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反動的、淫穢的、荒誕的書刊圖畫，是傳播封建階級和

　　資產階級的反動的、腐朽的思想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目

　　前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實行思想進攻的重要工具之一。”

　　話說1955年5月10日，司徒美堂公祭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及首都各界人士700多人出席公祭。靈前擺著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送的花圈。

　　周恩來親自主持公祭大會。司徒美堂的遺體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5月11日，毛澤東在周揚的來信上作了一個重要批示。

　　早在4月間，舒蕪把胡風在40年代寫給他的信件交給了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林默涵發現信件中有許多暗語，對一些黨和非黨的作家抱有憎恨的態度，他要舒蕪整理清楚后，交給了周揚。5月9日，周揚把胡風寫的一篇《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蕪提供的材料清樣一同報送毛澤東，并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胡風的自我檢討和舒蕪的揭露材料擬在下期的《文藝報》一同登載，在胡風文前加了一個編者按語，請毛主席審閱。”

　　毛澤東看罷周揚的來信，認為擬的編者按語不行，對舒蕪所提供的材料的題目《關于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也不滿意，便提筆將其改為《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他在給周揚的批示中寫道：

　　周揚同志：

　　按語不好。改寫了一個，請你和陸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為可用，請另抄付印，原稿退還給我為盼！可登《人民日報》，然后在《文藝報》轉載。按語要用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11時以后，或明天下午，來我處一商。

　　毛澤東

　　毛澤東重新起草的按語是這樣寫的：

　　“胡風的這篇在今年1月寫好、2月作了修改、3月又寫了‘附記’的《我的自我批判》，我們到現在才把它和舒蕪的那篇《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一同發表，是有這樣一個理由的，就是不讓胡風利用我們的報紙繼續欺騙讀者。從舒蕪文章所揭發的材料，讀者可以看出，胡風和他所領導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集團是怎樣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讀者從胡風寫給舒蕪的的那些信上，難道可以嗅得出一絲一毫的革命氣味來嗎？從這些信上發散出來的氣味，難道不是同我們曾經從國民黨特務機關出版的《社會新聞》、《新聞天地》一類刊物上嗅到過的一模一樣嗎？什么‘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觀點上和封建傳統反抗的各種傾向的現實主義文藝”；什么和‘人民共命運的立場’；什么‘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黨的政治綱領’；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我個人二十多年來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這種話，能夠使人相信嗎？如果不是打著假招牌，是一個真正有‘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的知識分子（這種人在中國成千上萬，他們是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并愿意接受黨領導的），會對黨和進步作家采取那樣敵對、仇視和痛恨的態度嗎？

　　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胡風反黨集團中像舒蕪那樣被欺騙而不愿永遠跟著胡風跑的人，可能還有，他們應當向黨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風的材料。隱瞞是不能持久的，總有一天會暴露出來。從進攻轉變為退卻（即檢討）的策略，也是騙不過人的。檢討要像舒蕪那樣的檢討，假檢討是不行的。路翎應當得到胡風更多的密信，我們希望他交出來。一切和胡風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應當交出來，交出比保存或銷毀更好些。

　　胡風應當做剝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騙人的檢討。剝去假面，揭露真相，幫助黨徹底弄清胡風及其反黨集團的全部情況，從此做個真正的人，是胡風及胡風派每一個人的唯一出路。”

　　5月12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八大”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名單，由劉少奇、陳云、鄧小平、王稼祥、陸定一、胡喬木、陳伯達7人組成；通過了修改黨章和修改黨章報告起草委員會名單，由鄧小平、楊尚昆、安子文、劉瀾濤、宋任窮、李雪峰、馬明方、譚震林、胡喬木9人組成。

　　這一天，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提出了“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的肅反方針。

　　據統計，全國工礦企業在1954年發生政治性破壞事件345起。從1955年1月到4月，在閩、浙、蘇、皖、桂、湘、鄂、贛、豫、川、康、滇、冀等15個省的一些地區，發生反革命暴亂4起，反革命暴亂未遂案10起，較大的騷亂25起。這些暴亂、騷動、破壞事件，多數與美蔣間諜活動和深藏的反革命分子有聯系。實行第2次大規模鎮反和內部肅反，已經成為必要的政治運動。

