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斗爭的形式，就是

　　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我們找到了這個形式，適合現在這

　　個群眾斗爭的內容，適合現在階級斗爭的內容，適合正確處理人民

　　內部矛盾的問題。抓住了這個形式，今后的事情就好辦得多了。大

　　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問題也好，建設的問題也好，

　　都可以用這個鳴放辯論的形式去解決，而且會解決得比較快。”

　　話說1957年10月3日晚上，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由國防部部長斯彼哈爾斯基率領的波蘭軍事代表團，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在座。毛澤東說：

　　“斯大林在后期犯了一些錯誤，那是局部的、暫時的現象。應把局部的、暫時的現象與整體的、長遠的現象區別開。錯誤和缺點，當然會引起不愉快。不愉快的事我們也遇到過。但十月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打垮法西斯、幫助全世界無產階級等是主要的，從這方面看，就可以想得通了。盡管蘇聯有缺點，它是反對帝國主義、保衛和平的主要力量。我們也有機械搬用蘇聯經驗的問題并曾受到損失。我們不把此事歸罪于第三國際和斯大林，我們把此事看作應由自己負的責任。第三國際后期的那種生硬作風是錯誤的，但誰叫你中國人聽呢？我勸波蘭同志也自己負起責任來。我們在1942年進行整風批評了教條主義以后，一方面反對硬搬，另一方面強調學習。近15年來我們得了很大好處。在此期間硬搬的情況也還有，但只是局部的，已沒有大危險了。蘇聯的經驗有兩種，正確的和錯誤的，正確的是主要的、大量的，錯誤的是局部的、暫時的。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錯誤經驗，也可以教育我們。那些錯誤已經犯過了，只仇恨是不行的，應該以科學的態度客觀地對待錯誤，取得經驗。波蘭同志們可能氣還未完全消，我勸同志們讓過去的問題慢慢過去，氣慢慢消下來，把錯誤當成教訓，自己擔起擔子來。要解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需要時間。資產階級是我國文化最高的階級，他們在社會上還造成了一種習慣，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影響很深。但是，我們不能不要他們，否則就沒有教授、工程師、科學家、藝術家，所以對他們是改造的問題。我們認為，大部分知識分子、富裕中農、地主、資本家是可以改造的。我們相信社會主義一定勝利，這是不可動搖的，但可能性和現實性這是兩個問題。我們需要爭取和平時間，如果20年內無戰爭，事情就好辦了。中國是在一片落后的基地上開辟了道路，落后的尚未掃清，基本道路已開辟了。我們的經濟計劃搞得是否對，還要10年到15年后才能斷定。”

