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卷

　　只爭朝夕

　　第1章

　　“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不能讓別人牽著鼻子走，既要對

　　付正面的敵人，還要防備背后射來的冷箭。所以，看來我得像魯迅說

　　的那樣，我也得橫過身來戰斗，才能有效地進行兩面出擊。一手對付

　　美國，一手對付蘇聯。”

　　話說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及九屆一中全會結束之后，全國工作重點逐步轉向開展“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清理階級隊伍”的主要內容是：“打擊反革命”和“清查516”分子。

　　正如本傳在第九卷末尾所說，毛澤東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提出要注意政策，要“過細地做工作”，堅持“大部不抓，一個不殺”的方針。他總結了群眾專政的經驗：

　　“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發動革命群眾組織，自己處理。政府只宜根據群眾的要求和協助，捉極少數的壞人。”

　　中共中央為“516”定的罪名是：一、“挑撥中央文革與周總理的關系，妄圖動搖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二、“破壞、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中國人民解放軍。”三、“惡毒攻擊無產階級革命家周總理，明目張膽地為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開脫罪責。”

　　1969年5月1日，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與集聚在廣場上的首都50萬軍民歡慶“五一”國際勞動節。參加慶祝活動的還有出席“九大”的代表、新當選的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及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先后接見了阿爾巴尼亞等8國新任駐華大使，并同他們進行了親切談話，向全世界各國傳遞了中國愿意同他們改善和發展關系的信息。

　　據楊道遠在《奉獻》一書中記載：“1969年4月29日，中央通知武漢結合進省、市革委會的常委以上的群眾代表一同去北京。”“5月1日，我們參加了‘五一’焰火晚會。中央安排我們上了天安門前的觀禮臺，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全場一片歡騰，‘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夜空！”

　　5月17日，毛澤東圈閱了新華社1969年4月10日《內部參考》增刊第1256期上刊登的外電外報對“九大”的5條反應。他看到編者在其中的3條標題上都加有“妄評”二字，便批示道：

　　“外國人、外國黨評論‘九大’，編者不要隨意加‘妄評’字樣，如實地向中央提供就行了。”

　　5月19日下午6時許，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在京參加學習班的1萬名代表。

　　據楊道遠在《奉獻》一書中記載：“中央把我們武漢代表放在最中間、最前面，我坐在4排5號位，毛主席離我最近的時候相距只有幾公尺。這是我一生中離毛主席最近的一次，我們那個高興那個激動的心情，無法言表，蹦著、跳著、喊著‘毛主席萬歲！萬萬歲！’。這次參加接見的中央領導人還有林彪、周恩來、康生、陳伯達、黃永勝等。在京的九屆中央委員都站在主席臺上，參加接見。徐海東坐著輪椅參加了接見。”

　　毛澤東在主席臺上看到了被選入九屆中央委員會的地質學家李四光。他走過去握著李四光的手，親切地叫道：

　　“李四光。”

　　因會場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成一片，兩人距離雖然很近，但對方說話都聽不清楚，毛澤東只好附在李四光的耳邊問：

　　“你身體好嗎？”

　　他又拉著李四光的手，走到前面，向到會的人們揮手致意。李四光和毛澤東走在一起，感到很不安，他幾次想掙脫毛澤東的手到后面去，但都被毛澤東緊緊攥住了。

　　接見結束后，毛澤東拉著李四光離開會場，步入休息室，一落座，他就關切地問：

　　“軍代表聽不聽取你的意見？”

　　李四光回答說：

　　“有時候也征求我的意見。”

　　毛澤東在談到一些地質科學家時說：

　　“我不大相信施密特的說法，我看，康德、拉普拉斯講的還有點道理。我很想看看你寫的書，能否找幾本給我看看。還想請你幫助收集一些國內外的科學資料。我不懂英文，最好是編寫成中文的。”

　　李四光問：

　　“主席想看哪些方面的科學資料？”

　　毛澤東用手在面前畫了一個大圈，說：

　　“就是你研究范圍里的資料。”

　　后來李四光回到單位，向軍代表說明了此事，挑選出他的《地質力學概論》一書和《地質工作者在科學戰線上做了一些什么？》一文，還有章鴻釗寫的《石雅》，派秘書送給了毛澤東?；氐郊依?，他動情地對女兒李林說：

