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這里看來只有一字之差，一個要下馬，一個要上馬，卻是表現了

　　兩條路線的分歧。”“必須現在就要看到，農村中不久就將出現一個

　　全國性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這是不可避免的。”

　　話說1955年7月30日，第一屆全國人大2次會議正式通過了第1個五年計劃。

　　7月31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會議原定在下午3時開始。

　　下午1時，毛澤東早早來到了懷仁堂東側的游泳池。

　　1時40分，毛澤東找來陶鑄、江華、周小舟3位省委書記談話，大約有半個多小時。隨后，毛澤東步入會場。

　　會議按原定時間準時開始，毛澤東首先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長篇報告。他一開頭就說：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大風暴（毛澤東后來在8月下旬修改這篇報告時，將“大風暴”一詞改為“高潮”——筆者注）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清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據一位參加會議的省委書記回憶說：此時的會議氣氛是比較平和的，毛澤東也顯得輕松自如，他在批評“小腳女人”時還連說帶笑。

　　毛澤東接著說：

　　“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這是5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我們應當積極地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這個運動，而不是用各種辦法去拉它向后退。運動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難糾正的。干部中和農民中存在的缺點或錯誤，只要我們積極地去幫助他們，就會克服或糾正。干部和農民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前進的，運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們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例如：一方面排斥貧農入社，不照顧貧農的困難；另一方面又強迫富裕中農入社，侵犯他們的利益。這些都應該向他們去進行教育，加以糾正，而不是簡單地去進行斥責。簡單的斥責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要大膽指導運動，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干部和農民在自己的斗爭經驗中將改造他們自己。要讓他們做，在做的中間得到教訓，增長才干。這樣，大批的優秀人物就會產生。前怕狼后怕虎的態度不能造就干部。必須由上面派出大批經過短期訓練的干部，到農村中去指導和幫助合作化運動；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運動中才能學會怎樣做工作。光是進了訓練班，聽到教員講了幾十條，還不一定就會做工作。

　　總之，領導不應當落在群眾運動的后頭。而現在的情況，正是群眾運動走在領導的前頭，領導趕不上運動。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澤東批評了在浙江采取的“堅決收縮”（毛澤東解釋說不是浙江省委決定的）的方針，他說：

　　“這種‘堅決收縮’的方針，是在一種驚慌失措的情緒支配下定出來的。這樣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當的。并且在1955年4月，中央就提出過這樣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聽。

　　在勝利面前，我認為有兩種不好：1、勝利沖昏了頭腦，使自己的頭腦大大膨脹起來，犯出‘左’的錯誤，這當然不好。2、勝利嚇昏了頭腦，來一個‘堅決收縮’，犯出右的錯誤，這也不好。現在的情況是屬于后一種，有些同志被幾十萬個小型合作社嚇昏了。”

　　接下來，毛澤東從農業合作化與工業化相互關系的角度，論證了加快發展農業合作化的必要性。他說：

　　“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國家對這些物資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增大，這是一個尖銳地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3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包括由國家組織的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在內（3個五年計劃期內，準備墾荒4億畝至5億畝），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實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個重要的部門——重工業，它的拖拉機的生產，它的其它農業機器的生產，它的化學肥料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煤油和電力的生產等等，所有這些，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的使用。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由此可見，我們對于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看，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

　　“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而輕工業的大規模的發展不但需要重工業的發展，也需要農業的發展。因為大規模的輕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于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因為只有這種農業，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

　　毛澤東還批評說：

　　“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這里看來只有一字之差，一個要下馬，一個要上馬，卻是表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必須現在就要看到，農村中不久就將出現一個全國性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這是不可避免的。”

　　1955年8月1日，鄧子恢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評。

　　毛澤東在各地代表發言后作了結論，提出了“全面規劃，加強領導”的方針。

　　8月3日下午，毛澤東約見鄧子恢，他們從下午2時30分一直談到4時45分。

　　8月6日，毛澤東給劉思齊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在8月初，劉思齊由毛澤東安排準備去蘇聯留學，此時她患了重感冒，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馬上回了一封信：

　　思齊兒：

　　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養，恢復體力，以利出國，如今日好些，望來此一看，否則不要來。最要緊是爭一口氣，學成為國效力。你要的列寧選集2卷，給你送上。

