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六中全會到現在，兩個半月，根本沒有實行。人民公社

　　沒有阻止一平、二調、三收款這股風。”

　　話說1958年12月21日上午，毛澤東在廣州看了《文物》第9期刊登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及有關人員的注釋，在書眉上批注道：

　　我的幾首歪詩，發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說對了，一部分說的不對，我有說明的責任。1958年12月，在廣州，見文物出版社9月刊本，天頭甚寬，因而寫了下面的一些字，謝注家，兼謝讀者。

　　魯迅1927年在廣州，修改他的《古小說鉤沉》，然后說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遙嘆，予在廣州。從那時到今天，31年了，大陸上的饕蚊滅得差不多了，當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港臺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萬愚公，用他們自己的移山辦法，把蚊陣一掃而空，豈不偉哉！試仿陸放翁曰：

　　人類今聞上太空，但悲不見五洲同。愚公盡掃饕蚊日，公祭無忘告馬翁。

　　毛澤東 1958年12月21日上午10時

　　毛澤東又在《沁園春·雪》這首詞旁批注道：

　　“雪：反封建主義，批判兩千年封建主義的一個反動側面。文采、風騷、大雕，只能如是，須知這是寫詩啊！難道可以謾罵這一些人嗎？別的解釋是錯的。末3句，是指無產階級。”

　　還在他所寫的“才飲長沙水”中的“長沙水”3字旁批注道：

　　“民謠：常德德山山有德，長沙沙水水無沙。所謂長沙水，地在長沙城東，有一個有名的‘白沙井’。據說井水很甜，名叫沙水。”

　　他在《沁園春·長沙》中的“擊水”批注道：

　　“擊水:游泳。那時初學，盛夏水漲，幾死者數。一群人終于堅持，直到隆冬，猶在江中。當時有一篇詩，都忘記了，只記得兩句：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

　　12月22日，毛澤東為中宣部12月19日編印的《宣教動態》第165期上刊載的《清華大學物理教研組對待教師寧“左”勿右》一文給陸定一寫了一個批語。

　　文章中說：“最近清華大學公共教研組黨總支檢查了物理教研組支部的工作，并組織黨員討論了對知識分子的政策。討論中暴露出以下問題，”“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知識分子是革命對象，過共產主義關更是革命對象，因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剝削階級，連團員助教也被認為是革命對象。”“認為高級知識分子都是從根本上反對黨的教育方針，他們擺開了陣勢向我們進攻，必須還擊；所有的統戰對象都是促退派，把他們擺在這里，只是為了樹立對立面。”“認為從工人階級的利益出發，應當走階級路線，在學校中提群眾路線是不妥當的。為了劃清界限，寧可左一些。認為提‘發揮老教師的作用’就會模糊階級界限，放松斗爭。由于這些錯誤的認識，他們在工作中采取了一些錯誤的作法。該教研組主任劉紹唐（中左），一貫表現較好, 但支部卻認為他只能起反面教員的作用。編教學大綱時, 讓他帶了幾個落后助教編，黨團員背著他又另編了一個, 準備唱對臺戲。劉表現非常積極，開夜車將教材編出來了, 無可批判，黨員卻將他編的大綱丟在一邊，只把黨團員編的大綱交給群眾討論。清華大學黨委最近已檢查糾正了這種錯誤作法。”

　　毛澤東在給陸定一的批語中寫道：

　　陸定一同志：

　　建議將此件印發全國一切大專院校、科學研究機關的黨委、總支、支委閱讀，并討論一次，端正方向，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教授、講師、助教、研究人員，為無產階級教育事業和文化科學事業服務。你看如何？文學藝術團體、報社、雜志社和出版機關的黨委、黨支，也應發去，也應討論一次。請酌定。

　　毛澤東 1958年12月22日

　　后來在12月27日，中共中央將毛澤東對《清華大學物理教研組對待教師寧“左”勿右》一文的批示作為文件和原件一起，發給“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西藏、寧夏工委”，“望印發教育部門、文化部門、衛生部門，各大專學校、科學研究機關、醫院、文學藝術團體、報社、雜志社和出版機關的黨委、總支委、支委閱讀并討論，端正對知識分子的工作方向。”

　　12月23日，毛澤東在廣州軍區接見參加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代表，并同與會的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各院校的負責人共50余人談話。在談到看問題要看到有兩種可能性時，毛澤東說：

　　“壞事無非是打世界大戰，扔原子彈，原子彈我們一個也沒有。再有，中國共產黨分裂，分成兩個中央、3個中央。我們國家還有滅亡的危險沒有？有。我們就是滅亡，也是暫時的、局部的。人民公社也會崩潰一部分，這沒有壞處，可以得到教訓。你有垮臺的準備，就不會垮，至少是垮得少，你可以整頓教育。你如果沒有垮臺的準備，那就危險。這樣講，與東風壓倒西風、紙老虎等論點，似乎不符合了，其實還是符合的，什么事情都有兩個可能性，鞏固或者崩潰。所謂紙老虎，并不是說它現在已經死了，不打是不會死的。帝國主義還活著，還是要斗爭，到最后它就死了。要經過斗爭，中間有曲折，不會沒有風浪的。”

　　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65周歲壽辰，廣州的負責人和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在中午特地為他加了幾個菜，一來是為他祝壽，二來是為他餞行。可惜毛澤東正在睡覺，未能吃上這頓飯。他起床后聽說了此事，就把有關人員狠狠地訓了一頓。