　　“主席工作很忙，還要看我的書和其它資料，資料挺多，但都是大本大本的，有的還很繁瑣。還有許多是外文的。毛主席哪有那么多的時間來看這些東西？為讓他老人家少花費時間，我要整理一份多用圖片少寫文字的資料，把地質學中的重要問題都包括進去，再送給毛主席看。”

　　自此以后，80歲高齡的李四光為了讓毛澤東早一天看到這些資料，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夜以繼日地收集大量中外文資料，整理成7篇科學論著，定名為《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摘要（初稿）》，印成大字本，送給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以及中央和其他有關部門的領導。1971年4月28日，李四光因患重病住進了醫院。他對家人說：“毛主席的哲學思想最英明，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指導科學研究工作的靈魂，是根本。”在醫院安定下來以后，他就開始著手撰寫《學習毛主席的哲學思想指導地質工作的一點體會》。他還說：“只要再給我半年時間，我有信心去組織人力攻克地震預報這個難關。”誰知在住院的第二天，李四光就因突發動脈瘤破裂而不幸去世了。

　　再說5月26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中央軍委辦事組的工作匯報。在談到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六卷時，毛澤東說：

　　“我興趣不大，我也不看。”

　　毛澤東還說：

　　“搞專案，許多是靠不住的，是道聽途說的。內查外調搞不出什么東西，搞了很長時間沒有搞出什么東西。有的學生沒有經驗，有的還有派性，這一派整另一派。”

　　“不要把責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誰叫我們不管呀！”

　　5月29日，已經有一年多沒有外出的毛澤東乘專列南下。

　　來自河北徐水縣的列車員岳素花是第一次執行任務，專列駛出北京后，她和幾位新來的列車員都按捺不住想見見毛澤東的急切心情，不斷地問列車上領導：

　　“主席能不能在這次任務中接見我們？”

　　那位領導回答說：

　　“主席工作很忙，一上車就開始工作，要有合適的機會才能向主席提出請求。”

　　1969年6月1日，毛澤東乘專列抵達鄭州，在車上接見了劉建勛和紀登奎，他問道：

　　“你們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嗎？黨言川怎么樣？”

　　第二天下午，專列仍在運行。張玉鳳來到宿營車，對列車長說：

　　“主席聽說來了新同志，現在要見見她們。”

　　岳素花這些剛上專列的農村女孩子是從小唱著歌曲《東方紅》長大的，她們只見過墻上的毛澤東畫像，現在聽說馬上就要面對面地見到老人家了，心情格外激動。岳素花和幾個伙伴一起跟著張玉鳳來到了毛澤東的公務車廂。

　　毛澤東正在主臥室里休息。他穿著一件灰白色睡衣，斜靠在寬大的木板床上，見到幾個小姑娘進來，就笑瞇瞇地望著她們。岳素花等人激動地問候道：

　　“主席好！”

　　毛澤東點點頭，起來和她們一一握手，讓她們坐下來拉家常。他說話帶著濃重的湖南鄉音，姑娘們聽不太懂，直發愣。毛澤東就讓張玉鳳在一旁當起了翻譯。毛澤東問她們多大了，是哪里人，讀過多少書？當他聽說姑娘們是初中生時，又認真地問：

　　“你們讀到畢業了嗎？”

　　有位姑娘說：

　　“我們是66屆畢業生，快要中考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高中停止招生，我們就參加了工作。”

　　毛澤東若有所思地說：

　　“你們是最后一批畢業生了。”

　　專列到了武漢，毛澤東來到武昌東湖梅嶺1號，看到從走廊到會客廳、書房和臥室里，到處都張貼著他的畫像和語錄，立刻要工作人員將這些統統摘下。

　　6月3日，許光達在北京病逝，享年61歲。

　　許光達是10位大將中年齡最小的一位。他在建國后擔任裝甲兵司令員、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委員等職務。

　　6月3日這一天，毛澤東看到《人民日報》的報道說：自恃武力強大的蘇方狂妄地宣稱，“蘇聯部隊的核武器是有無限毀滅力量的帶核彈頭的導彈”，有關導彈部隊已經嚴陣以待，隨時準備進行“毀滅性的核回擊”。

