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不要設國家主席。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
話說1970年6月間,李訥在江西井岡山中共中央辦公廳創辦的“五七干校”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她向爸爸匯報了自己的處境和想法。
此前,在全國各地辦起了“五七干校”后,毛澤東為了鍛煉年屆30歲的小女兒李訥,也讓她打起背包,到江西井岡山“五七干校”去參加勞動。其間,毛澤東曾經讓謝靜宜到干校去了解李訥的情況。他說:
“小謝,你和李訥交個朋友吧。她現在是在江西進賢中辦‘五七’干校勞動鍛煉,是我讓她去的,我同她說過,不要在解放軍報社了,下放到江西進賢‘五七’干校勞動去吧!她一個小孩子懂什么辦報啊!她同意我的意見,很高興地去了。”
謝靜宜,女,河南省商丘縣人,出生于1935年,1952年初中畢業后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入解放軍長春793部隊(今解放軍電子學院)學習,畢業后分配到中央辦公廳機要局工作,195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黨支部組織委員,青年委員兼團支部書記、團總支書記;1958年入中央辦公廳機要學校進修,1959年任毛澤東的機要員。1968年,她和遲群一起隨“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后任清華大學黨委常委、副書記,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0年任北京市委常委。
謝靜宜帶著毛澤東的囑托,來到“五七干校”,看望并了解了李訥的情況。她作為朋友,臨走時隨便問了一句:
“李子,年歲不小了,對婚姻考慮過沒有?”
李訥說:
“沒有。我根本不急,我母親倒是挺急的,我想聽聽爸爸的意見。”
謝靜宜回到北京后,把李訥的想法報告給毛澤東,毛澤東說:
“你轉告她,她的婚姻由她自己做主,爸爸媽媽不能管。是工人也行,是農民也行,這是第一。第二,是黨員也行,不是黨員也行,不是黨員就不革命啦?不是黨員也是要革命的嘛!第三,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他們兩個愿意就可以了,就行了。”“她的婚姻,由她自己決定好了。”
謝靜宜便把毛澤東的話轉告給了李訥。那時候,在“五七干校”里,絕大部分的人都比李訥的年齡大得多,所以她的交往范圍非常小。后來,李訥和一個與她交往比較多的姓徐的小伙子相愛了。小徐是北戴河管理處的服務員,比李訥小幾歲,出身于工人家庭,只有中學學歷。毛澤東和江青尊重女兒的意見,完全同意他們的婚事,還送了一套馬恩全集及其它禮物,向他們表示祝賀。李訥的堂姐毛遠志和堂姐夫、干校黨委書記曹全夫為他們操辦了簡單的婚禮。可是,李訥和小徐婚后由于性格不合,志趣不同,不久就分居了。此時的李訥已經懷有身孕。在兩人正式離婚后,小徐被推薦到河北省鐵道學院讀書,成了一名工農兵大學生。而失敗的婚姻對李訥打擊很大,一直生活在順境中的她簡直無法承受。于是她就想換一換環境,便在6月間給爸爸寫了本章開頭所說的那一封信。
李訥在信中說,她在江西“五七干校”勞動受教育不大。為什么呢?因為好多人都認識她,知道她是毛澤東的女兒,對她總是照顧得多,鍛煉不大。她說她愿意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毛澤東看了李訥的信,立刻叫來了謝靜宜,他說:
“你去江西一趟,同李訥談談,我沒有時間管她,她不要自認為自己的父親是主席,就不求進步。李訥在‘五七’干校已經有一年半多了,她說在那里接觸的都是干部,鍛煉不大,她要求去農村插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同意她的意見。看看到什么地方去,你同她商量一下,幫助她選個點。你帶上李訥一塊去看看好。選定后,再讓她搬去。”
最后,毛澤東又交代說:
“你們要向江西人民學習,學習老革命根據地人民的優良傳統,愛護江西人民的一草一木。”
謝靜宜準備動身走時,毛澤東給李訥寫了一封親筆信,先讓謝靜宜看了,其中有一句話使謝靜宜深受感動,終生難忘:“李訥兒,爸爸老了,你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啊!”謝靜宜看完將信紙裝入信封,護士長吳旭君正欲封上,毛澤東擺了一下手說:
“不,不封,就這樣敞著。”
謝靜宜明白,毛澤東這樣做既是對自己的信任,也是讓他的女兒李訥了解這種信任。果不其然,李訥看完信后,與謝靜宜開玩笑地說:
“你是爸爸派來的欽差大臣啊!”
