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的干工業，干農業，

　　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

　　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

　　話說1958年5月25日，彭真將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高潮》送毛澤東閱，說明最早使用“躍進”一詞自此始。

　　5月26日上午，毛澤東重閱《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高潮》后，寫出了一個黨內批示，他寫道：

　　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和參加這次會議的其他同志：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覺得有味，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從此篇起。兩詞是對立的。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后，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發表時，我們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國內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毛澤東 5月26日上午7時

　　這一天，在毛澤東發出這封信后，彭真又把周恩來在全國一屆人大四次會議（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上作的報告送給毛澤東，并在上面附言：

　　“主席：‘躍進’一詞，在這個報告中已用了。”

　　5月26日晚，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說：

　　“去年政府工作報告有兩處提到了1956年建設是躍進的發展，我又將這個報告讀了一次，覺得我當時的中心思想是維護社會主義，反擊右派，從建設的實績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拋棄了對1956年建設是‘冒進’的錯誤估計。但是，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因而也就沒有認識多快好省的方針和農業綱要四十條可以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使其成為由量到質的躍進。”

　　5月26日，譚震林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上寫道：

　　“已遵示，找了李寶森等3同志開了一個座談會，他們反映的問題基本上是對的。山東省每人平均口糧360斤，少數山區是200多斤，一般說是夠吃的。去冬以來，勞動強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夠吃，這是全國的現象。”

　　譚震林在報告中還提出了解決好糧食問題的要求和辦法。

　　5月27日凌晨，毛澤東將譚震林附有李寶森等3人寫的調查材料的報告，批送給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

　　即送小平同志，即刻印發到會各同志。糧食問題，請各同志注意。

　　毛澤東 5月27日上午2時

　　5月29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講到了1957年反右前的情況，他說：

　　“我這個人就是常常有憂愁，特別是去年5月底右派進攻，我就在床上吃飯，辦公，一天看那些材料，盡是罵我們的。”

　　1958年6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理論刊物《紅旗》雜志創刊。

　　此前，毛澤東為《紅旗》雜志題寫了刊名。他一共寫了4幅，在其中的一幅旁邊用小字作了注：“這種寫法是從紅綢舞來的，畫紅旗。”后來《紅旗》雜志采用的就是毛澤東作注的這一幅字。

　　《紅旗》雜志在第一期上發表了毛澤東4月15日寫的《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

　　6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強協作區工作的決定》。決定將全國劃分為東北、華北、華東、華南、華中、西南、西北7個協作區，每個協作區成立協作區委員會，作為協作區的領導機構。決定要求各個協作區“根據各個經濟區域的資源等條件，按照全國統一的規劃，盡快地分別建立大型的工業骨干和經濟中心，形成若干個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經濟區域。”

　　6月初的一天上午，王鶴濱從蘇聯留學回國。他安排好工作后和即將在北京醫學院畢業的愛人葉阿莉（葉丹）一起去中南?？赐珴蓶|。毛澤東留他們在辦公室南側的過廳里共進午餐，他舉起一小杯葡萄酒說：

　　“祝你們學習勝利！”

　　王鶴濱和葉阿莉馬上站起身，雙手舉起酒杯和毛澤東碰杯，說：

　　“祝毛主席身體健康！”

　　毛澤東一邊吃著飯，一邊微笑著問王鶴濱：

　　“王醫生，你在蘇聯看到些什么新聞呀？”

　　王鶴濱說：

　　“蘇聯人民對中國，對我們留學生都非常友好，我們回國時，他們都戀戀不舍。可是，蘇聯領導人在人民群眾中則沒有威信，大學生們給赫魯曉夫起了個外號，叫他玉米棒子。”

　　毛澤東很感興趣，笑著問：

　　“為什么叫他玉米棒子呀？”

　　王鶴濱說：

　　“赫魯曉夫去了美國訪問，在美國看到了美國人種玉米的好處，他認為找到了發展農業的道路，回國后便在蘇聯推廣種植玉米?？墒?，因為蘇聯的多數農業區氣溫偏低，無霜期短，天寒地冷，致使許多地方的玉米成熟不了，只好做了青飼料。副食品商店里到處都在賣凍嫩玉米棒子，報紙上還宣傳說，煮玉米如何如何好。所以，每當赫魯曉夫發表廣播演說時，大學生們就帶著諷刺的口吻喊：‘聽啊！玉米棒子又講話了。’嘲弄他在農業上的失敗。”

　　毛澤東兩眼一直注視著王鶴濱，很認真地聽著。待王鶴濱講完了，他說：

　　“他赫魯曉夫也搞瞎指揮。還有什么新聞？”

