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

　　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

　　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話說1956年8月24日下午，毛澤東在懷仁堂東北角一間平房里接見了中國音樂家協會負責人。周恩來、朱德、陳毅、周揚、夏衍在座。毛澤東在接見中發表了長篇重要談話，他說：

　　“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原則，各個國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則和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樣的，都是攻、守、進、退、勝、敗，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打到三八線雙方頂住了，這種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現形式一定有許多樣子。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就有許多不同。蘇聯是由城市到鄉村，我們是從鄉村到城市。

　　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一棵樹的葉子，看上去是大體相同的，但仔細一看，每片葉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個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異的方面。這是自然法則，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法則。作曲、唱歌、舞蹈都應該是這樣。

　　說中國民族的東西沒有規律，這是否定中國的東西，是不對的。中國的語言、音樂、繪畫，都有它自己的規律，過去說中國畫不好的，無非是沒有把自己的東西研究透，以為必須用西洋的畫法。當然也可以先學外國的東西再來搞中國的東西，但是中國的東西有它自己的規律。音樂可以采取外國的合理原則，也可以用外國樂器，但是總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風格，獨樹一幟。

　　藝術上‘全盤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還是以中國藝術為基礎，吸收一些外國的東西進行自己的創造為好。現在各種各樣的東西都可以搞，聽憑人選擇。外國的許多東西都要去學，而且要學好，大家也可以見見世面，但是在中國藝術中硬搬西洋的東西，中國人就不歡迎。這和醫學不同。西醫的確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闌尾，吃阿斯匹靈，并沒有什么民族形式。當歸、大黃也不算民族形式。藝術有形式問題，有民族形式問題。藝術離不了人民的習慣、感情以至語言，離不了民族的歷史發展。藝術的民族保守性比較強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幾千年。古代的藝術，后人還是喜歡它。

　　我們要熟悉外國的東西，讀外國書。但是并不等于中國人要完全照外國辦法辦事，并不等于中國人寫東西要像翻譯的一樣。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

　　我們當然提倡民族音樂。作為中國人，不提倡中國的民族音樂是不行的。但是軍樂隊總不能用嗩吶、胡琴，這等于我們穿軍裝，還是穿現在這種樣式的，總不能把那種胸前背后寫著‘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樣化。樂器是工具。當然工具好壞也有關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國樂器可以拿來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國。

　　地球上有27億人，如果唱一種曲子是不行的。無論東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東西。西方國家發展了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現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漸轉向東方，東方國家不發展自己的東西還行嗎？

　　不中不西的東西也可以搞一點，只要有人歡迎。全盤西化，有人提倡過，但是行不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應該接受，不接受是沒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國際曾經否定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寧駁倒了。中國也有過‘第二國際’——江亢虎的社會黨，影響很小。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各國應有所不同。在中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國革命的民族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藝術方面也是如此。西洋的一般音樂原理要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這樣就可以產生很豐富的表現形式。

　　中國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鴨是有特殊性的，別國比不上，可以國際化。穿衣吃飯也是各國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國人不同，它是適合印度的環境的。中國人吃飯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說用刀叉的高明、科學，用筷子的落后，就說不通。”

　　賀綠汀插話說：

　　“美國只有一二百年的歷史。”

　　毛澤東說：

　　“歷史總是要重視的。歷史久，有好處也有壞處。美國歷史短，也許有它的好處，負擔輕，可以不記這么多東西，我們歷史久，也有它的好處。把老傳統丟掉，人家會說是賣國，要砍也砍不斷，沒有辦法。但是要回顧那么久的歷史，是有些麻煩的。

　　要向外國學習科學的原理。學了這些原理，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我們要西醫學中醫，道理也就是這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一般道理都要學。水是怎么構成的，人是猿變的，世界各國都是相同的。藝術又怎么樣呢？中國的音樂、舞蹈、繪畫是有道理的，問題是講不大出來，因為沒有多研究。應該學外國的近代的東西，學了以后來研究中國的東西，如果先學了西醫，先學了解剖學、藥物學等等，再來研究中醫、中藥，是可以快一點把中國的東西搞好的。馬克思講過，首先研究近代社會，就容易理解古代社會。這是倒行的，卻要快些。

