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方法竟在你們黨內，在全國各地工商業者之

　　間，在高級知識分子之間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

　　話說1956年11月16日，全國人大第51次常委會決定，任命聶榮臻為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科學技術工作。

　　在全國人大開會期間，毛澤東約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鄧寶珊到寓所吃飯長談。鄧寶珊自建國后每到北京開會，毛澤東總要在中南海約見他。這一次，毛澤東還是以老朋友相待，兩人從中蘇關系、高饒事件到甘肅省的工作，一直談到深夜。鄧寶珊就蘇共20大全面否定斯大林一事問毛澤東說：

　　“您對這個問題是怎么看的？”

　　毛澤東說：

　　“斯大林功大于過，應該三七開，全面否定是錯誤的。”

　　鄧寶珊點點頭表示贊賞。毛澤東喝了一口酒，問道：

　　“聽說鄧先生對鎮反運動中鎮壓了國民黨甘肅省教育廳廳長宋恪有意見？”

　　鄧寶珊坦率地說：

　　“這個人本來是可殺可不殺的。”

　　毛澤東說：

　　“鄧先生，你應該提前給我說，就能把這個人留下了。”

　　鄧寶珊說：

　　“我不在蘭州，未能及時得知啊。”

　　毛澤東說：

　　“人的腦袋只有一個，現在已經人頭落地，無法彌補了。以后有事，提前直接跟我講。”

　　11月24日晚，毛澤東在頤年堂西邊的小會議廳里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對國際形勢的估計，分析鐵托11月11日的演說和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對它的評論。

　　此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召開，只隔了26日、28日兩個晚上，直到30日，一共開了5次常委擴大會議。這幾次會議大多是在菊香書屋毛澤東的臥室里開的。毛澤東在他的臥室里開會時，通常都是穿著睡衣靠著床頭，半躺在床上，其他常委在他的床前圍成半圓形。參加會議的人包括列席人員，一般在10人左右，他們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張聞天、王稼祥、陳伯達、胡喬木、吳冷西。這些會議，朱德因年紀大，一般不參加；陳云和林彪也沒有參加。毛澤東在會議上針對南斯拉夫鐵托的觀點分析說：

　　“所謂斯大林主義，無非是斯大林的思想和觀點。所謂斯大林主義分子，也無非是指贊同斯大林的人。那么請問，斯大林的思想和觀點怎樣？我們認為斯大林的思想和觀點基本上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雖然其中有些錯誤，但主要方面是正確的。斯大林的錯誤是次要的。因此，所謂斯大林主義，基本上是正確的；所謂斯大林主義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確的，他們是有缺點有錯誤的共產黨人，是犯錯誤的好人。必須把鐵托的觀點徹底駁倒，否則共產主義隊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斯大林主義非保持不可，糾正他的缺點和錯誤，就是好東西。這把刀子不能丟掉。”

　　在大家廣泛地討論后，毛澤東提出了一些意見，他說：

　　“第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國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個別民族現象，而是具有時代特征的國際現象。誰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第二、各國有不同的具體情況，因此，各國要用不同方法解決各自的問題。這正如每個人的面目不一樣，每棵樹長得也不一樣。要有個性，沒有個性，此路不通。但條條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們的共性，這就是蘇聯的基本經驗，即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三、蘇聯建設時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線、方針是正確的，應加以明確的肯定。他有缺點錯誤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過分強調專政，破壞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沒有破壞全部法制，破壞了部分憲法，但沒有破壞全部憲法，民法、刑法也沒有全部破壞，專政基本上還是對的。民主不夠，但也有蘇維埃民主。有缺點，有官僚主義，但他終究把蘇聯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國家，畢竟打敗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義，都是官僚機構，能夠取得這么大的成功嗎？說蘇聯都是官僚階層是不能說服人的。

　　第四、區別敵我矛盾，不能用對待敵人的方法對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過去對南斯拉夫犯了錯誤，把對待敵人的方法對待鐵托同志。但后來蘇共改正了，用對待自己同志的方法對待鐵托同志，改善了蘇南關系。現在鐵托同志不能采取過去斯大林對他的方法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在我們共產黨人之間，在社會主義社會內部，存在著矛盾，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處理敵對矛盾的方法處理。

　　我們下一篇文章的題目，可以考慮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口號，現在仍有重大現實意義。我們的目的是加強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共產黨人的團結。現在還是離不開斯大林問題。”