　　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成立了由羅瑞卿、陸定一等10人組成的肅反領導小組和辦公室。

　　5月12日這一天，毛澤東為中央轉發浙江省委《關于當前改變耕作制度工作中幾個問題的通報》作出批示：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

　　浙江省委關于改變耕作制度工作中幾個問題的通報很好，特轉發各地供研究參考。

　　為了實現糧棉增產，各地根據具體條件，進行若干農業改革，這是完全必要的。事實證明，許多切合實際的改革措施業已獲得了顯著的增產效果。但也有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做法，造成了若干減產的損失。這種情況亟應引起各地注意。中央認為：

　　一、農業的地區性是很大的，各個地區的具體條件有很大差別，甚至一區一鄉之內也各有不同。因此在確定農業耕作方面的改革時，必須注意因地制宜，絕不能用一套辦法在一省一縣之內硬性普遍推行。在推廣成功的典型經驗時，必須根據不同地區的群眾條件和經濟條件逐步地進行，要總結一步，發展一步，絕不可冒然前進。

　　二、我國農業的生產和技術裝備是落后的，至于耕作制度和耕作技術并不能一般看成是落后的。它是我國廣大農民幾千年來在生產實踐中長期經驗的積累，必須重視這種寶貴的民族遺產。各地進行農業耕作方面改革時，必須重視群眾的生產經驗，反復研究，比較得失，絕不能粗暴地輕率地否定群眾的經驗，強迫群眾改變。低估或忽視群眾長期積累的豐富的生產經驗，就會犯錯誤，就會造成生產上的嚴重損失。

　　三、改革耕作制度必須與提高其他技術相結合，才能充分發揮增產作用。譬如有的地方，單純追求復種面積面不注意技術和物質條件（特別是肥料）是否跟得上去，盲目推行一年兩熟，結果兩熟收成加在一起反不如一熟打糧多。

　　四、推行農業改革，必須樹立全面增產、全年打算的觀點。在計算增產效果時，不應孤立地計算某一種作物、某一個季節的增產與否，必須從全面算賬，從全年算賬，不能只圖這一季增產，而造成下一季減產，耽誤下一季的種植。也不能不根據當地技術條件和物質條件（特別是肥料），輕率地否定群眾合理輪作的經驗，擠掉必要的季節休耕或綠肥種植的面積，以致使地力衰退，算起總賬來反而減產。

　　五、農業耕作方面的改革是極其錯綜復雜的工作，它基本決定于各地自然條件、耕作技術和其他物質條件，決定各地勞動組織狀況。當推行這種改革而群眾有抵觸的時候，絕不能簡單看成只是群眾的落后習慣和保守思想，應該再做仔細考慮。就是確實可行的一種改革辦法，如群眾沒有親身經驗一時尚不能接受，也只能先在國營農場實行示范，待取得良好效果后，再吸引群眾參觀評比，向群眾宣傳教育，在群眾自覺自愿的基礎上逐步推廣。改革計劃開始不要定得過大，計劃確定之后，還必須充分考慮和征求下邊提出的修正意見。單純自上而下地硬性規定實行耕作改革的面積指標，勢必助長主觀主義和強迫命令作風，從而帶來不利于生產的后果。

　　根據浙江經驗，中央要求各地結合春耕，對去年推行農業改革的結果，進行一次深入檢查。在檢查中要注意實事求是，肯定正確的，批判錯誤的，補充不足的。要有全面的具體的分析，不能只看增產的典型而不問減產的事例。還要充分發揚民主，傾聽群眾的真實反映，以便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實事求是地訂正今年的改革計劃。

　　（此件及附件可登黨刊。）

　　中央 1955年5月12日

　　5月13日，《人民日報》將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和《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以及毛澤東重新起草的編者按語一同發表。

　　《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是舒蕪交出的從1943年到1950年胡風寫給他的34封信的摘編。他把有關材料分為4類：

　　1、胡風一貫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對文藝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2、胡風一貫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由黨和非黨進步作家所組成的革命文學隊伍。3、胡風為了以上兩個目的，進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動。四、狂妄的個人野心和唯心主義世界觀是胡風一切活動的思想基礎。