　　手工藝品的事情，請美術家請不到。對中國民間藝術看不起，這是個興趣問題。應該逐步地引起他們的興趣。可能一時說不通，要長期說服。

　　要反對教條主義。在政治上我們是吃過虧的。什么都學習俄國，當成教條，結果是大失敗，把白區搞掉幾乎100%，根據地和紅軍搞掉90%，使革命的勝利推遲了好些年。這就是因為不從實際出發，從教條出發的原故。教條主義者沒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他們說中國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資產階級的命。照那樣辦，就搞錯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會主義革命了。這個道理他們沒有搞通。革命辦法沒有搞對，黨內關系沒有搞對，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勝利。

　　對資產階級，對知識分子的問題處理不好的話，對革命事業是不利的。對資產階級的辦法，中國就與蘇聯不同。中國的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人數雖少，但是他們有近代文化，我們現在還是要團結他們。地主階級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幾句舊詩，做幾句桐城派的文章，今天用不著。像工人農民來說，工人比較有文化，他們有技術，但還不能當工程師，比較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就差。農民不能說沒有文化，精耕細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們大多數不識字，沒有現代的文化技術，能用鋤頭、木犁，不能用拖拉機。資產階級在近代文化、近代技術這些方面，比其他階級要高，因此必須團結他們，并且把他們改造過來。資產階級掌握的文化，有些是舊的、用不到的，但是許多東西用得到。音樂家中的許多人在思想上是屬于資產階級的。我們這些人過去也是這樣。但是我們從那方面轉過來了，他們為什么不能過來呢？事實上已經有許多人過來了。團結他們是有利于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的。要團結他們，幫助他們改造，把他們化過來。在座的都是“西醫”，是學西洋音樂的。要依靠你們。請吹鼓手來辦音樂專門學校是不行的，這些事還是要靠你們辦。

　　中國革命有中國的特點。蘇聯革命采取蘇聯當時的那種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寧也曾經想到過對資產階級采取別的辦法。但是那個時候資產階級不相信布爾什維克會勝利，他們要反抗。無產階級開始又沒有軍隊，只有8萬黨員。我們的情況和蘇聯不同。中國不是帝國主義國家。我們打了20多年仗，有軍隊，有200萬黨員。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也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革命的表現形式不同。

　　表現形式應該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藝術上也如此。特別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應該‘標新立異’，但是，應該是為群眾所歡迎的標新立異。為群眾所歡迎的標新立異，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為八股。過去有人搞八股文章，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處一樣就不好。婦女的服裝和男的一樣，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勝利以后的一個時期內，婦女不打扮，是標志一種風氣的轉變，表示革命，這是好的，可不能持久。還是要多樣化為好。

　　民族形式可以摻雜一些外國東西。小說一定要寫章回小說，就可以不必；但語言、寫法，應該是中國的。魯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還主張過硬譯。我倒贊成理論書硬譯，有個好處，準確。

　　要把根本道理講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學。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國式的，講不通。就醫學來說，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學來研究中國的傳統醫學的規律，發展中國的新醫學。音樂的基本原理各國是一樣的，但運用起來不同，表現形式應該是各種各樣的。比如寫游記，我們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雖然一樣，但是每個人寫出來的就不一樣。

　　要把外國的好東西都學到。比如學醫，細菌學、生物化學、解剖學、病理學，這些都要學。也要把中國的好東西都學到。要重視中國的東西，否則很多研究就沒有對象。中國歷史上有好多東西沒有傳下來。唐明皇不會做皇帝，前半輩會做，后半輩不會做。他是懂藝術的，他是導演，也會打鼓，但是沒有把東西傳下來。還要靠你們。你們是‘西醫’，但是要中國化，要學到一套以后來研究中國的東西，把學的東西中國化。

　　學了外國的，就對中國的沒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說不要學外國。

　　近代文化，外國比我們高，要承認這一點。藝術是不是這樣呢？中國某一點上有獨特之處，在另一點上外國比我們高明。小說，外國是后起之秀，我們落后了。魯迅對于外國的東西和中國的東西都懂，但他不輕視中國的。只在中醫和京劇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確。中醫醫死了他的父親。他對地方戲還是喜歡的。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樂家，他把音樂列為6門課程中的第2門。