　　12月30日，毛澤東回到了北京。

　　1959年1月3日，大金門島上的國民黨軍炮兵突然向南安縣大嶝島實施炮擊，造成山頭村托兒所31名兒童死亡，17人受傷。

　　毛澤東聞訊，決定于1月7日向金門實施第7次大規模炮擊。為了表示懲罰少數作惡分子和利于國民黨繼續固守金門，毛澤東指示說：

　　“此次炮擊目標只限于炮兵陣地。”

　　1月4日晚，毛澤東給楊開英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楊開英自從調到北京工作后，雖然與毛澤東同在一個城市，近在咫尺，可她不常去見毛澤東。即使有什么事，也只是寫寫信，或捎口信向他表示問候。不久前，毛澤東收到楊開英寄來的一封信，得知她近期身體有所好轉，病已痊愈，便寫了這一封回信，他寫道：

　　友妹：

　　信收到，很高興。我尚好，勿念。

　　兄 字 1月4日

　　1月7日下午2點鐘，福建前線指揮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組織了28個營又8個連的炮手們，以26000多發炮彈，向大金門島上的國民黨軍炮兵陣地發動了大規模的炮擊。此后，金門國民黨軍的氣焰大為收斂。

　　1月9日，福建前線部隊依照毛澤東“今后逢單日不一定都打炮”的指示，炮擊次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減少。

　　后來有歷史學家曾經評論說：“毛澤東在炮擊金馬問題上，既有強硬的原則立場，又有機動靈活的斗爭策略，他以卓越的政治遠見和高超的斗爭藝術，打擊了美國制造兩個中國的企圖，既沒有引起大規模的戰爭，也從沒有給自己造成被動。”此言不虛。

　　1959年1月間，毛澤東對秘書林克說起了他學習英語的煩惱，他說：

　　“到處碰石頭，很麻煩。”

　　他還說，要給自己定一個5年計劃的目標，要通過學習，能夠看英文的政治、經濟、哲學方面的文章。

　　林克考慮到毛澤東要務纏身，日理萬機，為了節約他的時間，從此以后就對他未學過的單詞，事先代替他查好字典，注明輕重音。可是，毛澤東往往還要親自翻翻字典，看看音標和注解。

　　毛澤東的湖南鄉音濃重，在湖南的方言中“N”“L”不分，因而在讀英語時，常常把night(夜晚)誤念成light(光、亮)。每當此時，他就像個謙恭的學生，聽林克講解發音要領，隨著林克的領讀，反復練習。

　　毛澤東不像有些人學外語，念錯幾次便羞得張不開口。他始終是爽爽朗朗地大聲念，坦坦然然地大聲改。他學英語的方法也與眾不同，不是從初級課本到中級課本這樣的順序讀，而是從新聞、時評、政論入手，逐步學習理論文章和經典著作。如《矛盾論》、《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4卷、《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等英譯本。《矛盾論》英譯本，他學過3遍，《共產黨宣言》英文本也讀過不止1遍。他在《矛盾論》、《共產黨宣言》的英文本每頁的空白處，都用行草密密麻麻地寫滿了注解。他每讀1遍，便又注解一遍。

　　1月18日，毛澤東召集陳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懷、譚震林討論經濟問題和工業問題。

　　1月19日，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1月26日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討論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輕工業和市場、農業、勞動力調配等問題。

　　1月21日，毛澤東會見了墨西哥前總統卡德納斯將軍，他在談話中說：

　　“我認為古巴事件是當前一個重大事件，亞洲人民應該支援他們反抗美國。”

　　1月22日，毛澤東在審閱鄧小平報送的中央關于動員兩千青壯年入藏屯墾生產的指示稿時，加寫了一段話，他寫的是：

　　“在西藏地區，現在及今后幾年內，是敵我雙方爭奪群眾和鍛煉武裝能力的時間。幾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總要來一次總決戰，才能徹底解決問題。西藏統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現在他們有了一支斗志較強的萬人叛亂武裝，這是我們的嚴重敵人。但這并沒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為有可能最后用戰爭解決問題。但是（一）必須在幾年中將基本群眾爭取過來，孤立反動派；（二）把我軍鍛煉得很能打。這兩件事，都要在我軍同叛亂武裝的斗爭中予以完成。”

　　接著，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轉發山東省委《關于館陶縣停伙、逃荒問題的檢查報告》寫了一個批示，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并轉地、縣及人民公社黨委：

　　山東省委關于館陶縣停伙逃荒問題的檢查報告轉發各地，希望認真注意這個問題。去年館陶縣糧食比1957年增產，但仍有25%的耕地受到水災，完全失收的即占16%，加上虛報浮夸和反瞞產的錯誤作法，造成了目前比1957年更嚴重的現象。

　　1958年全國受到水旱災害耕地面積是4億畝，成災面積是1億畝，其中80%是旱災。經過幾年來水利工程，旱災規律已經發生變化，老規律的旱災是成片，易于發現，新規律的旱災是插花，容易忽視。在豐收地區中，往往有一些減產、平產或者增產不多的地方，如果不認真注意，就容易在這部分地方發生嚴重問題，1956年廣西餓死人的事件，在平樂、荔浦等縣，也是在一般豐收中的插花災區發生的，如果加上作風上的虛報浮夸，為了怕失面子，不許群眾向上級反映真象，秋收中的粗糙，秋后有一段多吃了一些，等等因素，就更容易發生問題。據湖南攸縣黃土嶺人民公社黨委書記談，1958年比1957年每人糧食由4百斤增加到近1200斤，1958年是平安過去了，1959年如果不認真做工作，糧食這樣多的地方也可能發生糧食不夠吃的問題。由此可以說明，糧食雖然大增產了，如果抓不緊，處理不當，發生問題的可能性也同樣很大。這個問題，中央在電話會議中，已經一再要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抓緊檢查、解決，并且發過指示。但有的地方，似乎至今還麻痹大意，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希望各地黨委認真抓這個問題，在春節前把受災地區，減產、平產或者增產不多地區，和虛報較大地區，進行認真地檢查和安排，千萬不可疏忽大意。

