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要看到問題的本質方面，看到事物的主導或主流方面，這樣才能不

　　動搖。事物的非本質方面，次要方面，必須不忽略，必須去解決存在

　　著的一切問題，但不應將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話說毛仙梅、毛澤榮等人在杭州逗留一些時日后，又隨毛澤東乘專列沿浙贛鐵路到達江西南昌。

　　1955年6月19日，毛澤東乘專列去長沙。

　　是日晚，毛澤東在列車行進途中，拿著毛仙梅原來交給他的蔣浩然的信件，看了一遍又一遍。

　　蔣浩然的弟弟蔣梯奎，在1925年協助毛澤東開展韶山農民運動，由毛澤東介紹入黨，后擔任過湘區委員會委員，1927年11月犧牲于韶山新屋灣。此后，蔣浩然也受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他東奔西走，生活貧困，解放后土改時被劃為貧農。不久，當地有人公報私仇，又把他家劃為地主成份。蔣浩然當然不服氣，便寫信向毛澤東反映情況。毛澤東拿著信問毛仙梅：

　　“大哥，你到過蔣浩然家嗎？蔣浩然家里情況到底怎么樣？”

　　毛仙梅說：

　　“那還有怎么樣？連飯都沒有吃，蠻困難的！”

　　毛澤東想了想，說：

　　“等下到了長沙，我會跟湖南的省委書記談話。你就坐在側邊，為他多講幾句話。”

　　專列抵達長沙，停在大托鋪機場附近的車站。湖南省省委書記周小舟、省委副書記周里、徐啟文等人和湖南省教育廳副廳長周世釗及文字語文學家、湖南師范學院教授楊遇夫（即楊樹達）等都來歡迎毛澤東。毛澤東一行下榻在湖南省委蓉園1號樓。

　　蓉園1號樓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磚木結構的寬敞平房，屋前有一片挺拔而茂密的樹林，屋后是一個小山丘，有挺拔的樹木。走進這幢平房，就可以看到從東到西有一條寬闊的走道把房間隔開，走道北面是一個小會議室，走道東側南面是臥室和辦公室，走道西側南面是餐廳和乒乓球娛樂室。

　　毛澤東與省委副書記周里等人談話時，毛仙梅也在座，他冷不丁地插了一句：

　　“主席，我先天跟你講的那件事呢？”

　　湖南省委的領導們，看著坐在毛澤東身邊這個農民，貿然說出這不冷不熱的話，都感到莫名其妙。毛澤東也不見怪，對周里說：

　　“周書記，韶山楊林有個蔣浩然，是個烈屬，土改他家劃了地主成份，他家有意見，這個問題具體調查一下。”

　　毛澤東說罷，把蔣浩然的那封信轉給了周里。

　　此后，毛澤東還派人到新化看望他在湖南一師時候的國文老師袁吉六先生的夫人。

　　毛仙梅和毛澤榮要回韶山了，二人向毛澤東告別，毛澤東說：

　　“我還要到別的地方去，這次就不回家了，不送你們了。你們回去的車票，已經叫警衛員給你們買好，由他們送你們上車。”

　　毛仙梅這次上北京，想要毛澤東幫助他解決一下生活困難，但又不便開口，所以一直悶悶不樂。毛澤東明白他的心思，也不做聲。臨分手時，毛澤東對他說：

　　“這里有一口箱子，里面有一點東西，一點小意思，就送給你了。”

　　毛仙梅接過皮箱，不知里面裝的什么東西，他凝神看了很久。毛澤榮、文炳璋和他一樣，也得到了一只同樣的箱子。警衛員提著箱子，把毛仙梅、文炳璋、毛澤榮及毛澤榮的養子毛繪華等人送到長沙汽車站。

　　毛仙梅郁郁寡歡地回到家里，打開皮箱，見里面放著一床鴨絨被，心想，送這東西做什么？他再把被子打開，才看見里面還放著100元人民幣，頓時驚詫不已。他當天跑到楊林，將毛澤東贈物和過問蔣家的事告訴了蔣浩然。后來在1955年底，蔣浩然家的地主成份改成了“小土地出租”，還掛上了“烈屬光榮”的牌匾。