　　毛澤東越說語調越深沉，他說：

　　“我一生寫過3篇歌頌斯大林的文章。頭兩篇都是祝壽的，第1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壽辰時寫的；第2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大壽時的祝辭。第3篇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寫的，發表在蘇聯真理報上，是悼辭。這3篇文章，老實說，我都不愿意寫。從感情上來說我不愿意寫，但從理智上來說，又不能不寫，而且不能不那樣寫。我這個人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壽，也不愿意向別人祝壽。

　　第1篇我拋棄個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祝壽。如果講個人感情，我想起第1次王明‘左’傾路線和第2次王明右傾路線，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來就有氣。但我以大局為重，因為那時歐戰已經爆發，蘇聯為和緩蘇德關系而同希特勒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受到西方國家輿論的攻擊，很需要我們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寫得有生氣。

　　抗日戰爭結束后，國民黨發動內戰，斯大林要我們不要自衛反擊，否則中華民族會毀滅。新中國成立之后，斯大林還懷疑我們是不是第二個鐵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賀斯大林70大壽，不歌頌他難道罵他嗎？我致了祝詞，但斯大林仍對我們很冷淡。后來我生氣了，大發了一頓脾氣，他才同意簽訂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

　　斯大林去世以后，蘇聯需要我們支持，我們也需要蘇聯支持，于是我寫了一篇歌功頌德的悼文。斯大林一生，當然是豐功偉績，這是主要的一面，但還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點和錯誤。但在當時情況下，我們不宜大講他的錯誤，因為這不僅是對斯大林個人的問題，更主要的是對蘇聯人民和蘇聯黨的問題，所以還是理智地那樣寫了。

　　現在情況不同了，赫魯曉夫已經揭了蓋子，我們在4月間的文章，就不單是歌功頌德，而是既肯定了斯大林主要的正確的方面，又批評他次要的錯誤方面，但并沒有展開講。現在要寫第2篇文章，就是進一步把問題講透，既肯定他的功績，也分析他的錯誤，但又不是和盤托出，而是留有余地。以上意見請大家考慮。過幾天再來討論。請喬木同志先起草一個提綱給我看看。”

　　11月30日，毛澤東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他說：

　　“斯大林同志執政時期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不能用對待敵人的方法對待自己的同志。”

　　毛澤東在談到中蘇關系時，吟詠了清朝人張英寫給家人的那首詩中的后兩句：

　　“萬里長城今尚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張英在這首詩中，勸解家人不要與鄰家爭地界，詩中前兩句是：“千里修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

　　毛澤東吟罷未作解釋，翻譯也是直譯。恐怕尤金大使未必能夠真正理解毛澤東的意思。

　　1956年12月2日晚上，毛澤東在頤年堂西邊小會議廳召集劉少奇、陳云、陸定一、王稼祥、楊尚昆、胡喬木、吳冷西開會，他一開始就準備要寫的第2篇文章發表了意見，他說：

　　“文章的題目可以仍然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也可以考慮同4月間寫的文章銜接，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表明我們的觀點是一貫的，是4月間文章的續篇。喬木同志擬的提綱使我的想法進了一步，整篇文章可以更富理論色彩，但政論的形式不變。

　　1、要講世界革命的基本規律、共同道路。先講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規律，然后講各國革命的具體道路，講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各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二者不可偏廢，但十月革命的基本規律是共同的。

　　2、講清楚什么是‘斯大林主義’，為什么把共產黨人分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錯誤的。應明確指出，如果要講‘斯大林主義’，那他就是馬克思主義，確切地說是有缺點的馬克思主義。所謂‘非斯大林主義化’就是非馬克思主義化，就是搞修正主義。

　　3、講清沙文主義。大國有沙文主義，小國也有沙文主義。大國有大國的沙文主義，小國對比自己小的國家也有大國沙文主義。要提倡國際主義，反對民族主義。

　　4、首先要分清敵我，然后在自己內部分清是非。整篇文章可以從國際形勢講起，講蘇波關系、匈牙利事件，也講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兩種事件的性質根本不同，說明當前反蘇、反共浪潮是國際范圍的階級斗爭尖銳化的表現。要區別敵我矛盾和我們內部是非這兩者性質的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方針和不同的解決方法。

　　5、既要反對教條主義，也要反對修正主義。要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要學，蘇聯的先進經驗還要學，但不能用教條主義的方法學。可以講中國共產黨吃過教條主義的大虧，不講別人如何。我們黨一貫反對教條主義，同時也反對修正主義。蘇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的某些觀點和做法，助長了國際范圍內修正主義的泛濫。