　　中央 1959年1月22日

　　1月28日，毛澤東給遠在北大荒的吳鳳君寫了一封回信。

　　吳鳳君原是中南海文工團的一名戰士，這位16歲的姑娘在毛澤東面前就像對自己的老父親一樣，口無遮攔，而且話特別多。有一次，她對毛澤東說：

　　“主席，我們今天又上安東市場玩去了。今天的餃子真香啊，餡里擱了好多香油呢！”她還勸毛澤東也去市場看看。毛澤東說：

　　“我哪有這種自由，他們都管著我。想吃的東西不能吃，想去的地方不讓去，我一點自由都沒有。”

　　吳鳳君不解地問：

　　“喲，主席還有牢騷吶？”

　　毛澤東認真地說：

　　“主席也是人嘛。”

　　1958年，人民解放軍10萬大軍高唱著“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兒，打起背包開往北大荒墾荒。中南海文工團本來只有一個名額，可姑娘小伙子們全都報了名，堅決要求到北大荒干革命。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下，公安軍政治部就批準了吳鳳君、李艾、熊乃雄、胡敏英、蔣自重、梁小芳等二十幾名戰士加入墾荒大軍。吳鳳君馬上去報告毛澤東說：

　　“主席，我要上北大荒去了。”

　　毛澤東看了吳鳳君一眼，沒吭聲，過了一會兒，他很動感情地說：

　　“我是很舍不得你們走的。但不能因為我而耽誤你們的前途，你們應該遠走高飛。到了北大荒，別忘了給我寫信，報告你們那兒的新聞。”

　　去北大荒的日子越來越近了，中央辦公廳在春藕齋為戰士們舉行了一個送別舞會。毛澤東看著身邊這批馬上就要開往北大荒的小姑娘和小伙子們，問道：

　　“你們是自愿去的嗎？”

　　年輕人紛紛回答：

　　“是自愿的。”

　　“主席，我們是響應黨的號召，去建設和保衛北大荒！”

　　在《瀏陽河》的樂曲聲中，舞會開始了。李艾邀請毛澤東跳舞。毛澤東邊舞邊說：

　　“嗯，不怕鬼的姑娘，你也要遠走高飛啰。”

　　李艾告訴毛澤東，她打算提前兩天走，去哈軍工看望男朋友。毛澤東熱心地出主意說：

　　“你們就結婚好啰，還等什么？”

　　“主席，我們還沒有談到結婚的事呢。”

　　毛澤東見李艾羞紅了臉，又打趣說：

　　“好嘛，有什么喜事寫信告訴一聲，讓老頭也高興高興。”

　　旁邊的吳鳳君嬉笑著插話說：

　　“主席，您那么忙，哪有時間看我們的信呀？”

　　毛澤東卻認真地說：

　　“哎，你們的信實在太寶貴了。你想，我不可能接觸到那么多的老百姓啊，你們把下面的情況及時告訴我，有什么困難也可以來信講嘛。”

　　吳鳳君等人就要出發了，毛澤東又一次接見了他們，語重心長地鼓勵他們說：

　　“一個人年輕的時候吃點苦是好事，你們去北大荒肯定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無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要保持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

　　“主席，我們記住了！”

　　“再見了，主席。”

　　……

　　后來，身在北大荒的吳鳳君得知自己的好友小劉和毛澤東的衛士張仙朋結婚了，住在中南海里，就常常通過小劉打聽毛澤東的健康狀況。毛澤東知道后對小劉說：

　　“你告訴小吳，再不給寫信，我就生她的氣了。”

　　吳鳳君收到小劉的勸告信后，激動得熱淚盈眶，在此后的一段時間里，她就接連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毛澤東在給她的回信中寫道：

　　小吳同志：

　　兩信都收到了，感謝你。你的文化、政治都提高了，勞動和技術想必也學了很多，為你祝賀！還有一件事要向你祝賀的，你的婚事解決了，向你們兩人致祝賀！承致好意，極為感謝。我也時常想念你，大概永不能忘記。是我主張你們遠走高飛的，是我主張你們改行的，你們遠飛到千里之遙，改業為生產者了，多么好啊！文工團何必要占那么多的生產力呢？現在還是多了些，還應有一部分人遠飛改業，于人民事業有利。你們去北大荒的一群人，聽說不全在一起，她們在何處？寄小胡一信，勞神轉交為荷。

　　祝好！

　　毛澤東 1959年1月28日

　　1959年春節前夕，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提議說，要給他拜年。毛澤東說：

　　“算了吧。”

　　可大家都不依，毛澤東只好同意找個機會一起團拜一次。

　　2月8日是農歷的大年初一，這天晚上，毛澤東身邊的一批工作人員，都帶著自己的愛人和孩子，一起到豐澤園頤年堂舉行團拜會。毛澤東問羅光祿的愛人說：

　　“你叫什么名字？”

　　羅光祿的愛人回答說：

　　“我叫劉若風。”

　　毛澤東說：

　　“這名字好！你是不是知識分子？”

　　劉若風說：

　　“我不是知識分子，是工農分子，在建設部工作。”

　　毛澤東說：

　　“工農分子也好，知識分子也好，總之知識分子要工農化，工農分子要知識化，兩者要結合起來啰！”

