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全國統籌兼顧，這個力量大得很。資本主義私有制大大的妨礙統籌兼

　　顧，妨礙國家的富強，因為它是無政府性質的，跟計劃經濟是抵觸的。”

　　話說1955年10月13日，毛澤東為征求對《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第3次修正稿意見，給在京的10位中央政治局委員、8位副秘書長和鄧子恢、陳伯達、廖魯言寫信，要求他們“收到后，即予審閱，提出修改意見”，并及時返回。關于第3次修正稿，他在信中寫道：

　　“修改之處，主要是將原來的第2第3兩節，合并為第2節；增加了解釋工農聯盟問題的第9節；在第2節中將落后鄉除外一句改為一部分邊疆地區除外；在第3節中將河北省的例子刪去一部分；在第5節中，在談社員成份問題的第1第2行和談地主富農是否可以入社的那幾行都作了一些修改，將第10節中談地富入社的那幾句刪去；在第10節和第11節中也各有一些修改。在第3節的第2行、第4節的第2行和第13行，都說了注重質量的問題；在第8節的‘第三’中，加了要有停頓、間歇的意思，還加了要有及時的批評一點。”

　　10月15日下午5時，毛澤東會見了由上林山榮吉率領的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他在談話中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說：

　　“熱烈的歡迎你們，我們都屬于同一人種。”

　　翻譯劉德有聽不大懂湖南話，慌亂中把“人種”翻譯成了“民族”。周恩來馬上予以糾正，說：

　　“不是‘民族’，而是‘人種’。”

　　廖承志看到劉德有更加緊張起來，立即坐到毛澤東身旁，微笑著說：

　　“我來，我來！”

　　毛澤東對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說：

　　“熱烈的歡迎你們。我們都屬于有色人種。有色人種是被人家看不起的，最大的‘缺點’就是有色。有些人喜歡有色金屬而不喜歡有色人種。據我看，有色人種相當像有色金屬。有色金屬是貴重的金屬，有色人種至少與白色人種同等重要。有色人種同白色人種一樣都是人，都是第一類，不是第二類。第二類是動物，不是人。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膚色，都是平等的。我們兩個民族現在是平等了，是兩個偉大的民族。你們這個民族是個很好的民族，日本人，誰要想欺侮他們，我看是不容易的。你們現在有很多地方比我們高明，你們是工業化的國家，而我們現在還是農業國，我們正在努力。”

　　接著，毛澤東以幽默的口吻，從中國傳統的待客之道說起：

　　“客人來看主人，是客人看得起主人，做主人的應該感謝客人。今天來的客人是我們的鄰舍，左鄰右舍，是很接近的一個鄰舍。日本朋友到中國來，從你們日本家里到我們家里來看一看，我們應該感謝。以后我們要多來往，世界上沒有只有一方面感謝另一方面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面感謝另一方面的事情，那就不好了。互相有好處，互相有幫助，互相感謝。”

　　毛澤東看有些日本議員仍然有緊張情緒，就幽默地予以解釋說：

　　“我們之間是沒有什么緊張的，你們感覺怎么樣？也許你們沒有來中國的時候，覺得中國是共產黨國家，而共產黨這個事情，有人說好，有人說壞，也許腦子里面會有一些緊張。中國對你們是不是有禮貌？是不是歡迎你們？是不是對你們提出許多責難？我想，也許你們沒有來的時候是這樣想的。”

　　日本議員聯系到十幾天來的訪華情況，覺得毛澤東所說絲毫不差，一個個臉上露出了笑容。毛澤東又說：

　　“我們對你們沒有提出什么苛刻的條件，沒有什么可緊張的。不要那么緊張，緊張了不好過日子，還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好。再說，我們之間的社會制度雖然并不一致，但這個不一致并不妨害我們相互的尊重和友誼。過去的老賬并不妨害我們，今天的制度的不同也不妨害我們。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主要是將來的問題。”

　　日本議員很愛聽毛澤東這些話，覺得毛澤東的確不像蔣介石與美國人宣傳得那么青面獠牙，猙獰可怖。他們又當場直接提出釋放日本戰犯問題，毛澤東極其明確地回答說：

　　“戰犯問題提得早了一點，把正常的外交關系恢復了，就盡可能爭取迅速解決這個問題。這道理很簡單，我們并不需要扣留這批戰犯。扣留他們有什么好處呢？中日關系的歷史是很長的，人類幾十萬年以來過著和平的生活，我們的祖先吵過架，打過仗，這一套可以忘記啦！從法律上說，中日就是處于戰爭狀態。你們把恢復中日關系放在第一條，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應盡早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

　　“你們現在難以承認我們，我們是諒解的，我們不會責備你們。我們彼此間可以先搞些互相幫助，互通有無，和平友好，文化交流，以改善我們兩國之間的關系，一步一步地就會建立起邦交。按照你們情況所許可的條件去做，如果暫時不能承認我們，我們可以等待，有誤會的可以慢慢解釋。”

　　毛澤東還說：

　　“美國說我們是殖民主義，講我們的壞話，說我們爭奪他們的市場。這是不對的。因為第一，中國沒有搶奪各國市場，而是美國人在搶奪各國市場；第二，不是中國在各國建立軍事基地，而是美國在各國建立軍事基地；第三，中國沒有派軍事顧問團到各國去，而是美國派軍事顧問團到各國去，中國沒有同各國訂立不平等條約并附有政治條件。”

