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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大傳 第七卷 九天攬月 第47章

東方直心 · 2022-01-08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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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個人崇拜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崇拜,

  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話說1958年2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普遍推行種試驗田的經驗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決定把湖北省委關于各級干部種試驗田的報告在報紙上公布,并且要求全黨各級組織加以討論,根據這個經驗改變自己的領導作風。

  這個報告是1957年11月寫的,說的也只是同時種試驗田的若干縣中的一個縣即紅安縣的經驗。現在種試驗田的方法在湖北省已經比較盛行,其他省也有一些地方開始推廣這個方法,某些工業企業中的干部也開始學習類似的工作方法。但是從整個來看,這個方法還遠遠沒有在全國普及,全黨認真討論一次紅安縣的經驗還有重大的迫切的意義。種試驗田是一種徹底克服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風,使干部真正到群眾中間去領導群眾。它可以使干部走上“又紅又專”的道路,實現政治和技術的統一。我們全黨的干部必須實現政治和技術的統一,既不要迷失方向的實際家,又不要空頭政治家。因此,在全國各地區各方面普遍推行種試驗田的經驗,是完成黨的整風任務的基本關鍵之一。除了從事農業工作的干部應該普遍種試驗田以外,從事工業工作、交通運輸工作、財政貿易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其他領導工作的同志,也應該認真研究種試驗田的方法,聯系本身工作特點,得出必要結論,以便打掉官風,逐步達到又紅又專的目的。

  中共中央 1958年2月14日

  2月18日,即舊歷年的大年初一。《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毛澤東審定的《反浪費反保守是當前整風運動中的中心任務》的社論。社論中說:

  “整風運動在全國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里,目前出現了一個新的洪峰。這就是以反浪費反保守為中心,掀起了一個新的鳴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費反保守的大鳴大放中,中央各國家機關貼出了25萬張大字報;北京市31個企業20天的統計,職工們就貼出了20萬張大字報,提出43萬條意見。運動聲勢浩大,鋒芒集中在一個方向:貫徹多快好省勤儉建國的方針,促進生產和工作的大躍進。”“燦爛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結成豐滿的經濟之果。這是完全合乎規律的發展。”

  2月18日下午,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在京的政治局成員、中央委員,還有中央各部黨員部長或副部長,共計119人。

  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傳達南寧會議精神和討論《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此前,毛澤東在2月17日給劉少奇的信中曾說: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中央內部的整風”。

  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一開始就說:

  “今天的會議就叫團拜會。”

  接著,他說:

  “我們在南寧開會,有華東、中南、華南3個地區的人參加。東北找了個歐陽欽,華北找了個劉仁,西北是張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們準備到成都,大概是3月上旬,去談一談。因為《六十條》里有一條,一年要抓4次。東北我沒去過,就是有一年路過,那不算去。華北的山西也沒有去過,綏遠也沒有去過,河北的事情我也過問不多,西北根本沒有去過,西南沒有去過。所以我這幾天又到了濟南,又到了沈陽,又到了撫順,又到了長春,這就多了一點了。等幾天我還要跑。”

  “今年是一個很大的生產高潮。以前沒有解放,一部分上層建筑,一些環節,有錯誤、缺點,生產關系上不完善。因為整風,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壞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較好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平等了,能講話了,可以貼大字報了,老爺氣少了,這樣,群眾就高興了,就來了一個生產高潮。現在這個高漲的群眾情緒,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沒有見過。1956年春季是有一個高漲,但是沒有現在這一次高漲。”“我贊成這個冒進。這個冒進好嘛!這使農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氣剛剛上來,1956年夏季就來一巴掌。11月二中全會以后就好一些了,因為二中全會也算擋了擋。沒有幾個月情況就改變了。冒是有點冒,而不應該提什么反冒進的口號。有一點冒是難免的。