　　再說6月20日上午10時，毛澤東要去湘江游泳。

　　蓉園里有一個游泳池，也有更衣室。但是，喜歡游泳的毛澤東以前來蓉園時，嫌游泳池水面太窄，從不去那里游泳，堅持要到寬闊的湘江里去游泳。

　　此時，正值湘江水漲，按照湖南人的習慣說法，正是“漲端陽水”、劃龍船、吊屈原的時節。湘江水面比平時漲高2米，寬五分之二以上，江水渾濁，泥沙特別多。

　　省委領導人一面積極組織人進行游泳的準備工作，一面勸毛澤東不去游泳或改期游泳。一位副省長說：

　　“今天江中水濁，似乎不適合游泳。”

　　毛澤東笑容可掬地說：

　　“水清水濁不是決定適不適于游泳的主要條件。”

　　周世釗說：

　　“湘江水漲，水面又寬又深，游泳也許不便。”

　　“你不要說外行話！”毛澤東深知自己的這位老同學文史知識豐富，于是就引經據典，說：

　　“莊子不是說過嗎，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水越深，浮力越大，游起來當然要便利一些，你怎么反說不便呢？”

　　這時候，中央警衛人員劉順德協助省里的人已經測試了水溫，還調集省體委的游泳健兒來陪游。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孫勇、馬武義也在江邊測量了水溫，觀察了水勢。

　　10時30分，毛澤東從城北七碼頭乘船逆江而上。久雨初晴，天上還有薄薄的浮云，南風掠過水面，使人感到分外涼爽輕松。毛澤東身著白襯衫，站在甲板上，極目遠眺。

　　20分鐘后，船到南郊猴子石。猴子石是插入湘江的大石頭，形似金猴，屬于豹子嶺的山麓。這里距水陸洲約2.5公里。毛澤東在猴子石躍入湘江，陪泳的體育健兒也紛紛下水。毛澤東時而側泳，時而仰泳，時而自由式，時而蝶式，隨著奔騰的江水，上下跳動，或在浪頭，或在浪谷，搏擊起層層水花。

　　一個小時后，毛澤東在岳麓山下的牌樓口北側登上游船，盥洗了一番。上岸后，他聽了長沙市委書記秦雨屏的工作匯報，滿意地對身邊的群眾說：

　　“這是你們的書記，你們有事就找他。”

　　毛澤東又驅車去登岳麓山，省委為他登岳麓山準備了兩頂轎子。毛澤東堅持步行，在眾人的陪同下，從白鶴泉沿著石級步步攀登，登上了岳麓山高峰的云麓宮，還不肯坐下來休息，四處搜尋楹聯、故物。他又走到宮外的望湘亭，感覺云麓宮、望湘亭外形依舊，里面卻空蕩蕩、黑漆漆的，許多對聯都不見了，就回頭問秦雨屏：

　　“云麓宮壁間、柱上，懸掛的‘西南云氣來衡岳，日夜江聲下洞庭’的聯語，還有‘一雨懸江白，孤城隔岸青’的楹聯，如何不見了？”

　　秦雨屏回答說：

　　“岳麓山經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火的摧殘，宮亭碑楹所剩無幾。解放后逐步恢復，但還有很多東西尚未來得及修復。”

　　毛澤東佇立望湘亭，憑著石欄，眺望著美麗如畫的湘江、橘子洲、白帆、樓房，指點著飛煙繚繞、紅旗招展的長沙市區，他覺得眼前呈現出來的一片繁榮興旺景象，和過去是迥然不同了。

　　下午2時，毛澤東在云麓宮望湘亭請眾人吃飯，有紅燒肉、炒豬肝、蛋湯、蔬菜、辣椒各一樣，另加他在學生時代露宿所吃的那種野果子。他對隨身警衛人員說：

　　“請你們嘗嘗湖南菜，湖南菜的特色就是辣椒、豆豉、醬油、大火、紅鍋、煎炒。諸位仔細品味。”