　　“中日兩國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美國壓在我們的頭上。美國的手很長，它抓住我們的臺灣，也抓住日本、菲律賓、南朝鮮。亞洲這樣大的地方它都想抓。這件事情終究不能持久的。這里是我們的地方，這里的事情應當由我們的人民來管。現在我們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們再來拉手。”“各國的事情要由各國自己管，這是個真理。”

　　10月27日下午，毛澤東趁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在北京開會的機會，在中南海頤年堂約見了陳叔通、章乃器、李燭塵、黃長水、胡子昂、榮毅仁。他在談話中說：

　　“中國的統一戰線有很久的歷史，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現在的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是經過共產黨領導統一戰線的。我看統一戰線有好處，又反帝反封建，又贊成社會主義，為什么要把人家趕走呢？是人多好些，還是把許多積極因素趕走好些？還是把積極因素團結起來好。要把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團結起來。團結了更多的人，阻礙就少些，事情就容易辦得通。至于選舉，不選民主人士不好，要說服選民，使他們了解這樣做對勞動人民沒有壞處而有益處，是可以說服他們的。當然也還有‘左’派，門關得緊點，對他們也可以說服。”

　　“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同其它國家的不同，從孫中山起就為建立民主共和國而奮斗。后來我們接手，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中外的資產階級在歷史上都有過積極的作用，曾經革命的力量對生產發展都有作用。”

　　“關于私營工商業改造的時間問題，有人說，現在鑼鼓點子打得緊，胡琴也拉得緊，擔心搞得太快。我們說，社會主義改造是3個五年計劃基本完成，還有個尾巴要拖到15年以后，總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蘋果不熟摘下來吃就是酸的。現在是協商辦事，這樣大的事情，與全國人民有關的大事，當然要協商辦理。如果大家不贊成，那就沒有辦法做好。有些事緩點比急要好，但是否現在鑼鼓點子就不要打緊了，戲就不唱了？不是的。現在還是要勸大家走社會主義道路。”

　　“現在中國正處在大變革時代，社會動蕩不安，農民的個體所有制要變成集體所有制，資本家也要改變其私人所有制，許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運。其實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會發展趨勢，站在社會主義方面，有覺悟的逐漸轉變到新制度去。人們考慮的，不外是一個飯碗，一張選票，有飯吃不會死人，有選票可以當家作主，說文明點就是一個工作崗位和一個政治地位。地主只給飯碗，暫時不給選票，這對地主來說是突然轉變，沒有思想準備的。對資產階級則不同。馬克思說：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個人類。如果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不解放，無產階級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須全人類都解放，變成一個新制度，無產階級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毛澤東講完了，他請大家提意見。章乃器發言說：

　　“罵社會主義來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樂觀些。我認為歡迎社會主義早來的多些，因為他們在過去受過官僚資本的壓迫。”

　　毛澤東說：

　　“不一定見得，國民黨并沒有搞掉他們的剝削制度。”

　　章乃器說：

　　“他們對制度感覺不到，他們注意的是工作、生活。”

　　黃長水插話說：

　　“還有下一代。”

　　章乃器接著說：

　　“帝國主義同官僚資產階級要毀滅他們，我們則安排他們，少數人不舒服，多數人好了，生產增加，利潤多了，收稅的人來了不發抖。”

　　毛澤東說：

　　“你是主張紅色資本家的，我們大有合作之勢。”

　　章乃器說：

　　“因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一些人怕共產主義不如解放之初怕共產黨。我是樂觀派，主張調查一下。過去帝國主義傾銷，官僚資本搞金元券，沒有安排，反被擠垮。”

　　毛澤東說：

　　“總有人要被擠下臺的。我們民主黨派上了臺不會下臺，除非做了壞事。多數人是能改變的，對民族資產階級不要像對官僚資產階級、地主一樣打擊。究竟是先擠垮后收容好呢，還是不擠垮好呢？現在不先擠垮，抵觸、破壞可以少一些。這樣做看起來似乎慢一點，但整個生產力是向前發展的。農業也是一樣。必須增加生產，使一些人的憂慮慢慢減少，說服家屬朋友，波浪式地擴大。不要誤認為今天談了，明天回去就要共產。少數人開了會回去做宣傳，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較通的，有想不通的，會參差不齊。”

　　李燭塵說：

　　“幾年來工商聯做了工作，有成績。一般工商業家與解放初期不同，但對他們宣傳教育不夠，方法不好，懲罰多、獎勵少。政府方面也有些干部平時沒有說清楚，開會就批評壞的，甚至抓人。公私合營企業的干部，對資方有錯不當面講，要人自己去體會，資方就怕了。”

　　毛澤東說：

　　“有意見，要講清楚、明確。”

　　陳叔通、胡子昂都說，積極分子是越來越多了。黃長水接著說：

　　“積極分子是越來越多的。學習很重要，廣州工商界參加有組織的學習的5000多人，每周3小時學習時間，工商講座可發展到10000人。參加了學習的，違法就少了。”

　　毛澤東說：

　　“不是天生要違法的，是政府工作沒有做好。”

　　榮毅仁說：

　　“政府干部批評工商業者有‘三靠’思想，即業務靠國營，資金靠銀行，生產靠工人。靠要受批評，不靠又不好。現在工商業者在政治、工作、利潤等方面都有些問題。政治上有些距離，工作上職權有問題，利潤方面有些比較困難。”