　　10月7日下午1時半，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各組組長會議。他在講話中說：

　　“我們有兩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集中打倒國民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個體經濟采取保護的方針，財產不動，只是在黨內反資本主義思想。第二次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這在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到現在4年半，基本上改變了私有制。反映到‘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決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現在看，這也沒有錯。基本上解決，并不是說完全解決。所有制解決了，政治上、思想上還沒有解決。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富裕中農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沒有完全看清楚。那時對階級斗爭強調得不夠，因為他們表現服服帖帖。現在他們又造反，所以又要強調，青島會議文件是一個補充。過渡時期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階級斗爭，10年、15年以后還會有。只要世界上還有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活動，不但總是帶著階級斗爭的性質，而且總是同國際上的反動派互相呼應的。現在按青島會議的文件去講，但不要登報，不要廣播。我們確有三個主義，現在大講階級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黨內的三個主義都掛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的賬上。實際上不完全都是這個矛盾，還有領導與被領導、這一部分與那一部分、老工人與新工人、群眾與官僚主義的矛盾。否則，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資產階級與富裕中農身上，容易放松了對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階級矛盾與敵我矛盾有區別。資產階級同我們的矛盾，有對抗性的和非對抗性的兩面。一般說來，資產階級、富裕農民同我們的矛盾仍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是非對抗性的，但處理得不好也會轉化成敵我矛盾。階級矛盾，重要的是在同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及他們的知識分子這3部分人民之間，有的不對抗，有的對抗。人民內部矛盾包括著階級矛盾（因為資產階級還有選舉權）。敵我矛盾是階級矛盾，但階級矛盾不一定就是敵我矛盾。階級矛盾內有敵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內部矛盾。總起來講，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八大’文件上只講所有制、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關系，沒有講人與人的關系。‘八大’反映那時的情況，現在反映現在的情況。‘八大’決議說，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將來還會有，因此這句話從長遠講也對，但現在看則不適當。現在我們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基本上還是適合的，現在我們經過價值法則來管理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是比較好的。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如三個主義。為什么說現在的社會主義制度基本適合？如搞水利，不搞不能增產，但沒有合作社，搞水利是搞不起來的。如搞工業，那么多項重點建設，沒有社會主義制度不行。印度第1個五年計劃只發展了幾十萬噸鋼，證明我們的社會制度是優越的。所以說，我們的社會制度基本上是適合的，但不是完全適合，與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樣。‘八大’決議的那句話是不適當的，但也沒有壞處，它不妨礙生產，不妨礙反右派等。同時它也反映了一個要求，要求加強物質基礎（和外國比較，我們是很落后），那句話并非專門從矛盾這個范疇來講的。既沒有害處，現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則引起麻煩和爭論，將來再作適當的解釋。”

　　10月9日，是中共中央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的最后一天。會議通過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關于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草案）》，《有關工人、職員的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的規定（草案）》。

　　這天下午3時，毛澤東在閉幕式上作了重要講話。他的講話提綱是這樣寫的：

　　這次會議的評價：明確方針，交流經驗，統一意志。

　　我們的革命如此豐富，工作進展異常迅速。不論革命工作、建設工作都是如此。

　　最好每年開一次這樣的會議。

　　整風：大膽地放，徹底地放，堅決地放。大膽地改，徹底地改，堅決地改。

　　1957年中國革命創造了一個最革命最生動最民主的群眾斗爭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字報。革命的內容找到了適合自己發展的形式。從此無論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問題，無論是革命的問題、建設的問題，都可以用辯論的形式去迅速地解決。發揮群眾的主動性、責任心，克服領導者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領導與群眾就容易打成一片了。從此形成傳統，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在此基礎上建立鞏固的集中制，建立鞏固的對反動派和壞人的專政。

　　農業：四十條大約幾天之后，即可改好發出，請你們在農村中組織一次很好的鳴放辯論，發揚正氣，駁倒歪風。

　　省、地、縣、區、鄉、社都要搞農業規劃。“全面規劃，加強領導，書記動手，全黨辦社”。

　　整風生產兩不誤。又要領導整風，又要領導生產，生產就要有規劃。

　　何時可以做好一個長遠規劃？已有幾年經驗了，今冬明春是否可以做好？明年五一以前做好？或者明年做好？只有10年了，要完成“四、五、八”。

　　6級規劃都要在農村中鳴放辯論，是否要分期分批，不然恐農民吃不消。

　　糧食有了底了，以后將好辦得多，準備對付大荒年。

　　國家積累外，合作社積累和家庭積累，均很重要。湖南辦法：總產值（30億元）扣20％為生產費（6億元），其中以20％為基建費（1.2億元），按照社章抽5％的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在外。管理費必須縮小到1％。