　　李銀橋辣得滿頭大汗，毛澤東望著他微微一笑，說：

　　“鍛煉，鍛煉。”

　　他又對羅瑞卿說：

　　“你們辛苦了，要多吃一點，吃飽點，特別是大個子。”

　　飯后休息時，周世釗見毛澤東在大運動量后依然是有說有笑，就說：

　　“你是60歲以上的人了，還能橫渡湘江，攀登岳麓山，賽過許多年輕人。如果把今天的真實情形講給全國青年們聽，一定會使他們深為感動并向你學習。”

　　毛澤東聽他的話音，就知道他是想寫一點關于自己的東西，于是便說：

　　“這算什么！爬山吧，僅僅這樣幾步路。游水也算不了什么難事。我們每天不是都要走路嗎？游泳時有水的浮力幫助，比走路應該是容易得多了。當然游水也容易出問題，不能粗心大意。我在第一師范學習時，有次游湘江，不是同學救護，早就出了‘洋’。”

　　下午3時，天上又下起了雨，毛澤東不能去愛晚亭了，便直奔岳麓書院、赫曦臺而來。這兩個地方也是毛澤東青年時代常來常往的處所，岳麓書院內的半學齋，還是毛澤東和蔡和森從事半耕半讀建設新村的實驗場地。

　　在岳麓書院，毛澤東與楊遇夫討論了中國文字改革的問題。他微笑著對楊遇夫說：

　　“黎錦熙是提倡文字改革的積極分子，蔣竹如是文字改革的懷疑派，你是擇善而從，由反對到贊成。”

　　此前，毛澤東曾多次與楊遇夫討論文字改革問題。就在這一年的1月29日、3月17日及5月17日，他先后給楊遇夫寫了3封信，還將楊遇夫的著作《<耐林廎甲文說>自序》轉給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并在介紹信中對楊遇夫的自我批評精神予以贊賞，他寫道：“我以為取這種態度較好。”

　　出了岳麓書院，毛澤東又驅車到省長程潛的住所去看望程潛。

　　6月23日晚，毛澤東乘專列回到了北京（此次歷時半個月之久的調查研究，也像他4月間那次南下一樣，詳細資料無法搜尋到，只能從下面7月11日的談話中略窺一斑）。

　　6月24日，毛澤東召見鄧子恢，首先讓鄧子恢介紹了全國農業合作化的基本情況。他聽完匯報后，要鄧子恢修改原先的計劃，把發展到100萬個社的計劃改為發展到130萬個。鄧子恢一聽，心想：搞100萬個社就夠多的了，怎么又要搞到130萬個？他雖然不同意，卻沒有說出來，只是說：

　　“主席，等我回部里商量一下再向你匯報吧。”

　　6月25日上午，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應中國政府和毛澤東主席的邀請，率領越南政府代表團乘專機飛抵北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首次國事訪問。

　　胡志明走下飛機時，毛澤東迎上前去，同他親切握手、擁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相繼同胡志明親切握手，互致問候。

　　胡志明在毛澤東等人的陪同下，繞場一周，同上萬名歡迎群眾見面，機場上頓時彩旗飛舞，歡聲雷動。

　　中午，毛澤東在與胡志明的會見中，熱情地稱贊英勇的越南人民歷時9年的抗法戰爭的最后勝利和建設獨立國家的斗爭。胡志明則對毛澤東和中國人民所給予越南人民抗法斗爭的無私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謝。

　　6月26日晚，周恩來在北京飯店新樓大廳舉行盛大歡迎宴會，招待胡志明和越南政府代表團全體成員。

　　胡志明在京期間，在毛澤東的陪同下，參加了北京市為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34周年而舉辦的盛大游園聯歡活動，觀看了文藝演出。同時，毛澤東和中國政府決定將8億元人民幣無償贈送給越南人民，幫助越南在各方面的建設。

　　1955年7月4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厲行節約的決定》，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李富春同志在中央各機關、黨派、團體的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厲行節約，為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任務而奮斗》的報告，現將這個報告發給各地方和各部門的黨組織。