　　毛澤東說：

　　“宣傳要具體，只有批評沒有鼓勵不好，要估計，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

　　胡子昂說：

　　“‘三反’、‘五反’以后，資本家是兩頭小中間大，多數人是大勢所趨，得過且過。總路線宣傳以后，情況有些轉變，主席的合作化問題報告發表后，工商界很感興趣。”

　　毛澤東說：

　　“把鬼講開了就不怕了。”

　　胡子昂說：

　　“現在怕基礎不穩，希望工商業改造也來個高潮，政府加強領導，工商界大起膽量。現在有基礎。”

　　此時，吃飯的時間到了，毛澤東與大家一起共進晚餐。晚餐后又繼續座談。毛澤東說：

　　“中心的目的是要經過一批先知先覺做思想準備，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運。在舊社會連蔣委員長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現在要大家逐漸減少吊桶，改用抽水機，不要吊桶。我是宣傳共產主義的，要走向共產主義，就要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真正富強的國家。”

　　10月28日上午，毛澤東在給彭真、鄧小平的信中寫道：

　　彭真、鄧小平同志：

　　明日下午4時勤政殿的會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員及各副秘書長，似宜邀集到會，陳伯達亦宜通知到會。座位擠一點，能有300人左右為宜。是否可以，請酌定。我覺得此次座談有重要意義，時機是好的。

　　毛澤東 10月28日上午8時

　　10月29日下午，毛澤東召集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原定在勤政殿舉行，可由于參加會議的人員太多了，勤政殿容納不下，便不得不改到懷仁堂進行。參加座談會的有中華全國工商聯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全體委員，有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有國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和各企業單位負責人。

　　陳云首先講話，他主要是講私營工商業的生產安排和改造問題。

　　接著，毛澤東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

　　“剛才陳云同志說了許多，我來補充講幾點意見。這些意見，早兩天跟有些朋友說過的。總的是這么一個問題，就是人們問：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前途如何？或者趨勢如何？我們早幾個星期開了黨的七屆六中全會，對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也有許多人提出這樣的問題：趨勢如何？前途如何？這個問題，全國廣大的人都是存在的，這是因為我們現在是要改變社會制度。現在我們存在兩種私有制：一種是個體小生產者的私有制，一種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在改變這兩種私有制的過程中，凡是處在這兩種私有制地位的人，都發生前途如何或叫趨勢如何的問題，都處在一種動蕩不安的情況之中，不曉得將來會如何。本來，對前途問題，我們的憲法已經規定得很清楚，在去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同志關于憲法草案的報告、周恩來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講過，關于五年計劃等各種文件也都講過。為什么還是經常發生這個問題呢？原因就是處在這樣一個地位的人，對改變這樣一種制度，自然地會發生不曉得命運怎么樣的問題。說完全不曉得？也不是。曉得一點，但是問題還是發生，還是要問這樣一個問題。所以，我想就這一問題貢獻一點意見，就是說，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運。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那是不好的，每天難過日子。舊社會就是那樣子，無論哪個階級，自己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是在被統治之下的，他們沒有得到什么權利，命運操縱在人家手里。統治階級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比如國民黨政府，它也是不安的。我們有一個一定的發展方向，有一個社會發展的規律可以把握，應該是安的。但是對這一點要講清楚，并且要經常講。如果不經常講，今天安了，明天又不安。比如講統一戰線到底還要不要？現在經常發生這個問題。這不是一個政黨（共產黨或者它的中央委員會），一個集團，少數人或者個別的人，說要就要，說不要就不要這么一個問題。這是看統一戰線存在下去有好處還是沒有好處，對勞動人民事業、對走社會主義道路，有利益還是沒有利益來決定的。剛才陳云副總理說，我們的道路很寬廣，將來不怕沒有事情做。我們跟國民黨那個時候完全不同，我們的事業很寬廣，每年都發展，我們不怕人多。我們已經在長期革命中證明：有統一戰線比沒有要好。革命戰爭時候，就是找不到許多人，哪能有今天這樣的機會，找了許多人坐到這里來開會。那時候，國民黨不許可嘛，他們不贊成我們，講共產黨許多壞話，說什么共產黨不像樣子，頭就不只一個，有3個頭，樣子也很難看，總之，是壞透了，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國民黨拿這種話到處講，講得許多人也似乎相信了。那個時候，要找人談，要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有困難。現在證明，建立了統一戰線對我們的幫助。不但對過去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有利的，就是對現在為社會主義事業奮斗也是有好處的。因此，統一戰線要維持下去。憲法上已經作了規定。總之，我們的事業一天天地發展，與國民黨的事業一天天地縮小相反。現在我們的事業，包括反對帝國主義對我們的欺負，包括國內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等各方面的建設工作。建設工作還剛剛開始，所以大家應該安下心來。我總勸朋友們，經過你們再勸更多的人，大家安下心來，不要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建議減少吊桶，增加抽水機，最好全部用抽水機，因為抽水機它不是七上八下。這樣，睡覺就比較好些。剛才陳云副總理講的話，也是抽水機性質。不要發愁，開始是會有困難的。比如工作安排和政治安排是否妥當等等，會有些問題發生。但是經過商量，經過考慮，經過調查研究，總可以實事求是地求得解決的。這樣，大家就能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們是要使我國比現在大為發展，大為富、大為強。現在，我國又不富，也不強，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我國是個大國，但不是富國，也不是強國。飛機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車也不能造，精密機器也不能造，許多東西我們都不能造，現在才開始學習制造。我們還是一個農業國。在農業國的基礎上，是談不上什么強的，也談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現在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階級。地主過了幾年之后，就有了選舉權，他就不叫地主了，叫農民了。資產階級，總有一天，大約3個五年計劃之內，就不叫資產階級了，他們成為工人了。農民這個階級還是有的，但他們也變了，不是個體私有制的農民，而變成合作社的集體所有制的農民了。這種共同富裕，大家有把握，不是什么今天不曉得明天的事。那種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情況，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應該逐步結束。那時，全國只有一種工人、一種農民和一種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工人、農民的知識分子。

