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莊
對于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很多人還不是很理解。《實踐論》中說：
“無論何人要認識什么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于（實踐于）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實踐論》
這很明顯是強調實踐的絕對意義和重要性。但是同時，我們又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行動”，這又是毫無疑問的強調理論的絕對意義和重要性。
只看重理論而忽視實踐，則不可避免的走向教條主義。反之，只看重實踐而忽視理論，則又不可避免的走向經驗和實用主義。
那么，人們在認識和實踐的過程中，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是怎樣的？或者說，在人們的認識和實踐的過程中，理論和實踐是怎樣在這個過程里起作用的？
這篇文章，我們再次學習一下毛選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實踐論》，來闡述一下實踐和理論之間，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關系？
一、
認識的兩次飛躍
認識與實踐的整個過程，是通過兩次飛躍來完成的。
第一次飛躍，是在實踐之中，將實踐過程里獲取的大量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人們在社會實踐之中，比如：階級斗爭、政治生活、科學實踐、文化藝術等各種社會實踐活動里，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物質生活材料，物質世界的種種材料（現象）通過人的耳朵、眼睛、鼻子、身體等感官反映到人的頭腦中來，最開始是形成了感性認識。這些感性認識積累得多了，通過提煉、總結、歸納之后，就會產生一個飛躍，變成了理性認識，這就是思想和理論。這是認識的第一個階段，也就是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階段。這個階段里，伴隨著的是從物質到精神，從社會存在到社會意識的一個過程。
當我們從對某一事物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以后，就完成了第一次認識的飛躍。
然而，這個時候我們所形成的對某一事物的思想和理論，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外界的規律，還沒有證明，因此也不能確定是否正確。所以還要接著進行認識和實踐的第二個階段，即：從理性認識到實踐檢驗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里，我們把第一個階段得到的理性認識放到社會實踐中去，看這些思想和理論，以及由此形成的辦法和策略等等是否能得到預期的成功。一般的說來，成功了的就是正確的，失敗了的就是錯誤的。
人們的認識經過實踐的檢驗，又會產生一個飛躍。這次飛躍，比起前一次飛躍來，意義更加偉大。因為只有這一次飛躍，才能證明認識的第一次飛躍，即從客觀外界的反映過程中得到的理性認識，即思想、理論、政策、計劃、辦法等 等，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此外再無別的檢驗真理的辦法。
當然，有時候一些偉大和超前的思想、理論，會因為歷史條件的限制，比如人們的普遍認識還不夠、階級力量的對比過于懸殊等原因的局限，導致它的真理性往往需要歷經很長的時間和各種正反兩面經驗的對比以后，才會被人們所認識。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說就是如此。
這樣一個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到社會實踐的兩次飛躍，就是我們認識和實踐的一個過程。其后的認識，又是在這個過程之上的循環往復，由此不斷的發現真理，又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
這是《實踐論》給我們所闡述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過程。然而，很多人忽略的，恰恰是在這樣一個認識的過程里，在兩次飛躍之中，理論與實踐是怎樣伴隨著這個認識過程而發揮作用的。
二、
第一次飛躍
很多人會錯誤的以為，在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第一次飛躍里，是沒有理論發揮作用的，似乎好像只需要盲目的投入到實踐之中，然后獲取大量的感性材料，那么感性材料就會自動上升為理性認識，由此形成思想和理論。
這在億萬年前的原始人類那里，可能確實如此。但是在人類文明發展了幾千年的基礎上，事實是人們不可能事事直接經驗，事實上多數的知識都是間接經驗。也就是我們從前人或是他人那里學習而來的知識和理論。這一點，《實踐論》里描繪得很清楚。
“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經驗，事實上多數的知識都是間接經驗的東西，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識。”——《實踐論》
為什么我們要學習各種科學文化知識？我們從小就要接受這類知識的教育？原因是十分簡單的：你不可能讓一個孩子從小不接受任何教育，不學習任何前人的理論，然后就把他放逐到社會實踐之中，就指望他從感性認識里學習到一大堆的理性認識，這顯然是十分荒誕的。
所以，一個人的知識，其實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部分是直接經驗，也就是自己從實踐中獲取的知識，另一部分則是間接經驗，也就通過學習前人或他人總結好的理論和思想來獲取的。當然，不管是直接經驗，還是間接經驗，最初的源頭都是社會實踐。