　　王鶴濱說：

　　“蘇聯的重工業發展很快，尤其是軍事力量增強了。但是輕工業和農業沒有得到重視，群眾很喜歡中國的輕工業產品，如毛衣、保溫瓶。另外，蘇聯的高級知識分子，如專家、教授、院長，政府的高級官員，薪金高，可以排隊買汽車，住房也寬綽，而且在風景區都有別墅，與一般的工人、農民、基層職工，包括一般的工程師、醫生，差別很大。工人居住的條件很差，住房緊張。我到一個工人的家里看一位病人，是隨著一位蘇聯醫生去的，見一間只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大房間里，住著3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個房角住一家，占去了3個房角，只有臨門的那個房角沒有住人。每家用一塊布掛在床前床側遮掩，下面可以看到床腿，上面可以看到站在床上穿衣的成年人的胸部。我曾經問過一個打掃集體宿舍的清潔女工：‘你們為什么對自己國家的領導人那么不尊重呢？’這個女工說：‘你說的是赫魯曉夫他們吧，那些人是資產階級！’”

　　毛澤東聽得津津有味，問：

　　“還有嗎？”

　　王鶴濱說：

　　“蘇聯黨的組織生活很松散，不如我們抓得緊。他們黨員的組織生活仿佛是俱樂部一樣，只要不丟失黨證，就算是黨員。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不高，年輕人大多數不愿意入黨，黨內的保密很差，蘇共中央一開會，內容很快就在群眾中傳開了。”

　　毛澤東又問：

　　“還有嗎？”

　　王鶴濱說：

　　“蘇聯人民對我們的《人民日報》社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很感興趣，認為是撐了他們的腰，在大街上見到我們中國人就伸出大拇指頭來。”

　　毛澤東帶著輕蔑和氣憤的口氣說：

　　“赫魯曉夫這個人是很蠢的，中蘇論戰開始之后，我曾向他打過招呼，請他退到二線作幕后指揮，不要親自赤膊上陣與我們對罵，以后也好有個轉彎的余地，他不聽！”

　　毛澤東有點激動了，飯菜也停止吃了，說：

　　“赫魯曉夫曾經向我們提出，要在中國開辟一塊地方，由他們辦水果園。我對他們說了，你們要想吃水果，可以花錢來買嘛！通過國家的貿易渠道來解決。中國的水果多得很，賣給你們就是了。”

　　說罷，他這才又將飯菜送進嘴里。正在這時，陳伯達來了，說是請毛澤東去開會。毛澤東興奮地說：

　　“伯達同志，你也來聽聽王醫生講的蘇聯的情況。”

　　陳伯達白了王鶴濱一眼，看了看手表，對毛澤東說：

　　“與會人員都到齊了。”

　　毛澤東趕緊又吃了兩口飯，一邊嚼著，一邊站了起來，用手示意江青招呼王鶴濱等人繼續吃飯，他要開會去了。

　　6月7日，毛澤東就蘇聯請求在中國建立用于潛艇艦隊海上通訊的長波發報無線電中心，和一座遠程通訊特種收報無線電中心問題，做出了批示，他在這一批示中寫道：

　　“錢一定要由中國出，不能由蘇方出。使用共同。”“如蘇方以高壓加人，則不要回答，拖一時期再說?；蛘咧醒胝勔幌略俅饛?。此事須由兩國政府簽訂協定。”

　　原來早在1958年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在赫魯曉夫的授意下，致函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提出在中國建立用于潛艇艦隊海上通訊的長波發報無線電中心和一座遠程通訊特種收報無線電中心，所需費用1億盧布，蘇聯出費用7000萬盧布，中國出3000萬盧布，建成后，歸蘇聯控制。這種要求和條件自然是毛澤東所絕對不能接受的。

　　6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通知中說：這些小組直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各小組組長是：財經小組陳云，政法小組彭真，外事小組陳毅，科學小組聶榮臻，文教小組陸定一。

　　6月12日，彭德懷奉毛澤東之命，就蘇聯4月18日來函復電馬利諾夫斯基說，中共中央討論了蘇聯在中國建立用于潛艇艦隊海上通訊的長波發報無線電中心和一座遠程通訊特種收報無線電中心問題，我們認為，既然蘇聯認為有必要，我們同意建設長波電臺，一切費用由中國負擔，可以共同使用，但所有權歸中國，否則政治上不好。

　　此后，蘇方又致函中國，提出全部費用由蘇方負擔，所有權歸蘇聯所有。這依然是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問題，毛澤東堅決不讓步。

　　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負責人談話時，談到了婦女解放問題，建議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舉了一個例子，說：

