海嬰10月28日的來信。周海嬰在信中說:
“我聽母親和熟悉魯迅生活的老同志告訴我,父親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心中總是深深想念您……雖然他終于未能見您一面就去世了,然而我知道他的心是和您相通的。”
因為早在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寫有這樣一句話:“我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所以周海嬰又寫道:
“我在1971年聽到傳達您這句話時,心情是何等的激動啊!我知道他和您的心是相通的。您是無產階級思想的偉大導師,父親的后期也是無產階級思想的忠誠戰士。我聽說他談起您時,總是點燃一支煙,眼睛充滿愉快的微笑,輕輕地說,他愿在您的指揮下,做一名小卒,用筆。”
周海嬰在信中同時請求:一、將戚本禹過去從文化部保險柜弄走的全部魯迅書信手稿1000多封交給國家文物局負責保護收藏,由文物局負責全部影印出版,同時由出版局負責編印一部比較完備和準確的魯迅書信集。二、現在繼續編輯出版一部比較完善的新的注釋本《魯迅全集》,需要動員一些認識和熟悉魯迅的老同志來參加工作。三、將1958年下放北京市文化局的魯迅博物館重新劃歸國家文物局領導,在該館增設魯迅研究室,調集對魯迅研究有相當基礎的人員,請一些對魯迅生平熟悉了解的老同志做顧問,除和出版局共同負責魯迅全集的注釋外,專門負責魯迅傳記和年譜的編寫工作。
毛澤東看完周海嬰的來信,當即批示道:
“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并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
欲知毛澤東此后的工作情況,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曾經多次稱贊過江青。“九一三”事件后,他曾經這樣說:“我承認,江青有她自己獨特的優點,她看問題很尖銳,很準確,也很認真。對劉少奇和陳伯達、林彪的錯誤,都是她首先覺察到的。這一點,我應該向她學習,你們也要學呢。”但是在對待汪東興、李志綏這些人的看法上,他卻不同意江青的看法。汪東興在后來不久的表現和下場,世人皆知,不用多說。但李志綏其人、其事及其可恥下場,卻是知之者甚少。1995年2月,這個打著毛澤東“私人醫生”旗號的李志綏,在美國出版了一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昧著良心,極盡造謠誣蔑之能事,使用不堪入耳的惡毒語言,咒罵、侮辱毛澤東,胡說“毛澤東不是什么無產階級的領袖,而是個專制獨裁的封建帝王,他的統治,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他還胡說毛澤東“縱情聲色犬馬”,“過的是糜爛透頂的生活”,“女人像上菜般輪番貢入”。經查明,李志綏這個“喝過洋墨水”又投靠帝國主義的無恥之徒所出的這本書,原來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插手,找了26個人集體炮制的一個反毛反共的政治宣傳品。正所謂天理昭彰,李志綏在這本《回憶錄》出版新聞發布會后不到一周,就一命嗚呼,猝死在自家的廁所里了。國外有媒體稱,他是死于腦溢血。但也有人說,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做賊心虛,殺人滅口。不管怎么說,此賊暴斃,正是罪有應得,死有余辜!后來,凡是看過這本書的那些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都表示出極大的憤慨。秘書林克、保健醫生徐濤、護士長吳旭君寫了一本書,書名叫《歷史的真實》,針鋒相對地批駁李志綏。他們在前言中寫道:“在我們這些熟悉實際情況的人看來,全書漏洞百出,李志綏等人忘記了一個起碼的原則:歷史是不能編造的,謊言并不難被揭穿。”就連被連續關了18年的戚本禹,在接受美國《達拉斯時報》記者采訪時也說:“毛澤東生活樸素,根本沒有什么‘縱情聲色犬馬’、‘糜爛透頂’的事實。”“毛澤東的臥室、辦公室、會客室從來沒有鎖,也從來不上鎖。門外就是警衛、秘書、護士、服務員的值班室,這個值班室是全天候的,24小時都有人,一切活動都有記錄,只要毛澤東沒睡覺,每隔一會兒,就要由警衛、護士、服務員進去送文件,遞毛巾,添茶水,送藥品,毛澤東無論做什么事,外邊的人都知道。試問,在這樣的環境里,女人又怎么能‘像上菜般輪番貢入’呢?黨同伐異,尚可理解,歪曲事實,是何道理!” 這就是事實!歷史不容篡改!偉人的光輝歷史又豈是李志綏一類政治小丑、賣國小賊顛覆得了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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