這兩部分知識，會共同的構成我們頭腦里最初的理論框架，正是這個理論框架，幫助我們完成了認識的第一次飛躍，即幫助我們完成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
《實踐論》里很清楚的闡述了第一次飛躍的過程：
“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實踐論》
這個過程就是思考的過程，正是經過這樣的思考過程，我們才能夠將實踐中獲取的種種感性材料，經過思考和分析，將其上升到理性認識。
所以事情是十分清晰了然的，即在第一次飛躍中，在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過程中，就已經有了理論在這個過程中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在馬列主義傳到中國以前，很多先進的知識分子積累了大量的對于當時舊中國的感性認識，嘗試過種種的實踐手段，然而都無一例外的失敗了。如毛主席所說：“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論人民民主專政》
這時候就是大量的感性認識，因為缺少正確的理論框架的分析和處理，缺少那樣一個進行“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工具，所以遲遲不能得出符合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的理性認識，因此總是在實踐中失敗。
而馬列主義一經傳到中國，便如毛主席所說：“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和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論人民民主專政》
這個過程，就是因為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理論框架，于是才有了將大量此前的革命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可能，才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推翻了三座大山而建立了新中國。
而實用主義是看不到這個理論在認識和實踐過程中的這個關鍵作用的。胡適在馬列主義剛剛傳播到中國的時候，就說什么“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的意思就是在原來的理論框架范圍內，在原來的封建和軍閥專政的框架內，去研究解決實際問題。李大釗則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立場對胡適的觀點進行了徹底批判，他指出，胡適停留在社會細枝末節問題上，沒有認識到社會根本問題的解決比社會具體問題的解決來得重要，只有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的希望”。
這一點，《實踐論》里也說得十分清楚：
庸俗的事物主義家不是這樣，他們尊重經驗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這種人指導革命，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實踐論》
三、
第二次飛躍
在第一次飛躍，即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里，既有大量實踐的社會感性材料作為原料基礎，又有將感性的原材料進行加工和處理（即思考和分析）的理論框架，才會有我們看到的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的過程。
這兩方面，缺少了任何一方面都是不行的。沒有實踐的原材料，拿著以往得來的經驗和理論，從這些經驗和理論出發去辦事，就一定要壞事。中央蘇區時期，從蘇聯回來的教條主義者，就是缺少了對中國革命實際的原材料的感性認識的東西，直接上教條，由此有了蘇區的崩潰和萬里長征。
而如果沒有對原材料進行加工和處理的理論框架，沒有這個理論的作用，那么感性認識就無法上升到理性認識。這個時候拿著感性認識去指導革命，去辦事，就必然淪為什么有用就先用什么的實用主義。
我們說要堅持馬列主義的理論指導地位，指的就是防止實用主義的發生。
而到了第二次飛躍，即從理性認識到客觀實踐的過程里，理論的指導意義就更加重要了。這時候，我們說的理論，就是經過第一次飛躍，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以后的理論和思想。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理論與當時當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之后形成的理論和思想。
這在當時的革命環境里，就是將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而形成的相關理論和思想。
這個結合的過程，就是第一次飛躍中完成的過程。然而僅僅有第一次飛躍是不夠的，這個思想還需要放到革命實踐中去檢驗，以完成第二次飛躍，它才會被驗證，被證實，被發展，才能真正作為一種真理被承認。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我們的認識和實踐過程中，不管是第一個階段從感性到理性的認識，還是從理性認識到社會實踐的檢驗，都是離不開理論的深刻指導的。
任何輕視理論，而只關注實踐的行為，都不可避免的要淪為實用主義。
原因很簡單：缺乏了理論的指導，那么衡量成功與否的標準，就只能以眼前的、即時的、有用的內容作為標準了。
歷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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