　　剛才陳云副總理說，全面規劃里面有宣傳這一項，要加強宣傳教育工作。現在，聽到各大城市工商界都有學習的組織，我們很高興。學習應該逐步地擴大，每個城市要有幾千人，要逐步地有更多的人來學習應該學習的東西。這里有個問題，就是要有比較少數的核心人物。這次召集會議，我們有這樣一個基本的要求，希望每一個大城市有幾十個、幾百個核心人物。在工商界里面，這些人比其他的人要覺悟一些，要進步一些，經過他們來教育其他的人。這點是不是可能呢？我們看，過去這幾年，工商界已經有一些人覺悟程度是比較高的，他們懂得國家的政策、方針。因此，我們覺得完全可以設想：經過工商聯、民建會、各民主黨派的工作，壯大這么一個隊伍，全國有幾千人。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要有幾年的準備工作。我曾經同一些朋友說過，并不是今天說了，明天就要共產（指資本主義工商業國有化——筆者注）了，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講準備共產。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要廣泛宣傳。這個東西是歷來被人家說成不好的，曾被蔣介石說得很不好。最近幾年情況雖然變了，但是還有一些人對實行社會主義動蕩不安。由一種制度變為另一種制度，他們勢必不安，因為還在變嘛；變了以后，在一個時期，他們還會感到不舒服，因為舊制度殘余還在腦筋里面存在著。新制度的宣傳，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要逐步宣傳，使新制度的思想逐步增強，使舊制度的殘余逐步減少。工商界的人中間也會是參差不齊的，有些人更覺悟些，有些人不覺悟些，甚至最后還有一些頑固分子。資產階級連他們的家屬，大概有700萬人左右。城市小資產階級，就是小商小販、獨立手工業者（不包括店員、手工工廠的工人），有兩千幾百萬人。兩者合計有3千萬人左右。面對這么大一個隊伍，應該有一個整個的宣傳教育計劃。有許多工商界的朋友提意見說，五年計劃報告中間關于宣傳教育方面提得不夠。我說，這個意見提得好，過去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全面規劃。今天到會的有政府許多部門的同志，有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同志，你們就沒有管這個事嘛。而且，宣傳的時候要作得恰當，要實事求是，對情況的估計、分析，應該是好的就說好的，壞的就說壞的，有多大程度的缺點就說多大程度的缺點，不要夸大。據我們看，經過這幾年，整個工商界是有進步的，各民主黨派的工作是有進步的，基本情況是好的，是向著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上前進了一步的。作這樣一個總的估計，我看是合乎事實的，是需要的。因為，如果沒有一個恰當的基本的估計，那么我們就不能建立信心，工商界本身會沒有信心，向他們進行工作的人也會沒有信心。感到橫直是不能改造嘛！橫直是沒有希望嘛！那個私有制無論如何拔不掉嘛！根挖不掉嘛！那有什么辦法呢？白費氣力，搞了五六年了，成績沒有，或者有也很少。總而言之，搞社會主義改造，搞國家資本主義，這個路線錯了。是不是能這么說呢？我看，不能這么說。能不能說工商界在抗美援朝、經濟建設、加工訂貨、公私合營、買公債等方面，一點好事沒有做，一點成績都沒有呢？我看，不能這么說，也沒有聽到有人這么說過。對整個工商界，各民主黨派，應該肯定他們的成績，不然就沒有信心，下文就不好辦，而且那種說法根本不合事實，因為這幾年確實是有成績的。同時，講到成績并不是抹煞缺點，會有缺點的。是缺點就說是缺點，缺點有多少就說多少。這就叫做實事求是，全面分析。我們不要那個不實事求是的方法，不要片面的分析方法。不實事求是就是主觀主義，片面分析就站不住腳。

　　對共產這個問題要講開，要說穿。要經常說，朋友幾個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產這個事情是好事情，沒有什么可怕，你們會知道的，會看到的。全國統籌兼顧，這個力量大得很。資本主義私有制大大地妨礙統籌兼顧，妨礙國家的富強，因為它是無政府性質的，跟計劃經濟是抵觸的。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這個東西要說開，當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說開就晚上睡不著覺，就神經衰弱，說是明天早上就要共產了。不是的。我們講幾年準備，要經過幾個步驟：第一個步驟，加工訂貨。第二個步驟，公私合營。第三個步驟，那個時候我們再議嘛。究竟哪一年國有化，我們總是要跟你們商量嘛。國有化不會是像扔原子彈那樣撲通下地，全國一個早上全部實現，而是逐步地實現的。現在來說，還是一個宣傳教育問題。通過一個月兩個月、一年兩年的做工作，慢慢地使我們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腦筋里面鉆進去一點，使不安的心理逐步減少，增加核心分子，擴大核心集團，讓大家認識到新制度確實可行，確實有益。如果新制度不能證明比舊制度大為有利，那新制度就不可取了。新制度所以應該采取，就是因為比舊制度有利得多，不是只對少數人有益處，而是對全國人民都有益處。