　　大家簇擁著毛澤東，要照個合影像。眾人都很客氣地把年紀較大的劉若風和管理員張國璽的愛人兩個人推到前面，緊靠在毛澤東身邊，而秘書們則習慣地靠邊站著，拍攝了一張珍貴的合影照。

　　團拜會結束時，毛澤東又興致勃勃地和工作人員的孩子們一起照相留念。

　　2月上旬，毛澤東為調查農業生產的真實情況，囑咐田家英帶著秘書室的工作人員到農村去親自種植試驗田。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田家英向我們傳達了主席的指示，他說，主席講，岸英當年從蘇聯回來的時候，我就讓他去向農民學習，拜農民為師。你們也要親自下去，要跟農民一起勞動，拜農民為師。你們下去以后，要找一塊最好的地，量好面積，用最好的種子，用農民最好的辦法，自己種，自己管理，不要別人插手，從下種到收割，全部自己來，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糧食。打下的糧食，你們也要自己去稱，是多少就是多少，不準多一斤，也不準少一斤，回來把結果告訴我。1959年剛過完春節，田家英、逄先知、李學謙（女）、駱文惠（女）和我5個人組成了一個小組，田家英當組長，我擔任臨時支部的支部書記。”“我們一行來到了四川省新繁縣的大豐人民公社。”

　　2月14日，毛澤東會見了智利《最后一點鐘》報社社長阿圖羅·馬特·阿歷山德里，他們在這次會見中的談話內容節錄如次：

　　馬特：我有些理論問題不清楚，想在這里提一提。主席先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論家，不知有無時間解答？

　　毛澤東：你這個說法不對。

　　馬特：理論著作我看過很多。我認為只有列寧和您的著作最好。

　　毛澤東：忙于工作，沒有充分的時間研究理論問題。

　　馬特：我認為，所謂馬列主義是指馬克思和列寧兩人的著作。其中屬于認識論的唯物主義是普遍的真理，還有一部分是屬于具體實用的而必須在實踐中加以考察的學說。就此而言，馬列主義中屬于后一部分的學說是否需要不斷改進？

　　毛澤東：你這個講法不合適，馬列主義至今未變。唯物主義并不等于馬列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就已經有唯物主義，資產階級曾經發揮了唯物主義，例如法國的唯物主義。辯證法也不是馬克思發現的，例如德國過去有唯心辯證法。馬克思是改造了這兩種東西。他把唯物主義改造成為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世界是聯系的、發展的。為什么會有發展呢？因為有矛盾存在。他把辯證法改造成為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是正確反映客觀世界的辯證法，這與德國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不同。至于馬克思、列寧關于個別問題的結論做得不合適，這種情況是可能的，因為受當時條件的限制，例如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革命首先在西方幾個國家同時取得勝利的結論。

　　馬特：這正是我要提的問題。

　　毛澤東：列寧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馬特：列寧改變了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說，說無產階級革命可以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取得勝利。

　　毛澤東：馬克思、恩格斯說過無產階級革命將在幾個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國家同時發生，現在改變了這個結論。例如，俄國經濟比西歐落后，卻首先取得了革命的勝利。這就證明，無產階級革命是可以首先在一個國家取得勝利的。

　　馬特：這本來是沒有預料到的，即使是列寧，也是事后才看出來的。

　　毛澤東：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經發現。

　　馬特：但是在二月革命之后。

　　毛澤東：列寧在從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看出了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戰，有可能首先在一國或幾國爆發革命，在東方國家中也有這種可能。

　　馬特：列寧是在以后才看出的。

　　毛澤東：列寧在第1次世界大戰期間研究了這個問題，并且得出結論：無產階級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個國家取得勝利。當然，他沒有預料到在什么國家首先取得勝利。

　　馬特：列寧說專政只能由一個政黨執行，而主席先生說無產階級專政可以由幾個政黨聯合執行，這是不是離開了馬列主義？

　　毛澤東：不能說離開了馬列主義。中國的民主革命，可以說是幾個政黨聯合進行的，但是以共產黨為首。中國有兩次革命，1949年以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解決反帝、反封建、反國民黨統治的問題，那時我們沒有觸動民族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觸及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以及個體手工業與個體農業的所有制。對這些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經過了幾個步驟。后一次革命經過幾年，已基本完成。這兩次革命，都是以共產黨為領導進行的。

　　我們先動買辦資產，而對民族資本我們好幾年未動。至于個體農民，我們首先分配土地為農民所有，第二步才將他們組織起來，搞合作化。對于民族資本，我們分幾個步驟進行改造，最后一個步驟就是公私合營。國家采取了和平贖買政策，分好幾年贖買。現在，原屬民族資本的那些企業都是由國家管理。

　　中國過去的資本主義，主要是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資本，占80%，民族資本只占20%。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資本歸國家所有以后，資本的主要部分就已歸國家所有了。對民族資本我們采取和緩的政策。資本家現在同我們合作。

　　馬特：還有一個理論問題，為什么馬克思主義先在東方經濟落后的國家取得勝利？

　　毛澤東：這個道理很簡單。東方國家的統治者不能解決他們國家的問題，東方國家人民首要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這些國家被西方國家剝削得很貧困。這里講的東方，包括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謂帝國主義的后方。

　　馬特：馬列主義有關實用的部分，現在有些已不適用了。比如西方國家，社會經濟是壟斷的，但政治上并不盡然，因為還有自由，這個自由并不影響社會的發展。所以，社會經濟制度和政治上的專制這兩個東西，是否可以分開？