　　此前，蘇聯軍隊先后侵入中國新疆巴爾魯克山西部地區和塔城的鐵列克提地區，打死打傷中國牧民和邊防軍戰士多人。這時候，蘇軍在遠東的戰略導彈部隊已經進入了待命發射的戰略攻擊狀態。由步兵師、戰役火箭師、坦克師和空軍軍團組成的120萬蘇軍機械化部隊，沿著中國東部、北部和西部的北方邊境沿線進入了一級戰備進攻狀態。毛澤東對于蘇聯的威脅早有準備，在珍寶島事件發生后，中國撤出了全部援越部隊，以加強防御蘇軍的侵略，僅在東北戰區，中國人民解放軍就部署了240萬人。

　　毛澤東放下手中的《人民日報》，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

　　“我咽不下這兩口氣。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不能讓別人牽著鼻子走，既要對付正面的敵人，還要防備背后射來的冷箭。所以，看來我得像魯迅說的那樣，我也得橫過身來戰斗，才能有效地進行兩面出擊。一手對付美國，一手對付蘇聯。”

　　6月3日晚，毛澤東重讀《南史》第六十一卷《陳慶之傳》。他在這本書的封面上，用粗重的黑鉛筆畫上重讀圈記；在目錄“陳慶之”旁畫了兩條著重線；在傳記開篇的天頭上，畫了4個大圈，又用蒼勁的筆跡寫了“陳慶之傳”4個大字。讀罷《陳慶之傳》，他將書翻回到第一段介紹陳慶之生平的地方，批注道：

　　再讀此傳，為之神往。1969年6月3日在武昌

　　使毛澤東為之神往的陳慶之，乃是南朝梁武帝時一位出身于寒門的名將，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他為人忠正、耿直，有膽、有識、有才，一生功勛卓著。

　　6月5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道稱：蘇聯人“在口頭上向華盛頓及其它西方國家的首都進行試探”，要他們“對遠東發生核戰爭的可能性有所準備”。

　　此后，中央軍委辦事組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召開座談會，討論“準備打仗”的問題。

　　6月9日，賀龍因病逝世。他在去世前對夫人薛明說：

　　“我相信，黨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總有一天會說話的！”

　　關于賀龍之死，一位署名為“靳衛”的中央警衛師權威知情人在《賀龍逝世前一直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的關懷》一文中是這樣說的：

　　《賀龍元帥》一文所描寫的賀龍在“文革”中受非人折磨的情節是假的，是編出來的。其描寫和“文革”結束后所拍的電影《元帥之死》類似。當時我們警衛師2團2營組織看電影《元帥之死》，下邊一片噓聲，說這影片不是瞎編嗎？全體官兵非常生氣。看待“文革”應該實事求是，不能瞎說。

　　賀龍“文革”中休息不再工作后，也就是“靠邊站”后，他的警衛工作是由我營4連一個班擔負的。一個小院住賀龍和警衛班，并沒有他的夫人薛明，怎么會迫害他夫妻二人呢？夫人隔一段來看一下，開始來的勤些，后來來的少些。毛主席和周總理很關心賀龍，要求照顧好，每天按時向團師衛戍區匯報。連隊派一名炊事班副班長專職為賀龍一個人做飯。這個副班長炊事技術很好，連首長專挑的。專職為賀龍采購食品。賀龍的伙食費開始每月約80元，連隊干部戰士當時每人每月伙食費是13.2元，3年后才漲到13.32元，后又漲到13.35元，10年后漲到13.45元，算是漲到頂了。這個標準一直維持到改革開放后好幾年。每個月長0.1元時，連隊還專門召開了全連大會，感謝黨和毛主席的關懷。所以說賀龍當時每月的伙食標準相當于6個戰士的總和，生活很好，每頓至少二菜一湯或四菜一湯，一葷一素或兩葷兩素。每頓飯做好，警衛連換班到連隊吃飯，副班長只做不吃，只嘗咸甜酸辣味道。

　　過了一段時間，賀龍嫌面食多，就直接給毛主席寫信，說自己是南方人，愛吃大米，伙食調劑一下。毛主席收到賀龍信后，專門批示給中央有關部門：“賀龍過去有功，要照顧安排好賀龍的生活，每月按200元生活費標準”。這個批示還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全黨，要求對所有老干部都要照顧好生活。