　　我們現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就是運用從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提出過的贖買政策。它不是國家用一筆錢或者發行公債來購買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不是生活資料，是生產資料即機器、廠房這些東西），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進行，延長改造的時間，比如講15年吧，在這中間由工人替工商業者生產一部分利潤。這部分利潤，是工人生產的利潤中間分給私人的部分。有說一年四五個億的，有說沒有這么多的，大概是一年幾個億吧，十年就是幾十個億。我們實行的就是這么一種政策。全國資本家的固定資產的估價，有這么一筆帳：工業方面有25億元，商業方面有8億元，合計是33億元。我想，如果15年再加恢復時期3年共18年，工人階級替資產階級生產的利潤就會超過這個數字。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是采取1949年全部沒收、一個錢不給這個辦法好呢，還是拖15年、18年，由工人階級替他們生產一部分利潤，而把整個階級逐步轉過來這個辦法好呢？這是兩個方法：一個惡轉，一個善轉；一個強力的轉，一個和平的轉。我們現在采取的這個方法，是經過許多的過渡步驟，經過許多的宣傳教育，并且對資本家進行安排，應當說，這樣的辦法比較好。對資本家的安排主要是兩個，一個是工作崗位，一個是政治地位，要通統地安排好。政治地位方面，給選舉權的問題，無所謂安排了，因為我們早已宣布，對民族資產階級是不剝奪它的政治權利的，跟對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采取不同的政策。對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要剝奪一個時期。比如地主一般是要5年，有些還要延長，看他表現好，才能改變成份，才給他選票。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合作的政策，他們的政治權利是已經有的，將來階級成份變了，不是資本家了，變成工人就更好了。因為工人階級比資產階級更吃香嘛。過去有錢的人很吃香，現在似乎講一講工人階級才舒服的樣子。你們想當工人階級有沒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開一張支票給你們。這是一個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個體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廢除了，社會上就剩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整個民族只有到那個時候才更有前途，更有發展希望。

　　我們的目的是要趕上美國，并且要超過美國。美國只有1億多人口，我們有6億多人口，我們應該趕上美國。李富春同志作過報告，不是說趕上美國不要100年嗎？這個看法我也贊成。究竟要幾十年，大家努力，至少是50年吧，也許75年，75年就是15個五年計劃。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現在我們不像樣子嘛，要受人欺負。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吹起來牛皮很大，歷史有幾千年，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但是一年才生產兩百幾十萬噸鋼，現在才開始造汽車，產量還很少，實在不像樣子。所以，全國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黨派在內，都要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我們在整個世界上應該有這個職責。世界上4個人中間就有我們1個人，這么不爭氣，那不行，我們一定要爭這一口氣。

　　再談談領導方法問題。領導的方法可以好一些，也可以差一些。領導要能夠適合客觀發展的規律。如果領導得好一些，適合客觀規律好一些，缺點錯誤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領導得差一些，適合客觀規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一些。所以，我們要注意領導方法，各個黨派、工商聯，中央同地方，都要注意用什么方法使大家更覺悟一些。為什么企業偷稅、漏稅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領導者對他們宣傳教育得不夠。學習多一些，偷稅、漏稅就少一些，沒有學習的就偷稅，漏稅。所以，偷稅、漏稅也有我們領導者的問題，不能只怪人家。當然，領導者不止我們這幾個人了，在座的都是領導者，許多人都是人民代表、副市長、工商聯委員，政協委員、民主黨派負責人，你們都有責任。你看，歸根到底又把問題搞到你們身上來了。當然，我也是要擔負一點責任，不擔負也不行羅！我們大家擔負責任，共同負責，這是整個民族的問題嘛！”

　　毛澤東講完后，全國工商聯主任委員陳叔通、副主任委員李燭塵、榮毅仁、黃長水、胡子昂先后作了重要發言。李燭塵在發言中還說：

　　“我建議今天在座的同志們，在莊嚴的懷仁堂，當著毛主席的面，每個人應提出保證，一定要把核心工作做好。大家如無異議，請大家起立表示決心。”