　　毛澤東：這首先要對專政作分析，西方國家的所謂自由，實際上是資本家有剝削的自由。西方國家的政權不可能由多數人掌握，而只能由資本家統治，這就是獨裁。

　　馬特：如果把今天談話的內容發表出去，會不會有人認為主席先生背叛了馬列主義？

　　毛澤東：我不認為中國背叛了馬列主義。中國的黨一貫遵守馬列主義的原則，因為它是普遍的真理。這是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情況的統一的問題。

　　2月17日下午，毛澤東在會見摩洛哥共產黨代表團時說：

　　“現在，我們又講跟蔣介石合作，他說不干。我們說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干。我們說，總有一天美國要整他，總有一天美國要承認我們，丟掉他。蔣介石不懂得這一點。我們搞第3次合作，他通過秘密的間接的方法跟我們聯系，公開不敢，怕美國，而我們不怕。”

　　2月21日下午，毛澤東在接見喀麥隆人民聯盟代表和幾內亞、肯尼亞、馬達加斯加青年代表時說：

　　“整個非洲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跟著帝國主義走的人，而不是反對資本主義，不是建立社會主義。在非洲提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要犯錯誤。事實是帝國主義依靠它的走狗，聯合非洲的一部分人壓迫非洲。目前非洲這種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一般說來，整個非洲的斗爭還是長期的。一不要以為馬上可以勝利，明天早上就勝利，要準備長期斗爭。如不做長期斗爭的思想準備，而帝國主義那么強大，就要失望。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為主，爭取外國援助為輔。我有兩個建議，請你們考慮。我不熟悉非洲的情形，我又不是非洲人。我講我的意見，供你們參考。

　　非洲當前的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搞民族解放運動，不是共產主義問題，而是民族解放問題。這點我們的意見都是一致的。另外兩點：一是勝利的快慢問題。可能勝利快，也可能勝利慢，無非這兩種。兩頭都準備，就不至于失望。二是依靠什么力量的問題。是依靠外國來解放非洲，還是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要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辦，依靠非洲人自己的力量。同時也要在世界上找朋友，包括中國在內。至于中國，一定支持你們。這兩點是否對，請你們考慮。

　　看來，現在的非洲與過去的非洲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8年非洲反帝運動有很大的發展。可以料到，今后非洲的反帝運動會比過去發展得更快。至于各國要幫助你們，那毫無問題。各國人民，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已經獨立了的國家，一定要幫助、支持你們。你們需要支持，我們也需要支持，而且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需要支持。誰來支持我們？還不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這是支持我們的最主要的力量。支持我們的還有西歐的工人階級。所以是相互的支持。你們那里的反帝運動就是支持我們。蘇聯、中國把工作做好一點，也就是支持你們。你們可以考慮，中國可以當做你們的一個朋友。我們能牽制帝國主義，使它力量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去壓迫非洲。”

　　2月22日，毛澤東看了廣東省委轉發的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2月19日關于雷南縣干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為中央寫了一個批語，并擬了一個醒目的標題：《中央批轉一個重要文件》，他寫道：

　　各省、市、區黨委：

　　趙紫陽同志給廣東省委關于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你們。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影響廣大基層干部的共產主義品德，影響春耕和1959年大躍進的積極性，影響人民公社的鞏固，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各地、各縣凡是對于這個問題尚未正確解決的，必須立即動手照趙紫陽同志在雷南縣所采取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決。瞞產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廣大基層干部和農民懼怕集體所有制馬上變成國有制，“拿走他們的糧食”，所造成的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六中全會關于人民公社的決議，肯定了公社在現階段仍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這一點使群眾放心了。但公社很大，各大隊、小隊仍怕公社拿走隊上的糧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經瞞產私分了，故必須照雷南縣那樣宣布糧食和干部兩條正確的政策，并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確，解決問題的時間只需10天或者半個月就夠了。此件可登報，并可轉發各地、縣。

　　中央 1959年2月22日

　　2月23日，毛澤東開始乘專列南下調查研究。是日晚，到達天津，毛澤東在專列上召見河北省負責人劉子厚、解學恭、張明河及天津市負責人萬曉塘、李耕濤等人，談話進行了3個小時。

　　2月24日晚，毛澤東抵達濟南，在專列上同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秘書長吳建談話。隨后，毛澤東前往山東省委交際處會議室，同山東省和濟南市的負責人談話。李先念參加了這兩次談話。

　　爾后，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轉發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關于市場情況和輕工業生產問題的報告》寫了一個批語，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國務院財經各部黨組，國家計委、經委、建委黨組：

　　中央同意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3同志《關于市場情況和輕工業生產問題的報告》，現在轉發給你們，請認真執行。

　　市場問題，實質上是農副產品和輕工業產品的生產問題。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切實加強對市場的領導，力爭在第一、第二季度內，把市場供應基本上調整好，某些在第二季度還不能調整好的商品，也應當力爭盡快地好轉，以實際的效果來迎接國慶10周年。農副產品的收購任務，應當保證在2月底以前完成，3月份進行檢查總結；主要日用工業品的生產計劃，應當徹底落實，各省、市、自治區和有關部門應當抓緊組織，保證實現，輕工業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應當按計劃保證供應，不得挪作別用；外貿出口任務，應當按照規定的品種、數量、質量和時間，切實保證完成。

　　各地區、各部門必須在商業工作中，切實貫徹“全國一盤棋”的精神，嚴格服從國家統一的調撥計劃。關于適當地改進商品管理辦法的問題，中央同意報告中所提的各項原則。商業部門應當掌握必要的物資，統籌分配，穩定物價，打擊黑市。商業部門對規定的商品，有權按照計劃進行調撥。中央責成商業部門迅速提出改進商品管理辦法的具體方案，報告中央批準后執行。