　　祝好！

　　父字

　　后來在9月間，毛澤東把劉思齊送到蘇聯莫斯科大學數學系學習。

　　在8月初的周六晚上，毛華初來到中南海看望伯父毛澤東。

　　此前，毛華初在1949年由東北隨南下工作團到達湖南湘潭，先后擔任中共湘潭縣組織部長、縣委副書記、縣委書記職務，在湘潭任職達5年之久。1955年5月，他調任省林業廳副廳長。這一次，他是從湖南來到北京參加林業部召開的全國林業工作會議的。在京參加會議期間，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會議開了五六天，一直沒見到伯伯回信，就后悔不該去打擾伯伯。散會后，毛華初去看望愛人韓謹行的姑父、法學家張友漁。

　　這一天，葉子龍從中南海打來電話，說毛澤東約毛華初星期六晚上見一見。毛華初說：

　　“我要回去了，不打擾主席了。”

　　葉子龍說：

　　“好多年沒見面了，主席說要見見你。”

　　毛華初如約來到了中南海。中南海的周末，華燈齊放，五彩繽紛。工作人員為了讓毛澤東愉快地度過周末，特地安排了舞會。舞會在一個簡陋的不大不小的平房里舉行，廳里沒有什么豪華的陳設，除了一套舊沙發外，就是木凳。參加舞會的大都是干部、警衛員、服務員和其他工作人員。

　　毛華初走進舞廳，見毛澤東坐在沙發上休息，他容光煥發，神采奕奕，只是比過去老了一些，胖了一些。這是毛華初在離開延安之后第一次見到伯伯，分別整整10年了。毛澤東認出了毛華初，連忙招呼他進去。毛華初走上前去，叫道：

　　“伯伯。”

　　毛澤東起身和侄兒握手。倆人落座后，毛澤東問起了韶山一些老人及堂弟毛澤連、毛澤榮的生活狀況，毛華初一一作答。毛澤東又問道：

　　“你是什么時候來北京的？”

　　“來了一個星期了。”毛華初說：“我是來參加林業工作會議的。”

　　毛澤東想到了東北砍伐森林的現象嚴重，就說：

　　“你搞林業很好，林業要發展，還要靠你們多努力。你是林業廳副廳長，你告訴林業部，不要變成一個砍伐部、毀林部。要變成一個管林部，育林部。”

　　毛澤東左手手指間夾著香煙，又用右手掰著左手指，如數家珍地說著全國還有多少平原和丘陵，有多少森林覆蓋率，還有多少荒地，分別占多少百分比。毛華初認真聽著，非常佩服伯父管理著國家大事，還對林業狀況如此清楚。

　　這時，一個小姑娘走了過來，蹲到毛澤東面前，請他跳舞。毛澤東朝毛華初望了一眼，對小姑娘說：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毛華初完全明白，伯父面對著的是小姑娘，而實際上這番話是說給自己聽的。伯伯對年輕人寄于多大的期望啊！

　　正在此時，毛澤東的女兒李敏也來了，她拉著爸爸走進了舞池。那個小姑娘則拉著毛華初跳起了舞。毛華初隱約聽到側面的李敏問爸爸：

　　“這是哪一個？”

　　毛澤東低聲說：

　　“他是我家里人。”

　　一曲舞畢，毛華初向伯伯告辭。毛澤東叫秘書把他送到門口，直至上了汽車。

　　8月7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去了北戴河。

　　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場游泳三四個小時，晚上工作，主要是修改7月31日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稿，直到次日凌晨兩三點鐘，有時到六七點鐘。他根據8月1日省市區黨委書記們討論的意見，對報告稿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補充。他加寫的重要文字有：

　　“我們必須反對任何沒有準備的不顧農民群眾覺悟水平的急躁冒進的思想。”

　　“反對不顧質量、專門追求社和農戶的數目字的那一種傾向。”

　　“必須一開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對單純的追求數量的偏向。”

　　“在發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須有一個停止發展進行整頓的時間，然后再去發展一批合作社。那種不許有停頓、不許有間歇的思想是錯誤的。”

　　此外，毛澤東每天還要閱讀省市區黨委送來的報告，讀得非常認真，仔細地圈、點、批、畫，還修改文字。

　　8月11日，國防部長彭德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簽發《關于軍士和兵評定軍銜的指示》，全軍評定軍銜的工作正式展開。

　　8月13日，毛澤東在批轉湖北省委關于農業合作化部署問題的報告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關于用大力、分幾次、認真地而不是走馬看花地整頓現有合作社的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湖北報告中沒有提到，中央希望你們嚴重地加以注意。于9月20日以前，務必作出切實的部署，連同全省發展規劃，一起報來為盼。”