　　工商聯全體執委立即起立，高聲歡呼。毛澤東仔細地聽完工商聯各位負責人的發言后，再一次講話，他說：

　　“聽了好幾位的講話，覺得很好。關于回去傳達的問題，我感覺有些地方需要請諸位注意。就是講，不要搞一陣風，說是要共產了，不是這么個意思。今天大中小資本家有幾百萬人，人員不齊，進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陣風，一點破壞都沒有也不可能。總而言之，不要說是要共產了，引起一陣風，好像刮臺風一樣，那個不好。關于社會主義改造，我們需要有充分的準備，包括思想準備、宣傳教育等許多工作在內，要有秩序有步驟的進行。而不是一陣風，以免引起誤會，招致可能的某些損失。我們要力求保障損失越少越好。所以，核心分子非常重要，因為有核心就能有領導，就能達到有秩序有步驟的進行。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有成績的，將來還可以看見有很大成績。我們商店的柜臺上、貨架上貨品很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沒有斷過。經過這樣大的革命，我們貨品沒有斷過，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國人看見我們貨品充足，很羨慕。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包括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有全國的意義，還有國際的意義，因為整個世界都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在這方面，我們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中國的資本家將來是先進者，我這個支票也是可以開的。中國人是要走在前面的。（周恩來插話：是對比較落后的國家來說。）當然，我不是講一切國家都會走我們的方向，而是講比較落后的國家會跟我們學的。現在不是講社會主義高潮嗎？我就怕沒有準備好，一個高潮來了一陣風，請諸位注意這一點。要做好事，這是一個原則。我們跟許多朋友談過，做好事越多越好。做好事越多，前途就越好，得到的好處就會多一點，在社會上就更有名譽。在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間，在參加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間，替人民做好事越多，工作成績越好，得到人民的嘉獎就應該越多，不會成反比例的。總不能說，立了功了，還得倒霉。不是那么一個趨勢，那是不合道理的，是說不通的，人家是不服的。這樣，定下這么一個標準，就可以鼓勵上進，鼓勵做更多的好事，做得更好一些。當然會有參差不齊的。你們都是先進分子，說要來一個高潮。但是，大中小資本家有幾百萬人，那些小商小販有幾千萬人，會有各種動搖、各種猶豫的。最后達到一個不動搖、一個不猶豫，是要經過好多次反復的。農民也是這樣，他加入合作社也要經過多少次考慮，經過家庭商量，想加入又不想加入，搞過幾次以后，才下決心。你說，工商界就沒有三番五次的考慮，不開家庭會議、同業會議商量？我們最后要引導他們到一條路上，就不動搖了。要逐步引到那一步，先有少數先進分子不動搖，逐漸使更多人把懷疑、猶豫、動搖減少。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是要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這樣反而快。早兩天跟朋友說過，就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這樣的話是好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較自然。這不是‘聽其自然’的那個‘自然’，而是講，經過說服，經過教育，經過批評，克服許多困難而達到的‘自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一定會有困難的，也一定會有破壞的。有的地方搞合作化，曾死了一些牛，豬也減少了，出現了‘三叫’：人叫、豬叫、牛叫。合作化要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才能夠做到‘三不叫’。要‘三不叫’，就要人有飯吃，豬和牛也要有東西吃。你們工商界就不好提這個‘三不叫’了。人不叫是要的，但機器不好不叫。總而言之，社會主義改造要減少損失，要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要充分準備，準備工作越充分，這個事情就越能辦好。”

　　1955年11月1日，全國工商聯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召開第2次會議。會議傳達和討論了毛澤東在座談會上的講話。

　　與會者在討論中，紛紛表示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命運，把個人的前途與國家的前途結合起來，分析對比了解放前和解放后資本主義企業不同的發展道路，認識到只有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才是唯一光明的道路。

　　11月1日下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農業合作社要有計劃地發展和整頓”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

　　現將江蘇、山東兩個省委關于在發展了一大批合作社之后，如何完成整頓工作，使它們鞏固起來，以利明春大規模地發展農業生產的報告，發給你們參考。兩個報告中，特別是山東的報告中，有許多新的意見，值得各地注意。這兩省（還有云南、貴州和其他若干省份），由于在中央召集的今年5月17日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之后，即在夏季（6、7、8月）做了準備工作（山東的準備時間較短，是一個缺點），所以他們在秋季的頭兩個月（9月和10月）即完成了一年的發展計劃。他們準備在今后5個月內（今年11月至明年3月），結合糧食三定、統購統銷等項尚未完成的工作，大力完成整頓合作社的工作，這主要是建立和健全合作社的管理機關，建立和健全勞動組織，做好生產規劃，做好生產工具和生產資金等項問題上的互利安排，制定社章，做好冬耕冬種（在南方）和積肥等項工作，以利明春的生產。在這個季節安排問題上，中央認為這樣做是很有利的。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可以這樣做，都可以將合作社的建社整社工作提早一季，即夏季完成建社的準備工作，秋季完成建社工作，冬春兩季完成整社工作。只要夏季的準備工作做得充分妥帖，秋季的建社并不需要很多的時間，有兩個月時間即可以完成。秋季剩下的時間和整個冬春兩季，都可以做整社工作和其他工作。此事請你們加以研究，好好地安排1956年的工作。合作社大發展一批以后，區鄉干部感到問題很多，擔子很重，難于解決，這種情況是存在的。其實，這是不難解決的。其辦法，就是在每一個鄉里，抓住一個至兩個問題最多的合作社，深入進去，加以研究，找出解決的辦法，就可以引導該鄉一切合作社迅速地仿照辦理。在一個區里，只要整好幾個合作社，就可以引導全區各鄉的合作社迅速地仿照辦理。在這里，建立鄉、區和縣的合作網的組織，是很有用的。這一點，請你們向縣、區、鄉干部加以強調。至于按照計劃大發展一批合作社以后，及時地宣告停止發展，使運動轉到整頓階段，這是完全必要的。按照上述的季節規劃，一年只有一季是發展的時間，其余各季都是整頓和準備發展的時間。其余各季也可以有一些零星的個別的發展，但是主要的發展時間只有一季，并且還只需一季中的兩個月，這樣就可以基本上避免由于漫無限制而引起的“左”傾錯誤。因為有了這樣的有計劃的發展和整頓，合作化的總的進展是好的，有一些縣、一些區和一些鄉，由于種種原因，合作社發展少一些，也就不要緊了，在以后幾年中逐步地跟上去就好了，不要怕被批評為右傾機會主義。從現在起，全國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質量問題，而不是數量問題。因為數量問題已經引起全黨注意，而質量問題則還沒有引起全黨注意。