　　我們接受外國的長處，會使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一個躍進。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學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要《死魂靈》，也要《阿Q正傳》。魯迅翻譯了《死魂靈》、《毀滅》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這方面，是在創作。

　　中國的文化應該發展。外國的樂曲不會聽，不會奏，是不好的。外國作品不翻譯是錯誤的，像西太后反對‘洋鬼子’是錯誤的。要向外國學習，學來創作中國的東西。

　　演些外國音樂，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9部樂、10部樂，多數是西域音樂，還有高麗、印度來的外國音樂。演外國音樂并沒有使我們自己的音樂消亡了，我們的音樂繼續在發展。外國音樂我們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長處，就對我們有益。文化上對外國的東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盤吸收，都是錯誤的。

　　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這樣爭論就可以統一了。要反對教條主義，反對保守主義，這兩個東西對中國都是不利的。學外國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

　　中國的和外國的，兩邊都要學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兩個半瓶醋變成兩個一瓶醋。

　　這不是什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是指基本理論，這是中外一致的，不應該分中西。

　　非驢非馬也可以。騾子就是非驢非馬。驢馬結合是會改變形象的，不會完全不變。中國的面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面，吸取外國的東西。應該交配起來，有機地結合。

　　西洋的東西也是要變的。西洋的東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們要拿它好的。我們應該在中國自己的基礎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份。

　　吸收外國的東西，要把它改變，變成中國的。魯迅的小說，既不同于外國的，也不同于中國古代的，它是中國現代的。

　　你們是學西洋的東西的，是‘西醫’，是寶貝，要重視你們，依靠你們。不要學西洋的東西的人辦事，是不對的。要承認他們學的東西是進步的，要承認近代西洋前進了一步。不承認這一點，只說他們教條主義，不能服人。教條主義要整，但是要和風細雨地整。要重視他們但是要說服他們重視民族的東西，不要全盤西化。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這樣道理才能講通，也才不會喪失民族信心。”

　　談話結束后，毛澤東與參加全國音樂工作會議的2000多名音樂工作者一起合影留念。

　　黎錦暉參加了全國第3次音樂工作代表大會。毛澤東知道后，單獨接見了他。毛澤東回憶了當年他們青年時代在長沙求學的往事。

　　黎錦暉，字均荃，出生于1891年，在黎家排行老二。他曾與老大黎錦熙一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學讀書，后入省立優級師范習繪畫音樂科。20年代末在上海創辦中華歌舞專門學校，后又組建明月歌舞社。他是著名的現代音樂家和音樂教育家。

　　毛澤東對黎錦暉說：

　　“陳毅同志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時期，曾用你創作的《桃花江上美人多》的曲子填詞，把“桃花千萬朵，比不上美人多”，改成“紅花千萬朵，送給紅軍哥”。

　　毛澤東說罷，兩人相對笑了起來。

　　8月29日凌晨3時，劉少奇把“八大”政治報告中關于民族問題、共產黨、國際支援3部分的修改稿送給毛澤東審閱。他在附信中說：“昨天早起把以前寫的稿子推翻了，所以這段稿子今天才寫好。有4700多字。請審閱，看是否可以這樣寫？請看完后要高智通知我到主席處談一談如何修改這一大段的問題。前面統一戰線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見，其中有些原則性的問題，要請示后才好修改。”

　　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復信中寫道：

　　“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數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10時左右準備開書記處會議談一些事。”

　　8月30日，毛澤東審閱劉少奇送來的“八大”政治報告序言、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3部分修改稿，以及政治報告各部分的編排順序。劉少奇在附信中說：“這一段已加修改。按實際計算不到12000字，按版面計算有13000多字。請再加審閱。在各節的編排上是否這樣做？請考慮。其中國防問題排在華僑問題后面，似不大妥，但不這樣，華僑問題又不好放在其它地方。似還可以考慮把華僑問題同民族問題合成一節，它們聯系雖不多，但可以擺下。請酌定。”

　　毛澤東在復信中寫道：

　　“可以這樣編排，將來再考慮是否變動。在國防問題上還可以講幾句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奮斗的鼓勵話。”

　　8月30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1次會議。他在講話（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說：