　　積累豐歉不同，以豐補歉。

　　全國每個人都要有大志，遠大理想目標。

　　要將大吃大喝、不善持家的風氣轉變過來，經過大鳴大辯的方法。

　　紅白喜事中的陋習和浪費，也要經過鳴辯逐步解決，10年改革完畢，是否可能？

　　振起精神，一定要滅掉4害，樂昌縣岐樂社的經驗立即推廣到全國。兩年試點，5年突擊，3年掃尾，全國基本上變成4無國。

　　人口問題：3年試點，3年推廣，4年普做，達到計劃生育，是否可能？

　　工農商學的綜合計劃，完全必要，浙江文件，值得一閱。

　　紅安縣的經驗值得注意，各級領導辦試驗田。我們不但政治要摸底，技術必須摸底，業務必須摸底。

　　也是10年計劃，10年內必須精通工業、農業各種技術業務，將自己和許多人都交得“又紅又專”，基本上完成建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的偉大任務。對此，各級均要有計劃。“十年樹人”極為必要，非此不能建立社會主義。加上過去8年，18年樹人，估計可以基本造成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的專家隊伍。往后是擴大加深，再有10年，到第5個五年計劃，形勢就更不同了，爭取以28年基本上達到蘇聯40年的水平，是否可能？

　　在以重工業為中心任務的條件下，實行工業與農業同時并舉，逐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與現代化的農業。

　　兩種方法：都可達到目的，一種慢一點、差一點，一種快一點、好一點。

　　實事求是的合乎實際的多快好省，反對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好省。

　　黨委還是促進委員會，不是促退委員會。有些暫時地局部地促退正是為了促進。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千方百計，想盡一切辦法。

　　厲家寨（被毛澤東稱為“愚公移山，改造中國”的一個典型——筆者注），每一社。

　　省、縣、地的規劃。

　　每年開1次3級干部會。

　　黃敬、彭真（只改一個字）、韶關三發言。

　　軍隊要整風。

　　將來農業糧食生產要畝產800斤，1000斤，2000斤。21世紀初。

　　蘇聯、東歐、中國，主要矛盾。

　　振作精神，下苦功學習，10年學會馬列、技術科學、哲學、文學、藝術學、新聞學、教育學。打紙牌、下棋、看電影、跳舞也要一點，但不可著迷，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學習二件上，玩是需要的，但是第三位。人的腦力能夠有很大的發展。蕭楚女、齊白石、高爾基、玄奘、惠能、梁鴻、富蘭克林為例。

　　毛澤東這個講話全文后來被收錄在《毛澤東選集》第5卷中，題目是《做革命的促進派》，摘要如下：

　　“這次會議開得很好。這樣擴大的中央全會，有省委和地委的同志參加，實際是3級干部會，對于明確方針，交流經驗，統一意志，有好處。

　　這樣的會，恐怕是有必要一年開一次。因為我們這么一個大國，工作復雜得很。去年這一年沒有開，就吃虧，來了一個右傾。前年來了一個高漲，去年就來了一個松勁。當然，去年開‘八大’了，也沒有時間。再開這樣的會議，可以摻少數縣委書記和一些大城市的若干區委書記，比如再加百把人是可以的。我建議各省也開一次全省性的3級或者4級干部會議，摻一部分合作社的干部，把問題扯清楚。”

　　“講一講整風。要大膽地放，徹底地放，堅決地放；要大膽地改，徹底地改，堅決地改。我們要有這樣的決心。那末，還要不要加一個反右派，大大的反？可以不加。因為反右派是上了軌道的，有些地方已經結束了。現在的重點是基層的放，基層的改，就是縣、區、鄉3級的鳴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級，有些部門放還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問題。

　　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斗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現在我們革命的內容找到了它的很適合的形式。這種形式，在過去是不能出現的。因為過去是打仗，五大運動，三大改造，這樣從容辯論的形式不能產生。那個時候，從容辯論，擺事實，講道理，搞它一年，不許可。現在許可了。我們找到了這個形式，適合現在這個群眾斗爭的內容，適合現在階級斗爭的內容，適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抓住了這個形式，今后的事情好辦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問題也好，建設的問題也好，都可以用這個鳴放辯論的形式去解決，而且會解決得比較快。左派不僅同中間派一道鳴放辯論，而且完全公開地同右派一道鳴放辯論，在農村里頭同地主、富農一道鳴放辯論。公開登報，不怕出‘丑’，什么‘黨天下’呀，什么‘共產黨要讓位’呀，‘下轎’呀。剛剛‘上轎’，右派要我們‘下轎’。這種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形式，最適合發揮群眾的主動性，提高群眾的責任心。