在江西省委有關人員的幫助下,李訥到了江西一個農村插隊去了。不久,她生病了,謝靜宜受毛澤東之托,又去江西去看望她。謝靜宜到知青家里一看,只有一個輪流做飯的小姑娘。小姑娘告訴謝靜宜說,李訥發著燒,跟老鄉一起去砍甘蔗去了。謝靜宜去到河邊幫她倆挑了一擔水。那河水淺且渾,她是用葫蘆瓢一勺一勺舀起倒在水桶里的。物質生活自然是艱苦的,可李訥的精神生活是充實的,除了勞動之外,她還看了許多書。不過,她的身體確實不太好,經常發燒不退,但她自己從未提出回北京的要求。謝靜宜回京后,向毛澤東報告李訥的病情。毛澤東說:
“她沒什么大病,在家里也時常發燒的,一遇到考試,她就拼命一陣子,考試完了就發燒,大病一場,沒什么要緊的。”
謝靜宜見毛澤東對女兒要求這樣嚴,就說:
“主席,李訥還是有病的,讓她回北京治療一段時間,再回去吧!”
毛澤東說:
“不,人在哪里,就在哪里治病。”
謝靜宜說:
“江西那里的同志也提出讓她回北京治病。”
毛澤東還是不同意,他說:
“不讓她回來。難道江西人民有了病,都要來北京治療嗎?她在鄉下,就在鄉下治,鄉下治不好,到縣里治,縣里治不好,到省里治,不要回北京。”
后來,李訥在北京生了一個男孩子,取名叫李小宇,雇了一個保姆,錢就不夠用了。謝靜宜說:
“跟主席要一點吧?”
李訥沒有吭聲。謝靜宜問身邊的人:
“李訥要點錢,得跟主席提多少合適?”
那人回答說:
“至少要8000元。”
謝靜宜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
“給那么多啊?我那個錢是供應農民隊伍的。”
他想了想,又說:
“那好吧,給她8000吧。現在給她3000,她走的時候,你再給她5000,不要一次都給她。”
正是:五七干校新事物,不分尊卑一般同。后來戲說“牛棚”者,讀此能不面皮紅?
再說1970年7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共產黨員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社論,社論中寫道:
“整黨建黨運動,就是要繼續建設和鞏固我們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吐故納新,把各級黨組織進一步建設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戰斗堡壘,把廣大黨員進一步鍛煉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先進分子。”
7月7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老撾人民黨總書記凱山·豐威漢。他見到來自反美前線的兄弟黨領導人非常興奮,談笑風生,不知不覺間原定的談話時間就到了。周恩來抬手看了看表,毛澤東似乎沒有看見,依然饒有興趣地問凱山·豐威漢:
“我不大懂,萬象這個名字是怎么來的?”