　　“今天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預備會議。預備會議要開十幾天，要做的主要事情，一是準備大會文件，二是進行中央委員會的預選，三是準備大會發言稿。現在我講幾點意見。”

　　“這次大會要解決什么問題，達到什么目的？總的說來，就是總結七大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斗。”

　　“我們的黨是偉大的黨，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革命是偉大的革命，我們的建設事業是偉大的事業。6億人口的國家，在地球上只有一個，就是我們。過去人家看我們不起是有理由的。因為你沒有什么貢獻，鋼一年只有幾十萬噸，還拿在日本人手里。國民黨蔣介石專政22年，一年只搞到幾萬噸。我們現在也還不多，但是搞起一點來了，今年是400多萬噸，明年突破500萬噸，第2個五年計劃要超過1000萬噸，第3個五年計劃就可能超過2000萬噸。我們要努力實現這個目標。”

　　毛澤東提出了一個趕上和超過美國的設想，他說：

　　“美國只有一億七千萬人口，我國人口比它多幾倍，資源也豐富，氣候條件跟它差不多，趕上是可能的。應不應該趕上呢？完全應該。你六億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覺呀？是睡覺應該，還是做工作應該？如果說做工作應該，人家一億七千萬人口有一萬萬噸鋼，你六億人口不能搞它2萬萬噸、3萬萬噸鋼呀？你趕不上，那你就沒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榮，也就不那么十分偉大。美國建國只有180年，它的鋼在60年前也只有400萬噸，我們比它落后60年。假如我們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關于繼承黨的優良傳統問題，毛澤東說：

　　“這次大會應當繼續發揚我們黨在思想方面和作風方面的優良傳統，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兩個東西切實反一下，此外，還要反對官僚主義。官僚主義那個東西我今天不講，只講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兩個東西，掃了又發生，發生了又要掃。”

　　“斯大林為什么犯錯誤呢？就是在一部分問題上他的主觀和客觀實際不相符合。現在我們的工作中還經常有許多這樣的事情。主觀主義就是不從客觀實際出發，不從現實可能性出發，而是從主觀愿望出發。”“現在，我們反對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觀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那就不行。這就是說，理論與實踐要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按照辯證唯物論，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并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真理，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們這幾年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但是主觀主義的毛病到處都有。不僅現在有，將來還會有。主觀主義永遠都會有，一萬年，一萬萬年，只要人類不毀滅，總是有的。有主觀主義，總要犯錯誤。”

　　在談到反對宗派主義的時候，毛澤東幽默地說：

　　“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全局，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全局，一個地球有一個地球的全局。現在地球以外不去講，因為交通路線還沒有打通。如果發現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人，那個時候我們再來交涉關于團結他們，建立統一戰線的問題。”

　　“反對宗派主義，特別值得談一下的，就是要團結那些跟自己做過斗爭的人。他跟你打過架，把你打倒在地，你吃了虧，臉上無光，而你并不那么壞，卻封你一個‘官’，叫機會主義者。至于打得對的，那就應該打，你本來是機會主義，為什么不應該打呢？”“所謂團結，就是團結跟自己意見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鬧過別扭的，跟自己做過斗爭的，自己在他面前吃過虧的那一部分人。”“從前我講過，對于任何有缺點的人，犯過錯誤的人，不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幫助他改，一為看，二為幫。”

　　關于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毛澤東說：

　　“我們選舉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這兩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這是表示我們對待這種犯思想錯誤的人，跟對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那些人）有區別。”“七次大會的時候，我們說服了那些同志，選舉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這11年來，我們有什么損失沒有？毫無損失，并沒有因為選舉了王明、李立三，我們的革命就不勝利了，或者遲勝利幾個月。”“如果我們‘八大’對他們兩位采取的態度還是同‘七大’的態度一樣，那我們黨就可以得到一種利益，得到一種好處，就是對于改造全國廣大的小資產階級比較容易些。這在全世界也有影響。”

　　8月31日凌晨3時，毛澤東審閱完了“八大”政治報告中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兩部分修改稿。他在給陳伯達、劉少奇的信中寫道：

　　“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為定稿了。我只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請酌定。請伯達即行著手對‘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問題’進行修改，在9月5日以前改好，打清樣于9月5日晚上送閱為盼！”