　　“河南有一個農業社，有500多戶人家，其中200多戶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飯了。組織起來之后，出工人數增加了三分之一，從前200多人作飯，現在只要40多人作飯，而且還吃得飽些，好些，還節省了糧食。”

　　他并且預言道：

　　“到將來，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15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15年，等于三、四個美國。再有40年、50年中國可以進入共產主義。”

　　劉少奇還說：

　　“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斗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

　　6月14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河南省封丘縣應舉農業社社長崔希彥、內務部農村救濟司司長熊天荊、河南省民政廳廳長施德生、封丘縣縣長張劍南。毛澤東首先問封丘縣縣長張劍南：

　　“應舉社的那篇報告是誰寫的？”

　　張劍南回答說：

　　“是中共封丘縣委第一書記韓洪緒同志寫的。”

　　“那篇報告寫得很好。”毛澤東又問：“韓洪緒同志讀了多少書？”

　　張劍南說：

　　“戰前在高小畢業。”

　　毛澤東稱贊說：

　　“不容易，不容易，高小程度就能寫出這樣好的報告，真不容易！”

　　他又問了韓洪緒工作的情況，張劍南都一一作了介紹。毛澤東問崔希彥：

　　“你們的合作社，為什么叫應舉社？”

　　崔希彥回答說：

　　“我們村里過去出了一名文舉，這個舉人，同一般的舉人不一樣，他不剝削人，靠自力更生維持生活。我們的合作社也是依靠自力更生進行生產渡荒的，所以就叫應舉社。”

　　“很有意思！”毛澤東聽了笑了起來，又說：“你們過去是一個窮社，經過幾年的努力就改變了面貌，再過幾年你們還會更好！”

　　崔希彥：

　　“這些成績都是由于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才取得的。我們合作社的每一個人都非常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

　　毛澤東搖搖手說：

　　“不，不，這是由于你們合作社全體社員的努力，才取得了這樣大的成績。全國的事情要辦好，就要依靠全國六億人民的努力。”

　　他又問：

　　“應舉社的小麥每畝收了多少斤？”

　　崔希彥告訴毛澤東說，應舉社今年小麥每畝估計有150斤，全年計劃平均每畝產糧800斤。毛澤東說：

　　“你們計劃每畝產800斤，小麥每畝只能收150斤，還有600多斤，今年是不是有把握實現畝產800斤？”

　　崔希彥回答說：

　　“完全有把握，而且爭取超過。”

　　毛澤東問：

　　“都有哪些保證增產的有利條件？”

　　崔希彥回答說：

　　“第一，我們合作社已經實現水利化；第二，今年積肥大量增加；第三，把低產作物改為高產作物；第四，我們合作社的每一個人干勁都很大；第五，毛主席前不久在《紅旗》雜志上向全國人民介紹了我們的社，今天毛主席又親自接見我們，給了我們寶貴的指示，我們回去一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就會變成我們增產的力量，全體社員的干勁就會更大，產量就會更提高。”

　　毛澤東說：

　　“好哇！你們這5條都很對呀！不要很久，全國人民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糧食1000斤，再過一段時間，每人每年要平均有1500斤，這樣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會大大提高。”

　　他燃著一支香煙，親切地對崔希彥說：

　　“要戒驕戒躁，干部和群眾要緊密地團結，要把紅旗永遠插在你們社里，讓紅旗越插越高。”

　　崔希彥說：

　　“我們一定要牢牢記住毛主席的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作。”

　　毛澤東又問他：

　　“你們合作社的交通方便不方便？”

　　崔希彥說：

　　“交通很方便，在新鄉下火車以后，有汽車直通我們的合作社，周圍的公路也四通八達。”

　　“很好，很好。”毛澤東說罷，轉向內務部農村救濟司司長熊天荊、河南省民政廳廳長施德生，談起了民政工作。熊天荊和施德生把民政工作的內容一一講給他聽，共有20多種。毛澤東問：

　　“這么多，能做完嗎？”

　　施德生說：

　　“在省里，除這些工作外，黨交給我們的其它工作，我們同樣是完成的。”

　　熊天荊說：

　　“過去有人提意見，說民政工作頭緒多，不好做。謝覺哉部長批判了這種意見，他說，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別的部門不管的事情，我們都要管起來。”

　　毛澤東問：

　　“你的意見呢？”

　　熊天荊說：

　　“我同意謝部長的意見，只要是黨交給我們的任務，我們就應該努力去完成。”

　　毛澤東高興地說：

　　“對了，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不要怕麻煩。”