　　中央 1959年2月24日

　　2月25日，毛澤東為了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召集歷城縣委第一書記和東郊公社黨委書記鄭松，還有一個管理區黨總支書記、一個生產隊長，繼續談話。

　　據鄭松回憶說：“2月25日下午5點多鐘,我和東郊公社大辛莊管理區總支書記李蘭生、大辛第二生產隊支部書記張印水、歷城縣委第一書記王任之,隨同舒同和省委秘書長吳建,登上了停在濟南西郊機場專車線上的主席專列。主席用鉛筆逐一記下了我們每個人的名字、年齡、職務、家庭情況。下午5點半,座談會正式開始。毛主席掰著手指頭幽默地說：

　　‘我們這次座談會參加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實際上是包括中央、省、縣、社、管理區、生產大隊6級黨的書記、就叫6級書記座談會吧’。”

　　“主席的平易近人讓人備感親切,主席知識的淵博更讓人敬佩。”“主席問道：

　　‘東郊公社在什么地方？’

　　舒同回答后，又說：

　　‘東郊公社駐地大辛莊還有商朝的古跡呢。’

　　毛澤東馬上又問，都出土些什么文物？他借機講了龍山文化和殷紂王的故事,他說：

　　‘龍山文化很有名啊！殷紂王是很有本領的人,周武王把他說得很壞。他的俘虜政策做的不太好,所以失敗了。他抓著俘虜就殺,我們的俘虜政策和他不一樣,是進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的。’

　　我們聽了感到非常新鮮,受到教育,增加了歷史知識,同時也活躍了座談會的氣氛。”

　　在這次6級書記座談會上,毛澤東辦公室和身邊工作人員一個也沒有參加的,連個幫助做記錄的秘書工作人員也沒有,自始至終都是毛澤東自己親自擬定調查的綱要,提出問題,這個問題座談完了,就提出下一個問題。他自己口問、耳聽、眼看、手寫,親自作記錄,把調查的重要情況記下來。大家匯報的重要問題,毛澤東就一條一條地記下來,有時匯報人說得太快,毛澤東就說：

　　“慢點,慢點,我記一記。”

　　有些重要的情況,他還要求匯報人再說一遍,有些地方方言,一時未聽明白,他就問：

　　“這是什么意思啊？”

　　毛澤東向鄭松他們詳細地了解了東郊公社的基本情況和整社當中遇到的一系列問題,并請他們在專列上吃了一頓便飯,邊吃邊聊,然后接著開。等座談會開完，已是晚上8點半了。

　　是日晚11時，毛澤東乘專列離開了濟南。

　　2月26日，毛澤東來到鄭州，當晚同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等人談話。

　　2月27日上午，毛澤東和吳芝圃及新鄉、洛陽、許昌、信陽4個地委負責人談話說：

　　“公社有窮隊、中等隊、富隊3種。現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隊的所有制，即原來老社的所有制。現在的公社，實際上是‘聯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調多了產品，瞞產私分，又對又不對，本位主義基本合法。一個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區、生產隊，有經營好壞、收入多少不同，糧食產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產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樣。窮隊挖富隊不好，他們都是勞動者。人為的抽肥補瘦，就是無償地剝奪一部分勞動者的勞動產品給窮隊。多勞的多得，少勞的少得，就都積極起來了。”

　　毛澤東提出了反對平調和不贊成瞞產私分的意見。他說：

　　“現在，我們對窮隊富隊、窮村富村采取拉平是無理由的，這‘是掠奪，是搶劫’。”

　　他還說：

　　“包括桌椅板凳都要打借條，10年償還。評工記分、包工包產都應該堅持。評工記分是表現人與人勞動結果的關系，包工包產是表現村與村、隊與隊的關系，這個經驗我們沒有記取。積累上光搞國家積累和社里積累不行，積累上真正一盤棋，第一是農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國家。要認識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隊所有。”

　　毛澤東進一步強調說：

　　“瞞產是有原因的，怕‘共產’，怕外調。農民拼命瞞產是個所有制問題。本位主義是怕調，這種本位基本上是對的。”

　　2月27日晚，毛澤東在專列上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第2次鄭州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李先念、胡喬木，還有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陜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毛澤東首先說：

　　“‘右傾’不是我一個人，山西同志也相當‘右傾’。山西我沒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傾’，劉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東，就聽說呂鴻賓先‘左’傾，后來‘右傾’了。還有李先念，他也覺得過去‘右傾’不夠。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贊成我這個‘右傾’。我26號晚上就見了他們，跟他們一吹，我就有勁了，我才敢于下決心召集這次會議。”

　　他接著說道：

　　“現在，我來說一點人民公社的問題。我認為人民公社現在有一個矛盾，一個可以說相當嚴重的矛盾，還沒有被許多同志所認識，它的性質還沒有被揭露，因而還沒有被解決。而這個矛盾我認為必須迅速地加以解決，才有利于調動廣大人民群眾更高的積極性，才有利于改善我們和基層干部的關系。究竟是怎么樣的一個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1958年農業大豐收以后，糧食、棉花、油料等農產品的收購任務，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1953年和1955年那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無不及。

　　同志們，請你們想一想，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當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這里面有幾方面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的應當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

　　毛澤東在批評一些領導干部時說：

　　“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的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系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3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即是說，在某種范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

　　2月28日晚，毛澤東召集另一批省市委第一書記開會，他們是上海的柯慶施、廣東的陶鑄、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蘇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肅的張仲良等。毛澤東在講話中除了昨天的內容外，有些話講得更尖銳了，他說：