　　6、文章從團結講起，以團結結束。沒有理由不團結，沒有理由不克服妨礙團結的混亂思想。

　　整篇文章包含著肯定與否定這兩個方面，肯定正確的，否定錯誤的。對敵對營壘好辦，問題是內部是非，要講究方法。比如對斯大林和鐵托，都要加以批評，達到團結的目的。我們的批評要合乎實際，有分析，還要留有余地。這里用得著中國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個叫做‘欲抑先揚’，一個叫做‘欲揚先抑’。所謂‘欲抑先揚’，就是說，你要批評他的錯誤時，先肯定他的正確方面，因為批評的目的還是要他變好，達到團結的目的。對鐵托適宜采取這個方法。對于斯大林，現在世界上都罵斯大林，我們要維護他，方法宜于‘先抑后揚’，即在論述他的功績以回答對他的全盤否定時，先要講斯大林有哪些錯誤，這樣才能說服人，使人易于接受。”

　　毛澤東講完了，征求大家的意見，與會者無不贊成毛澤東的思路。于是，毛澤東說：

　　“那好！就由喬木同志和冷西同志負責起草這篇文章，家英同志也參加。在12月12日以前寫出初稿。”

　　這是冬季的一個星期天，天剛剛下過大雪。李敏正在復習功課，江青把她叫到自己的房間里，對她說：

　　“嬌嬌，我想讓工作人員給你爸爸做個絲綿背心。剛才征求你爸爸的意見，你爸爸生氣了，發脾氣了，說不讓做，你去勸勸他吧。”

　　李敏說：

　　“您們間的事兒，我怎么能管呀！”

　　江青說：

　　“你爸爸聽你的，還是你去勸勸好。”

　　李敏點點頭出了房間，心想：我去勸也準會碰釘子。平時，李敏到爸爸的房間，都是爸爸叫她去的；她要找爸爸，都要經過衛士通報一聲，得到允許后，才能進爸爸的房間。這一次，李敏是江青叫她來的，所以就直接進了爸爸的房間。

　　“爸爸，您好！您……”

　　“哪個要你來的？”

　　毛澤東坐在沙發上，生氣地說。

　　“是江媽媽叫我來的。她說……”

　　“她叫你來干什么？”毛澤東站起來說：“走。你跟我走。”

　　李敏不知道爸爸要干什么去，趕忙幫助爸爸把棉大衣穿上，把帽子遞給爸爸。毛澤東順手把長長的灰色圍巾拿來，折疊一下，用左手一撐 ，右手一套，左手一拽，在脖子上套好，拉著李敏就往外走。父女倆并排走出院子，漫步在南海的岸邊，雪在他們的腳下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

　　“你看，我穿著毛衣毛褲，又穿著棉大衣，冷嗎？還做什么衣服！你莫聽她的。莫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富嘛。能吃飽能穿暖就滿不錯了嘛。莫搞特殊！”

　　李敏見爸爸已經知道自己的來意，也就沒有再勸他。她陪著爸爸慢慢地走著。毛澤東最喜歡雪，此時，他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望著茫茫雪海，心情舒暢了。李敏回頭看見衛士站在離她和爸爸不遠的地方，就指著衛士說：

　　“爸爸，他們還在那兒等著哩。”

　　“走，我們該打道回府了。”毛澤東說罷拉著李敏，笑著向衛士們走去，還關切地說：“我的嬌娃受凍了。”

　　他伸出右臂，攬著李敏往前走。

　　此后，毛澤東在散步時問衛士長李銀橋：

　　“你的感覺是李敏好，還是李訥好呢？”

　　李銀橋說：

　　“都很好，她們沒有某些高干子女那種容易表現出的優越感，她們要求自己嚴格，有上進心。”

　　毛澤東搖了搖頭說：

　　“我看她們不如你們有出息，也不如你們有前途。她們比你們吃的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李銀橋說：

　　“主席，你還想叫孩子們怎么吃苦？她們可是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多了！”

　　毛澤東又搖搖頭，說：

　　“你說得不對。你講吃苦的時候思想不對頭，因為你首先想到她們是我的女兒，所以你給她們定了一個不同于一般人家子女的標準。她們不就是吃大食堂嗎？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數農民家的伙食好，難道不是這樣嗎？”

　　李銀橋說：

　　“主席，你總找低的比，這不公平。城里人家大多數未必比學校食堂伙食差，我家里就比大食堂的伙食好。”