  同志們,今年下半年,你們就會看到,要有一個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進還要利害,為了對付這個情況,我們怎么辦?處在這個大的群眾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產黨要采取態度。”“以后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反冒進這個口號不好,吃虧,打擊群眾。反右傾這個口號為什么不會打擊群眾呢?反右傾所打擊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氣(官氣、暮氣、驕氣、嬌氣),一些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這些東西應該加以打擊。”

  接下來,毛澤東著重講了打掉官氣、以平等的態度待人、改進領導方法的問題,他說:

  “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不論你官多大,無非是當主席,當總理,當部長,當省長,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個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樣,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擁護。”

  他還說:

  “在北京做官,官氣比較重,下去的時候很要注意,不要學‘巡按出朝,地動山搖’那一套。”“要消滅官僚主義,消除資產階級作風,要使得大家感到,現在是真正的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關系。以前,我們的相互關系,如在基層,廠長、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和職工中間,并不平等,群眾把他們稱為‘官’,黨、政、工、團是‘四大領袖’。而現在,經過大鳴大放大辯論,情況就改變了。群眾看到,這些人可以批評,他們也真改正缺點。于是群眾也紛紛起來改進工作,落后職工批判了自己過去只為人民幣服務、只為‘五大件’服務的錯誤態度。經過運動,他們認識到應該為人民服務了。于是勞動熱情高漲,干勁十足。這樣,我們解決‘相互關系’這個中間問題,就進一步鞏固了所有制,同時也使得分配問題容易得到解決。”

  毛澤東最后說:

  “群眾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革命熱情。所以,我們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要適應這種情況。工作方法要改變,不改變就不能繼續前進。”

  毛澤東講話結束后,大家對《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發表了意見,同意下發征求各省和各部門的意見。

  陳云在發言中就反冒進中財貿工作的問題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在財貿工作中,對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傾盆大雨”和“本本主義”的辦法。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再次講話,回顧了《農業四十條》的形成過程,他說:

  “四十條,開頭無所謂四十條,不曉得怎么在杭州一次會上七議八議提出十五條,然后天津一次會加了兩條,十七條。在1956年1月知識分子會議上講了一下,然后,再到第2次杭州會議(指毛澤東1956年1月3日至9日在杭州召開的會議——筆者注。)才形成四十條。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島會議上有各省同志參加,中央也有同志參加,提出修改意見。然后經過去年9月三中全會,大家覺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見,加以修改,就形成現在這個草案。”

  據陶魯笳回憶,毛澤東還說:

  “寫一個文件沒有實際工作經驗是寫不出來的。《農業四十條》是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七議八議議出來的。其中只有1條‘除四害’是我的,其余都是別人的。”

  毛澤東又談到了《論十大關系》,他說:

  “那個十大關系怎么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1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34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漸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系怎么會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也是個大事。我是歷來主張虛君共和的,中央要辦一些事,但是不要辦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辦,他們比我們辦得好,要相信他們。現在的情況是下面比較活潑,中央部門中的官氣、暮氣、驕氣、嬌氣就多些。我就有這么個企圖,在南寧會議上,覺得要把這些氣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資格出現。”

  他還談到了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的起草過程,他說:

  “那個東西在訪蘇前就開始寫了,因為沒有寫完,帶到莫斯科去了。‘閑來無事江邊望’,有點閑工夫,就在我們代表團中間先讀一讀。回來又經過斟酌,政治局還有一些同志看過才發表的。多快好省,這是代表中央的,是黨的一個路線,是我們搞建設的一個路線。”

  毛澤東再一次提到了周恩來1957年6月26日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他說:

  “雖然總理有那篇報告,但是這個問題人們還不那么了解,所以南寧會議還是要放一炮的。這個炮,我看不過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緊張。何必那么十分緊張。南寧會議我們就講了的,就是這么一件事,一個時期,一個問題。1956年反冒進,這是個什么事情呢?這是大家在正確路線之下,在個別問題上意見不一致,這么一種性質。

  2月20日,也就是在正月初三這一天,毛澤東給楊開英寫了一封回信。

  此前,43歲的楊開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上說,經人介紹,她與化工部橡膠工藝設計院工程師李輝由相識到相愛,已經結為伴侶,由大連調來北京,在第69中學任教務主任。她的病情也有所好轉。毛澤東看罷信十分高興,提筆在回信中寫道:

  友妹:

  來信收到,很高興。結婚了,病也好了,為你祝賀。好像是在1956年,聽了胡覺民同志說你又窮又病,曾付一信,并寄了一點錢給你,不知收到否?我還好。江青有一點病。謝謝你的問候。祝你努力為人民服務,同時注意身體。并問李同志好!