　　根據檢查，目前在基本建設中，企業經營管理中，各機關、學校、企業、部隊的辦公開支和生活設施中，均存在著嚴重的浪費現象，這是違背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要求的，這同中央歷來強調的厲行節約的方針和我黨一貫地艱苦奮斗的作風是不相容的，這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最危險的事情之一，必須堅決地加以糾正。為此，中央特作如下決定：

　　一、在基本建設上，除了新建的主要廠房、主要設備和其他主要的生產性工程及技術性工程（如廣播電臺的播音室）應該按現代技術的標準進行設計和施工安裝，并保證其進度和質量外，其他次要的和附屬的各種建筑工程項目，必須從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出發，盡量地組織現有企業和新建企業協作，凡能削減者應當削減；不能削減者，也應該降低設計標準和工程造價。特別是在非生產性的建設上，必須嚴格控制，削減非急需建設的項目，認真地降低設計標準和工程造價，以適合我國目前的經濟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從1955年下半年到1957年的基本建設投資（生產用的必需設備和國外設計的廠房投資除外）和各種費用，必須在現有計劃的基礎上，再削減15%至20%；在1955年下半年的數額中要求先做到削減15%左右。

　　1955年下半年在貫徹以上節約要求的過程中，應當特別注意減少和避免可能引起的工人窩工、材料積壓等另一方面的損失或浪費，為此，國務院已于7月3日頒發了《關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基本建設中如何貫徹節約方針的指示》，各部和各地區應該認真地加以貫徹。

　　二、各經濟部門，必須改善經營管理，貫徹經濟核算制，加強財務成本工作，節約資金，杜絕浪費，降低成本，增加上繳利潤。特別是工業生產企業，必須加強技術領導，加強試驗研究工作，進行必要的技術措施，認真地進行新產品的設計和試制，不斷地總結新產品的制造經驗，推廣先進經驗和先進定額，節約原材料，開辟新的原料來源，以求達到擴大新產品、增加產量、提高質量和降低成本的目的。

　　三、各部門必須嚴格地遵守老企業、老單位增產增事不增人，新企業、新單位增人從老企業、老單位多余人員中調配和優先錄用復員建設軍人的原則。積極地整頓勞動組織，建立和健全編制定員制度。在1955年下半年一律停止從社會上招收新職工，必需增人者，由勞動部門統一調配解決，為此必須加強中央各部門和各地區的勞動力的調配工作。對被精簡人員必須予以妥善安置，具體辦法將由國務院另行規定。

　　四、在機關、學校、企業、部隊的生活設施方面，必須簡潔樸素，不許鋪張浪費，現行行政辦公雜支的開支標準，特別是有關汽車、宿舍、家具的使用標準應當降低，具體辦法將由財政部另行規定。

　　厲行節約不是消極的措施，而是加速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積極的方針，各部門和各地區在厲行節約的同時，還應該努力增加生產。

　　請你們根據中央的決定和李富春同志報告中所提出的各種節約措施，結合本地區本行門的具體情況加以討論，按照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1957年的不同情況，分別制訂出各該省市與各該部門的節約方案和節約指標，并指導各企業、機關、學校、部隊也同樣訂出節約的指標。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是全國普遍的長期的經常的政治任務，應動員全黨，團結全國人民，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養成節約風氣，為有成效地實現這一任務而奮斗。

　　各地方和各單位的黨組織，應該將討論和執行本決定的情況隨時報告中央。

　　7月6日，毛澤東為中央轉發河北省委《關于整頓農業生產合作社中幾項政策問題的指示》寫了一個批語，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

　　河北省委《關于整頓農業生產合作社中幾項政策問題的指示》，基本上是適用的。原指示的附件《邢臺縣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牲口私有伙用辦法的經驗》，也很好?，F在一并轉發各地供參考。應當著重指出：合作經濟中貧農中農之間的互利政策乃是貫徹自愿原則的基礎，為了進一步鞏固去冬今春新發展的合作社，必須有計劃地對各個社的具體政策，特別是對貫徹互利政策和自愿原則的情形，做一次檢查。