　　談話結束后，毛澤東留崔希彥等人一起共進晚餐。這頓飯菜很簡單，毛澤東很少吃菜，他吃的是一種比青豆角還細的小辣椒和一盤苦瓜，飯也是極普通的粗米飯。

　　送走崔希彥等，毛澤東坐在沙發上翻看這一天的《人民日報》，上面刊登有周谷城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六論形式邏輯與辯證法——略答馬特》，內容是針對《人民日報》4月15日發表的馬特的《關于邏輯問題的討論》一文進一步展開討論的。毛澤東讀了很感興趣，他馬上讓工作人員用長途電話通知上海的周谷城，請他來北京談話。

　　6月1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會議，討論外交問題。參加會議的除政治局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員外，還有外交部負責人和部分駐外大使。毛澤東說：

　　“和美國接觸的問題，在日內瓦會議時我也說過，可以有所接觸。事實上美國也不一定愿意接觸。同美國鬧成僵局20年，對我們有利。一定要美國梳妝打扮后送上門來，使他們對中國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認，總有一天你會承認的。101年你一定會承認的。”

　　6月17日，毛澤東將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報送的“二五”計劃要點報告批給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印發。

　　李富春在計劃要點報告中提出，第2個五年計劃的任務是：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5年超過英國，10年趕上美國；大大推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為在10年內趕上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水平打下基礎。

　　毛澤東在批語中寫道：

　　此件即刻印發軍委會議各同志。很好一個文件，值得認真一讀，可以大開眼界。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情。沒有現代化工業，哪有現代化國防？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的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經濟戰線上如此，軍事戰線上也完全應當如此。反對這條路線的人們如果不能說服我們，他們就應當接受這條路線。“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走進死胡同，請問有什么出路呢？

　　毛澤東 1958年6月17日

　　6月17日晚，周谷城應邀來到菊香書屋，毛澤東一見他就說：

　　“問題移到了《人民日報》上，討論可能展開。”

　　周谷城說：

　　“我把形式邏輯與辯證法連在一塊兒講，卻又把它們嚴格劃分，恐怕不易有人信。”

　　毛澤東揮了一下手，用夾雜著英語的話風趣地說：

　　“formallogic本來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辯證法混同，甚至改成辯證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門獨立學問，大家都要學一學。”

　　周谷城見毛澤東如此說，連連點頭，便倡議道：

　　“對，中學高年班、大學初年班學一點是很好的。只怕教得不得法，學不到手。”

　　毛澤東對此表示贊同，他說：

　　“懂不懂，當然也有人感覺是個問題。但入了門，學了一點，自己在生活實踐中要用，總會搞通的。”

　　6月1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了一次會議，討論鋼產量問題。

　　關于這次會議的情況，陳云在不久后的8月21日是這樣說的：“6月19號晚上開各大區協作會議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鶴壽也參加了。主席問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號才決定搞一千一。”

　　6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說：

　　“我還是希望搞一點海軍，空軍搞得強一點。還有那個原子彈，聽說就這么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么好，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10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兩次，也不是抓4次，而是抓它七八次。”

　　6月22日，毛澤東將中央冶金部黨組6月21日關于華東協作區產鋼計劃的報告及冶金部關于1962年主要冶金產品的規劃批給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印發。

　　冶金部在這一報告中說，華東協作區（不包括山東）將在1958年產鋼400萬噸，1959年為800萬噸。

　　毛澤東在批語中寫道：

　　“只要1962年達到6000萬噸鋼，超過美國就不難了。”

　　毛澤東又將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6月17日的報告批給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印發。

　　薄一波在報告中說：1959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

　　毛澤東將報告的題目改成一個十分醒目的標題：《兩年超過英國》，并在批語中寫道：

　　“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兩年到3年，兩年是可能的。這里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就鋼的產量上超過英國了。”

　　接著，毛澤東還將農業部6月11日的報告批給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印發。他把題目改為《農業大有希望》，并在批語中寫道：

　　“糧食、鋼鐵、機械是3件最重要的事。有了這3件，別的也就會有了。3件中，糧食及其它農產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們應當十分注意農業問題。”

　　6月2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座談會上講話說：

　　“十大軍事原則，是根據十年內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初期的經驗，在解放戰爭進入反攻時期提出來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運用十大原則，取得了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則目前還可以用，今后有許多地方還可以用。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停止的，是向前發展的，十大原則也要根據今后戰爭的實際情況，加以補充和發展，有的可能要修正。”

　　6月24日，毛澤東在轉發青海省委關于平叛問題報告的批語中寫道：

　　“西藏要準備對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亂。亂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動派敢于發動全局叛亂，那里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毫無疑義。”