  毛澤東 1958年2月20日

  2月2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說:

  “一股風一來,本來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說成不好的;本來是基本上一個好的人,可以說他是壞人。比如我們對于秦始皇,他的名譽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沒有人講他好的,自從資本主義興起來,秦始皇又有名譽了。但是,共產主義者不是每個人都說秦始皇有點什么好處,不是每個人都估計得那么恰當。這個人大概缺點甚多,有3個指頭。主要罵他的一條是焚書坑儒。我跟好多人說過,跟章士釗也說過,我說:你們講共產黨等于秦始皇,不對,超過一百倍。所以,一個古人,幾千年評價不下來,當作教訓談談這個問題,同志們可以想一想。

  1958年初,毛澤東一直惦記著西柏坡鄉親們種稻子直播的事,他給西柏坡村黨支部寫了一封信,說他們村種稻技術落后,讓農業部邀請他們派人去涿縣參觀學習,秋后把收成情況直接給他匯報。

  西柏坡村黨支部看了毛澤東的來信,后來派兩個人去學習了一個星期,回到西柏坡后全村所種稻子都改成了插秧。

  1958年3月3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發表在3月4日的《人民日報》上),全文如下:

  現在反浪費、反保守的群眾運動,已經在工業、農業文通運輸、商業、文教衛生、政法等部門、國家機關、黨群機關和軍隊等方面開展起來。這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生產大躍進和文化大躍進的運動,是在全民整風運動中改進整個國家工作和促進全民大干勁的一個帶有決定性的運動。在運動中展開了關于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方針的全民大辯論,并且證明黨中央的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這個運動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在很多地方、很多單位已經形成了很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高潮,但是另有很多單位還沒有開始發動或者還沒有充分把群眾發動起來。也有不少單位還沒有把反浪費、反保守運動同思想作風上的系統整改很好地結合起來。有些同志甚至覺得生產和整風這兩項緊迫任務,是互相矛盾、很難同時并舉的。這種想法是不妥當的。大量的事實證明,只要我們抓緊反浪費、反保守運動這條綱,領導得好,安排得好,群眾發動得好,完全可以把現階段的整風運動和生產等工作統一的抓起來,而且,只要發動起群眾性的反浪費,反保守運動,就可以有力地揭露出一些干部思想作風上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危害性,就可以迅速地打掉官氣、暮氣、闊氣、驕氣和嬌氣,就可以進一步密切干部和群眾的關系,提高群眾的覺悟和積極性,使干部和群眾真正打成一片,就可以用同樣的人數和同樣的財力、物力,辦出比原定計劃多百分之幾十以至數以倍計的事業。

  因此,中央決定以兩個月到3個月的時間,在全國進一步普遍地開展反浪費、反保守、比先進、比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運動。各級黨委,各部門和各單位的一切黨的組織,必須抓緊對這一運動的領導,并且注意下列各點:

  一、領導上要心中有數,一方面,必須放手發動群眾,采用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開現場會議和展覽會等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費、保守的現象和它們的危害性;另一方面,還必須注意,不管過去的浪費和保守現象如何嚴重,成績總還是主要的,缺點和錯誤只不過是10個指頭中的1個指頭。因此,應該適時地引導干部和群眾把最大的注意力和干勁放在積極改進工作、發展生產方面,用比先進、比多快好省的具體措施,在實際上清除浪費、保守的現象和思想。

  二、在運動中,要防止“見物不見人”的偏向,即只看到現有的物質條件,看不到偉大的群眾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要防止只片面地注意業務,而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同時,也要防止離開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實踐,抽象地空談整改。