　　一、經驗證明：在初辦社的時候，或者在合作社生產還沒有顯著提高和社員的經濟力量尚差的情況下，對社員牲口入社采取私有私喂由社租用雇用的辦法，是更為有利的。河北省委研究了邢臺的經驗，決定有領導有步驟地提倡和推廣這種辦法，并對某些業已實行牲口折價歸社，致負債過多，草料缺乏，影響牲口瘦弱病亡的合作社，分別情況進行教育和說服工作，使之改變為社員私有私喂由社租用或部分歸社公有部分轉為私有的辦法，是合乎實際的。牲口采用租用雇用辦法的時候，所付租金，一般應明確規定給以相當于當地社會畜租一樣的報酬，使畜主除去牲口消耗之外，尚有利可得。但是，在提倡和改變為私有公用辦法的時候，必須注意：不可生硬強迫，不要拘泥于上邊訂出的統一規格，不要無準備地一聲號令說改就改，遺留下許多爭議不予解決，反而影響社的鞏固。如果有一些社組織基礎和經濟條件都比較好，對牲口歸社所折價款和償還期限的規定比較合理，貧農社員負擔得起，就不要一律改為私有；其中有的未認真按約定期限償付價款，則應督促它切實執行約定，不再失信于社員，并消除一般農民對發展牲畜的懷疑和顧慮。

　　二、土地報酬不論采取比例分益制還是定量分益制，均應固定一個時期。為了使土地報酬更趨合理，對于那些單純按照負擔產量作為入社產量的合作社，也須考慮加以改變。因為農業稅的負擔產量是以土地質量為標準評定的，而同等質量的土地由于經營的好壞實際產量并不一定相等，那些占有實際產量較高的土地的農民（主要是中農）對于單純按負擔產量評產入社是不滿意的。如果改為按常年實際產量評定，同時注意對那些因無力經營而產量低于同等質量土地者加以適當照顧，這樣做可以取得多數社員的擁護。此點請加研究。

　　三、按入社土地分攤的生產底墊，不要攤得過多，要以大多數社員出得起為限，再加上國家對貧農的低利長期貸款的扶助，貧困社員分攤不起的問題大體已可獲得解決。河北省委指示：“個別特別貧困者，經社員公議，可少交或免交”的規定可以刪去；因為分期緩交是可以的，而少交免交則容易引起中農不滿。

　　本件及附件可登黨刊。

　　中央 1955年7月6日

　　7月8日，胡志明離開北京，赴蒙古、蘇聯訪問。

　　7月9日，劉少奇給毛澤東的值班秘書打電話說，鄧子恢對農業合作化問題有些意見，他準備和毛澤東談談，并建議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讓鄧子恢也參加。

　　7月10日下午，毛澤東沒有召開書記處會議，而是召見劉少奇，雙方談了一個小時。

　　7月11日12時，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和副部長廖魯言、陳伯達、陳正人、王觀瀾、劉建勛及秘書長杜潤生7人談話。

　　此前，毛澤東在6月間的南下視察中，已經看到中國的農業合作運動又有了迅速的發展，在部分地區已經顯露出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之勢。所以他在6月24日同鄧子恢談話時，提議將發展合作社的原計劃100萬個，改為130萬個。鄧子恢答應回部里商量后再匯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首先問鄧子恢：

　　“你們商量的結果怎么樣？”

　　鄧子恢回答說：

　　“我們認為，還是維持搞100萬個社的計劃為好。改為130萬個，太快了，超過了客觀可能性，難以完成。”

　　接著，他列舉了幾點理由：（1）合作社的發展速度，應該與國家工業化的進度相適應，而我國工業目前尚不能為農業現代化提供相應的技術和機械設備。（2）現有的65萬個社，質量不好，問題很多，鞏固任務很重，要打好基礎，才能較好的前進。（3）全國各地情況不一，群眾覺悟程度也有很大差異，發展過快，超過了群眾覺悟程度，會發生強迫命令。（4）干部領導經驗尚須積累，培養會計也需一定的時間。（5）蘇聯和東歐國家農業合作化過急，已有教訓，值得我國注意。