　　8月21日，毛澤東通知陳伯達到北戴河，研究為黨的七屆六中全會準備的關于農業合作化決議的起草問題。

　　同時，毛澤東要廖魯言負責修改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試行草案。

　　8月23日，毛澤東將《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修改本送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董必武、彭德懷、陳伯達、陸定一、陳毅、譚震林、鄧子恢、李富春13人，征求意見。

　　8月25日，毛澤東為中央批轉遼寧省委《關于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的報告》，他寫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

　　現將遼寧省委1955年8月12日《關于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的報告》發給你們參考。中央認為遼寧省委的方針是正確的。關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相互關系問題，必須強調二者的緊密聯系，而不可只強調前者，減弱后者。因為如果不使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速度相適應，則社會主義工業化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勢必遇到極大的困難。而目前黨內正有許多人還不了解這一點。關于整社建社擴社的各項準備工作，遼寧省委指出，應包括“逐級做好思想發動，批判克服右傾思想，積極發揮廣大干部和群眾的熱情和積極性；逐級做好發展社的全面規劃，特別是著重解決村一級（按即鄉一級，東北各省還未改稱鄉）合作化的階級規劃；繼續做好現有社整頓鞏固工作，進一步貫徹合作化的具體政策，審查清理和純潔合作社的組織；加強對互助組的領導，打好建社的基礎；把整社建社和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密切結合起來”，這些都是適當的。遼寧省委決定于9月上旬召開全省縣委書記和區委書記的聯席會議討論合作化問題，各省可以酌量仿行。遼寧沒有地委一級，為了加強對合作化的領導，立即建立這一級機構，我們認為是必要的。

　　中央 1955年8月25日

　　8月2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通知，將《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修改本發給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并要求他們印發各級黨委直到農村黨支部。

　　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發表后，在全國農村干群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醞釀建社辦社，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僅成為輿論中心，而且成為廣大干群的實際行動。

　　8月27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轉發中央宣傳部《關于學校教育工作座談會的報告》給各地黨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黨組：

　　中央同意中央宣傳部《關于學校教育工作座談會的報告》，現發給你們，望認真研究執行。

　　在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必須相應地發展和提高學校教育，為國家培養建設人才和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不培養出足夠數量合乎國家建設需要的德才兼備的優秀干部并把勞動人民的文化程度提高到相當的水平，要想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引起全黨對學校教育工作的重視，應當明確地認識到辦好一所大學的重要性并不亞于辦好一所大工廠，而管理學校比起管理工廠來還有它許多特殊的困難。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是直接為國家培養建設人才的地方，對于國家各項建設事業的關系特別重大。資產階級正在學校中同我們爭奪領導權，敵視社會主義的分子以至敵人的特務奸細也正在經過這條路打進我們的工礦企業和國家機關中去。這里進行著嚴重的階級斗爭。要保證做好學校工作，首先必須建立起那里的強有力的黨的領導。沒有黨的組織，沒有強有力的黨的領導，黨委不管學校中黨的工作，就等于把學校交給資產階級去領導，就會犯很大的錯誤。為了建立起學校中首先是高等學校中黨的強有力的領導，必須選派得力的干部到這些學校擔任領導職務，辦好這些學校。近幾年來，各地黨委對于學校教育工作的領導和監督雖已有所加強，但遠趕不上工作需要，不重視或不大重視學校教育工作的現象，還相當普遍地存在，許多黨委不注意學校中黨的工作，對學校教育的政治思想領導還很薄弱，以致學校教育各項改革和建設工作的進行，顯得不夠有力。這種只重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重視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人才的作法，是缺少遠見的，必須迅速加以改變。望各地黨委按照中央宣傳部這一報告的精神和所提出的建議，認真地把學校教育工作列入議事日程，定期在黨委會議上討論學校教育方面的重大問題，在黨委書記或黨委常委委員的分工上應有人專管學校教育工作，積極建立和健全黨委管理學校教育的工作機構，以加強黨委對學校教育工作的領導和監督。目前應盡可能拿出足夠的力量來，領導學校黨組織和黨員干部認真作好建黨工作；下決心調配一批強的干部到高等、中等學校擔任校（院）長、黨委書記等領導職務，并經常注意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和幫助。高等學校所需要的黨員正副校（院）長，由中央宣傳部會同中央組織部和各有關政府黨組及省（市）提出具體方案，加以調配，黨委書記則由各省（市）委和自治區黨委負責調配。在學校中要積極宣傳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健全人事制度，作好師生員工的政治審查工作；使學校教育工作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得到應有的改進，以保證教學質量的提高。