　　舒蕪還說：胡風的信，使人強烈地感到“反共反馬克思主義的卑鄙的個人野心的氣味。”

　　5月13日下午，董其武到中南海去見毛澤東。

　　董其武從1953年底起兼任69軍軍長。這一次，他到北京是參加“五一”節活動的。在此之前，有一些起義人員因受了委屈，就給他寫信訴苦，對起義的意義表示有懷疑。

　　董其武對毛澤東說：

　　“主席日理萬機，有點小事找您，耽誤您的時間。”

　　毛澤東說：

　　“有什么事哩！”

　　董其武說：

　　“過去您代表共產黨說對國民黨起義人員是既往不咎，現在有抓的，有押的，有管制的，有勞動改造的，幾乎都究了。我接到許多起義人員的來信，都轉到國務院去了，但問題仍沒有得到解決。”

　　毛澤東聽后說：

　　“我們的政策沒有變，我們的經是一部好經，是一些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錯了經！就是下邊搞錯的，我們也有責任，有錯一定要改。”

　　毛澤東拍著桌子大聲說：

　　“改！一定能改好！”

　　董其武聽了毛澤東的話，很高興，隨身帶來的信，一封也沒有給毛澤東留下。

　　后來，在毛澤東的親自過問下，不少起義人員的錯案得到了平反。

　　5月14日下午5時半，毛澤東游泳后來到中南海豐澤園警衛部隊駐地，身著新軍裝的戰士們列隊接受檢閱。毛澤東走到隊伍前和戰士們打招呼，內衛班的一些戰士，他可以叫出名字，那些沒有擔任過內衛任務的戰士，他叫不出名字，就一一詢問了他們的情況。回到隊伍的正前方，他的目光從前排掃到尾，親切地說：

　　“講什么，講講工作，講講工作方法。我們工作是為什么目的呢？”

　　站在前排的王明富和戰士們齊聲回答：

　　“為共產主義！”

　　“也對。”毛澤東點點頭，示意大家坐下，他也坐在藤椅上，接著說：“共產主義就是平時講的為人民服務。過去打日本帝國主義，再早是打倒皇帝。你們這里有沒有打過皇帝的？一個也沒有吧？我是皇帝的老百姓，光緒、宣統皇帝。現在宣統皇帝在東北學馬列主義，是個戰犯，吃了飯沒事坐班房。他是6歲做皇帝，作了3年。我那時革命當過兵，程潛就是現在國防委員會副主席，那時在湖南當師長，我當兵，不在一個師。那時革命叫打皇帝，以后就打軍閥，軍閥很多，有袁世凱這些人，后來就出了蔣介石，我們和他一塊辦過事的。推翻皇帝算來有44年啦。共產黨成立34年啦，開頭人很少，只有幾十個人。那時志向很大，鬧革命，革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命。34年前還沒有共產黨，只有幾十人的小組在各省。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只有12個代表，有董必武同志一個，我一個，還有兩個，其他有當漢奸的，陳公博、周佛海。有的叛變了，有的死啦。陳公博是汪精衛的總理。此外還有個張國燾，這個人不好，現在香港幫助帝國主義做事。人都不一樣，各走各的路。第一次代表大會意義很大，以后1925年至1927年有5萬多黨員。北伐從廣州打到長江，這時蔣介石不干啦，叛變革命。這一打，打了22年。中間日本打進來了又合作，開始是合作的，后來又不合作，一方面打日本，一方面打國民黨蔣介石。一方面合作，一方面打，兩只手（比手勢）。”