　　毛主席批示后，賀龍的生活更好了。連隊專門研究制定了賀龍每周食譜，基本上一周不重樣，頓頓都是四菜一湯。有時吃不完，副班長想吃又怕違犯紀律，就用小桶提著當泔水喂豬了。哪里有賀龍臨死說“想吃豬耳朵”這回事？山珍海味，雞鴨魚肉，豬肝豬蹄子，哪一樣都不少。副班長經常征求賀龍的意見，他說想吃啥就弄啥。一個月200元，他一個人相當16個戰士的伙食費。當時豬肉每一斤0.5元，賀龍的伙食好到天頂上去了，酒是好酒，成瓶子放著，想喝就喝，現成的。茶葉是龍井茶，配了兩個暖水瓶，喝不完晚上洗腳用了。有的文章和電影描寫成賀龍渴得拿碗伸到墻外接房檐水喝，有病不能治，受百般折磨，這壓根是胡說。定期為賀龍體檢、洗澡、訂報紙、聽廣播，每天給他打掃衛生。他每天室內室外、院內院外散步打拳鍛煉身體、做深呼吸、吐故納新。他需要看病時，來專車接送，警衛班專職保護，師部警衛參謀甚至有時警衛科長副科長專程護衛，看病是部隊最好的醫院、最好的醫生，用最好的藥，住高干病房，特級醫護。

　　要說賀龍元帥有委屈的地方，就是不管事了，心里悶，精神上有壓仰，這也是“文革”時期部分老干部的共同感。但是老干部的工資是照發不誤，每月幾百元，應該說衣食無憂?，F在說的“文革”時期老干部和知識分子“住牛棚”，實際是到“五七”干校種地，勞動緞煉，消除官僚主義，并不是真住在牛棚。住牛棚，是個形容詞。當時鄧小平到江西省勞動緞煉，住的“牛棚”是一個南昌市郊南昌步兵學校校長的兩層將軍樓。毛主席、周總理親自安排，用專機把鄧小平夫婦送到住地，由當地炮兵團派出一個12人的警衛班，并由一位軍官帶隊和1名戰士值班，和鄧小平同住在獨樓獨院的將軍樓，專職為鄧做保衛工作。鄧到鄰近的拖拉機修配廠勞動鍛煉，往返步行，工廠專門又成立了鄧的黨員保衛小組護衛。鄧每月400多元工資照發，也可以喝到茅臺酒。所以說，即使在“文革”時期，黨和毛主席也是非常關心老干部和知識分子的。當然，極少數受到人身迫害也是事實，也是有的。劉少奇疏散到開封，因他長期患有肺炎，一個多月時間，毛主席、周總理4次派中央醫療專家小組到開封為劉少奇會珍治療，最好的藥都用了，但終因劉年老病重，醫治無效病逝，并非人為迫害而死。

　　上述我說這些，都是有當時的值班記錄的，都是有歷史檔案可查的。希望現代的文學作品尊重歷史，胡編亂造經不起歷史檢驗，是會讓后人笑掉大牙的。

　　再說賀龍逝世之時，毛澤東還在武昌梅嶺1號。有一次，他針對林彪稱頌他“一句頂一萬句”的話，對工作人員說：

　　“人的一句話怎么能頂一萬句呢？一句話就是一句，不能是一萬句，不能頂，更不能頂那么多。我的話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嗎？這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辯證法。”

　　還有一次，毛澤東在觀看“九大”紀錄片時，看到銀幕上多次出現他本人的鏡頭和代表們長時間歡呼的場面，很生氣地站起身來退場，并且說：

　　“哪有一個人老看演自己的電影？我的鏡頭太多了，沒什么意思！‘四個偉大’，太討厭！”

　　6月12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批示，發出了《關于宣傳毛主席形象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文件。文件中規定：

　　“不經中央批準，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報紙平時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頭畫。”“不要搞‘忠字化’運動。”“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請示，晚匯報’，飯前讀語錄、向毛主席像行禮等形式主義的活動。”

　　6月26日，毛澤東要離開武昌了，他和曾思玉、劉豐、張體學、方銘談話說：

　　“下去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學會，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監護的人，統統放了，不管他職務大小，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看搞專案小組很危險。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計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個專案組搞了一二年，沒有搞出來，怕思想上右傾，寧可‘左’一點。”“我不是完全反對專案小組。搞專案要有經驗的人，年齡大的人，要與群眾結合。現在有的人年紀輕，造反精神很強，他們缺乏經驗，不懂得歷史。”“聽說河南地?？h一級的第一把手，有50%的人都出來主持工作，這個經驗很好，全國不太多。”

　　毛澤東最后說：

　　“我這次來，不是給你們談工作的，是因為在北京很忙，到這里是休息的。”