　　8月31日清晨6時，毛澤東致信胡喬木并劉少奇，他寫道：

　　“請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時間，將報告的頭幾部分——導言，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總路線，過細修改一下，縮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匯總看過，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會談時和其它部分編輯付印。”

　　1956年9月4日，毛澤東囑咐陸定一把“八大”政治報告中關于社會主義建設部分的修改稿送給陳云，并要求在5日晚10時以前把陳云的修改意見送給他看。

　　9月4日這一天，毛澤東接見由遠藤三郎率領的舊軍人代表訪華團。

　　遠藤三郎原是前日本陸軍航空兵中將，轟炸重慶的第3飛行團團長，重慶轟炸無用論和日中友好軍人協會的創始人，由于他在出版的日記中披露了石井四郎的731部隊拿活人做實驗的事實，被日本右翼罵為國賊和赤色將軍，幾乎所有的前陸軍同僚都和他斷了交。

　　在接見中，遠藤三郎把一把日本軍刀親手交給了毛澤東，表示日本軍人從此永遠不再和中國打仗了，并為往日的戰爭行為道歉。毛澤東接受了他的軍刀，說：

　　“不需要道歉，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毛澤東回贈一幅齊白石先生的原作給遠藤三郎，上面有他的親筆題詞：“承遠藤三郎先生惠贈珍物，無以為答，謹以齊白石畫一幅為贈”。

　　毛澤東在會談中還說：

　　“你們雖然過去和我們打過仗，一切愿意再來看看的舊軍人我們都歡迎。……比起那些左派人士，我們更愿意見到右派人士，特別是遠藤先生這樣的軍人。”

　　后來，遠藤三郎回國后組織了日中友好舊軍人會，為促進中日友好關系發揮了積極作用。

　　9月5日，陳云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有幾個地方與定一、喬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業一節，還有一些修改，稿子在喬木處，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

　　9月6日凌晨2時，毛澤東看罷經陳云修改的稿子，立即給胡喬木寫了一個批語：

　　“建設部分，除商業外，又看了一遍，用鉛筆作了一些修改。請你將商業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閱，再送少奇同志。”

　　9月7日晨6時，毛澤東要人將政治報告中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兩部分送給周恩來。他在給周恩來的信中寫道：

　　“政治報告頭幾部分修改了以后，請你繼續修改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兩部分。這幾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畢，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譯，否則就來不及了。”

　　上午10時，毛澤東又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你擔任的建議和報告兩件，亦須于9日交付翻譯，請將最后修改本于8日交我看一下。”

　　毛澤東在信中所說的“建議”和“報告”，是指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以及關于這個建議的報告。

　　9月8日凌晨，毛澤東給陳伯達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請你將我準備講的那段話，加以修改，并請讓你的秘書給我抄正一張，于下午交我為盼！”

　　原來，毛澤東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八大”政治報告上，他準備在“八大”上的開幕詞動手寫過兩次稿子，但都沒有能夠寫完，所以他不得不讓陳伯達代為修改了。

　　毛澤東信中所說的他的那段話，主要內容是這樣說的：

　　“大家知道，要將一個在經濟上文化上都落后的農業國，改變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新式的工業國，需要許多的條件，例如人民群眾的擁護，社會制度的改革，國家的鞏固，黨的鞏固，統一戰線的鞏固，等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條件。除了這些條件以外，我們還需要一些什么條件呢？我們還需要時間，還需要和平環境，還需要朋友幫助。”

　　“到那時，即到1967年第3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工業產值將占百分之六十幾，農業產值將占百分之三十幾，這樣我國就可以說基本上有了現代工業了，就可以說初步的工業化了。但是我國是一個具有6億人口的國家，到第3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按照每年增加1200萬人口計算，那時將有7億幾千萬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項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來說，我國要進一步工業化，要接近或者趕上世界上工業最發達的國家，那就需要幾十年才有可能。”