　　“做革命工作，過去就叫反帝反封建，也叫為人民服務，現在叫革資本主義的命，革小農經濟的命。過去也有總路線，過去的總路線就叫反帝反封建，反帝反封建為社會主義開了一條公路，把那些王八蛋趕走，然后才走社會主義。過去這個地方不能來，來的話就要腦袋。過去這地方有地下工作同志，北京市劉仁同志就是，此人就鉆在地下。過去這地方殺共產黨，殺不完。中國有個好處就是人多，有6億，全世界沒一個國家有這么多人。三國劉備破曹操采用火攻，萬事具備，就缺東風。你們看過《三國》沒有？《三國》可以看。現在我們就是缺東風。什么是東風呢？就是缺工業，缺近代工業，有工業才有汽車、拖拉機、火車頭、飛機、坦克、重機器、細機器。現在我們只能造不大不細的，3個五年計劃就差不多都能造啦。就是為這個服務，就是為共產主義、為人民服務。3個改造，是兩個性質，農業和手工業是勞動人民，不是剝削者，但他們是個體經濟不利發展，要用合作社的辦法，用機器耕種。資本主義是剝削者，以后不叫他剝削啦，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一個工業化，一個改造， 搞他15年基本上達到這個目的，15年后還要干。你們現在多大年紀？年齡平均23、22，10個五年計劃50年，70多歲。孔夫子是72歲死的，這個人讀書不少。孔夫子搬家凈是書嘛（大笑）。到那時候就趕上美國啦。現在好處就是人多，基本上工業化是10個五年，你們還都很年輕，你們還行，那時我就去開會啦，馬克思、恩格斯召集國際會議請我去參加。

　　我們各人工作不同，有的站哨，有做別的工作的，但都是為共產主義，為人民服務這個目的。你們都是做警衛工作，我現在想給你們加一樣，不知同意不同意？”

　　戰士們齊聲回答：同意。毛澤東接著說：

　　“就是調查工作，這個對我對中央都有幫助。光站哨工作很單純，和吃菜一樣，不光吃青菜，還要吃點辣椒。”

　　他用右手扳著左手的指頭說：

　　“3個任務。一個是保衛工作；一個是學習，學文化；加一項調查工作。一方面可以看家，一方面調查，以看家為名做調查工作。但是可不要說：‘我是給毛主席做警衛的，是毛主席派來的。’我們國務院就有一個，回家以后召開干部會，說是總理派來的。他沒回來，國務院就知道了。”

　　說到這里，毛澤東禁不住笑了，因為在警衛戰士中，也曾經發生過一個有趣的故事，他一提起來就想笑。他說：

　　“一個家在陜北的戰士，回家探親時，遇到一個當年的老游擊隊員。老人問這個戰士在哪個部隊里，干什么工作？戰士說，在北京搞警衛工作。老人問：‘可見過毛主席？他老人家身體可好？’戰士想起了部隊的保密制度，就回答說：‘我沒見過毛主席。’老人看著這個滿臉稚氣的小戰士，試探地說：‘聽說毛主席病了，還病得很厲害哩！’這個戰士一聽就急了，馬上反駁說：‘不對！這是造謠。’老人問：‘你咋知道？’戰士說：‘我回來的時候還親眼見毛主席在海邊散步嘛，毛主席的身體很好，你不要聽信謠言！’老人聽了哈哈大笑，說：‘娃，你還小呢！’”

　　毛澤東說罷，引得在座的人們都笑了。他接著說：

　　“我們擬個章程，對人要謙虛，對父母對鄉村老百姓，要尊重家里邊人，要尊重老百姓，要尊重區鄉干部，別擺架子。我向你們擺架子你們也不高興，團長向你們擺架子你們也不高興。謙虛就可調查出東西。調查生產情況，生產的糧食、特產、花生、芝麻、煙葉、小米、大麥等等，數也數不清。生產的情況怎么樣，吃的夠不夠。現在叫的不少，有一個真的兩個假的。糧食部有個干部說，老婆都騙丈夫，存著兩千斤糧食說沒有糧食。趙虎城他姐夫向他訴苦說沒有糧食，他在他家住了兩天后，發現他有糧食。他說為什么哭窮呢？第一叫了就是窮，第二明年可以少賣糧，第三人家都叫一個人不叫也不好。不要相信那些都叫的是餓肚子了的，頂多是10%是真叫，沒糧食，其他是很多有糧。去年購糧是政府向他們進攻，現在是大家向政府進攻。