　　毛澤東笑著說：

　　“你為革命作了貢獻嘛，吃好點人民沒意見。她們還沒有作貢獻呢。人哪，生活上還是跟低的比有好處。不比貢獻比享受，那就是沒出息了。”

　　12月初，毛澤東接到黃炎培一封來信。黃炎培在信中匯報說，中國民主建國會在11月5日至16日召開了一屆二中全會，他在會議上號召工商界和民建，以親密的伙伴關系，幫助、團結、教育民族工商業者，認真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與會者在討論中，對一些原則問題辯論得很熱烈，進行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

　　12月4日。毛澤東給黃炎培復了一封信，他寫道：

　　任之先生：

　　惠書敬悉。你們的會議開得很好，謹致祝賀之忱！

　　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方法竟在你們黨內，在全國各地工商業者之間，在高級知識分子之間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決。有兩種揭露和解決的方法：一種是對敵（這說的是特務破壞分子）我之間的，一種是對人民內部的（包括黨派內部的，黨派與黨派之間的）。前者是用鎮壓的方法，后者是用說服的方法，即批評的方法。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即是說還沒完全解決，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還將在一個長時期內存在。另外，還有少數特務分子也將在一個長時期內存在），所有人民應當團結起來。但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將層出不窮，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我高興地聽到民建會這樣開會法，我希望凡有問題的地方都用這樣方法。

　　國際間麻煩問題不少，但是總有辦法解決的。我是樂觀主義者，我想先生也會是這樣的。

　　順致敬意！

　　毛澤東 1956年12月4日

　　毛澤東又附筆道：去年（應為前年，即1954年——筆者注）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詞，錄陳審正，以答先生歷次贈詩的雅意。（以下略）

　　毛澤東書贈黃炎培的兩首詞，一是《浪淘沙·北戴河》，一是《水調歌頭·長江》。

　　12月5日凌晨，毛澤東給周世釗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惇元兄：

　　兩次惠書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極為高興。告知我省察情形，尤為有益。校牌仍未寫，因提不起這個心情，但卻時常在念，總有一天要交賬的。時常記得秋風過許昌之句（指周世釗在1950年赴京途中所作的《五律·過許昌》——筆者注），無以為答。今年游長江，填了一首《水調歌頭》，錄陳審正。

　　（詩詞內容不再贅述，故略去——筆者注）

　　暫時不會出國門，你們的意見是正確的。問好！

　　毛澤東 1956年12月5日

　　現存的《水調歌頭·長江》的手稿，就是毛澤東在這封信中書寫的。后來在1957年1月由《詩刊》發表該詞時，毛澤東將題目改為《水調歌頭·游泳》。

　　12月5日晚8時，毛遠耀、胡覺民夫婦和兒子毛臻及毛遠耀的胞弟毛遠翔一行人來到了中南海頤年堂，等候毛澤東接見。

　　毛遠翔是赴京參加全國工商企業公私合營代表大會的。毛臻則是由沈陽黎明機械廠派到北京航空學院進修的。

　　晚9時許，毛遠耀等人走進大廳，毛澤東剛送走陳叔通，正在那里等候他們。

　　“主席！”“三叔！”

　　毛遠耀等人喊道。毛澤東身穿棕色呢大衣，滿面笑容，神采奕奕地向他們走來，同他們親切握手。毛遠翔自我介紹說：

　　“三叔，我是遠翔。”

　　毛澤東欣喜地笑道：

　　“呵，你是遠翔，我看到了你的照片和信，好，好！”

　　毛澤東和客人離開大廳，走進一間簡樸的小客廳，毛遠耀、毛臻坐在毛澤東身邊的沙發上，胡覺民和毛遠翔側坐在毛澤東的對面。毛澤東向在座的楊得志將軍作了介紹后，又對毛臻說：

　　“世美啊，你怎么幾年了才到北京來一次？怎么不來看我呀？”

　　毛澤東又詢問了他們的工作情況，說：

　　“你們幾個人都很年輕，世美才28歲，遠翔才20出頭，遠耀和覺民才40多歲。你們正值年富力強精力充沛的時期，應該好好學習，增長知識才干，為祖國的建設多出力。你們可以學學外文。目前，我正在學習英語哩。”

　　毛澤東指著剛進屋的秘書林克說：

　　“這是我請來的英語老師！”

　　林克聽毛澤東這樣說，連忙向客人們點頭致意。毛臻說：

　　“我也在學外語。”

　　毛澤東說：

　　“好，好。”