　　“為了建設還需要有一個和平環境，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們認為是可能的。當然，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認為，只要世界上的壟斷資本存在一天，戰爭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方面。但是還有另一方面，即制約戰爭的因素現在已經強大起來，并且還會繼續增強。這些因素中，第一個，是以蘇聯為首具有9億人口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第二個，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第三個，是西方國家的革命的和反對戰爭的工人運動的發展。第四個，是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或者有強大壟斷資本存在的國家，對于戰爭的態度是不一致的，它們之間存在著很多的利害沖突。社會主義陣營、民族解放運動和西方世界的人民運動這3個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是互相支援、互為同盟軍的。我們還可以利用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利害沖突，作為間接的同盟軍而為和平服務，使對戰爭最感興趣的美國好戰分子處于孤立地位。……這樣看來，需要一個持久的和平環境，并且愿意為和平事業努力，爭取避免再發生一次世界大戰的人們，占了人類的大多數，這種趨勢還會發展。這樣就制約了戰爭趨勢，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戰不容易打起來。”

　　毛澤東起草的這兩個未完成的開幕詞草稿都圍繞著一個主題：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斗。這也是“八大”政治報告的主題，也是整個“八大”會議的主題。

　　再說9月8日清晨，周恩來將修改完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兩部分送給毛澤東過目。

　　上午9時，毛澤東將這兩部分轉送給劉少奇，并在周恩來的改稿上批示道：

　　“恩來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處均可用。如你同意，請讓人將改處準確地抄在一個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譯。”

　　9月8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七屆七中全會第2次會議，審議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

　　是日晚，毛澤東審閱了陳伯達送來的開幕詞修改稿。他不滿意，說寫得太長，扯得太遠，又交給田家英修改，并囑咐說：

　　“不要寫得太長，有個稿子帶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9月9日，毛澤東看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9月10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八大”預備會議第2次會議。他在講話中說：

　　“現在是搞建設，搞建設對于我們是比較新的事情。早幾年在中央范圍內就談過，我們希望建設中所犯的錯誤，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那么多、時間那么長。我們搞建設，是不是還要經過14年（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建立到1935年遵義會議——筆者注）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說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為過去栽筋斗主要是個思想問題，是不認識、不覺悟的問題。

　　搞經濟，我們也有了一些經驗，現在搞這些新的科學技術我們還沒有經驗。安排經濟，對人、對資本家、對民主黨派、對知識分子的工作，我們比較學會了，我們有22年根據地的經驗。世界上新的工業技術、農業技術我們還沒有學會，雖然我們已經有了6年的經驗，學會了許多東西，但是從根本上說，我們還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2個五年計劃和第3個五年計劃來學會更多的東西。

　　我們要造就知識分子。現在我們只有很少的知識分子。舊社會留下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只有10萬，我們計劃在3個五年計劃之內造就100萬到150萬高級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畢業生和專科畢業生）。到那個時候，我們在這個方面就有了18年的工作經驗，有了很多的科學家和很多的工程師。那時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成份也會改變，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所以，有人懷疑我們黨能領導科學工作、能領導衛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為你就是不曉得，你就是不懂。現在我們這個中央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

　　關于增強黨內的團結問題，毛澤東說：

　　“黨內的關系如何，關系極大，關系到能不能團結全國人民，團結全世界人民。所以，這一次的大會有一點跟七大相同，就是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

　　“對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對于那些不適當地處罰和錯誤地處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做一種有益的教育，當做一種鍛煉。”

　　他為了說服沒能進中央委員會的高級領導干部，就現身說法講了他在井岡山當民主人士的往事。他說：

　　“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么能干，沒有學過軍事，因為你是個黨外民主人士了，沒有辦法，我就當了一陣師長，后來又說這是謠傳，是開除出政治局，不是開除黨籍。啊呀，我這才松了一口氣。”

　　毛澤東接著說：

　　“你曉得，這個世界就是這么個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能。我是這么看，也許我比較悲觀。有那么一些人非常樂觀，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一點矛盾也沒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觀主義，就要犯錯誤。那些人并不是跟我們前世有冤，今世有仇，從前都不認識，他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為思想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不一樣。后來證明，政策問題上思想統一了，就完全團結了。所謂不團結，都是思想上有距離，政治問題、政策問題上有爭論。除開極個別的別有用心鉆到黨內來破壞的敵對分子以外，所有犯錯誤的人，不管他犯的錯誤怎么嚴重，哪怕是路線錯誤，也只是思想不對頭。既是思想問題，那么改正錯誤就是改正思想的問題，就是整風學習的問題，討論研究的問題。而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那怎么辦呢？我們就是力爭求得一個比較的公平。應該說，我們黨的七大的選舉，七大以后到現在，黨內是比較的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較的，不是絕對的，絕對的公平或者絕對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說中央搞得不好，那么，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點不公平都沒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錯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當，是難免的。”