　　統購統銷有5項好處：第一，對貧農有利。貧農是缺糧，保證他們餓不死，而且不漲價，有糧食。第二，對災民有利。去年水災有5千萬災民，重災六分之一，其中有4千萬沒飯吃，不統購統銷的話就要餓死百十萬人。老百姓講是百年沒有的洪水，五百年沒有的好政府，我看五萬年也沒有的好政府。第三，對經濟作物有利。種棉花、甘蔗、煙葉可買到糧食。第四，對城市里人有利。我們有八千萬城市人口，有產業工人、手工業者、政府工作人員和軍隊，還有資本家。過去吃現在也吃，現在是統一吃，比糧食私有好，保證工業化的實現。第五，買機器。拿些豆子出去，沒有統一就少一些，統一了呢就多出口一點，不能出的太多，我們是個缺糧的國家，這一條不要講的太多，出口主要是大豆，不出口吃也就吃掉啦，吃個豆腐、豆芽來。送給蘇聯可以買回機器，沒有很多，900億中只30億，而且主要是豆子。解放軍吃32億，出口38億，過去30億。現在總共為870億斤，不是900億斤，今年希望增加30億，870億也可以。800的分配，城市450，農村350。鄉村第一是缺糧戶，第二是四千萬災民，第三是經濟作物區，第四是四民，鹽、漁、林、牧民。漁民懂不懂，你們不會打魚嗎？魚可好吃唻，長江、沿海魚才多呢。牧民是搞牲口的。他們為什么350呢？因為不搞糧食嘛。災民不都是一年4季缺糧，頂多6個月。現在銷多啦，大喊大叫不給就要打人，干部嚇壞了就發糧票，要注意真叫假叫，河北省有個內丘，老百姓說，真不真三百三，夠不夠三百六。有些地方只要280斤就夠了，還有要220斤，靠吃番薯葉，叫的三百三，三百六過得去，南方500斤稻子也夠啦。

　　老百姓瞞點糧食好不好呢？好，心里知道他瞞了就好，你知道就行，瞞是有啊。實行三定政策就好啦，糧食一堆，現在要變非法為合法。現在我作主席也沒法，以后三定后多吃、多喂、多賣、多存都有自由，心里邊舒服，變非法為合法。現在裝窮，哭，你抓住了不要罵，心里高興。我對他們那些發現存糧的同志說，現在抓住了不要罵，心里高興，但不要提倡，也不要說毛主席講的存糧好。但有的地方確實不夠，賣過頭糧牲口不夠吃，也有把母豬殺了的，逃荒的也有，把牛殺了的也有。老牛不殺不行，老牛殺了又可吃肉又可買小牛，又可投資農業。河南省出牛，去年殺了60萬頭，但是還增加了20%。別的省也有出牛的。

　　我們這個地方代表6億人口，鄉村、城市，東西南北中都有。6億人口的代表非常重要，不要輕視自己，態度要好。你們團結好不好啊，要互相關照，不要打架，要打不要打出了血，打掉了牙。為什么要團結呢？為了工業化，為了社會主義。要搞好中國工業化，‘萬事俱備、就欠東風’，東風，就是社會主義的改造。等到你們72歲時作壽，10個五年計劃要趕過美國，全國都可作壽。趕過美國是好事，目標很遠大，可以達到。

　　剛才講了有50多分鐘，講了幾十年的歷史。現在我們是705萬的大黨，青年團一千多萬，解放軍有三、四百萬，全國人口有六萬萬，在坐的是六萬萬人的代表，尤其是你們青年，二十幾歲，老頭子也要點，你們團長老頭子，我也有點好處，有點經驗，打拳走路不如你們。分工合作為了總的目標。團結起來，學習，調查，為把工作做好。要互相團結。今后我們常在一起，我們可以互相研究，你們不懂的來問我，當然我也不一定都懂。很對你們不起，進北京5年多啦，今天是頭一次和你們講話。為人民服務，你們為人民服務，我也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一說完，全場立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接見結束后，毛澤東又對李銀橋說：

　　“以后你也要這樣做，搞社會調查，寫書面報告，拿來給我看。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提高你們文化知識水平，鍛煉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國的真實情況，并且使我從你們那里學到一些知識。”