  三、凡是沒有經過群眾鳴放、干部整改過程的地方,在這個運動中間,應該選擇適當的時機,認真補課,即首先讓群眾批評干部和工作中的缺點,并且雷厲風行地加以改正,以消除群眾和干部間的隔閡,解除群眾的顧慮。

  四、在運動過程中,會不斷出現驚人的奇跡,出現各種平日難以達到的先進的速度和先進的指標,樹立起各種先進的典型和旗幟。原來設想和安排好的平衡,也會不斷地被萬馬奔騰的群眾運動所突破。我們應該歡迎和贊揚群眾在各個戰線上的躍進,促進落后的部分趕上去,力求在先進的基礎上達到新的運動的平衡,并且審訂原來的規劃。

  五、原來一些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規章制度,會在運動中不斷地為群眾的創舉所打破。我們必須對于群眾的創造,虛心地加以研究,按照發展的需要和群眾在實踐中的考驗,重新審訂原來的規章制度。凡是真正束縛生產力發展而又可以迅速修改的,應該立即修改。

  六、現在已經有些群眾自動要求取消或者改變那些不合理的工資福利制度。我們對于群眾這種社會主義的大公無私的表現和熱情,應該歡迎和愛護。但是在實際處理工資福利問題的時候,必須采取謹慎的態度。對于那些真正妨礙工農團結、妨害職工內部團結和其他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工資福利制度,應該經過細心的研究,經過省、市、自治區黨委批準(全國性的要經過中央批準),作恰當的調整,除此以外,不要降低工人的實際工資。

  關于運動的具體部署和工作步驟,由各地各級黨委自行安排。關于運動的經驗應該及時地加以總結和交流。

  1958年3月3日

  3月4日,毛澤東乘專機離開北京,經西安,于下午飛抵成都。這是他第一次到成都來,準備在這里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毛澤東有個習慣,在外出時總是喜歡隨身攜帶幾大箱子的書籍,而且每到一地,還要借一些地方志之類的書籍來看。如果時間允許的話,他還要興之所至地下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不喜歡刻意安排的視察活動。這不僅是出于他那無拘無束的個性,更主要的是他相信只有這樣,才能看到真實的情況。毛澤東這次到了成都,立即借來了《四川省志》、《蜀本記》、《華陽國志》等書籍,以后他又要來《都江堰水利述要》、《灌縣志》等地方志書籍,邊讀邊在書上批、畫、圈、點。

  3月5日下午,毛澤東興致勃勃地去郊區農村察看了莊稼的長勢。他聽說成都量具刀具廠就在附近,提出要去看看,還交代說:

  “不要告訴工廠黨委了,他們很忙,請一位工人帶路就行,只看一個車間就走。”

  此時已經是下午4點多,量具刀具廠備料車間主任王站明,正趴在那兒寫材料,一個工人跑來說:毛主席已經到了車間門口。王站明不相信,他說:毛主席怎么可能到我們這兒來?工人說:這是千真萬確!王站明這才慌了,急忙跑出門去,只見幾輛小汽車果然停在車間門口,毛澤東穿一身銀灰色制服站在那里。王站明迎上前去,毛澤東握著他的手,含笑問道:

  “你是車間主任嗎?”

  王站明說是。毛澤東說:

  “我看看你們的車間,可以嗎?”

  王站明被毛澤東謙虛和氣的話感動了,激動得說不出話,只是點頭微笑。毛澤東進了車間,指著正在操作的鍛工,比劃著問:

  “你會干這個嗎?”

  王站明說:我是車工。毛澤東看著鍛工謝欽榮操作著150公斤重的空氣錘,一起一落,火紅的鍛件迸發出火花,四處飛濺。王站明介紹說:這臺機床是沈陽制造的,邊上那一臺大的是太原的產品,都是國產,效率很高。毛澤東聽了很高興,不住地點頭。他來到調直臺前,問:

  “這是什么?怎么用?”