　　我們黨有民主的傳統。沒有民主的傳統，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報。延安整風的時候，寫筆記，自己反省，互相幫助，七、八個人一個小組，搞了幾個月。我接觸的人都感謝那一次整風，說改變主觀主義就是那一次開始。土地改革的時候，有事同群眾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們軍隊里頭，連長給戰士們蓋被子，同戰士很平等地友誼地談話。延安整風，土地改革，軍隊里頭的民主生活，還有‘三查三整’，后頭的‘三反’‘五反’，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等，這中間都有豐富的民主形式。但是，這樣的大鳴、大放、大爭、大辯，然后還要搞和風細雨，商量，啟發，這種形式只有現在這個時候才能產生。找到了這種形式，對于我們的事業會有很大的好處，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所謂命令主義，就是打人罵人，強迫執行），領導干部同群眾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們的民主傳統今年是一個很大的發展，以后要把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傳下去。這種形式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有，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在這樣的民主基礎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鞏固了集中制，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專政要靠廣大的同盟軍，單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不行。中國無產階級數量少，只有一千多萬人，它要靠幾億人口的貧農、下中農、城市貧民、貧苦的手工業者和革命知識分子，才能實行專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發動了他們的積極性，無產階級專政就鞏固起來了。”

　　“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第一個高產的國家。有的縣現在已經是畝產千斤了，半個世紀搞到畝產兩千斤行不行呀？將來是不是黃河以北畝產800斤，淮河以北畝產1000斤，淮河以南畝產2000斤？到21世紀初達到這個指標，還有幾十年，也許不要那么多時間。”

　　“中國人要有志氣。我們應當教育全國城市、鄉村的每一個人，要有遠大的目標，有志氣。大吃、大喝，統統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種志氣呢？這不算什么志氣。要勤儉持家，作長遠打算。什么紅白喜事，討媳婦，死了人，大辦其酒席，實在可以不必。應當在這些地方節省，不要浪費。這是改革舊習慣。把這個習慣改過來，要通過大鳴大放，也許是小鳴小放，爭一番。還有賭博，這樣的問題過去是沒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鳴大放，經過辯論，才能改過來。我看，改革舊習慣也要列入規劃。”

　　“計劃生育，也來個10年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

　　“我們要摸農業技術的底。搞農業不學技術不行了。政治和業務是對立統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對不問政治的傾向；但是，專搞政治，不懂技術，不懂業務，也不行。我們的同志，無論搞工業的，搞農業的，搞商業的，搞文教的，都要學一點技術和業務。我看也要搞一個10年規劃。我們各行各業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術和業務，使自己成為內行，又紅又專。所謂先專后紅就是先白后紅，是錯誤的。因為那種人實在想白下去，后紅不過是一句空話。現在，有些干部紅也不紅了，是富農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黨內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術上又不專。有一些人是灰色的，還有一些人是桃紅色的。真正大紅，像我們的五星紅旗那樣的紅，那是左派。但是單有紅還不行，還要懂得業務，懂得技術。現在有許多干部就是一個紅，就不專，不懂業務，不懂技術。右派說我們不能領導，‘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我們駁右派說，我們能領導。我們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術，我們有許多還不懂，但那個技術是可以學懂的。

　　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龐大的技術隊伍和理論隊伍，社會主義是不能建成的。我們要在這10年內（科學規劃也是12年，還有10年），建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我們的黨員和黨外積極分子都要努力爭取變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各級特別是省、地、縣這3級要有培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計劃，不然，時間過去了，人還沒有培養出來，中國有句古話：‘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百年樹人，減少九十年，十年樹人。十年樹木是不對的，在南方要25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時間。十年樹人倒是可以的。我們已經過了8年，加上10年，是18年，估計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階級的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專家隊伍。10年以后就擴大這個隊伍，提高這個隊伍。”