凱山·豐威漢回答說:
“老撾的象很多,過去國王舉行慶典,都要有大象,尤其是白象,是最名貴的。”
“你今天解決了我的一個問題。”毛澤東高興地說。接著,他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講了一個故事,他說:“中國有一部古書,名叫《啟顏錄》,是隋朝時候寫的一部講笑話的書。其中有一則笑話,說中國北朝,信奉佛教。有一次開法會,由一位高僧登壇講經,講到中間,一個人站起來問他,釋迦牟尼平時出門騎的是什么牲口?高僧回答:釋迦牟尼在家是坐在蓮臺之上,出門時則騎白象。這個提問的人說:不對,你根本沒有讀懂佛經,釋迦牟尼出門騎的是牛而不是象,佛經上說:‘音貌奇特’,‘奇特’不就是說騎牛嗎?高僧聽了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對付不了這個人。”
講完故事,他忍不住自己先笑了起來。在座的其他中央領導人和凱山·豐威漢等外賓也都跟著大笑起來。
其實,在座的人們對毛澤東說的這個笑話未必都能聽得明白。速記員呂輝祥就把他說的“音貌奇特”一詞誤聽成為“音麻奇踏”。翻譯也沒有聽明白,更不懂是什么意思,于是就請求周恩來、康生幫忙。周恩來和康生交換了一下眼神,沒有說話。林彪、黃永勝則低著頭,大概也是沒有聽懂。翻譯在求援無望的情況下只好口中念念有詞,應付了幾句。呂輝祥很佩服翻譯的應變能力。會見結束后,他問翻譯員當時是怎么翻譯的?翻譯說,我也不知道,就應付過去了。這下可難壞了呂輝祥,弄不懂“音麻奇踏”的意思,就無法整理好會談記錄。他查了《辭海》、《辭源》,也沒有找到這個詞,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心想:“這怎么能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呢?”一直折騰到半夜他才忽然想起來,到北京大學向知名學者請教一下,也許能找到答案。果不其然,北大一位老教授在查找資料后,給出了答案。他說:《啟顏錄》是隋朝人侯白寫的一本笑話集,原書已散失,今存敦煌卷子與后人輯本多種,收集笑話百余則。據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說,《太平廣記》引用甚多。你所說的“音麻奇踏”實為“音貌奇特”。“奇特”二字可以理解為騎牛。‘特’字有兩說,一說是指公牛或母牛;《玉篇》有云:特,牡牛也。一說是泛指牛。樊綽的《蠻書》云,有一家生了一犬,初如小特。所以“奇特”即“騎牛”之意也。而佛經上所說的“音貌奇特”,本意是指釋迦牟尼長相風度奇特,可是提問的人卻偏偏說釋迦牟尼是騎牛,這不是很好笑的嗎?呂輝祥聞言,恍然大悟,連聲道謝。他更加由衷地敬佩毛澤東那博大精深的學識!
7月上旬,中國和坦桑尼亞、贊比亞3國代表在北京舉行有關坦贊鐵路問題的第4次會談。贊比亞代表團長提出,他們要用機車真空制動停車裝置。
此前,中國和坦桑尼亞都已經用上了新的制動方法。贊比亞提出這個要求,主要是怕自己的國家將來會有不測之禍,所以他們堅持要用真空制動裝置。有的中國人不理解,就說:
“他們和坦桑尼亞的關系不是很好嗎?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是親如姐妹的國家,根本用不著擔心發生什么事情嘛。我看他們有些神經過敏。”
周恩來輕輕地搖搖頭,說:
“‘事不當時固爭,防禍于未然。’不錯,兩國關系現在是極為友好的,是親如姐妹的,可是,即使是一母同胞的親姐妹、親兄弟,尚有不和之時,何況是兩個國家。”
贊比亞提出的這個技術問題,一時難住了許多專家。周恩來說:
“你們把這個課題交給群眾,講明這是毛主席親自批準援建的坦贊鐵路遇到的難題,請他們幫助解決。我相信他們一定能夠解決的。”
果然,二七機車車輛廠的攻關小組,沒過幾天就拿下了這個難題:他們設計的這個裝置,在坦桑尼亞境內用空氣制動,到了贊比亞境內,只要把閥門一關,就可以改用真空制動。問題圓滿解決了,坦桑尼亞、贊比亞兩國代表團成員非常高興,他們強烈要求,要見一見毛澤東。
7月11日17時35分,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中、坦、贊3國代表。他在大會堂門口一眼就認出了贊比亞財政部長穆登達,像老朋友那樣打招呼說:
“我們又見面了。”
穆登達異常激動,他說:
“非常榮幸看到閣下,感謝閣下還記得我。”
毛澤東握著穆登達的手,對周恩來說:
“恩來,你看他還是那么年輕。”
穆登達轉達了尼雷爾和卡翁達對毛澤東的問候。毛澤東表示謝意,他又風趣地說:
“我們這些人,帝國主義都是不高興的,無論是你們的兩位總統也好,還是我們這些人也好,都不大中他們的意。那有什么辦法呢?你們來北京沒有通知英國、美國吧?”