  王站明一邊介紹,一邊上臺示范操作,旋轉上邊的把手,把一根微微彎曲的鐵棒壓直。工人們漸漸圍攏上來,毛澤東握著一位青年工人的手,問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紀?這位工人激動地說:

  “我叫吳朝武,今年19歲了。”

  毛澤東看完了備料車間,走到銑刀車間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此時,廠黨委書記和廠長聞訊趕來了,毛澤東向他們解釋說,怕影響他們工作才沒有通知他們。毛澤東看著車間黑板報上的生產躍進保證書,回頭問道:

  “什么是文明生產?”

  廠長回答說:

  “文明生產就是要貫徹對機器的維護保養,做到安全、清潔、衛生和生產有秩序。”

  毛澤東稱贊道:

  “很好。”

  3月7日下午4時,杜甫草堂的工作人員突然跑來對負責人林延年說:

  “快去接待吧,有客人來草堂參觀,已經從草堂寺進來了。”

  “是哪一位客人,沒從大門進而從草堂這邊過來了?”

  林延年一邊猜想,一邊走向浣花祠甬道,見有一群人已經穿過了花徑,為首一人,身材高大魁偉,踏過小橋,步上柴門的臺階,往工部祠而去。林延年仔細一看,那人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不由得為之一愣,趕緊往工部祠迎候。

  毛澤東看了杜甫草堂題詠的詩句石刻,看了題壁,瀏覽了祠內杜甫的泥塑、石刻像,然后來到詩史堂。他問林延年:

  “這是什么地方?”

  林延年說:

  “這是詩史堂,是后人為紀念杜甫而修的。”

  毛澤東站在詩史堂正中一尊古銅色的杜甫全身塑像前,一面端詳著,一面點燃一支煙,慢慢地吸著。他又走進杜詩版本展覽室,仔細地觀看一部用雪白的宣紙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林延年告訴毛澤東說:

  “這是最近上海收集到的版本,發行到成都來的。”

  毛澤東問:

  “有多少本?”

  “發行到成都來的約有10多部。”

  “太少了。”毛澤東看了諸多版本后,自言自語地說:“是政治詩。”

  他又來到“大廨”前面,在一排欄桿前找了一個帶有靠背的“飛來椅”,坐下來休息。他吐著煙,四下環顧,突然又站起身,走到通堂式的敞廳前,看懸掛的一副對聯,以輕微的聲音念著上聯:

  “異代不同時,問如此江山,龍蜷虎臥幾詩客;”

  他自言自語地說:

  “是集杜句。”

  接著又看下聯,看完了,指著對聯,微笑著說:

  “好聯!”

  毛澤東想到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忍不住誦道: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他還笑著說:

  “看來,高級知識分子的住宿困難問題,是古已有之的。”

  第二天,毛澤東派人到杜甫草堂借了楹聯書10余種。

  后來在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還借閱了各種版本杜甫詩集共12部108本,還編印了唐宋詩人有關四川的詩詞集擬題,并親自校勘稿樣。編入的詩詞里,有杜甫詩14首。

  3月9日,毛澤東在成都郊外金牛壩賓館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即成都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1958年經濟發展計劃及發展地方工業、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問題。

  參加成都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大部分常委,政治局部分委員和候補委員,書記處的個別書記,還有東北、華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第一書記,中南和華東個別省委書記,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他們是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李富春、羅榮桓、陳伯達、薄一波、譚震林、胡喬木、田家英、黃歐東、吳德、歐陽欽、張德生、張仲良、汪鋒、王恩茂、林鐵、陶魯笳、烏蘭夫、劉仁、黃火青、李井泉、周林、謝富治、柯慶施、王任重、陶鑄、閻紅彥。后來又增加了王鶴壽、彭濤、滕代遠。

  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個小別墅里,其他人員住在4層樓的賓館里。毛澤東想起到會的中央候補委員閻紅彥,曾在“七大”期間為反對高崗篡改個人歷史,混進中央,受到了劉少奇、任弼時的批評,就專門把閻紅彥叫到身邊,向他道歉:

  “閻紅彥同志,很對不起,把你冤枉了10多年,當時只怪我看錯了人。”

  他還對身邊的人說:

  “閻紅彥是一位好同志。在陜北蘇區、陜北紅軍、陜北黨的建立過程中,除了劉志丹、謝子長,數閻紅彥的貢獻大。”

  次年,閻紅彥便被任命為云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軍區第一政委。

  在3月9日這一天,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提出了25個問題讓大家討論。這25個問題,可以說是從政治到經濟、從理論原則到工作方法都談到了。但他講話的重點,仍是放在對1956年反冒進的批判上。毛澤東說:

  “現在有兩種方法,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在南寧會議上批判了反冒進的錯誤。究竟采用哪一種?我看應采用‘冒進’,很多問題都可以這樣提。也就是采用1958年‘大躍進’這個方法好。執行計劃,一種方法是10年計劃20年搞完,一種方法是10年計劃二三年搞完,哪種方法好?是1956年的‘馬克思主義’好,還是1958年的‘冒進’好?”

  他批評了經濟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他說:

  “少奇同志在南寧會議談了規章制度問題。規章制度從蘇聯搬來了一大批,如搬蘇聯的警衛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負責同志的活動,前呼后擁,不許參觀,不許上館子,不許上街買鞋。陳云同志讓他親戚煮飯,警衛部門認為不得了。”“搬蘇聯的很多,害人不淺。那些規章制度束縛生產力,制造浪費,制造官僚主義。”“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忘記了歷史上的教條主義的教訓。”“蘇聯的經驗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把蘇聯經驗孤立起來,不看中國實際,就是不擇其善者而從之。”

  由于毛澤東定的調子很高,成都會議一開始就比較緊張。

  鑒于通縣1956年農業生產高指標的教訓,毛澤東在講話中告誡與會者們說:

  “要躍進,但不要空喊,指標很高,實現不了。通縣原來畝產150斤,1956年提出要在一年內躍為800斤,沒有實現,是主觀主義。這也無大害處,屁股不要打那么重。現在躍進,有無虛報和不切實際的毛病?現在不要去潑冷水,而是要提倡實報、喊實,要有具體措施,保證口號的實現。”

  毛澤東針對河南省要苦戰1年,實現458、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的計劃,還有遼寧省要在1年內實現3自給,即糧、菜、肉本省自給的計劃,說道:

  “也許你遼寧是對的,我懷疑是錯誤的,你是馬克思主義,我是機會主義河南今年辦4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部能做到,可不可以還是提5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卡死。否則這個省登報,那個省登報,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1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以長一點為好。我就是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陣風,不要看河南說1年完成,你也說1年完成。就讓河南今年試一年,靈了,讓它當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1年,有什么要緊。此事關系重大,我到武昌時要找吳芝圃談談。1955年合作化高潮時,周小舟看見別的省1年實現高級社,緊張得不得了。其實不要緊。李井泉就是從容不迫,四川實現高級化,不是1955年,也不是1956年,而是1957年,不是也蠻好嗎?

  “現在報紙宣傳報道上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余地。”

  毛澤東提倡干部要講真話,他說:

  “屈原是敢講真話的人,敢為原則而斗爭,雖然不得志。”

  他還說:

  “報紙如何辦?中央、省、專區的報紙如何改變面貌,辦得生動活潑?《人民日報》提出23條,有躍進的可能。我們組織和指導工作,主要依靠報紙,單是開會,效果有限。”

  3月10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講到了堅持原則與獨創精神,進一步批評教條主義,他說:

  “學習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有獨創精神,學習與獨創相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全國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經濟工作和文教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軍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條,但基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經濟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主要表現在重工業、計劃工作、銀行工作和統計工作方面,特別是重工業和計劃方面,因為我們不懂,完全沒有經驗,橫豎自己不懂得,只好搬。”“商業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觸較多,批轉文件較多。輕工業中的教條主義也少些。社會主義革命和農業合作化未受教條主義影響。