　　“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帶掃掉了。好、省我看沒有哪個人反對，就是一個多、一個快，人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本來，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質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錢；多者，就是多辦事；快者，也是多辦事。這個口號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為有好、省，既要質量好，又要少用錢，那個不切實際的多，不切實際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興的就是在這個會議上有個把同志講到這個問題。還有，在報紙上我也看見那么一篇文章，提到這個問題。我們講的是實事求是的合乎實際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觀主義的多、快、好、省。我們總是要盡可能爭取多一點，爭取快一點，只是反對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風，把這個口號掃掉了，我還想恢復。”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們現在的任務跟過去不同了。過去主要是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那個任務已經完結了。那末，現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著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制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八大’的決議沒有提這個問題。‘八大’決議上有那么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我們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全國勝利以后，國內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是中國和帝國主義的矛盾。后頭沒有公開提，但是事實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經轉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干的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會主義革命，主要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已基本完成。這是尖銳的階級斗爭。

　　去年下半年，階級斗爭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識地要緩和一下。但是，你一緩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地主、富農以及一部分富裕中農，就向我們進攻，這是今年的事。我們緩和一下，他進攻，那也好，我們取得主動。正像人民日報一篇社論說的，‘樹欲靜而風不止’。他要吹風嘛！他要吹幾級臺風。那末好，我們就搞‘防護林帶’。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風。

　　整風有兩個任務：一個任務是反右派，包括反資產階級思想，一個任務是整改，整改里頭也包含兩條路線斗爭。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黨內存在這3個東西，這個帳要掛在資產階級身上。一兩百年以后，還可不可以掛呢？那個時候恐怕不好掛了。那個時候有沒有官僚主義、主觀主義？還是有的，那就掛在落后帳上。社會上總有左、中、右，總有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那時你犯了官僚主義、主觀主義，那你就是落后。”

　　10月13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13次會議，并在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后來以《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摘要如下：

　　“現在整風找出了一種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群眾創造的一種新形式，跟我們黨歷史上采取過的形式是有區別的。延安那一次整風，也出了一點大字報，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提倡。后來‘三查三整’，也沒有采取這種形式。在革命戰爭時期，沒有人給我們發餉，沒有制造槍炮的工廠，我們的黨和軍隊就是依靠戰士，依靠當地人民，依靠群眾。所以，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民主作風。但是，那個時候，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個時候金鼓齊鳴，在打仗，階級斗爭那么尖銳，如果內部這么大鬧，那就不好了。現在不同了，戰爭結束了，全國除臺灣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現了這種新形式。新的革命內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現在的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它找到了這種新形式。這種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學會，幾個月就可以學會。

　　對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主要有兩怕：一個是怕亂。你們怕不怕亂？我看有許多人是怕亂的。還有一個是怕下不得臺。當工廠廠長的，當合作社主任的，當學校校長的，當黨委書記的，怕一放出來，火一燒，怎么下臺呀？”“為什么可以不怕？為什么放有利？大鳴大放有利，還是小鳴小放有利？或者不鳴不放有利？不鳴不放是不利的，小鳴小放不能解決問題，還是要大鳴大放。大鳴大放，一不會亂，二不會下不得臺。當然，個別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臺。還有馮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燒共產黨，就下不得臺。那是少數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臺，可以下臺的。無非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之類的毛病，有則改之，不應當怕。基礎就是要相信群眾的大多數，相信人民中間的大多數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數是好人，農民的大多數是好人。共產黨里，青年團里，大多數是好人。他們不是想要把我們國家搞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本家、民主黨派成員的多數，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們不要怕亂，不會亂，亂不了。應當相信多數，這里所謂多數，是不是51%呢？不是的，是90%到98%。”

　　“現在是過社會主義的關，有些人就難過。比如，湖北有那么一個雇農出身的黨員，他家是三代要飯，解放后翻身了，發家了，當了區一級干部。這回他非常不滿意社會主義，非常不贊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對統購統銷。現在開了他的展覽會，進行階級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錯誤。為什么社會主義這個關難過呢？因為這一關是要破資本主義所有制，使它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要破個體所有制，使它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當然，這個斗爭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長時間叫過渡時期，現在也還很難定。今年是斗爭的一個洪峰。以后是不是年年要來一個洪峰？象每年黃河的洪峰要來一樣，我看恐怕不是那樣。但是，這樣的洪峰，以后也還會有的。