　　后來，每當警衛戰士從農村回來，毛澤東總要聽取他們的匯報，詳細詢問他們了解到的情況，并認真地批閱他們的調查報告。毛澤東在一個戰士的報告中寫道：

　　“要研究社會情況，學得經驗。”

　　有一次，毛澤東聽了湖南、湖北兩個省籍戰士匯報他們家鄉的情況后，非常高興地說：

　　“了解兩個省6千萬人口的情況，用了3個鐘頭，這個方法實在好，通過你們同廣大農民聯系起來了。”

　　毛澤東還伸出3個手指頭，比劃著說：

　　“你們看到農民，我看到你們，就間接見到農民，就離這么遠。”

　　5月16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于批準中央手工業管理局、中華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聯合總社籌備委員會黨組“關于第四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的報告”的指示》：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

　　中央基本上同意并批準《關于第四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的報告》，特批轉各地，希望認真研究并貫徹執行。

　　手工業在過渡時期內，支援農業生產、滿足城鄉人民生活需要、輔助大工業產品不足和特種工藝品出口等方面都有其重要作用，是地方工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1954年6月中央指示加強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的領導以來，各級黨委一般都重視并加強了這一工作，這是好的。但尚有若干地區還缺乏應有的重視。為此，對目前的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特提出如下注意之點：

　　一、我國手工業經濟行業復雜、分散、面廣，變化多，有關部門曾作過不少調查研究，但至今情況還是不全不透。為此，各地在對手工業的某些行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生產安排中，同時必須繼續對當地各種手工業進行全面的深入的調查研究，務期在今明兩年內，把手工業重要行業的基本情況徹底摸清楚，以便于對手工業進行安排和改造；并注意在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新問題，及時地加以研究和解決。

　　二、目前除少部分已在沒落的手工業行業外，絕大部分手工業行業一般地可以逐步通過合作化的道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因此，各地、各部門，特別是地方工業部門應在對各種經濟類型工業進行統籌安排時，必須將對手工業的安排和改造同時予以考慮；將手工業部門的各種計劃，首先是供產銷計劃，逐步納入地方工業的計劃之內。以便通過計劃平衡，貫徹對手工業“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改造方針；逐步克服大工業與手工業、手工業同行業之間、手工業組織起來與未組織起來之間及手工業與其他有關行業之間在供產銷方面的不協調現象；并注意勞動力的合理安排。這樣才利于有準備、有步驟、有目的地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并發揮其對國營工業的有力助手作用。

　　三、1954年手工業合作社（組）的經營管理，雖有了一定改進，但存在的問題還是不少的。1955年應當比較普遍深入地進行一次整頓、鞏固和提高的工作。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強民主管理、改進生產技藝、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節約原材料，特別是擴大利用廢品和代用品，并改善財務工作，逐步擴大公共積累。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同時必須發展黨、團組織，加強社會主義教育，克服資本主義經營思想。以爭取1955年生產任務和組織發展的順利完成，為今后進一步作好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工作創造更有利的條件。為此，各級黨委必須進一步加強對手工業工作的領導，經常地進行監督和檢查，并及時地予以在工作上的指導和幫助。

　　四、第3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至今，絕大多數省市已建立了手工業管理機構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聯合社（或籌委會）。但有些地方至今還沒有把機構建立與健全起來，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工作的順利進展。為此，各地應迅速抓緊這一工作，在精簡節約的原則下，調配與充實各級手工業部門的干部，特別是領導骨干。手工業生產合作社聯合社亦應視基層社的建立情況，爭取盡早建立。

　　（本指示和附件，均可登黨刊。）

　　中央 1955年5月16日

　　5月16日這一天，毛澤東還為中央起草了《關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視察工作的通知》：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中央各黨組和群眾團體中央各黨組：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2次會議將于1955年7月初召開。在開會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除病人外，將分赴各地或就近在城市和鄉村視察。這次視察的重點，在城市中主要是糧食和建設等方面的問題，特別是浪費問題，在鄉村中主要是糧食統購統銷、社會治安、農業生產和互助合作等問題。各地對于代表的視察，應該采取積極和歡迎的態度。

　　中央認為不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應該下去視察，各省、市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也應該下去視察，并且每年一般地應該視察兩次，時間以春耕以后和秋收以后為好。