　　毛澤東聽了很生氣，批評說：

　　“什么超過了‘客觀可能性’！實際上是有著很大的潛力可挖嘛?，F在看來，翻半番太保守了，翻一番才比較符合客觀實際。你說的理由根本不成其為理由。”

　　“怎么不是理由？辦社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鄧子恢申辯說：“不顧客觀條件，人為的加速合作化的進程，會鬧大亂子的。”

　　“事在人為嘛！條件是人創造的嘛！”毛澤東反駁道：“你的‘要和工業化進度相適應’還是‘先機械化，后合作化’的老調重彈嘛。什么“超過了群眾的覺悟程度’，你們的眼睛只盯著少數的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上中農，根本看不見廣大的貧下中農群眾中所蘊藏的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我們向來是‘從戰爭中學戰爭’的，干部的經驗和會計能力是在實踐中積累和鍛煉的，你不成立合作社，他們去哪里積累！去哪里鍛煉！我們到1956年秋收前發展到130萬個社，不是急，更不是過急，而是恰如其分。這怎么能和蘇聯和東歐國家合作化過急的錯誤相提并論。真是奇談怪論！”

　　鄧子恢堅持說：

　　“主席，我說的理由都是實事求是的，不是奇談怪論。你一向都是主張實事求是的。翻一番不是實事求是?。?rdquo;

　　“什么實事求是？你到處講要大砍合作社，也是實事求是嗎？”

　　“我只是按照你和中央的指示整頓合作社，從來沒有說過‘砍’合作社啊。”

　　“你自以為了解農民，太固執啦！”

　　“我不是固執。我是個老黨員，是黨的干部，我要對主席負責，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

　　二人你一言我一語，互不相讓，談話陷入了僵局。在座的副部長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種陣勢，都為鄧子恢捏著一把汗，不敢輕易說什么。毛澤東知道這個老部下的犟脾氣，覺得不能再頂下去了。他只好緩和一下氣氛，說：

　　“好啦。你沒有說過‘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話說得挖苦一些，沒有別的意思，就是希望你們今后注意。”

　　鄧子恢也說：

　　“主席，我的態度不好，請你原諒。翻一番的事，容我再想一想。”

　　到下午5點40分，談話結束了。鄧子恢等人起身要走。毛澤東笑著說：

　　“別走，我請你們吃飯。”

　　吃罷飯，眾人回到部里，都勸鄧子恢：

　　“鄧老，何必為了30萬個合作社和主席爭論呢。”

　　鄧子恢說：

　　“不只是30萬個合作社的問題，要緊的是他不顧客觀條件，要按個人主觀意志搞大發展，這要出大亂子的，怎么能不說清楚呢！”

　　7月15日，鄧子恢覺得還是不能聽毛澤東翻一番的主張。他向劉少奇匯報說，到1956年合作社發展到130萬個不行，還是100萬個為好。劉少奇說：

　　“鄧老，你們是專家，這個意見我們考慮。”

　　7月18日，毛澤東給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杜潤生寫了一封信，說要調閱4、5月間召開的第3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鄧子恢的總結報告。

　　7月19日，毛澤東批閱了他身邊的幾名警衛戰士所寫的回鄉調查報告。

　　河南蘭考籍的戰士寫的是：由于連年水災，該村缺糧戶達50%。今春沒有東西吃，只好吃樹葉。原因主要是發放的購糧證太少，定產過高，實際產量達不到，農民不滿。毛澤東批道：

　　“此鄉缺糧，農民不滿，值得注意。”

　　河南延津縣籍的戰士寫的是：該村農民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壞。實際上沒有吃的是少數。開始建社時，由于速度快，又沒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則，使部分人思想不通，準備退社。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員不斷吵架，生產情緒不高。毛澤東批道：

　　“此鄉糧食有些問題，不大。合作社問題較大。”

　　河南新蔡縣籍的戰士寫的是：該鄉連年受災，糧食收成不好，缺糧戶增多，私商從中牟利，糧價上漲。毛澤東批道：

　　“據說，這個鄉有些問題。鄉主席鄒明發（較富裕的中農）有320斤余糧，只出賣70斤，春季又向政府購進20斤，人民有意見。”