　　現在，全國究竟有多少人不贊成社會主義？我和許多地方同志摸了這個底。在全國總人口中間，大概有10%的人，是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這里包括地主階級，富農，一部分富裕中農，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層小資產階級，甚至個別的工人、貧下中農。6億人口的10%是多少呢？是6000萬人。這個數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們說要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有兩個出發點：第一，我們有90%的人贊成社會主義。這里包括無產階級，農村里頭半無產階級的貧農，下中農，還有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多數，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多數，以及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第二，在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人里邊，最頑固的分子，包括極右派，反革命，搞破壞的，還有不搞破壞但很頑固的，可能要帶著頑固頭腦到棺材里面去的，這樣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2%左右。全國人口的2%是多少呢？就是1200萬。1200萬人，如果集合起來，手里拿了槍，那是個很大的軍隊。但是，為什么天下又不會大亂呢？因為他們是分散在這個合作社，那個合作社；這個農村，那個農村；這個工廠，那個工廠；這個學校，那個學校；這個共產黨支部，那個共產黨支部；這個青年團支部，那個青年團支部；這個民主黨派的支部，那個民主黨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處，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會大亂。”

　　“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他們里頭的右派和中間派，對于共產黨、無產階級的領導是不服氣的。講擁護共產黨，擁護憲法，那也是擁護的，手也是舉的，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氣的。這里頭就要分別了，右派是對抗的，中間派是半服半不服的。不是有人講共產黨這樣也不能領導，那樣也不能領導嗎？不僅右派有這個思想，中間派有些人也有。總而言之，照他們的說法，差不多就完了，共產黨非搬到外國不可，無產階級非上別的星球不可。因為你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嘛！無論講那一行，右派都說你不行。這一次辯論的主要目的，就是爭取半服半不服的中間派，使他們懂得這個社會發展規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還是要聽文化不高的無產階級的話，在農村里頭要聽貧農、下中農的話。講文化，無產階級、貧農、下中農不如他們，但是講革命，就是無產階級、貧農、下中農行。這可不可以說服多數人？可以說服多數人。資產階級的多數，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多數，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多數，是可以說服的。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員、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家、工程師中的多數，是可以說服的。不大服氣的，過若干年，慢慢就會服氣了。

　　在多數人擁護社會主義這個基礎上，在現在這個時候，出現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很有益處。這種形式是沒有階級性的。什么大鳴、大放、大字報，右派也可以搞。感謝右派，‘大’字是他們發明的。我在今年2月27日的講話中， 并沒有講什么大鳴， 大放，大辯論，沒有這個‘大’字。去年5月，我們在這里開會講百花齊放，那是一個‘放’，百家爭鳴，那是一個‘鳴’，就沒有這個‘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學藝術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后來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問題都要鳴放，叫作鳴放時期，而且要搞大鳴大放。可見，這個口號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間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究竟對哪個階級有利？歸根結底，對無產階級有利，對資產階級右派不利。原因是，90%的人不愿意國家亂，而愿意建成社會主義，10%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人中間，有許多人是動搖的，至于堅決反社會主義的分子，只有2%。你亂得了呀？所以，大鳴大放的口號，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方式和方法，歸根結底有利于多數人，有利于多數人的自我改造。兩條道路，一條社會主義，一條資本主義，歸根結底有利于社會主義。

　　我們不要怕亂，也不要怕下不得臺。右派是下不了臺的，但也還是可以下臺。按照辯證法，我看右派會一分為二。可能有相當多的右派分子，大勢所趨，他們想通了，轉好了，比較老實，比較不十分頑固了，那個時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還要安排工作。少數極頑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著右派帽子進棺材，那也沒有什么了不起，這樣的人總是會有的。