兩個團長聽毛澤東這么說,還真的認了真,就回答說:
“沒有通知他們。”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來。毛澤東舒心地吸了一口煙,兩手搭在座椅把上,神采飛揚,他說:
“他們過去不肯修這條路,現在又很想修了,他們的早晚市價是不相同的。”
毛澤東看著人們頻頻點頭,接著說:
“中國的確是被帝國主義一些大國看不起的,技術落后,窮得很。所以,我們現在都是一些窮朋友。互相幫助嘛。其實,這條鐵路算什么數啊?統共才一億英鎊。”
他轉身問周恩來:
“他們的問題都解決了吧?”
坦桑尼亞代表團團長賈馬勒說:
“現在沒有任何問題了。”
毛澤東說:
“靠不住,問題總會有的。”
賈馬勒卻堅持說:
“但問題解決了以后就不再是問題了。”
周恩來出面打圓場說:
“新的問題又會出現。”
毛澤東問周恩來:
“這條鐵路準備修幾年啊?”
周恩來答道:
“計劃6年,希望能夠縮短。問題是他們的勞動力需要逐步學習技術。”
毛澤東對坦贊關于制動問題的爭論非常關心,他問爭論的是什么技術問題。周恩來說:
“就是火車停車時,是用真空制動還是用空氣制動。空氣制動是比較先進的,但是,贊比亞還是用的真空制動。”
毛澤東笑著說:
“這些我不知道,一竅不通。還是我們總理比較通。”
周恩來趕緊指著坦、贊朋友說:
“我也不通,是跟他們學的。這個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
毛澤東幽默地說:
“有些中國人的話不能聽。還是找外行比較好,比如我們的總理,他就是外行,他好講話。”
毛澤東又問道:
“聽說成昆鐵路拍了個電影,放給他們看了沒有?”
李先念回答說:
“看過了。”
毛澤東說:
“要快也可以快,要慢也可以慢。”
他轉向非洲朋友說:
“這條鐵路如果修起來,會帶動你們國家許多工業。一定要修起來。”
周恩來說:
“他們地上、地下的資源都很豐富,有許多有色金屬。”
毛澤東對穆登達說:
“我看了簡圖上贊比亞的都城盧薩卡,靠近南羅德西亞。”
穆登達回答說:
“比較近,距離邊界大約300英里,給我們造成許多問題。”
毛澤東數了數參加接見的共有12個人,就笑著問周恩來:
“你會見的時候是多少人?”
周恩來笑著說:
“也是12人。”
毛澤東開玩笑說:
“那我們就平等了!”
逗得周恩來和在場的人再次笑起來。
7月中旬,葉群一伙面對毛澤東不設國家主席的堅決態度,心急火燎。葉群和吳法憲談話說:
“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同志怎么辦?往哪里擺?林彪同志的意見,還是要堅持設國家主席,你們應在憲法工作小組會議上提議寫上這一章。”
于是,吳法憲按照葉群的吩咐,在修改憲法起草會議上,再次提出要設國家主席問題。
周恩來馬上給汪東興打去電話說,在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開會期間,又有一些人提出了設國家主席的意見。要他把這個情況向毛澤東匯報一下。毛澤東聽了汪東興的匯報,要他打電話告訴周恩來說:
“不要設國家主席。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
這是毛澤東第5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
7月20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各地認真動員群眾,廣泛討論對憲法的修改,提出意見;并討論和通過四屆人大代表的候選人名單。
7月21日,《紅旗》雜志刊出“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專輯”。專輯上發表了一篇署名為“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文章:《為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而奮斗》。這篇文章實際上是由張春橋、姚文元主持撰寫的。文章中提出了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的6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實行工人階級的領導。”“工人階級必須在斗爭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領導權。”工人階級要掌握領導權,必須批判資產階級,“因此,革命大批判是創辦社會主義大學的戰略任務,是教育革命的一門主課。”