　　中央 1955年8月27日

　　1955年9月4日，毛澤東與周恩來、陳伯達、廖魯言一起，審定了由陳伯達起草的為七屆六中全會準備的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決議草案，以及由廖魯言負責修改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試行草案這兩個文件。

　　9月4日晚，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轉發福建省委《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起草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

　　現將福建省委1955年8月31日《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一件，發給你們參考。中央認為福建省委的方針是正確的。關于“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為貧農的新中農在內）鞏固地團結中農”這個口號，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確的，但是因為（一）新中農中間出現了富裕中農（即上中農），這些人中間除了若干政治覺悟較高的人以外，其余的人暫時還不愿意加入合作社；（二）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由于他們的經濟地位原來就不富裕，有些則因為在土地改革的時候不正當地受了一些侵犯，這些人在經濟地位上和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大體相似，他們對于加入合作社一般地感到興趣。因為以上兩個原因，故在一切合作化還沒有達到高潮，富裕中農還缺乏覺悟的地方，以首先吸收（一）貧農；（二）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在毛澤東同志報告的修正本中，對于中農只分為上中農下中農兩部分，未提中中農，以免分得過細，不易區別。現在所說的下中農實際上包括原來所說的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和中中農兩個部分）；（三）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這樣3部分人加入合作社為適宜（并應依其覺悟程度，分作多批吸收進來，首先吸收覺悟較高的分子）。對于凡在目前不愿入社的富裕中農，即新老中農中間的上中農，則不要勉強拉入。目前許多地方發生強迫富裕中農入社，目的在打他們的耕畜農具的主意（作價過低，還期過長），實際上侵犯他們的利益，違反了“鞏固地團結中農”的原則。而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我們無論在什么時候都是決不可以違反的。至于富裕中農中間資本主義思想濃厚的一些人，在目前一切合作社初辦或者還不占優勢的地方，不論是把他們拉進來，或者他們自己企圖鉆入合作社謀取領導地位（并非由于真正的政治覺悟），或者企圖組織低級社如黑龍江雙城縣所發現的那樣，對于樹立貧農和下中農的領導地位都很不利（個別公道能干政治覺悟高的富裕中農，當然不在此例），而一切合作社是必須樹立貧農和下中農的領導地位的。有人說，現在的提法似乎是放棄“依靠貧農鞏固地聯合中農”這個口號了，這是不對的，我們不是放棄這個口號，而是使這個口號按照新的情況加以具體化，即將新中農中間已經上升為富裕中農的人們，不算作依靠對象的一部分，而將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算作依靠對象的一部分，這是按照他們的經濟地位和對于合作化運動是否采取積極態度來劃分的。這即是說，貧農和兩部分下中農，相當于老貧農，作為依靠對象，而兩部分上中農，則相當于老中農，作為鞏固地團結的對象，而目前團結他們的辦法之一，就是不要強迫他們入社，侵犯他們的利益。

　　此外，關于在農村中依靠什么人的問題，還要明了幾點。我們首先應當依靠黨團員。我們區委以上的領導機關或者派到農村指導工作的干部，不去首先依靠農村中的黨團員，而把黨團員混同于非黨團員群眾，這是不對的。第二，應當依靠非黨群眾中比較更積極一些的分子，這種人應當占農村人口5%左右（例如一個2500左右人口的鄉，應有這樣的積極分子125人左右），我們應當努力訓練出這樣一批人，我們也不應當把他們混同于一般群眾。第三才是依靠一般貧農和兩部分下中農的廣大群眾。這個依靠什么人和如何依靠法的問題不弄清楚，合作化運動就會犯錯誤。

　　中央

　　毛澤東寫完之后，將這個批語送給周恩來、陳伯達、劉少奇、朱德、陳云、鄧小平、彭真、鄧子恢傳閱，并囑咐說：

　　“如有不同意見，請少奇同志召集會議討論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發。”

　　9月5日，毛澤東由北戴河返回北京。

　　9月5日晚，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頗具特色的關于在10月間召開黨的七屆六中全會的通知。他在通知中要求參加會議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和區黨委、地委的書記的發言，都要寫成發言稿，并且根據各省地域的大小和各省、各地區合作化經驗的多少，規定了各省委書記和地委書記發言稿的字數，而且還明確要求：