　　“據我看瞞產私分不是錯誤，我的意見是應該打埋伏。這幾個月一股‘共產’風潮，引起他們瞞產私分。中央、省、地、縣、公社為一方，幾億農民跟他們的領袖隊長、小隊長為一方，兩方面頂牛，普遍全國，絕無例外。我們要想一想這個問題。去年9月起，10月、11月、12月，我們的手伸得太長了，我們有個很大的冒進主義。去年12月我們不感覺到這個問題，誰料到大豐收還鬧糧食風潮呢？”“總而言之，我現在是支持保守主義，我站在‘右派’這一方面，我反對平均主義同‘左’傾冒險主義。”

　　“我沒有出北京以前，也贊成反本位主義，但我走了3個省就基本上不贊成反本位主義了。不是本位主義，而是他維護正當權利。產品是他生產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瞞產私分的方式來抵抗你。幸得有此一舉，如果不瞞產私分，那多危險，那不就拿走了？我基本的意思，就是想把我們拼命反對的這個本位主義帽子揭掉。我們現在是反對拿多了一點，凡是手伸長了，你得收回來，這種性質是一種冒險主義。”

　　這一天的與會者不少人沒有思想準備，他們對毛澤東這些話想不通，一時轉不過彎來。王任重在他的日記中是這樣記載的：“主席的談話像丟了一個炸彈，使人一驚，思想一時轉不過彎來。”“這次主席談話，我們幾個人跟他唱反調，再一次證明我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遠。”

　　1959年3月1日上午8時，毛澤東給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聽了昨天10位同志的意見，我感覺有一些同志對我講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頗有些不通，覺得有些不對頭，對他們那里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感覺我的道理有些不妥。當然還待商量。我可以這樣說，同志們的思想有些是正確的，但是我覺得我的觀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錯的，但是還不完善。有些觀點需要同志們給我以幫助，加以補充、修正及發展。”

　　毛澤東在信中建議會議再延長兩天。

　　3月1日上午，由鄧小平主持與會者討論，大家還有相當大的抵觸情緒，怕變來變去影響生產。

　　下午4時，毛澤東召集前兩次會議的與會者共同開會，他在講話中說：

　　“六中全會到現在，兩個半月，根本沒有實行。人民公社沒有阻止一平、二調、三收款這股風。開頭我放炮，一定要那樣做，要緊張一天半，不然扳不過來。原先心里想共產多了，想個人少了，就是這個彎子。”

　　李先念插話說：

　　“27號以前是反對本位主義。”

　　毛澤東說：

　　“要去掉本位主義的帽子，要恢復農民的名譽。現在我們是取消本位主義的帽子，反對平均主義思想、過分集中思想。這兩個東西是很冒險的，它的性質是冒險主義。”“瞞產私分不是本位主義，瞞產私分極其正確，那股風一來，他幸得瞞產。”

　　王任重插話說：

　　“省委的責任就是政策不明確。”

　　毛澤東說：

　　“我的思想就不明確。主要責任中央擔，沒有說清楚這個事，以為一篇決議就可以解決了。”

　　這次會議一直進行到晚上9點多。

　　3月2日凌晨4時半，毛澤東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他寫道：

　　“鑒于河南6級干部會的開法有極大利益，不集中開一次，領導不會很強，全省、區不能迅速做出一個統一的決定，而這種統一的決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3月了，春耕在即，這個大問題不在3月上半月解決，將遇到大損失，我擔心蘇聯合作化時期大破壞現象可能在我國到來。我國過去幾年合作化講步驟，無破壞。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講步驟，避免破壞。”

　　上午八時，毛澤東又給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我已請恩來、陳云、陳毅、德懷、富春、一波、蕭華、定一、康生9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參加你們今日下午和晚上的會議，共同審定我的講話稿和你們議定的12句話，以昭慎重。”

　　信中所說的12句話，是與會者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議定的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

　　3月2日晚，周恩來等新到的9人都參加了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了講話，他首先講了一個在大革命時期的故事，他說：

　　“我在湖北省農民協會和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同雅聲同志多次接觸，我們談中國革命，談農民運動，都很合拍。談舊體詩詞，也很投機。他和我一樣喜歡唐代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他還喜歡杜牧、王維。我們交換過各自寫的詩，他的名句我至今還記得：‘范叔一寒何至此？梁鴻余熱不因人。’這兩句用典，很融洽，很活。我看比李商隱的好。用這種詩的語言，表現詩人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中硬骨頭精神，我很欣賞他的這類詩句，他長于七言，律絕俱佳。”

　　他接著講了“梁鴻余熱不因人”的典故。他說：

　　“東漢有個梁鴻，少孤家貧，經常獨坐，不與人同食。‘舉案齊眉’就是講他的故事。他有個老婆叫孟光，他們窮得要死，給人舂米度日。有一個人對他說：‘我這里有火，你用它來燒飯吧。’他說：我‘小子鴻，不因人熱者也’。你有熱，我不沾光。這個人后來到了無錫，成了經學家。這個人是硬漢。”

　　毛澤東由“梁鴻余熱不因人”這一典故引申到“共產風”問題上，他說：

　　“頭一天我把炮一放，他們一晚不睡覺，心里硬是扭不轉，第二天就開始轉過來了。河南這些干部也是這樣，頭一天放炮，大吃一驚，彎子轉得太陡了。‘倒退’、‘右傾’、‘不要共產主義’、‘富農路線’這些帽子都給我安上了。”