第二,建立一支教師隊伍。“對原有教師堅持邊改造、邊使用,建立工農兵教員、革命技術人員和原有教師三結合的教師隊伍。”“工農兵教員是教師隊伍中最有生氣的革命力量。”
第三,實行“開門辦學,廠校掛鉤,校辦工廠,廠帶專業,建立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新體制,把大學辦到社會上去”,“使知識分子接受再教育”,“走《五七指示》指引的道路”。
第四,“堅持把政治教育作為一切教育的中心。”“堅持以階級斗爭為主課。”
第五,徹底改革教材。大破買辦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打破舊的教材體系,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以工農兵的需要為出發點,三大革命為源泉,編寫無產階級新教材。
第六,實行新的教學方法。結合生產、科研任務中的典型工程、典型產品、典型工藝、技術革新等進行教學。打破過去把基礎課與專業課截然分開的界限,突出重點,急用先學,邊干邊學。改變以課本為中心、教師為中心的方法。
7月22日,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去了南方。
此前的一天,毛澤東專列上的服務員張玉鳳正在打掃著專列車廂,列車長和副書記來到她跟前,問她工作什么時候能完成,要她去中南海一趟。
上午11點,張玉鳳來到中南海。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和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接待了張玉鳳,問她是否愿意到毛澤東身邊當服務員,毫無思想準備的張玉鳳便一口答應下來。
張玉鳳,1944年出生于東北牡丹江,14歲輟學到鐵路局工作;1960年調至北京鐵道專運處,在外國元首及國家領導人外出的專列上當服務員。1968年,她與在鐵道部工作的劉愛民結婚,那年她24歲,不久,生下了一個女兒。
7月2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兩報一刊”為紀念“八一”建軍節起草的社論稿。陳伯達和張春橋就草稿上的一處提法產生了分歧。陳伯達提出將原稿中“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句中的“毛主席和”這4個字去掉。張春橋表示反對,堅持不改。周恩來見雙方爭執不下,就說:
“這件事要請示主席。”
7月28日,周恩來將討論社論稿的事情報告給毛澤東,其中寫道:“要請示主席。”
7月29日,周恩來、黃永勝到上海陪同毛澤東會見外賓。會見結束后,周恩來又向毛澤東匯報了27日在討論社論稿時發生的爭論情況。毛澤東聽后,看了黃永勝一眼,故作輕松地說道:
“這一類的應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經討論過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問題,這無關緊要。”
說罷,就讓汪東興代替他把社論稿中的“毛主席和”那4個字圈去了。
黃永勝見毛澤東如此輕松地處理了陳伯達和張春橋的不同意見,就起身告辭,直接回了北京。
7月30日,周恩來在給康生、江青、黃永勝、張春橋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寫了一封信,轉告了毛澤東對社論稿的處理意見。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社論中去掉了這4個字,就變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揮”人民解放軍了。這不是一般的提法問題,而是一件大事。這一點毛澤東不是不知道,只是因為他對這類重大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觀察,而且當時又是當著林彪的親信黃永勝的面,所以故意不點破罷了。事后,毛澤東對汪東興這樣說:
“爭論當中的兩種意見,我都不贊成。締造者不能指揮,能行嗎?締造者也不光是我,還有許多人嘛!”