　　6月28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座談會上說：

　　“海軍發展值得研究，……我們要和外國做生意，需要遠洋船只，還可造軍艦、飛機。我們東邊有日本、沖繩、菲律賓，假使敵人在北京、上海扔了原子彈，我們也得報復，要考慮積極防御，也要考慮打垮敵人后的追擊問題。還要考慮到抗美援朝問題。目前太平洋實際上是不太平的，將來為我們管了，才算是太平洋。”

　　6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座談會上講話說：

　　“軍隊訓練已經8年多了，連一本戰斗條令都沒有搞出來，這次要集中一些有豐富工作經驗和戰斗經驗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戰斗條令來。”

　　1958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37周年的日子。這天凌晨，毛澤東放下手頭的工作，準備休息了。他照例要瀏覽一下全國各地的主要報紙。6月30日的《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一篇通訊，題目是：《第一面紅旗——記江西余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過》。毛澤東讀了這篇通訊，激動得睡意全無，詩興大發。衛士封耀松看著他全部精力集中在報紙上，嘴里蠕動著，念念有詞，發出一串串綿長而又抑揚頓挫的哼哼聲，頭也不時地輕晃幾下。時間長了，封耀松便有些疑惑。只見毛澤東兩手伸開報紙，可眼睛并未在報上瀏覽，他那沉思的目光始終對著一個位置。封耀松覺得奇怪，莫非出了什么大事？他悄悄湊近張望了一下，見那兩版上既沒有套紅，又沒有大塊黑體字，全是一些“豆腐塊”文章啊。此時的毛澤東似乎還不想睡，他將報紙折成兩折，起身踱到窗前。東方天際已經露出了魚白色，毛澤東深吸了一口氣，又踱回桌旁的藤椅上坐下來，抬起手中的報紙看，很快又站起來，走到床邊，躺下去，上身倚著靠枕，眼望天花板，不久又起來踱步。他顯得很激動，時時舒口長氣。一會兒，他又回到床上，半躺半坐，又拿起那張報紙看，還要封耀松拿紙筆來。封耀松遞給他一張稿紙，一支鉛筆。毛澤東將報紙墊在稿紙下邊，哼哼兩聲，便動筆了，可是剛寫了四五個字，就劃掉了，搖著頭又哼，哼過又寫。封耀松從未見過他這個模樣，大為詫異，卻又聽不出他哼哼的是些什么。

　　毛澤東就這樣寫了涂，涂了哼，哼了又寫，涂涂寫寫，哼來哼去，精神越來越旺盛。封耀松終于聽清了兩句：“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這才知道他在作詩，心想，今天是黨的生日，還有重要會議等著您去參加呢，便提醒說：

　　“主席，你哼哼啥呀？天快亮了，你還要開會呢！”

　　“睡不著啊！”毛澤東拿開稿紙，指著報紙說：“余江人民消滅了血吸蟲病，不容易呀，真是天大的好事?。∥铱戳烁吲d啊！全國所有的疫區如果都這樣那該多好啊！別小看這種小蟲子，可害人哩。”

　　說罷，他繼續涂涂寫寫，前后用了兩個多小時，終于寫就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并在前面寫了一個小序。他放下鉛筆，輕輕一拍大腿，說：

　　“小封哪，你聽聽怎么樣——綠水青山枉自多……”

　　封耀松文化水平不高，實在懂不了多少，但他聽毛澤東念詩，總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美感，就誠心誠意地說：

　　“真好，太好了！”

　　毛澤東兩眼閃閃發光，也高興地說：

　　“告訴你吧，是我們的人民公社好，太好了！”

　　他接著給胡喬木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睡不著覺，寫了兩首宣傳詩，為消滅血吸蟲病而作。請你同人民日報文藝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請告訴我。如可以用，請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不使冷氣。消滅血吸蟲是一場惡戰。”

　　后來，因為毛澤東對這兩首詩又做了反復修改，所以就沒有按時發表。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發表了《送瘟神二首》：

　　讀 6月30日《人民日報》，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其一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其二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憶神州盡舜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人民日報》同時在第8版刊登了毛澤東關于這兩首詩的手跡。

　　再說7月1日這一天，《紅旗》雜志第3期發表了題目為《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這篇重頭文章。

　　原來，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曾經設想將農村的鄉、社兩級合而為一，工農商學兵什么都管，使之將來成為共產主義社會的雛形。本來，毛澤東的這個意見，只是一個偉大的浪漫主義者的初步構思，并未形成為一個成熟的意見；也沒有提交到中共中央會議上去討論的意思?？墒顷惒_聽風就是雨，立即撰寫了這篇文章，竟然擅自在《紅旗》雜志上發表了。這篇文章首次宣稱：中國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道路。并明確地提出“把一個合作社變成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基層組織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

　　這一天，陳伯達又跑到北京大學,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37周年大會上,發表了題為《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的講演，再次透露了毛澤東構想的公社思想。他說:

　　“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農、商、學、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7月1日，毛澤東辦公室工作人員持函來到北京圖書館，為毛澤東及他的秘書張經武、田家英3人辦理借書證。

　　原來，北京圖書館決定在1958年夏季換發新借書證，毛澤東知道后，便叫秘書也給他辦一個。秘書說：

　　“您要借書，寫個條子叫人家送來不就行了，干嘛非要辦借書證呀？”

　　毛澤東聽了很不高興，嚴肅地說：

　　“正因為我的身份不同，所以更要按規矩辦事，不能搞特殊。”

　　秘書見毛澤東這樣認真，只得派工作人員來到北京圖書館，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嚴格履行辦證手續，交納工本費4角5分。他們還說，以后將由專人來借還圖書。圖書館職工十分高興，他們特意把毛澤東的借書證編為第一號。

　　北京圖書館領導人由此受到啟發，他們決定為紀念建黨37周年，專門成立了一個由高級人員組成的特別小組，為中央其他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等人也辦理了借書證。

　　7月2日，劉少奇在同北京石景山發電廠的工人座談時說：

　　“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2年3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炭明年就可以超過，電要慢點，多幾年，大概5年，5年不行，7年，其它大都是2年3年。15年是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15年，7、8年就行了。……中國人口等于3個蘇聯，4個美國。美國就是多幾噸鋼和其它工業產品。15年我們要趕過整個歐洲（包括蘇聯）。歐洲共6億人口，和我們一樣，面積也差不多。歐洲幾十個國家，不互相幫助，我們幾十個省可以互相支援。發揮地方積極性，15年許多省要超過一個國家，河北要超過英國，河南要超過法國，再一個超意大利，再一個超西德……我們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

　　7月2日下午4點25分，天氣特別熱，毛澤東游泳后上了岸，張木奇幫助他擦身子。毛澤東問道：

　　“聽說河北最近旱了？”

　　張木奇說：

　　“旱得利害。”

　　“前幾天不是下雨了嗎？”

　　“零星小雨，不頂事。”

　　毛澤東望著耀眼的天空，皺起眉頭，說：

　　“雨總是要下的嘛。今天不下，明天不下，一個星期再不下透雨，老天爺就該罷官了！”

　　張木奇后來回憶起此事，仍然不解地說：“你說神不神？今天不下，明天不下，7月6號一聲雷響，把我從床上震起來。好么，整個華北地區下了一場透雨。老天爺也怕毛主席罷他的官吶！”

　　其實，這件事很簡單很正常，物極必反，久旱必雨，只不過是一個偶然的巧合罷了。

　　7月3日晨，毛澤東在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6月8日給廣東省委的信上寫了一個批語，全文如下：

　　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同志最近率領北路檢查團到從化縣，經4天工作，給省委寫了一封信，提出了3個問題：一、對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筆者注）生產的看法問題；二、群眾路線問題；三、大字報問題。這些都是全國帶普遍性的重要問題，值得一切從中央到基層的領導同志們認真一閱。紅旗半月刊應當多登這樣的通信。這封信的風格脫去了知識分子腔，使人高興看下去。近來的文章和新聞報導，知識分子腔還是不少，需要改造。這封信在廣東黨內刊物上發表，由新華通訊社當作一份黨內文件發到北京的。其實，這類通訊或文章，完全可以公開發表，無論對當地同志和全黨同志都有極大好處。我同意趙紫陽同志的意見，早造每畝能收300斤已經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長50%，何況還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標是高了，肥料和深耕兩個條件跟不上去。這是由于缺乏經驗，下半年他們就有經驗了。對于這件事，從化的同志們感到難受，這種難受將促使他們取得經驗，他們一定會大進一步。群眾路線問題，仍然是一個值得全黨注意的問題。其辦法是從全省各縣、全縣各鄉中，經過鑒定，劃分為對于群眾路線執行得很好的，執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壞處于中間狀態的和執行得很壞的這樣3大類，加以比較，引導第二、第三兩類都向第一類看齊，到第一類縣鄉去開現場會議，可以逐步地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不但農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黨性的問題，仍然需要采取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方法去解決。

　　毛澤東 1958年7月3日

　　接著，他又給鄧小平等人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小平、彭真、震林、伯達同志：

　　你們看這封信是否可以發表？我看發表毫無害處。請伯達打電話給廣東省委，問一下這封信是否已在黨內刊物上發表，或者是用單個文件發到各縣，或者并沒有發去？再則告訴他們，我們擬在紅旗上發表，他們意見如何？以其結果告我為盼！