　　中央認為這種視察對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省市人民代表大會和它們的代表們的職務的履行，甚為必要，因為通過這種方法，可以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能夠集中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從而能夠正確及時地解決國家和地方的主要的和重大的問題，并便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例如在最近，黨外人士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就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和工作，提出了不少的批評和懷疑；還有一些人要求大赦和特赦，而對目前反革命活動的猖獗情形，卻不愿接觸。對于黨外人士的這些觀點，必須加以重視，最好的辦法，就是幫助他們去接觸實際。通過實地的考察，就易于使大多數人對當前的重大問題取得一致的正確的認識，使那些錯誤的反動的意見陷于孤立，并受到多數人的反對，所以它不僅是對于代表們的一種實際教育，而且是對某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反人民意見進行斗爭的一種有力的方法。

　　中央認為，采用這種方法的最大好處，還在于它能夠對于各級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起一種非常有益的鞭策和推動的作用。必須了解，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是很多的，我們有一些干部的作風是很惡劣的。如果黨和政府的領導同志每年能同全體代表一道出去視察兩次，檢查各方面的工作，對于發揚成績和糾正錯誤；對于發現壞人壞事；對于克服領導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目前在干部中普遍存在著的驕傲自滿情緒，必然會有很大的益處。同時，因為這種視察有各階級的代表人物參加，他們從各種角度來考察問題和提出問題，就比較容易反映和暴露當前各階級的利害關系，即矛盾的焦點，就比較容易使我們集中地了解各階層人民的動向和意見，及時地抓住問題，正確地加以處理。

　　因此，中央認為，代表們定期下去視察工作，應該成為黨和國家領導機關聯系群眾、調查研究的一種工作制度。

　　這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視察時間，一般為兩三個星期到一個月，實在沒有時間的，出去視察三五天也比不出去視察好，當代表們在各地開始視察前，當地的人民委員會應當邀集他們開會，由黨政負責同志就糧食、治安等當前的主要問題及他們所提出或所需要了解的其他問題向他們作一次介紹。對于情況的介紹，應該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壞就壞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在選擇視察地區和對象時，應該分別選擇比較好的、比較壞的和中等的三種不同的類型給代表們看。要使代表能夠真正實地進行考察，接見他們所要接見的人。各級黨政領導同志和一般干部應該用誠懇、謙虛的態度，歡迎他們對各種工作提出批評和意見，不要怕民主人士發現、挑剔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不要怕麻煩。對于他們提出的批評和意見，凡是正確的應該采納，不正確的也應該耐心地傾聽，讓他們提出來，然后平心靜氣地向他們加以解釋或作適當地批駁。那種懼怕揭露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即懼怕揭露工作中的矛盾的心理是錯誤的。

　　各地對于代表們的視察工作，應盡可能給以各種工作上的便利，在生活招待方面要熱忱和樸素，務須注意不要鋪張浪費，不要舉行專門的歡迎宴會和晚會。

　　關于視察工作中所發現的問題和代表們對工作的意見，望及時報告中央。

　　中央 1955年5月16日

　　5月17日下午1時，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召開有華東、中南、華北15個省市委書記參加的會議，著重討論糧食統購統銷、發展農業生產合作化的問題。

　　省市委書記們匯報了各省市農業生產合作社當前的情況。有些省委書記在發言中埋怨中央農村工作部壓抑了下面辦社的積極性。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合作社問題，也是亂子不少，大體是好的。不強調大體好，那就會犯錯誤。在合作化的問題上，有種消極情緒，我看必須改變。再不改變，就會犯大錯誤。對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縮，三曰發。縮有全縮，有半縮，有多縮，有少縮。社員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辦法。縮必須按實際情況。片面的縮，勢必損傷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后解放區就是要發，不是停，不是縮，基本是發；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發。華北、東北等老解放區里面，也有要發的。譬如山東30%的村子沒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縮。那里社都沒有，停什么？那里就是發。該停者停，該縮者縮，該發者發。