　　中央 1955年11月1日

　　爾后，毛澤東就陳嘉庚的來信給周恩來寫了一個批語。

　　陳嘉庚在10月9日給毛澤東的來信中，敘述了他9月再訪延安途中拜謁黃帝陵和軒轅廟時看到的情況，提議政府采取措施，保護黃帝陵廟。毛澤東在批語中寫道：

　　周總理：

　　此件閱后，請提交有關機關處理。我看陳先生的提議是有道理的。

　　毛澤東 11月1日

　　這天晚上9時25分，毛澤東離開北京乘專列南下，視察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生產及城市工商業等情況。11時50分，專列抵達天津，停車1小時。毛澤東在車上召見天津市委書記黃火青、副市長萬曉塘，聽取了匯報。

　　11月2日清晨6時58分，專列到德州車站，停車1小時。毛澤東召見德州地委書記談話。

　　上午10時43分，專列抵達濟南。毛澤東召見譚震林和山東省委書記舒同，談話到下午1時結束。

　　是日晚9時10分，毛澤東與濟南市委書記、副書記、市長談話，9時55分結束。

　　晚11時56分，專列到達泰安。毛澤東在專列行進中，與被召上專列的泰安地委書記、副書記談話。

　　11月3日凌晨1時54分，專列到達兗州，毛澤東結束了與泰安地委書記、副書記的談話。2時25分，毛澤東與兗州地委書記、副專員談話。

　　凌晨6時45分，專列抵達徐州，停車1小時。毛澤東與徐州地委書記、專員談話。

　　上午9時40分，專列到達符離集，毛澤東與地委書記和專員談話1小時又10分鐘。

　　11時45分，專列到蚌埠，毛澤東與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副省長張愷帆談話，至下午1時30分結束。

　　11月4日凌晨1時45分，專列到滁州。毛澤東與滁州兩位地委副書記談話，2時50分結束。

　　凌晨3時，專列到浦口。25分鐘后，毛澤東與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省長惠浴宇及南京市委書記、市長談話，5時28分結束。

　　7時21分，專列到鎮江。毛澤東與鎮江地委書記、專員談話，8時18分結束。

　　上午10時45分，專列到無錫。毛澤東與無錫市委書記、市長談話，11時55分結束。

　　中午12時47分，專列到蘇州。毛澤東與上海局書記柯慶施、上海市副市長許建國、蘇州地委書記、副書記及蘇州市委書記、市長談話，下午2時30分結束。

　　下午4時25分，柯慶施、許建國與毛澤東同行抵達上海。毛澤東下車到游泳池游泳1小時候后，上了專列。

　　11月5日晨6時，毛澤東與柯慶施、許建國及上海市其他領導人談話；吃過早飯，又談到9點40分。

　　中午，毛澤東下車游泳1個小時。

　　下午2時45分，專列到松江。毛澤東與松江地委書記、專員談話，3時37分結束。

　　下午7時，毛澤東終于抵達了目的地——杭州。

　　從北京到杭州不過區區4000余里，毛澤東的專列竟然走了5天4夜。他一路上先后召見了省市委書記、副書記、省長、副省長、市長、副市長及地委書記、副書記、專員、副專員等大大小小40多名地方領導人。一時間，空中電波頻傳，地面上有關人員聞訊奔走，你來我往，川流不息，此情此景，蔚為奇觀也！

　　這正是：五天走京杭，一路連夜日。宵旰為底事，專列人如織？

　　且說此時的杭州，雖已臨近立冬時節，卻依然風景宜人。毛澤東游興很高，接連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頂、莫干山、五云山。

　　北高峰在西湖附近。毛澤東在攀登途中，常常要停下來略作歇息，學習英語。他第二次攀登北高峰，很有感觸。最后一次登臨，心情極佳，健步踏過數百個石級，盤繞26道彎，登上山頂。上面平曠如盤，高塔矗立，四外遠眺，入目而來的是群山屏列，西子湖云光倒垂，波平如鏡。整個杭州城盡收眼底，高樓大廈，比比皆是，往來汽車，蠕動如蟻。毛澤東立于山顛，隨口吟道：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飛鳳亭邊樹，桃花嶺上風。

　　熱來尋扇子，冷去對佳人。一片飄飄下，歡迎有晚鶯。

　　他的國際問題秘書林克馬上將這一首《五律·看山》記錄了下來。毛澤東解釋說：

　　“這里的‘扇子’是指扇子嶺，‘佳人’就是美人峰嘍。”

　　說罷，他又翻開了英語課本，說：

　　“現在，既不熱也不冷，只有學習嘍。”

　　關于這首詩的寫作時間，最早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林克提出來的。林克說：“1959年11月，他在杭州休息時，游興很高，接連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頂、莫干山等處。在攀登途中，他常常要停下來略作歇息，這時往往坐下來學習英語。在多次攀登北高峰之后，他曾誦詩一首：‘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飛鳳亭邊樹，桃花嶺上風。熱來尋扇子，冷去對佳人；一片飄飄下，歡迎有晚鶯。’”

　　據陪同毛澤東的王芳回憶，《五律·看山》一詩是毛澤東在第一次到杭州期間三上北高峰時打的腹稿，詩成時間則是在1955年。他是這樣說的：

　　“這是毛主席1955年在杭州寫的一首詩《五律·看山》。八十年代公開發表后，大家都說毛主席這首詩是對杭州的湖光山色的贊美。如果光從字面上看，是無可非議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實不然，主席是在批評我們警衛工作。主席對我們在搞警衛工作中脫離群眾的做法十分不滿，用寫詩詞的方法提出了嚴肅的批評。