　　毛澤東 7月3日上午7時

　　7月6日晚，毛澤東約周谷城談話，一直持續到次日凌晨三四點鐘。在告別時，毛澤東勉勵周谷城為繁榮學術而努力工作，他說：

　　“我建議你最好把西方哲學史上哲學家所講的邏輯，每一個人的，都給寫一篇或幾篇說明介紹的文章，從古到今，來它個系統地敘述。把所有的邏輯書，不論是新的舊的，過去的現在的，一律搜齊，印成大部叢書，在前面寫幾句按語式的話，作為導言。”

　　周谷城當即表示說：

　　“鼓起干勁，力爭上游。”

　　毛澤東說：

　　“干勁要鼓足喏！”

　　周谷城遂將“起”字改為“足”，又重復了一遍說：

　　“鼓足干勁，力爭上游。”

　　1958年7月的一天，海政歌劇團的劉芙蓉在周末舞會上見到了毛澤東。舞間休息時，劉芙蓉見毛澤東抽煙抽得很兇，一支接一支，就說：

　　“主席，聽說煙里有尼古丁呢！”

　　“嗯。”毛澤東不在意，又猛吸一口。劉芙蓉又說：

　　“那，對肺可不好呀，您別抽了，好嗎？”

　　“哈哈哈……”毛澤東收住笑，說：“你這個小鬼頭是別有用心吶，我這煙可抽了幾十年啦，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嘛。戒不了，戒不了，這輩子戒不了啰！”

　　也是在這7月初的一天，毛澤東的大女兒李敏第一次把男朋友孔令華領回到菊香書屋。

　　此前，李敏在寒假到上海時，曾經對媽媽提起過這事。賀子珍說：

　　“你要跟爸爸商量，他同意的我也同意。”

　　李敏回到北京后，并沒有馬上把媽媽的話告訴爸爸，后來時間長了，她也就給忘了。臨到快要放暑假了，李敏在一個周末回到家里，才給爸爸講了她和同學孔令華談戀愛的事情。毛澤東一聽說女兒在戀愛，就關切地問道：

　　“小孔的父親是哪個？在哪里工作？”

　　“這，這，我沒有問過。他也沒有說過。”

　　李敏為難地如實回答。毛澤東微笑著說：

　　“家長干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朋友呢？”

　　“我是跟他交朋友，了解家長干嗎？”

　　李敏有點不理解。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

　　“還是要問一問。了解情況嘛！”

　　此時的孔令華同樣也受到了父親的責備。當他將和李敏談戀愛的事告訴爸爸孔從洲的時候，孔從洲立即責備兒子說：

　　“你和毛主席的女兒戀愛，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事先告訴我們呢？”

　　孔令華說：

　　“她姓李叫李敏，我怎么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兒？何況她回家坐的是公共汽車，生活上平平常常，沒有什么特殊，更不清楚她的家庭背景?，F在關系明確了，知道了這層關系也就告訴你們了。”

　　后來，李敏見到孔令華，把爸爸的意思告訴了他，兩個人都笑了。孔令華就把自己家里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李敏。李敏可記不了那么多，回家就把大概情況告訴了爸爸。毛澤東笑著說：

　　“噢，小孔的父親是孔從洲將軍。我熟悉，我熟悉。”

　　“那您……您同意嘛？”

　　李敏小聲問，毛澤東微笑著說：

　　“好，好。”

　　再說這一天，毛澤東見孔令華來了，就放下手中的書，示意讓兩個孩子坐在他身旁。服務員端上茶，就退出去了。毛澤東上下打量著孔令華?？琢钊A第一次見毛澤東，本來就有些緊張，讓毛澤東這么一看，看得他更不自在了。毛澤東看過來，看過去，又扭過頭看看自己的女兒，笑了。李敏也會心地笑了。在毛澤東眼里，自己的嬌娃是個漂亮的女兒，當然會找一個帥氣、漂亮的男友啦！孔令華很帥氣，也很漂亮，但似乎眼睛讓人覺得小了點。毛澤東這一笑，就像老師改考卷一樣：答案全對了，如果字再寫得漂亮點，就是十全十美了。

　　這個暑假，李敏高中已經畢業，馬上就要升大學了。江青為了讓孔令華幫助李敏復習功課，準備升學考試，讓孔令華第一次住進了中南海，住在毛澤東的書房里。毛澤東關照他們，既要好好復習功課，又要注意身體，要勞逸結合，不要為了升學搞垮身體。江青也對孔令華說：

　　“以后你就是我們家的孩子，跟他們都一樣。”