　　“發言內容主要講合作化，應占字數十分之七之八左右，可以連帶說一點糧食三定、社會鎮反和建黨整黨等項工作的意見，連同召開‘八大’問題，總共占字數十分之二之三左右。發言內容應盡可能有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體經驗和計劃數字充實和證明之。”

　　后來，毛澤東起草的這個通知稿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后，于9月7日正式發出。

　　9月6日，中共中央將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草案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章程試行草案印發給在京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各副秘書長、農村工作部各副部長和秘書長，征詢修改意見。

　　9月6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草案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章程試行草案。

　　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同陳伯達、胡喬木、廖魯言對這兩個草案進行了兩次修改。

　　9月7日，毛澤東將他在9月4日晚為中共中央轉發福建省委《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所寫的批語略加修改，作為中共中央《農業合作化必須依靠黨團員和貧農下中農》（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黨內指示，發往全國各地。

　　在夏末秋初的一天，中國美術家協會副秘書長鐘靈在中南海懷仁堂籌辦全國第一屆美展。毛澤東要親自看一看美展。

　　那一天，鐘靈去菊香書屋迎接毛澤東。毛澤東一見鐘靈，就高興地說：

　　“噢，鐘靈啊，是你在辦這件事！”

　　毛澤東來到懷仁堂，同工作人員一一握手，與大家交談，在鐘靈和美協領導蔡若虹、王朝聞、張諤等人陪同下，漫步于美展展廳。他逐幅觀賞，十分仔細，指著一幅木刻問：

　　“木刻就是版畫吧？”

　　旁邊的王朝聞說：

　　“木刻只是版畫的一種。”

　　王朝聞給毛澤東講了版畫的種類。毛澤東認真聽著，時不時地點點頭。

　　參觀結束了，眾人在送毛澤東上車時，毛澤東邀請蔡若虹、王朝聞、鐘靈、張諤說：

　　“我請你們幾位去當當參謀。”

　　不等眾人表態，工作人員就把他們請上了車，直駛勤政殿而去。進了勤政殿西門，只見賀龍、聶榮臻、徐向前、羅榮桓、葉劍英等人都在這里。毛澤東對賀龍等人說：

　　“我請來了幾位美術家，也聽聽他們的意見。”

　　原來，人民解放軍即將實行軍銜制，今天是軍委領導在這里審定軍服的式樣。毛澤東請鐘靈等人來，是讓他們以美術家的眼光審視一下軍服。毛澤東和大家一起來到軍服陳列廳，邊看邊議。賀龍指著北洋軍閥的服裝說：

　　“這種服裝太難看，不能仿照。”

　　眾人來到新式軍服展柜前，彭德懷說：

　　“樣子嘛，是見過的了，今天就是要看看穿起來怎么樣，有沒有一點威武之師的氣派！”

　　一位領導指著新式軍服的軍官肩章說：

　　“這肩章倒是挺漂亮的，但是戴上它就不好參加勞動了，一挑擔子，一背筐不就壓壞了。”

　　賀龍說：

　　“你就不能脫下軍服再勞動嗎？”

　　一句話說得大家哈哈大笑。軍銜辦公室負責人李平將毛澤東引領到身穿大元帥服的模特前。毛澤東一邊抽煙，一邊打量著“大元帥”。李平說：

　　“主席，這是大元帥服。”

　　毛澤東臉上露出了不以為然的樣子，詼諧地說：

　　“大元帥？你靠邊站吧！”

　　他指著其它新式軍服問鐘靈等人：

　　“以你們美術家的眼光看這軍服式樣如何？”

　　鐘靈等人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見。毛澤東最后對眾人說：

　　“要從節約的原則出發，樣式好看、統一、正規，又要節約。”

　　就這樣，實行軍銜制的新式服裝算是審定了。

　　按照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干部部制定的初步方案，以毛澤東為大元帥，周恩來、劉少奇在元帥之列，李先念、譚震林、鄧子恢、張鼎丞也在大將之列。總干部部第一副部長宋任窮和副部長賴傳珠隨著彭德懷、羅榮桓（總干部部部長、總政治部主任）來向毛澤東匯報授銜授勛工作。毛澤東聽完匯報后說：

　　“你們搞評銜，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這個大元帥就不要了，讓我穿上大元帥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眾中去講話、活動，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現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要評軍銜為好！”