1970年8月7日,中國政府和以西哈努克親王為首的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經過協商,雙方簽訂了一個中國向柬埔寨無償提供軍事援助的協定。
8月11日,毛澤東在杭州汪莊會見了南也門人民共和國總統委員會主席薩勒姆·魯巴伊·阿里及其率領的南也門人民共和國代表團一行。他稱魯巴伊主席是來自阿拉伯海地區的南也門反帝戰友。他對魯巴伊說:
“我們站在你們這邊,你們也站在我們這邊。亞非拉凡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我們都支持。中國這個國家,帝國主義控制了100多年。可能帝國主義控制你們要少幾年吧?你們有希望,跟整個阿拉伯世界有希望一樣,跟全世界人民有希望一樣。誰想到像南也門像亞丁這樣的地方,能把英國人趕走呢?我們還沒有把英國人從香港趕走呢,你們先走了一步。”
8月12日,毛澤東在杭州汪莊會見了蘇丹民主共和國革命指揮委員會主席、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加法爾·穆罕默德·尼邁里少將及其率領的蘇丹民主共和國友好代表團一行。
8月13日,毛澤東在杭州接見了剛果(布)留學生代表團一行。這是他最后一次在杭州接見外賓。
8月13日下午,康生主持召開中央修改憲法工作小組會議,討論憲法草案稿。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話說:“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張春橋說:
“已經有了理論基礎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寫了。憲法里寫上毛主席是天才地、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的話,使人感覺到很不嚴肅,總給人一種諷刺的意味。法律嘛,是規定整個國家和政黨的行為規范的大典,寫對領袖的評價不好,也不符合毛主席一貫的思想。”
康生也說:
“憲法里不要再提什么‘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這些詞了。法律用修飾語不嚴肅,給人一種歌功頌德的意思。”
吳法憲不知道去掉那幾個副詞是毛澤東的意思,也不知道后一句話是毛澤東在會見羅馬尼亞的波德納拉希時針對赫魯曉夫說的,他一聽張春橋、康生這樣說,以為這下可抓住了他們的把柄,立刻就火了,于是就情緒激動地說:
“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和《<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肯定了的。這樣說不是要否定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和《<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嗎?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
會議休息時,吳法憲打電話向黃永勝通報了上述情況。
會議結束后,陳伯達邀請吳法憲到他家里進一步磋商,最后決定,由黃永勝向正在北戴河的葉群做匯報。
8月13日晚,葉群在電話里告訴黃永勝說:
“林副主席聽了很高興,夸吳胖子‘放炮’放得好!”
葉群還要求黃永勝和陳伯達準備有關“天才”和“四個偉大”方面的語錄,以便在政治局會議上繼續同張春橋斗爭。
葉群又給陳伯達打電話說:
“現在我們抓住了炮彈,是他們反對毛主席,我們就是攻得厲害些也不過是策略問題,而他們是政治錯誤。你要做好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的準備。”
據陳伯達后來在回憶中說:“這就使我下定決心,要和張春橋、康生決一雌雄了。當然后來我才知道,張春橋反天才并不是他個人的發明,而是受江青直接指使的。江青把反對天才的說法的底子告訴了張春橋,就是讓他來否定和糾正林彪的所謂錯誤,以此來樹立張春橋的威信。實際上是想把張春橋在未來的中央全會上選進政治局常委和黨的副主席。”
8月14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順利地通過了憲法修改草案。
這完全出乎林彪等人的意料,在這種情況下,林彪暗中叮囑黃永勝、吳法憲等人說:“要多小心,這件事沒有完,到廬山會有大的斗爭。”
此后,陳伯達、黃永勝按照林彪、葉群的吩咐,搞出了一個“三大助手”論。黃永勝、李作鵬散布說:
恩格斯、斯大林、林彪分別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助手,在這“三大助手”中,“林彪同志是最好的助手”,“最光輝的助手”。
李作鵬也在海軍首次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吹棒林彪是“最偉大的天才的軍事家,也是偉大的天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邱會作在一次專家會議上強調說:
“林副主席的指示是普遍真理。”
吳法憲則更加沒邊沒沿地稱贊林彪說:
“林彪同志比恩格斯、斯大林高得多。”“沒有林彪副主席,就沒有我們的軍隊,就沒有我們的國家。”
8月18日下午2時,毛澤東在汪東興和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隨同下,乘專列從杭州出發去江西廬山,主持召開九屆二中全會。
欲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召開情況如何,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本傳前邊已經交代了林彪及其親信的一些不正常活動,本章中有關內容更加清晰地驗證了他們的政治目的,就是要為改朝換代做準備。林家班的人馬都在蠢蠢欲動,真可謂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那么接下來自然就是“黑云壓城城欲摧”了。目前社會上不是有一些人要為林彪翻案嗎?那就請好好地看一看上述資料和下一章的內容吧!對于林立果的“聯合艦隊”及《“571工程”紀要》的出現,還有“913”林彪叛逃事件的發生,你們怎么解釋呢?難道那一切都是偶然出現的現象嗎?
[咨詢微信號: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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