　　毛澤東聽說毛臻在大連工農速成中學讀書時，與楊開英過從甚多，就詢問了楊開英的情況。毛臻說：楊開英已經調任大連第三中學副教導主任，現在病情不輕，經濟拮據，生活艱難。

　　原來，楊開英自從離開北京后，因為不愿打擾毛澤東，就很少給毛澤東寫信。毛澤東對楊開慧、楊開明的這位妹妹很是牽掛。聽說她現在是如此境遇，非常掛念。

　　毛澤東又問起了家鄉的情況。他對毛遠翔說：

　　“你父親我還有印象，智珠兄1951年來北京住過一個時期，還去過秦皇島。你母親是什么樣子，我記不太清楚了。后來，接到你寄來的照片，我才記起來了，她是一個非常忠厚的人。我很想回去看看，我去了一定請鄉親們的客。不過，請客沒有那么大的地方擺宴席啰。”

　　毛澤東說完，發出了爽朗的笑聲。他又問道：

　　“你們去過鄉下不？”

　　毛遠翔說：

　　“去過。”

　　毛澤東問：

　　“那里的情況到底如何？”

　　毛遠耀說：

　　“農民生產搞得不錯，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

　　毛澤東問：

　　“那么，合作化要不要搞？豬和雞是分散喂，還是集中喂的好？”

　　時間已到了晚上11點，工作人員說飯菜做好了，毛澤東就請大家吃飯。他拿起一瓶葡萄酒為大家敬酒，舉杯祝幾個晚輩工作好，身體好。毛遠翔不會喝酒，還是勉強喝了。幾個晚輩端起酒杯，齊聲祝毛澤東健康長壽。毛遠翔一邊吃飯，一邊說：

　　“主席，您老人家說話，還是韶山腔。”

　　毛澤東幽默地說：

　　“我是個老頑固分子，保守黨人。”

　　飯后，毛澤東讓大家吃蜜桔，他逗著幾位晚輩說：

　　“我們是窮人出身，過去吃不到水果，現在翻了身，也要講究飲食衛生。吃點水果，好助消化。”

　　毛澤東的談興正濃，他興奮地說：

　　“如今城里搞了公私合營，資本家翻不起來了；農村里搞了合作化，地主富農也翻不起來了。這種做法的結果，就是消滅階級，使大家共同富裕。經濟問題要全面分析。有人提出：我們是上馬還是下馬？我說：走路總是一腳在前，一腳在后，絕無兩腳一并前進，是有進有退的，但主要的是前進，波浪式的。上馬多，下馬少……”

　　他還說：

　　“任何事物都有統一性和獨立性，……成績也有兩重性，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績，不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績會使人驕傲。缺點也有兩重性，好的一面是總結了教訓，能使人進步；不好的一面是弄壞了事情。”

　　他最后好像是要告誡幾位晚輩，他說：

　　“一個人要有幫助人的思想，缺乏幫助人的思想，是不正派的人。別人犯了錯誤，你不去幫助，還去幸災樂禍，是錯誤的！沒有犯過錯誤的人，倒是容易犯錯誤，因為他的尾巴翹得太高了。我們要注意。對犯錯誤的人，不要整得太過分，否則會整到自己頭上來。好意對待犯錯誤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團結人。對犯錯誤的人，究竟采取什么態度？是敵視還是幫助？這是區別一個人是好心還是壞心的標志。

　　孔夫子說七十不逾矩，我說，不一定。因為一個人的經驗總是不足的。孔夫子又說，三十而立，我說，也靠不住，一些年輕人，三十幾歲還吊兒郎當。你們要好好學習，努力工作。人在世上要多做點有益的事情，有益于社會和人民，要懂得，每個人天天都在寫著自己的歷史，這歷史的好壞，全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

　　時間已到了凌晨3點，秘書進來提醒毛澤東休息。毛遠耀等人只好起身告辭。毛澤東披了件大衣，笑著和大家道別，一直送到大門口，直到毛遠耀等人上了車。

　　12月7日下午，毛澤東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進行了座談。

　　原來，在私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政府對資本家們的資產和負債，根據“公平合理，實事求是”原則，進行了清理和估價，將其核定為資本家的私股股額，并按年息5%的利率發給他們這些股東們定息。此時，資本家心存顧慮，不知定息能拿幾年。毛澤東在12月5日已經召見了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聽取了他們的意見。所以他在7日的談話中，開門見山，一開始便說：