　　“應該肯定，我們的中央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我們的黨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我們的黨能夠領導民主革命，這已經在歷史上證明了，又能夠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現在也證明了，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勝利了。我們黨能夠領導經濟建設，這一點還沒有完全證明，需要經過3個五年計劃。現在我們已經差不多完成第1個五年計劃了，連恢復國民經濟的3年，搞經濟建設也有7年了。根據我們在革命時期自己的覺悟，即覺悟到過去犯的錯誤是什么，后頭改正錯誤應該怎么改法，現在我們雖然還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殘余，這些東西是可能減少的。完全肅清很難說，肅清了還會有，但是可以減少，可以大為減少。”

　　9月13日，毛澤東看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稿，批示道：

　　“你的報告全文很好。只是覺得頭一部分（總結第1個五年計劃時期經驗）寫得不甚清楚，不大流暢，不如以下各部分寫得好，似乎出于兩個手寫的。如能在今明兩天請一位（喬木沒有工夫）文筆流暢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罷了。”

　　9月13日這一天，毛澤東在懷仁堂主持召開七屆七中全會第3次會議。他在談到“八大”文件的起草修改過程時說：

　　“第1次推翻你的，第2次推翻他的，推翻過來，推翻過去，這也說明我們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寫的文件，你的道理對，就用你的。完全是講道理的，不講什么人，對事不對人。”

　　毛澤東接著說：

　　“大會的幾個主要文件大體上都準備好了。根據預選的統計，大家基本上贊成中央提出的名單。現在，中心轉到發言問題。所有同志都要注意這個問題。發言要精彩，生動，多樣性，還要短。要有內容，要有表揚，有批評，有成績，也有缺點，有解決的辦法，不要千篇一律。這個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報告，原來是10萬字，一砍就是4萬多字，現在不到5萬字了。所以，文章可以這樣寫，也可以那樣寫，可以用第3種寫法，也可以用第4種寫法。如果我們的發言稿能有比較高的水平，我們這個會議就會開得好。現在，這幾個文件是相當有水平的，選舉也會選舉得好。文件是大家參加意見，集體創作。這樣，大家也都有精神準備。沒有精神準備，就要強加于人。我們對黨外人士也是這樣。我們每個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綱領》和后來的憲法，土地改革法，農業合作社章程，都是經過了長期的醞釀的，根據大家的意見，改過來，改過去。為什么我們通過一個東西總是大家舉手？人家莫名其妙，‘這不是強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劉文輝都舉了手。這不是偶然的，這是事先聽大家的意見，改過來，改過去，講通了，這樣辦事辦得快，步伐比較整齊，就團結統一了。”

　　七屆七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日程（草稿）》、《大會規則（草稿）》、《八大預備會議安排（草稿）》、《七屆七中全會關于第八屆中央委員會選舉工作的建議（草稿）》、《各代表團團長、副團長名單（草稿）》、《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名單（草稿）》、《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草案）》、《中國共產黨章程（草稿）》、《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草稿）》、《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年到1962年）的建議（草案）》、《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草稿）》、《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名單（草案）》、《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秘書處名單（草案）》。

　　全會接著討論選舉問題。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云同志跟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能登臺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只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么一個作用。你們不要以為我現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確是身體、年齡、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別人了。我是屬于現狀維持派，靠老資格吃飯。老資格也有好處，因為他資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寫文章，登臺演說，就不行了。同志們也很關心我們這些人，說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這種輿論是正確的。那么，什么人當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來書記處的幾個同志。這并不是說別的同志不可以當主席、副主席，同志們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習慣，暫時就是一個主席、4個副主席。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樣干事，只要能夠干的都干。”

　　“上一次也談過，中央準備設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來同志，朱德同志，陳云同志。另外還準備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名單還沒有定，但總書記準備推舉鄧小平同志。4位副主席和總書記的人選是不是恰當？當然，這是中央委員會的責任，由中央委員會選舉。但是要使代表們與聞，請你們去征求征求意見，好不好？對于我們這樣的大黨，這樣的大國，為了國家的安全，黨的安全，恐怕還是多幾個人好。請同志們醞釀醞釀，看這樣是否妥當。中心的目的就是為了國家的安全，多幾個人，大家都負一點責任。至于秘書長改為總書記，那只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