　　右派這么鬧一下，使我們摸了一個底：一方面，贊成社會主義的，是90%，可能爭取到98%；另一方面，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是10%，其中堅決反社會主義的死硬派只有2%。摸了這樣的底，就心中有數了。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在多數人擁護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用我們這個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辦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樣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現在波蘭發生的那樣的事件。我們不需要象波蘭那樣封一個刊物，我們只要黨報發一兩篇社論就行了。對文匯報，我們寫了兩篇社論批評它，頭一篇不徹底，沒有講透問題，再發第二篇社論，它就自己改。新民報也是它自己改。在波蘭就不行，他們那里反革命的問題沒有解決，右派的問題沒有解決，走那條道路的問題沒有解決，又不抓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所以封一個刊物就惹起事來了。我看中國的事情好辦，我是從來不悲觀的。我不是說過，亂不了，不怕亂嗎？亂子可以變成好事。凡是放得徹底的地方，鬼叫一個時候，大亂一陣，事情就更好辦了。”

　　“資產階級要滅掉。不是講把人滅掉，是把這個階級滅掉，人要改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改造，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過來，改造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我講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知識分子如果不附在無產階級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險。現在許多人進了工會，有人說進了工會豈不就變成工人階級了嗎？不。有的人進了共產黨，他還反共，丁玲、馮雪峰不就是共產黨員反共嗎？進了工會不等于就是工人階級，還要有一個改造過程。”

　　“一個工廠，大字報一貼，幾千張，那個工廠領導人也是很難受的。有那么10天左右的時間，有些人就不干了，想辭職，說是受不了，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北京那些大學的黨委書記就吃不下飯，睡不著覺。那時候右派他們說，你們不能駁，只能他們鳴放。我們也講，要讓他們放，不要駁。所以，5月我們不駁，6月8日以前，我們一概不駁，這樣就充分鳴放出來了。鳴放出來的東西，大概90%以上是正確的，有百分之幾是右派言論。在那個時候，就是要硬著頭皮聽，聽了再反擊。”

　　“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3年不整風，共產黨、青年團、民主黨派、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員、新聞記者、工程師、科學家里頭，又要出許多怪議論，資本主義思想又要抬頭。比如房子每天要打掃，臉每天要洗一樣，整風我看以后大體上一年搞一次，一次個把月就行了。”

　　“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承認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認自己有改造的必要，而且影響其他一些人也不大愿意改造，說自己已經改造好了。章乃器說，改造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剝皮。我們說要脫胎換骨，他說脫胎換骨就會抽筋剝皮。這位先生，誰人去抽他的筋，剝他的皮？許多人忘記了我們的目的是干什么，為什么要這么搞，社會主義有什么好處。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為了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改造成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那些老知識分子會要逼得非變不可，因為新知識分子起來了。講學問，你說他現在不行，他將來是會行的。這批新的人出來了，就對老科學家、老工程師、老教授、老教員將了一軍，逼得他們非前進不可。我們估計，大多數人是能夠前進的，一部分是能夠改造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

　　無產階級必須造就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這跟資產階級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一樣。一個階級的政權，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國沒有那樣一些知識分子，它資產階級專政怎么能行？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一定要造就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包括從舊社會來的經過改造真正站穩工人階級立場的一切知識分子。右派中間那些不愿意變的，大概章乃器算一個。你要他變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就不干，他說他早已變好了，是‘紅色資產階級’。自報公議嘛，你自報可以，大家還要公議。我們說，你還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有人說，要先專后紅。所謂先專后紅，就是先白后紅。他在這個時候不紅，要到將來再紅，這個時候不紅，他是什么顏色呀？還不是白色的。知識分子要同時是紅的，又是專的。要紅，就要下一個決心，徹底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這并不是要讀很多書，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無產階級，什么叫無產階級專政，為什么只有無產階級有前途，其他階級都是過渡的階級，為什么我們這個國家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為什么一定要共產黨領導等等問題。”