　　“大家提了一些問題，現在我講一講。

　　在1955年10月的工商界座談會上，我曾說：《打漁殺家》中的蕭桂英臨走時還愛惜家具是有道理的。后來我去濟南、徐州調查，還到曲阜、宿縣、蚌埠、南京、蘇州、上海、松江、杭州等地調查，他們說，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部完成，不是到1962年的問題，幾個月就差不多了。上海的馬天水說，工商界兩頭小，中間大，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各占20%、60%、20%。蘇州的一位女副市長，她先講工商界有4條優點，再說缺點，先鼓勵后批評，又鼓勵又批評，很好。據山東濟南對2600個工商戶的統計，先進的占25%，中間的占50%，落后的占25%。當地的同志還很不滿意，說中間的、落后的這么多。我就很滿意，落后的只有25%嘛。今年1月杭州會議上，發現了‘三反’、‘五反’以后大家心里有些害怕。”

　　“定息拿多長的時間？這個問題，應當說‘八大’已經解決了。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原則是要解決問題，時間服從原則。這問題處理得好壞，影響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宗教界、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在國際上也有影響。共產黨不想在這上面省幾個錢，要說服工人，向他們說明定息的時間長比短好。可以虎頭蛇尾，七年虎頭，五年蛇尾，到第3個五年計劃。如果還需要延長，到第4個五年計劃還可以拖下去。”

　　12月8日下午，毛澤東第3次召見全國工商聯代表人士座談，他在談話中說：

　　“今天你們提出的許多問題，很好，對我幫助很大。你們要解決的問題，政府會和你們商量，協商一個辦法。凡是能夠解決的總要解決。有些問題我沒有研究，不能答復。你們把問題都提出來，政府來研究，陳云副總理來考慮，解決一些能夠解決的問題。

　　我看公私合營以來，工商界有很大進步，我們感覺比過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攏了。公私合營以后，資本家只剩下了定息問題，在社會上的名譽也不同了，并且學習的熱情很高，學習政治，學習本事，學習技術和管理方法。聽說各地都辦了學習班，每個城市一期有幾百人，上海一期有9000人，10期就有90000人，學習班里大中小資本家都有。這表現出很大的愛國主義，愿意為新的國家做工作。我對資本家的看法比過去有了進步，從前認為改造很困難，你們自己也可能沒料到變化會這樣快，學習中還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去年工商聯開會時，許多人作了自我檢討。自我批評是我們共產黨的辦法，后來想在民主黨派中試行。現在民主黨派內搞開了，民建最近的一次會議，也用了這個辦法，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人民內部解決問題的方法。共產黨、政府、民主黨派、工人、農民、工商界，包括恢復了選舉權的地主，都屬于人民內部。在人民內部，有缺點，有問題，要從團結出發，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提出意見，提出要求，解決問題，達到團結。”

　　“關于定息的時間問題，大家很關心。解決這個問題有一個原則，就是要解決問題，不要損害資本家的利益，特別是不要損害大資本家的利益。”

　　“定息到底搞多長時間，中共中央討論過，認為時間太短了不好，贖買就要真正地贖買，不是欺騙的。花不了多少錢。有人問究竟還有多少年？大家都很關心。我們以7年為期”。

　　毛澤東掰著指頭一個一個數：

　　“即今年、明年、加上第二個五年計劃共計7年。”“我說還可以拖一個尾巴，拖到第3個五年計劃，你們看怎么樣？7年是虎頭虎身，如果還沒有解決問題，還可以拖長一點，總要天理人情講得過去。”

　　后來，據1956年底統計，領取定息的私股股東共有114萬人，國家共為定息支付1億2千萬元。毛澤東高興地說：

　　“出這么一點錢，就買了這樣一個階級。”

　　7年過后，國務院又宣布說，從1963年起，延長3年，到期再議。后來到1969年9月，終于停止了支付定息。此是后事。

　　欲知此后毛澤東的注意力轉向了哪里？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56年12月上旬一連召開3次民建和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座談會，認真地聽取他們的意見，解決大、中、小資本家在社會主義改造后拿年息5%利率方面的顧慮。他一再說：“共產黨不想在這上面省幾個錢，要說服工人，向他們說明定息的時間長比短好。”“今年、明年、加上第二個‘五年計劃’共計7年。”“我說還可以拖一個尾巴，拖到第3個‘五年計劃’。”后來，在原定的7年付息后，國務院宣布說，從1963年起，延長3年，到期再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又再次延期。兩次延期又是7年。直到1969年9月（前后共計14年），最終停止了支付定息。這的確是一個講誠信的好榜樣！人無信無以立身，黨無信無以立業。后人應當好好學習老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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