　　廣東南雄縣籍的戰士寫的是：這個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來，戰勝了自然災害，完成了增產任務，產量比單干戶和互助組增加30%。許多去年有顧慮的農民今年紛紛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剝奪政治權利者和一家單干外，全都入了社。農民踴躍賣糧，但也有極少數不愿賣。一戶中農和一戶貧農拒賣余糧，被工作干部扣留起來，造成不好的影響。毛澤東批道：

　　“扣留了兩戶不愿賣糧的。合作社很好。”

　　廣西防城縣籍的戰士寫的是：該村糧食問題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這些叫苦的絕大多數是單干的中農。據了解，10戶叫苦的中農中沒有一戶是真正的苦。與防城相鄰的欽縣，遭受大旱災，糧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兩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澤東批道：

　　“中農叫苦是假的。欽縣大旱災。”

　　毛澤東在湖南寧鄉縣籍的戰士的報告中批道：

　　“此份報告寫得不錯。有分析，有例證。”

　　他特意將前3個批件送給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閱，要求他閱后退還。

　　7月19日，20日、22日，毛澤東還分3批聽取身邊警衛戰士的探親調查匯報，每一次匯報都在3個小時以上。他對戰士們說：

　　“我想的這個辦法實在好，通過你們和廣大農民聯系起來了，建立了關系。”

　　說著，他伸出3個指頭，比劃著說：

　　“就離這么遠。”

　　毛澤東一面看戰士們寫的調查報告，一面詢問情況。他問一名戰士說：

　　“你家參加合作社沒有？參加了合作社以后有沒有時間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過去好一點？”

　　毛澤東還要求戰士們說：

　　“要分清中農多少，貧農多少，下次要調查他們的態度。”

　　匯報會開得生動活潑，戰士們無拘無束地把自己想說的話都說出來了。毛澤東總結說：

　　“新中農思想起了變化，不愿參加合作社，老中農愿參加合作社。”

　　7月21日，胡志明訪問蘇聯后經北京歸國，毛澤東親自到機場為他送行，親切告別。

　　7月26日，毛澤東單獨召見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要他匯報山西農業合作化的情況。陶魯笳匯報說：

　　“合作社的發展是漸進的，是在互助組的基礎上發展壯大起來的。這3年的試辦，是一步一個腳印向前推進的。這為去年的飛躍發展創造了條件。到今年4月，入社農戶占農戶總數的41%。”

　　毛澤東問道：

　　“你們的合作社在面上鋪開了，有沒有減產、死牛的情況？”

　　陶魯笳說：

　　“去年全省減產4.8%，而合作社占60%以上的平順、武鄉等20個縣糧食比上年增產3.8%。全省的大牲畜，從1951年到去年，年遞增率為10%。”

　　毛澤東聽了很高興，他說：

　　“你考慮過沒有，蘇聯在搞集體農莊前，不少地方已初步實現了農業機械化，水平比我們現在還要高。但蘇聯農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集體農莊不斷減產死牛，直到現在還沒有達到十月革命前最高水平。什么原因？”

　　陶魯笳想了想說：

　　“蘇聯共產黨沒有像我黨那樣始終重視農業重視農村，了解農村，我們大多數領導干部是從農村根據地走出來的，比較了解農民。我們的農業社和蘇聯集體農莊也不同，我們是經過互助組一步步發展起來的。”

　　毛澤東用贊賞的目光望著陶魯笳說：

　　“哦，你說對了一點。要記住，我們和蘇聯一樣，受帝國主義封鎖，要搞社會主義，只有搞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不跟在資本主義后面一步步爬行。蘇聯工業基礎比我們強，工業人口比例比我們大，這是優勢，如果只注意優勢不提高劣勢，就不能兩條腿走路，蘇聯農業可能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教訓。新中國要不受帝國主義欺侮，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必須兩條腿走路。農業跟上來，靠一家幾畝地不行，要靠合作化大農業，才能有社會主義大工業，有民族重工業。農業合作化就是為這個打基礎，新中國工農業要均衡發展，兩條腿走路，才能避免蘇聯農業今天的困難。要做到這一點，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和可靠的干部隊伍是至關重要的。”