　　據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回憶說：“1969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視察時，對湖北農業生產十分關心。當我匯報戰勝1968年長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長勢很好、豐收在望時，毛主席說：對，人是要吃飯穿衣的。湖北是個好地方，是魚米之鄉，自古以來就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說。中國的文字很有道理，‘飯’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沒有飯吃，就要起來造反的，民以食為天嘛。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我們經濟形勢的好壞，依農業形勢的好壞而轉移。湖北這個地方盛產糧食和棉花，你們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飯吃、有衣穿，事情就好辦了。”

　　曾思玉等人還曾向毛澤東請示興建三峽水利樞紐工程，毛澤東問他們去過三峽沒有，大家都說沒去過。毛澤東建議曾思玉可以先去實地考察一下。

　　此外，毛澤東在武昌期間，還曾詢問了焦枝鐵路的建設情況以及江漢油田會戰的情況，又批閱了有關技術革新、渤海地震、華北防汛等文件。

　　6月28日，毛澤東在湖南同黎原、華國鋒談話，他說：

　　“出極左極右是社會上有那股思潮，‘省無聯’（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的簡稱——筆者注）極左，那時很吃香，有一股極左思潮。”

　　1969年7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中國共產黨萬歲——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48周年》。

　　此前，毛澤東審閱了社論文稿，他把第二段中“把一個貧窮落后的舊中國，變成一個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后半句，改為“建成一個有了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并批示道：“請注意：以后不要這種不合實際的自吹自擂。”最后批示：“可發。”

　　社論公布了毛澤東關于整黨工作的指示：

　　“每一個支部，都要重新在群眾里頭進行整頓。要經過群眾，不僅是幾個黨員，要有黨外的群眾參加會議，參加評論。”

　　7月間的一天，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李德生跟著周恩來去外地見毛澤東。

　　此前，李德生擔任安徽省軍區司令員、省革委會主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之職，同時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委員。自7月起，他又接到新的通知，要他兼職國務院業務組、中央軍委辦事組工作。

　　這一天，李德生是第一次和毛澤東面對面地坐在一起，免不了既激動又有些緊張。毛澤東見他如此，便隨手拿起周恩來放在桌子上的眼鏡，戴了一下，親切地問李德生戴不戴眼鏡？又問他看什么書？還建議他可以看看《紅樓夢》、《天演論》和《通鑒紀事本末》。周恩來見李德生的情緒在毛澤東不經意的言談中平復了許多，便向毛澤東匯報說：

　　“主席，李德生同志已經安排在國務院業務組和軍委辦事組工作，同時還兼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李德生小心地插話說：

　　“主席，我的職務太多了，安徽和南京的工作是不是免掉？”

　　毛澤東微笑著說：

　　“一個也不要免。你一邊工作，一邊學習，三分之一時間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學習，三分之一時間到下面搞調查研究。”

　　7月8日，毛澤東在浙江同南萍、陳勵耘談話說：

　　“要教育幫助新干部，就是要當見習官。他們沒有經驗嘛，就是要當見習官嘛！老干部是有經驗的。”

　　毛澤東還詳細詢問了浙江的工業配置情況及新安江水電站生產情況，又談到了修建杭州到長興的鐵路問題。

　　7月11日，陳毅等人向毛澤東提交了一份關于《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的報告。

　　早在4月底，毛澤東讓陳毅到石家莊一家工廠去蹲點，交代他兩項任務：一是到工廠總結經驗，給“斗批改”提出合理化建議；二是召集幾位老帥，討論國際形勢。上述報告便是他和幾位老帥討論的結果。

　　7月22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志第6、7期合刊發表的《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是一場革命——北京市北郊木材廠的調查報告》及編者按。

　　《紅旗》雜志編者按說：“這篇調查報告值得一讀。認真學習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依靠工人階級，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精兵簡政；對原有規章制度一分為二，保留合理的，改革不合理的，創立新的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規章制度；注意政策，步驟上積極而穩妥，這些經驗可供參考。”

　　報告中寫道：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還是搞‘利潤掛帥’、‘物質刺激’那一套，這是兩條根本對立的辦企業路線。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廠革委會和廣大革命群眾深刻地認識到，忘記了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就會迷失方向，階級敵人篡權就看不見，修正主義路線就認不清，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企業就保不住。”“只有徹底破除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利潤掛帥’、‘物質刺激’、‘生產第一’、‘專家治廠’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辦企業路線，才能破在要害處。只有堅決貫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辦企業路線，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才能立在根本上。”