　　鄧小平插話說：

　　“我還是比較安于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

　　毛澤東指著鄧小平對眾人說：

　　“他愿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愿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于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于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贊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干，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些人不滿意我一樣。有些人是不滿意我的，我是得罪過許多人的，我想起來就不舒服，今天這些人選我，是為了顧全大局。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斗爭的。

　　至于陳云同志，他也無非是說不行，不順。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干，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我過去還有些不了解他，進北京以后這幾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所以，我看陳云同志行。至于順不順，你們大家評論。他是工人階級出身，不是說我們中央委員會里工人階級成份少嗎？我看不少，我們主席、副主席5個人里頭就有1個。”

　　“黨章上現在準備修改，叫做‘設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議設4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單，我也感到孤單。一個主席，又有4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這樣就比較好辦。除非一個原子彈下來，我們幾個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選舉了。如果只是個別受損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見馬克思，那末總還有人頂著，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不像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們就是要準備那一手。同時，多幾個人，工作上也有好處。”

　　毛澤東最后說：

　　“請你們在代表里頭醞釀一下，因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個整個的名單，要一道選。至于常委，準備就由主席、副主席和總書記組成。這不是說別的人不可以當常委，別人也可以，因為要提一個就可以有第二個，還可以有第三個，所以暫時用這么一種辦法。這就是把過去的書記處變成常委，只是比過去多了一個總書記。還要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人數可能要多幾個，書記、候補書記可以有十幾個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處理，在那里提出議案。政治局委員的名額也要擴大，不是13個，要擴大到20人左右。因為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是170人，也許170多。看是不是可以這樣安排？今天不做決定。”

　　全會決定遞補王首道、鄧穎超、陳少敏為第七屆中央委員，確定了八屆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決定八屆中央委員名額為170人。

　　9月14日凌晨，毛澤東審閱前一天剛剛修改排印出來的政治報告稿，并作了部分文字修改。爾后，他在報告稿的封面上用鋼筆寫了一個批語：

　　“即送少奇同志：1、國際部分的一段增加和一些其它字句的修改，請即令人抄正付翻譯，并另打清樣。2、黨的部分，本日12時前伯達等修改，已要他們直接付翻譯。因為我們要下午才能起床，我們看了有意見，可以再改。”

　　他考慮到時間已經很緊迫了，便又在封面的另一個空白處寫道：

　　“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請直付翻譯，并打清樣，不要送我看了。”

　　清晨4時30分，毛澤東審閱完田家英送來的開幕詞修改初稿，他在上面作了多處重要修改和補充。接著，他給楊尚昆寫了一封信，囑咐說：

　　“此件請打清樣（校正錯字），并付翻譯。清樣請于本日上午12時以前送各書記處同志以及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請他們再做修改，于9月14日下午3時交田家英匯集酌定交我。這件是否講，要看15日我睡眠的情況才能臨時做決定。所以暫時不要印發各代表和外國人，請注意。”

　　欲知中共“八大”開會的情形和結果如何？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56年9月13日七屆七中全會第3次會議上，談到“八大”文件的起草修改過程時說：“第1次推翻你的，第2次推翻他的，推翻過來，推翻過去，這也說明我們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寫的文件，你的道理對，就用你的。完全是講道理的，不講什么人，對事不對人。”他還說：“我們每個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綱領》和后來的憲法，土地改革法，農業合作社章程，都是經過了長期的醞釀的，根據大家的意見，改過來，改過去。為什么我們通過一個東西總是大家舉手？人家莫名其妙，‘這不是強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劉文輝都舉了手。這不是偶然的，這是事先聽大家的意見，改過來，改過去，講通了，這樣辦事辦得快，步伐比較整齊，就團結統一了。”豈止是寫東西，民主作風貫徹于毛澤東的一生。像本章講述的籌備“八大”的整個過程和一些綱領性文件起草的情形，不過是他處理各種內部事務的一個縮影罷了。“專制”、“獨裁”論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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