　　“反擊右派總要告一個段落嘛！這一點，有的右派估計到了。他說，這個風潮總要過去就是了。很正確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比如，現在北京這個反右派的空氣，就比較不那么濃厚了，因為反得差不多了，不過還沒有完結，不要松勁。現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羅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還要說服他，說幾次，他硬是不服，你還能天天同他開會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遠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們人數很少，擺到那里，擺他幾十年，聽他怎么辦。多數人總是要向前進的。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丟到海里頭去呢？我們一個也不丟。右派，因為他們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所以是一種敵對的力量。但是，現在我們不把他們當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對待，其基本標志，就是不取消他們的選舉權。也許有個別的人，要取消他的選舉權，讓他勞動改造。我們采取不提人，又不剝奪選舉權的辦法，給他們一個轉彎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們。不是剛才講分兩種人嗎？一種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歸到人民的隊伍；一種就是頑固到底，一直到見閻王。他說，我是不投降的，閻王老爺你看我多么有‘骨氣’呀！他是資產階級的忠臣。右派跟封建殘余、反革命是有聯系的，通氣的，彼此呼應的。那個文匯報，地主看了非常高興，他就買來對農民讀，嚇唬農民說，你看報紙上載了的呀！他想倒算。還有帝國主義、蔣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氣的。比如臺灣、香港的反動派，對儲安平的‘黨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是很擁護的。美帝國主義也很同情右派。我曾經跟各位講過，假如美國人打到北京，你們怎么樣？采取什么態度？準備怎么做？是跟美國一起組織維持會？還是跟我們上山？我說，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張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說這個話是極而言之，把問題講透，不怕亂。你美國占領半個中國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嗎？后來我們不是打出一個新中國來了嗎？我跟日本人談過，要感謝日本帝國主義，他們這個侵略對于我們很有好處，激發了我們全民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提高了我國人民的覺悟。

　　右派不講老實話，他不老實，瞞著我們干壞事。誰曉得章伯鈞搞了那么多壞事？我看這種人是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章羅同盟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個口號最喜歡了。他們利用這兩個口號反對我們。我們說要長期共存，他們搞短期共存；我們說要互相監督，他們不接受監督。一個時期他們瘋狂得很，結果走到反面，長期共存變成短期共存。章伯鈞的部長怎么樣呀？部長恐怕當不成了。右派當部長，人民恐怕不贊成吧！還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來是人民代表，現在怎么辦？恐怕難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當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點職務不安排，一點工作不給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錢偉長，恐怕教授還可以當，副校長就當不成了。還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暫時也不能當，學生不聽。那末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學校里頭分配一點別的工作，讓他有所改造，過幾年再教書。這些問題都要考慮，是一個麻煩的問題。革命這個事情就是一個麻煩的事情。對右派如何處理，如何安排，這個問題請諸位去議一下。”

　　“我們預計，經過3個五年計劃，鋼的年產量可以搞到2000萬噸。今年是520萬噸，再有10年大概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了。印度1952年鋼產量是160萬噸，現在是170幾萬噸，它搞了5年只增加十幾萬噸。我們呢？1949年只有19萬噸，3年恢復時期搞到100多萬噸，又搞了5年，達到520萬噸，5年就增加300多萬噸。再搞5年，就可以超過1000萬噸，或者稍微多一點，達到1150萬噸。然后，搞第3個五年計劃，是不是可以達到2000萬噸呢？是可能的。”

　　這天下午，毛澤東乘專機從北京到達杭州。

　　原來在前些時候，蘇共中央提議利用各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慶祝活動的機會，召開一次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會議。毛澤東來杭州就是為下個月訪問蘇聯做準備工作的。

　　欲知毛澤東后來訪蘇情況如何？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屆擴大的三中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做革命的促進派》和10月13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3次會議上的講話《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是兩篇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凡是對那個時期開展黨內整風運動和反右斗爭不理解或不明白的人，都應該好好讀一讀。只有了解了歷史真相，才能夠看清楚在這兩個問題上向毛澤東潑污水的人是多么的荒唐！

　　[咨詢微信號：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