　　劉少奇插話說：

　　“他們今天的心情轉變過來了，昨天還有抵觸情緒。”

　　毛澤東又說：

　　“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還存在著生產大隊所有制和生產隊所有制。而生產隊所有制，在幾年內，還是整個所有制的基礎。”

　　“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了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一個缺點。因為，那時我們還不認識這個問題。這樣，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模糊了，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著一個在公社中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大體上相當于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制問題。而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廣大農民的不滿和反對。”

　　毛澤東用一個三國故事說明了工作方法問題，他說：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謀士，給曹操出了一個計策：先打呂布，后打袁紹。郭嘉說，袁紹這個人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見事遲，得計遲。講到這里，他解釋道：

　　“所謂見事遲，得計遲，就是形勢已經出來了，他還不能判斷，得出一個方針來，就處于被動。”

　　他繼續講道：曹操聽了郭嘉的話，結果先打敗了呂布，又打敗了袁紹。

　　故事講完了，毛澤東總結說：

　　“我借這個故事來講，人民公社黨委書記及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要告訴他們，不要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謀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斷，要能夠當機立斷；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點，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要點。這是個方法問題。這個方法不解決，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什么當驢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特別是對外斗爭，得計遲是很危險的。”

　　王任重在他的日記中記載道：“2號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當面宣布幾項結論，征求大家意見。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為了察言觀色，讓我們坐在他的對面。在這兩天主席寫了3封信，申訴了他的主張，要各省開6級干部大會，看來主席抓得很緊。”

　　毛澤東為了糾正“共產風”，他指定幾個人起草一個通俗、簡明的條文。在起草條文的過程中，負責人向毛澤東匯報說，條文中應該寫上：“公社要實行三級管理、三級核算、各計盈虧。”

　　毛澤東說：

　　“你沒有講等價交換、價值法則嘛。”

　　毛澤東還說：

　　“在社與社、隊與隊、社與國家之間，在經濟上只能是買賣關系，必須遵守等價交換原則。”

　　3月3日，毛澤東會見了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共產黨的領導人，他在談話中說：

　　“中國剛剛開辟了建設的道路。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如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那樣高。我們人口那么多，只有那么一點鋼鐵。我們在工業化中剛走了第一步。我國人民還很窮，需要繼續努力，要有許多年時間才能發展起來。我們每年都有一些進步。你們要監督我們，看到我們不好的地方要說，看到我們進步得慢也要說。你們要監督我們向前進步。中國人民同社會主義陣營其它國家的人民一樣，也是世界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中國的事業是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的一部分。我們要團結成一體，全世界人民要大團結。你們的事業也是我們共同事業的一部分，你們每有一個勝利，我們就高興。我們很高興看到拉丁美洲的斗爭在不斷發展。

　　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這3個洲的國家是西方世界的后方。這個后方現在已經不穩定了，它的空氣比較稀薄，比較容易沖破帝國主義的統治。當然，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現在還在統治這些地方，好像過去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統治中國一樣。為什么說它的空氣比較稀薄呢？因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經濟落后，資本主義不發達，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占主要地位。過去俄國就是這樣，它的空氣也比較稀薄。在這些地區，無產階級有廣大的同盟軍，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不如在西方國家那么厲害，工人階級受資產階級的影響不那么深。因此，這些地區的革命斗爭特別旺盛。現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蓬勃的開展起反帝斗爭了。非洲人口有兩億多，他們處在反帝斗爭的前線。拉丁美洲也是處在反帝斗爭的前線。

　　帝國主義已經為這3個洲的國家造就了強大的無產階級，帝國主義也在這些國家造就了知識分子隊伍。帝國主義為了它自己的目的，造就了工人階級，造就了知識分子，結果將是由它造就出來的人把它自己推翻。這是社會發展的規律，舊社會總是會創造新社會的因素的。”

　　3月4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共產黨中央書記杰克遜時說：

　　“美帝國主義看來好像很強，實際上也是帝國主義中最強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歐洲要駐兵，在亞洲也要駐兵，如此分散，到處都有，結果是到處不頂事。無論從軍事、政治、經濟方面來看，美國都是擴張得非常大的。它越擴張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對的人也越多，這樣，事情就會向它的意愿的反面發展了。美國就好像一個用雙手抱著一堆雞蛋的人一樣，雞蛋堆的滿滿的，可是一動都動不得，稍一動雞蛋就掉下來了。”

　　3月5日凌晨，毛澤東起草了一個《鄭州會議紀要》草稿，全文如下：

　　1959年2月27日，在鄭州舉行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進行了7天，3月5日結束。到會者，中央20人，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27人，共47人。會議的主題是人民公社問題。首先由毛澤東同志講了他的意見，然后進行了幾次討論。結果如下：

　　1、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意見。

　　2、規定了如下14句話作為當前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這14句話是：

　　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3、起草一個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

　　欲知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還有什么重要講話，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重點是解決共產風問題。其原因是他在南下視察中發現，“六中全會到現在，兩個半月，根本沒有實行。人民公社沒有阻止一平、二調、三收款這股風。”可沒想到他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講話以后，與會者的反應竟是“主席的談話像丟了一個炸彈，使人一驚，思想一時轉不過彎來”，以至于“幾個人跟他唱反調”。正如毛澤東在給劉少奇、鄧小平的信中所說：“聽了昨天10位同志的意見，我感覺有一些同志對我講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頗有些不通，覺得有些不對頭”，“感覺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因此，他不得不再次擴大參加會議的人數，再做進一步的努力！由此可見，黨內“左”傾冒險主義者對于糾正共產風錯誤的阻力，是多么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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