　　1969年8月13日，蘇聯軍隊出動直升機、坦克、裝甲車以及大批武裝部隊在新疆塔城地區裕民縣鐵列克提伏擊中國邊防軍1個排，中國38名巡邏官兵全部壯烈犧牲。

　　“八一三”流血事件發生后，蘇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是否對中國進行更大規模的武裝行動。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叫囂要“用幾百萬噸級當量的核武器，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一次一勞永逸的打擊。”

　　8月20日，勃烈日涅夫給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下達密令，要他向尼克松或基辛格征詢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見。多勃雷寧當晚緊急約見了基辛格。

　　第二天一早，基辛格來到白宮，早已等得急不可耐的尼克松說：

　　“說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煩事？”

　　基辛格拿出十幾張寫滿了字的紙，放到桌子上，說：

　　“看看吧，蘇聯想對中國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寧先生同我深談了一夜。克里姆林宮的幾個家伙決定用核導彈一勞永逸的消除中國的威脅。現在，他們來征求我們的意見。”

　　尼克松表情嚴肅地說：

　　“蘇聯突然進攻中國，攻擊中國的核設施，會給美國帶來危險。我們得讓蘇聯人知道，我們不會容忍他們這樣做。”

　　尼克松同他的高級官員緊急磋商后認為，西方國家最大的威脅來自蘇聯，一個強大的中國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戰略利益。蘇聯對中國的核打擊，必然會招致中國的全面報復。到那時，核污染會直接威脅駐亞洲25萬美軍的安全。最可怕的是，一旦讓他們打開潘多拉盒子，整個世界就會跪倒在北極熊面前，美國也會舉起白旗的。尼克松說：

　　“我們能夠毀滅世界，可是，他們卻敢于毀滅世界。”

　　尼克松等人得出結論：一是只要美國反對，蘇聯就不敢輕易動用核武器。二是應該設法將蘇聯的意圖盡早通知中國。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很難，美中30年來積怨甚深，直接告訴中國，他們非但不會相信，反而會以為我們在玩什么花招。尼克松最后決定：

　　“讓一家不太顯眼的報紙，把這個消息捅出去。美國新聞無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勃烈日涅夫看到了也無法怪罪我們。”

　　基辛格則不無擔心地說：

　　“但愿中共領導看到了這則消息，千萬不要隨手扔掉。”

　　8月21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團結起來，共同對敵》。社論中還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

　　“要認真搞好斗、批、改。”

　　8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得知胡志明病情加重，立即派出第2個專家醫療組去越南。

　　早在1969年初，毛澤東、周恩來獲悉胡志明患了重病，就派去了第一個專家醫療組。

　　8月25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了經過毛澤東審定的社論：《抓緊革命大批判》。社論中批評了“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的說法。社論中還寫道：

　　“現在，社會主義革命在繼續，我們進入了在各個單位認真搞好斗、批、改的階段，無產階級世界觀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斗爭的各個方面更深刻地展開了。”

　　8月26日，中國第3個專家醫療組赴越南。

　　8月27日，國務院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成立了全國性的人民防空小組。

　　8月28日，毛澤東先后批準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轉發的《關于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睹睢芬筮吔鞯剀娒?ldquo;隨時準備粉碎美帝、蘇修的武裝挑釁，防止他們的突然襲擊。”

　　欲知毛澤東如何粉碎蘇修叛徒集團突然襲擊的陰謀，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關于賀龍之死，本章引用了署名為“靳衛”的中央警衛師權威知情人士撰寫的《賀龍逝世前一直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的關懷》一文，加以佐證。文章中說：《賀龍元帥》的作者所描寫的賀龍在“文革”中受非人折磨的情節是假的，是編出來的；其描寫和“文革”結束后所拍的電影《元帥之死》類似。當時我們警衛師2團2營組織看電影《元帥之死》，下邊一片噓聲，說這影片不是瞎編嗎？全體官兵非常生氣。看待“文革”應該實事求是，不能瞎說。這篇文章通篇都很好，值得那些受騙的讀者和觀眾好好地讀一讀。將歷史事實公布于世，這是每一個中國人做人的底線?？赡切┲e言家寧肯步德國法西斯頭目戈培爾的后塵，相信“謊言說一千遍就是真理”，一個接一個地以謊言治史，也不怕遺臭萬年，豈不是蠢而又蠢么？！

　　[咨詢微信號：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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