　　毛澤東在陶魯笳告辭時，還一再叮囑他說：

　　“一定要增產，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們的合作社比蘇聯的集體農莊搞得更好。”

　　7月28日，柯慶施來京準備參加會議，特意將浙江省委副書記林乎加向華東局作的電話匯報記錄呈報給毛澤東。

　　關于浙江省整掉15000個合作社問題，林乎加在電話匯報中說：“我們認為堅決收縮是正確的，但在收縮過程中有缺點，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縮的也收縮了，很多地方當成了運動，主要搞收縮。有些收縮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沒有很好處理，部分農民吃了虧，傷害了他們的積極性。這些缺點在中央5月會議以后就糾正了。”

　　毛澤東當即在“我們認為堅決收縮是正確的”這句話后面，寫了一個批注：

　　“這種估計不對。”

　　并批示印發到會人員。

　　7月29日，毛澤東在中央農村工作部7月26日報送的農業合作社情況簡報的正面和背面上，寫下了許多文字。中央農村工作部在簡報中提到1955年到1956年度合作社發展計劃是103萬個，而不是毛澤東所要求的130萬個。這個近乎開玩笑的數字，使毛澤東更加生氣：這個鄧子恢，真是頑固不化！他指示有關人員，將這份簡報印發給來京參加省市區黨委書記會議的負責人們，又囑咐說，他在上面寫的那些文字不要印。

　　毛澤東在簡報上寫的是：

　　“目前不是批評冒進的問題，不是批評‘超過了客觀可能性’的問題，而是批評不進的問題，而是批評不認識和不去利用‘客觀可能性’的問題，即不認識和不去利用廣大農民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貧苦或者生活還不富裕，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而我們有些人卻不認識和不去利用這種客觀存在的可能性。”

　　“農民的兩面性——集體經營與個體經營兩種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優勢？隨著宣傳和合作社示范，集體經營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優勢，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優勢，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優勢，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優勢，最后在全體人民中占優勢，我們應當逐步地（經過15年）造成這種優勢。”

　　“要有堅定的方向，不要動搖。要別人不動搖，就要自己首先不動搖。要看到問題的本質方面，看到事物的主導或主流方面，這樣才能不動搖。事物的非本質方面，次要方面，必須不忽略，必須去解決存在著的一切問題，但不應將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增加生產，必須完成，并爭取超額完成五年計劃所規定的增產指標，決不能減產。是否能做到？我們黨是否在這個問題上要犯一次大錯誤？蘇聯所犯過的錯誤我們是否能避免？”

　　欲知毛澤東在即將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有何高論，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55年4月和6月間兩次南下，對農業生產合作化運動進行大范圍的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正是他對此前的戰略部署進行調整的重要依據?？上н@兩次調查研究的詳細資料至今還未曾公之于世。但從7月9日以后的史實中，讀者完全可以看明白毛澤東與鄧子恢、劉少奇等人在農業生產合作化問題上的巨大分歧：鄧子恢不是向毛澤東匯報思想，而是向劉少奇傾訴了自己的意見，劉少奇便向毛澤東建議召開有鄧子恢參加的中央書記處會議?？墒敲珴蓶|偏偏不開坐在中南海專聽匯報的書記處書記會議，而是在第二天召見了劉少奇，第3天與鄧子恢7人談了話。7月15日，鄧子恢再次尋求劉少奇的支持。劉少奇便說：“鄧老，你們是專家，這個意見我們考慮。”毛澤東這才不得不審時度勢，另辟蹊徑，從7月18日開始，著手準備召開一個工作在全國各地第一線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他調閱第3次全國農業工作會議的全部材料和鄧子恢的總結報告，批閱衛士的回鄉調查報告，召見陶魯笳，將林乎加的電話匯報記錄和農村工作部的簡報印發來京參會人員等等，像部署一次戰役一樣（有些人說是準備炮彈），為會議做了周密的準備。這就是一般凡人和庸人難以企及的千古偉人毛澤東！

　　[咨詢微信號：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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