　　主席三上北高峰，都是他第一次來杭州那段時間。根據主席不走回頭路的習慣，3次我們分別從北高峰的正面和東、西兩側爬上去，再從不同方向下山的。主席為什么對北高峰特別感興趣，連去3次？我分析是北高峰是杭州近郊最高的山峰，主席喜歡登高望遠，站在北高峰頂，放眼遠眺，湖光漣滟、山色空濛，滔滔錢江、煙波浩渺。主席詩人氣質，對這景色的感受肯定和常人是不大一樣的。社會上有人傳說，一些小報過去也捕風捉影，說主席在北高峰的廟里抽過簽，說他有帝皇之相。那是胡編亂造。我清楚記得，第一次我陪主席去北高峰，是從北高峰的正面即靈隱后面，經上天竺過韜光寺上去的，李敏和毛遠新也跟去了。當時他們還都是小孩子，對在天竺廟里有人抽簽算命感到很新奇。主席上山熱了正在擦汗。毛遠新、李敏跑來對主席說有不少人在廟里抽簽算命的事。主席說，這是一種迷信活動，等你們長大就見不到了。你們愿意的話，可以去試一試，若干年后你們就體驗不到了。主席這句話的意思是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這種封建迷信活動很快就要取締掉了。他是讓孩子們作為生活體驗去接觸一下這種東西的。”

　　“第二次登北高峰是從玉泉經鳳來亭過桃花嶺上山的。往留下方向下來時天色已晚，望見村煙繚繞，正是農家點火做飯的時候。我們下山路過一戶農舍，只見門戶緊閉，不見一人。盡管這種情況事先我就知道，此時我心中仍就覺得有些矛盾和不安。主席外出，既要確保絕對安全，又要能夠接觸群眾，如何處理好其中的關系，我們在工作中不斷努力和探索，但離主席的要求還是很遠。主席和我們站在農舍旁的幾棵大松杉下休息。這種松杉不僅長得高，樹冠大，冬天不落葉，春天長新葉，掉老葉，風一吹，樹葉紛紛落下。主席站在樹下悶聲不響，似在思考什么問題。我準備挨主席的批評。這時，忽然從房后跳出一只大公雞，它見人也不害怕，迎面向我們走過來。這時主席笑著對我說：‘廳長，廳長，你把群眾管住了，卻沒有把大公雞管住。是這只大公雞不聽你管，還是你管不住它？我們到這里，沒有群眾歡迎我們，還有大公雞歡迎我們呢！’主席用這種風趣的方式批評我們，對警衛工作脫離群眾表示不滿。

　　主席第三次上北高峰，是從留下老東岳上去的。那條路是石板鋪成的，年代久遠，多有破損，路面長滿雜草，但相當陡，兩旁沒有樹木。已是三月中旬，那日天氣晴好，空氣有些悶熱。登山時身上微微出汗，主席敞開衣裳，手里拿了把扇子。由于當時國內階級斗爭十分尖銳復雜，浙江又是蔣介石的老巢，敵人的破壞活動很頻繁。中央指示公安機關要提高警惕，嚴防階級敵人破壞搗亂。因此，我們對主席的警衛工作也特別小心。為保萬無一失，在主席活動經過的地方，我們都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那天上山前，我們事先派人對游人做了疏散和布控。主席一路上見不到群眾，他很不高興，也不啃聲。那首《五律·看山》的詩歌，我估計就是那天打的腹稿。

　　主席在詩中寫的‘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指的是他三次登上北高峰，遠望杭州一座城，不見杭州老百姓，在北高峰上，只看到‘飛鳳亭邊樹’，吹到‘桃花嶺上風’，鳳來亭，桃花嶺，原名飛鳳亭，桃源嶺，主席在詩中把它名稱改了。這些地方本來是人們來往休息的地方，但此時卻見不到群眾。‘熱來尋扇子，冷去對佳人’兩句，意思是冬去春來，杭州西湖更美。他記得二上北高峰時，在大松杉樹下休息，春風吹來，‘一片飄飄下，歡迎有晚鷹’，在門戶緊閉的農舍旁，只有一只大公雞來歡迎他。主席由此感受到一個領袖人物，一個黨的領導干部，從現實生活中到思想上、感情上，如果不能和群眾緊緊在一起，以致脫離群眾，遠離群眾，會造成什么樣的結果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另有《黨的文獻》雜志在1993年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根據毛澤東的手稿，將《五律·看山》的寫作時間定為1955年。此后，仍有諸方面詳細考證，認定是寫于1959年11月。

　　欲知毛澤東在杭州有何重要活動，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毛澤東1955年10月27日在中南海頤年堂約見陳叔通、章乃器、李燭塵、黃長水、胡子昂、榮毅仁談話，10月29日在懷仁堂召開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座談會，11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農業合作社要有計劃地發展和整頓”的指示，標志著農業生產合作化運動已告一段落，他的工作重心開始向農業發展規劃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面轉移。更有意思的是，他和陳叔通等人的談話和在座談會上的講話，不厭其煩地娓娓道來，頗有深意，講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道理，這就是：“如果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不解放，無產階級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須全人類都解放，變成一個新制度，無產階級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有人說，教育和帶領民族資產階級搞社會主義改造，是毛澤東的一大創舉，這話不無道理！由上述兩例便可窺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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