  關于教條主義產生的原因,毛澤東分析說:

  “1、重工業的設計、施工、安裝,自己都不行,沒有經驗,沒有專家,部長是外行,只好抄外國的,抄了也不會鑒別。2、對蘇聯和中國的情況都不了解。對蘇聯的經驗、情況、歷史發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學他們。3、精神上受到壓力。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揭掉蓋子,破除迷信,去掉壓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菩薩比人大好多倍,是為了嚇人。戲臺上的英雄豪杰一出來,與眾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樣的人。中國人當奴隸慣了,似乎還要當下去,中國藝術家畫我和斯大林的像,總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蘇聯的精神壓力。馬列主義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應該平等待人。但是,赫魯曉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也是一種壓力,中國共產黨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還有一些人屈服于這種壓力,要打倒個人崇拜。我們不贊成,他們不掛像,我們掛像。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們的同志認識到,老祖宗也有缺點,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樣迷信。對蘇聯的經驗,一切好的應接受,不好的應拒絕。現在,我們已學會了一些本領,對蘇聯有了些了解,對自己也了解了。4、不懂得比較法,不懂得樹立對立面。對許多規章制度,我們許多同志不去設想有沒有另外一種方案,擇其合乎中國情況者應用,不適合者另擬,也不做分析,不動腦筋,不加比較。”

  毛澤東還說:

  “1956年4月的《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在十大關系中,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這5條是主要的。”“1957年,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中,講了工農業同時并舉、中國工業化的道路、農業合作化等問題。這一年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風、反右派、群眾性的對我們的批評,對人們思想的啟發很大。”“1958年,在杭州、南寧、成都開了3次會。會上大家提了許多意見,開動腦筋,總結8年的經驗,對思想有很大啟發。南寧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國務院各部門的規章制度,可以改,而且應當改。怎樣改呢?一個辦法是和群眾見面,一個辦法是搞大字報。另一個問題是地方分權,現在已經開始實行。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同時存在,能集的則集,能分的則分,這是去年三中全會后定下來的。”

  關于個人崇拜問題,他說:

  “有些人對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里,為什么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這就不對了。

  反個人崇拜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于個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我們黨在歷史上就是強調個人作用和集體領導相結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得很干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

  從這一天開始,成都會議聽取各省市區黨委負責人匯報,毛澤東在中間有許多插話。在烏蘭夫發言時,毛澤東先后插話說:

  “蒙漢兩族要親密合作,要相信馬克思主義。各族要互相相信,不管什么民族,要看真理在誰方面,馬克思是猶太人,斯大林是少數民族。蔣介石是漢人,但很壞,我們要堅決反對。不要一定是本省人執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這族或那族,只問那個有沒有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有多少?這一點要向少數民族同志講清楚。”

  “漢族開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許多民族混合進來的。漢人在歷史上征服過少數民族,把他們趕上山。應該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民族問題。究竟是吃民族主義的飯,還是吃共產主義的飯?首先應當吃共產主義的飯,地方要,但不要地方主義。”

  3月15日前后,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到總路線時,他提醒吳冷西說:

  “《人民日報》2月3日的社論題目叫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這兩句話很好,但還不夠。廣大干部和群眾的干勁,在去年反擊右派以后,早就鼓起來了,現在的問題是鼓得夠不夠,責任在領導。這里有一個數量問題,是鼓起三分、五分還是七分、八分?領導的責任是因勢利導,使干部和群眾的干勁鼓得足足的。所以,我們的總路線應該叫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總路線’,這就比較完全了。

  欲知此后成都會議如何進行?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一方面繼續批評反冒進,一方面又強調:“現在報紙宣傳報道上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余地。”這就是他在教育下屬的時候一貫提倡的辦實事,說真話。很可惜,一些人在評價大躍進運動的時候,往往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這一方面的事實。這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歷史虛無主義的歧途。歪曲歷史,抹黑領袖,實在是不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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