　　毛澤東指著周恩來、劉少奇說：

　　“總理和少奇同志，你們在部隊搞過，也是元帥。”

　　劉少奇見毛澤東已經發表了意見，就說：

　　“不要評了。”

　　毛澤東又問周恩來：

　　“你的元帥軍銜，還要不要評啊？”

　　周恩來連忙擺手說：

　　“不要評了，不要評了。”

　　毛澤東又轉身問幾位過去長期在軍隊擔任領導職務，后來到地方工作的鄧子恢、張鼎丞等人說：

　　“你們幾位的大將軍還要不要評啊？”

　　鄧子恢等人也都說：

　　“不要評了。”

　　在討論元帥問題提到粟裕時，毛澤東說：

　　“我看粟裕可以授元帥軍銜。戰功、資歷、品德、才干、威望，粟裕都夠當元帥。解放戰爭時期，誰不知道華東戰場的粟裕，蔣介石的幾大金剛誰不害怕粟裕！”

　　劉少奇說：

　　“抗日戰爭時期粟裕領導的蘇中根據地和1師，在新四軍中打的仗最多，消滅的敵人最多。”

　　朱德說：

　　“解放戰爭5年的任務3年提前完成，粟裕的功勞很大啊！他指揮打的大仗最多，消滅蔣介石的軍隊最多，給軍委提出的好建議最多。”

　　有人提出異議說，解放戰爭時期粟裕是華東解放軍副司令。毛澤東馬上糾正說：

　　“粟裕兩讓司令，品德高尚，全軍有名。1948年中央已經決定粟裕擔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他再三請求中央把陳毅留在華野，實在不成，最后提出陳毅在華野的職務保留。中央只好同意。他當了華野的代司令員兼代政委，實際做的工作，擔的責任與司令員兼政委沒有兩樣。”

　　周恩來說：

　　“可是粟裕已經提出請求辭帥，態度很誠懇。他說，我黨我軍許多老前輩在，他們資歷更老，威望更高，貢獻更大，應該首先考慮他們，有利于全黨全軍團結。”

　　毛澤東一聽此話被深深地感動了，他說：

　　“兩讓司令，再辭元帥，粟裕高風亮節！”

　　周恩來建議說：

　　“粟裕不當元帥，大將還是要當的。”

　　毛澤東依然在激動著，他說：

　　“而且是第一大將！”

　　會議最后決定：授10位元帥，10位大將。粟裕居大將之首。

　　許光達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將軍銜，接連3次提出要求降低軍銜的申請書，軍委一致意見不予批準。許光達在申請書中寫道：

　　軍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將銜的消息，我已獲悉。這些天，此事小錘似地不停地敲擊心鼓，我感謝主席和軍委領導對我的高度器重。高興之余，惶惶難安。我捫心自問：論德、才、資、功，我佩帶4星，心安神靜嗎？此次按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功績授勛，回顧自身歷史，1925年參加革命，戰績平平。1932年至1937年，在蘇聯療傷學習，對中國革命毫無建樹；而這一時期是中國革命最艱難困苦的時期：蔣匪軍數次血腥的大圍剿，3個方面軍被迫做戰略轉移；戰友們在敵軍層層包圍下，艱苦奮戰，吃樹皮草根，獻出鮮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幾凈的房間吃牛奶面包。自蘇聯返回后，有幾年是在后方。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行列里，在中國革命的事業中，我究竟為黨為人民做了些什么？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實事求是地說，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說同其他大將們比，心中有愧，與一些年資較深的上將比，也自愧不如。為了心安，為了公正，我曾向賀副主席面請降銜。現在我誠懇地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請：授我上將銜。另授功勛卓著者以大將。

　　許光達 1955年9月10日

　　毛澤東在軍委會議上，舉著許光達的降銜申請書，對朱德、彭德懷、賀龍等人說：

　　“這是一面明鏡，共產黨人自身的明鏡。”

　　毛澤東越說越激動，他大步走到窗下，雙手推開兩扇窗戶，說道：

　　“500年前，大將徐達，二度平西，智勇冠神州；500年后，大將許光達，幾番讓銜，英名天下揚。”