　　不久，在高考結束之后，李敏被保送到北京師范大學化學系學習。毛澤東對李敏說：

　　“你們的事，是個大事，我同意了，還要征得你媽媽的同意。如果你媽媽沒得意見，你就跟小孔去見他的父母。俗話說，丑媳婦也要見公婆哩！我的嬌娃不丑，更要見公婆。”

　　于是，李敏就和孔令華乘車到了南昌，把爸爸的話原原本本轉告了媽媽。賀子珍說：

　　“你爸爸同意，我也同意。”

　　李敏在媽媽那里住了幾天，賀子珍盡管舍不得讓女兒走，但她知道毛澤東已經為女兒安排了行程，就讓他們盡快乘車到沈陽去了。

　　沈陽高級炮校校長孔從洲和夫人高高興興地接待了李敏，像對待自己的親生女兒一樣關心她，愛護她。

　　欲知毛澤東大女兒的婚事如何辦理？待以后慢慢向讀者諸君交代。

　　東方翁曰：關于在農業合作化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躍進”一詞的發明權（在其它領域，毛澤東早就多次使用過“躍進”一詞）問題，除了本傳敘述的毛澤東1957年11月13日在蘇聯時看《人民日報》社論的資料外，還有4種不同的說法：

　　一是李銀橋回憶說，“在總路線通過后，有一次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接待客人后回菊香書屋。一位中央負責同志和毛澤東一道走著的時候，說：‘主席，現在譚震林他們提出個大躍進口號，我看這個提法很好。’然后又補充說：‘《人民日報》上登了。’毛澤東說：‘拿來給我看看。’于是那位負責同志把報紙找來，請毛澤東看。毛澤東認真看了一遍，點點頭說：‘嗯，這個提法很好’。”

　　二是本章前面提到的毛澤東重讀《人民日報》社論及批示，此條記載在《毛澤東年譜》中：1958年5月25日，彭真將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高潮》送毛澤東閱，說明最早使用“躍進”一詞自此始。第二天上午，毛澤東重閱此社論后，寫信給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和參加這次會議的其他同志：“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覺得有味，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從此篇起。兩詞是對立的。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后，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他在信中還寫道，“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三是本章開頭部分提到的在毛澤東發出這封信的當天，彭真又把周恩來在全國一屆人大四次會議（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上作的報告送給毛澤東，并在上面附言：“主席：‘躍進’一詞，在這個報告中已用了。”還有《周恩來年譜》記載：“（1958年）5月26日晚，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說去年政府工作報告有兩處提到了1956年建設是躍進的發展，我又將這個報告讀了一次，覺得我當時的中心思想是維護社會主義，反擊右派，從建設的實績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拋棄了對1956年建設是‘冒進’的錯誤估計。但是，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因而也就沒有認識多快好省的方針和農業綱要四十條可以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使其成為由量到質的躍進。”

　　四則是薄一波在《領袖·元帥·戰友》一書中記載的：“（在總路線制定的過程中），周恩來還提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可以大躍進。他說，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可以躍進，我們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躍進？有一次，毛主席見到我們，問我們大躍進是誰發明的？還風趣地說，要頒發獎章。總理笑了笑，沒說話。”

　　在以上四個版本中，李銀橋說和《毛澤東年譜》中重讀社論說，除了地點不一樣外，“躍進”一詞出現的時間是一致的，即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中，與本傳原來的記載相同（請讀者注意，“大躍進”一詞首次問世則是在1958年元旦的《人民日報》社論《乘風破浪》中，亦可印證毛澤東1957年11月13日已知“躍進”一詞）。而在三和四這兩個版本中，不但“躍進”一詞出現的時間提前了幾個月，而且這一口號的發明者也成了周恩來。盡管有這樣的差異，但卻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躍進”一詞不是毛澤東發明的；二是強調毛澤東批評周恩來反冒進批評錯了。你看，周恩來不但不反冒進，反而早在《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之前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已經提出了“躍進”的口號！諸君：政府工作報告可是有據可查的重要文件，由此看來，后人便沒有必要去考證四個版本的差異了，歷史還真的應該給周恩來記上一功呢！

　　另：毛澤東在1958年6月與留蘇畢業歸國后的王鶴濱的一段對話，很值得一讀。在這段對話中，毛澤東4次提問，特別是他那兩句像小孩子提問似的“還有嗎？還有嗎”的話語和神態，表明了他對了解蘇聯的真實狀況是多么的渴望。而王鶴濱的報告也正是毛澤東急切需要知道的重要情報。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毛澤東為什么會在中國提出防修反修這一個繼續革命的重大課題了，也不難理解在建國70多年后的強大的蘇聯為什么會一朝土崩瓦解了。君知否？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蘇聯和東歐的劇變，是一個多么值得人們深思的沉痛教訓??！

　　[咨詢微信號：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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