　　后來在1965年軍隊取消軍銜制時，許光達堅持把自己應定的行政4級降為行政5級。

　　這個時期讓銜的還有董其武，當他得知要給他受上將銜，就找到楊成武說：“楊司令，你是有功，我是有罪；你當上將，我不能當上將。我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請你幫我轉遞一下，無論如何我不能當上將。”楊成武將董其武的信交給毛澤東，毛澤東看了以后說：“成武啊，你告訴董其武兩句話：楊成武是共產黨員，當不當上將無所謂。董其武一定要當上將。”楊成武向董其武傳達了毛澤東的兩句話，董其武癡癡地望著楊成武，嘴角抽動著，淚水像小河一樣往下淌，終于控制不住情緒，嚎啕大哭起來。

　　第二天，楊成武在中南海紫光閣參加國防委員會會議，見到了傅作義，他問：“傅先生，昨天董其武先生的事，你知道不知道？”傅作義激動地說：“知道了，知道了。我也只有兩句話：毛主席偉大，共產黨偉大！董其武昨天晚上在我那里折騰了一夜，又哭又笑，反復講的就是這兩句話。”

　　關于中將問題，毛澤東看了初步方案，說：

　　“中將定得多了，年輕的同志以后還有機會。”

　　總干部部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進行了調整，把盧仁燦的名字從擬定的中將部分移到少將里面。盧仁燦沒有任何怨言。有人為自己的軍銜找過領導，甚至上書中央，也有人替盧仁燦打抱不平，說在海軍的將軍里論起來，盧仁燦的年齡的確算年輕，但是，他的資歷不淺、能力不低。

　　按照條件，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干部部副部長徐立清，應當授予上將軍銜，因需要減少上將名額，他提出自己是主抓授銜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樓臺先得月，要求降為中將。彭德懷幾次找徐立清談話，徐立清都堅持把自己降為中將。在兵團級干部中，他是僅有的幾名中將之一。

　　總干部部根據皮定均的資歷和歷史職務，在初步方案中把他定為少將軍銜。毛澤東一直記著皮定均在解放戰爭中，率領中原軍區第1縱隊第1旅，孤軍千里突圍的赫赫戰功，他在審批時，大筆一揮，在皮定均的名字下面寫了6個字：“皮有功，少晉中。”

　　孫毅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

　　“我只有從勞之苦，而乏建樹之功，在評銜時要寧低勿高，授我少將足矣。我投身革命決不是為了升高官、要厚祿。”

　　軍委考慮到孫毅資深望重，還是決定授予他中將軍銜。

　　此一時期，與讓銜的領導人相反，在一些人眼里，授銜就如同梁山好漢一百單八將排座次一樣重要，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毛澤東聽說了這些情況，很不高興地說：

　　“我們軍隊中有些人，打仗時連命都可以不要，現在為了肩上一顆星，硬是要爭要鬧，有什么意思？哪像共產黨！”

　　朱德笑笑說：

　　“肩上少了一顆豆，臉上不光彩，回家沒法向老婆說呀。”

　　毛澤東嘆了口氣，說：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評銜時。粟裕兩讓司令再辭帥，高風可嘉！”

　　欲知授銜情況如何，請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東方翁曰：本傳從抗日戰爭初期一直到新中國建立后，按照歷史發展順序，先后敘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高級負責人多次要求軍隊授銜的整個過程。到1955年9月間，他們的要求總算有了結果，只待日后宣布、換裝、分等級了。

　　當兵吃糧，論功授銜，光宗耀祖，這是中國軍人幾千年的追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人也不例外。從北伐時期的革命軍，到后來的工農革命軍，再到紅軍，一直到八路軍、解放軍、志愿軍，經歷了數十年的各類戰爭，那些領導者們終于從被統治階級轉化為統治階級，坐上了自己的江山。如今按功分等級，論資加軍銜，本也無可厚非，何況蘇聯老大哥早就這樣做了。毛澤東不是不通“情理”的人。盡管他創建這支軍隊的初衷是要指揮員和戰斗員一律平等，幾十年來在軍中禁忌使用“官”這個詞，更不要說“劃分等級”了。可是現在畢竟是江山穩固了，經濟復蘇了，面對著自己親手培養起來的功臣們的請求，已經沒有任何托詞了。他的“猴氣”不得不再一次表現出來，那就論資排輩分等級吧。毛澤東認為，目前的革命還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還更長、更艱巨。因此，妥協是必要的，也是暫時的。以后一旦時機成熟，他的“虎氣”還會占上風的。諸君如若不信，那就請看他后來是如何命令將軍輪流下連隊當兵、進而取消軍銜制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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