　　發展合作社的原則是自愿互利。牲口（連地主富農的在內）入社，都要合理作價，貧農不要在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農具、牲口上，貧農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換得自愿，不互利就沒有自愿。互利不損害中農，取得中農自愿入社，這首先有利于貧農，當然也有利于中農。所以必須堅持這個原則。半妥協，半讓步，不能解釋成為損害中農的經濟利益。有人說，‘讓中農吃點虧’這句話是我講的，我不記得講了沒有，但是馬恩列斯從來沒有這樣說過。對于中農，國家要加點貸款，讓他們腰桿硬起來。在合作社里面，中農有牲口、農具，貧農有了錢，也就說得起話了。合作社章程要快點搞，要做到完全不損害中農利益。這樣，合作社就可以迅速發展起來。

　　發展合作社，河南7萬、湖北4萬5、湖南4萬5、廣東4萬5、廣西3萬5、江西3萬5、江蘇6萬，也是自愿互利。發展合作社對國家是有利的，對你們各個地區也有利，如果你們自愿，那就拍板，把這個數字定下來。東北、西北、西南、華北，由林楓、馬明方、宋任窮、劉瀾濤去召開一個會，把精神傳達一下，討論解決。今天在會上已經認定了的，就照這樣辦，大體不會錯。但是，發展起來的合作社，要保證90%是可靠的。”

　　“在糧食問題上，黨內外有一種潮流，就是說大事不好。這不對。照我說，大事好，就是有些亂子。總之，第1個五年計劃及其以后若干年，糧食的生產和購銷是大事。”“糧食問題根本上要從生產解決。”“征購，原定900億斤，已經減了9億斤，可再減11億斤，留下880億斤。如果再減，也可減到870億斤。這不能再減了。征購減下來，3年不變。以后3年，要做到年年有余。‘過頭糧’，在購糧的時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適當。”“主要的矛盾，是個體農民和國家，跟社會主義的矛盾。這不是對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糧食是互利（對缺糧戶也就是貧農有利，對六民（指在農村中從事鹽、林、漁、牧、船和經濟作物六種行業的人——筆者注）有利，對災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業化，有利于打臺灣，一無損（對自給戶無損），一小有不利（對余糧戶）。”

　　會議一直開到晚上10點才結束。

　　5月18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公安部將胡風及其夫人梅志逮捕。

　　公安部在逮捕胡風時，從胡風家里搜查出了許多胡風與他一些接近的人們之間在50年代的往來信件。這些信件中也有不少暗語。于是，中宣部便派林默涵、何其芳等人對這些信件進行了整理。

　　在胡風被逮捕后，公安部在江西省吉安圖書館找到了胡風曾寫過的《剿共宣傳大綱》，他過去未曾作過交代。這樣，中共中央更加認定胡風的問題是政治性質的問題。

　　5月20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于處理反動的、淫穢的、荒誕的書刊圖畫問題和關于加強對私營文化事業和企業的管理和改造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國務院各辦，國家機關各黨組，青年團中央、各人民團體黨組、人民日報：

　　中央同意文化部黨組關于處理反動、淫穢、荒誕書刊圖畫的請示報告和關于加強對私營文化事業和企業的領導、管理和改造的請示報告，現轉發你們，望各地黨委和有關部門研究執行。

　　反動的、淫穢的、荒誕的書刊圖畫，是傳播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反動的、腐朽的思想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目前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實行思想進攻的重要工具之一。全國解放以后，各地文化行政機關和公安機關曾對這類圖書進行過取締和收換，但因對這個工作重視不夠，方針不明確，對于著繪、攝制、印行、販運、租賃這類有毒圖書的各個環節缺乏有效的社會主義改造措施，同時，出版和發行適合于水平低的讀者閱讀的通俗讀物的工作又做得很差，以致至今這類有毒圖書仍在公開的或暗中流行。這對于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年、少年、兒童的身心健康，對于社會公共秩序的鞏固，對于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推進，都有很大的危害。因此，堅決地有計劃地有步驟地處理這類反動的、淫穢的、荒誕的書刊圖畫，是當前階級斗爭中必須完成的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

　　鑒于過去曾發生亂禁書刊和亂禁戲曲的教訓，今后查禁書刊和戲曲必須有嚴格的控制。即凡要查禁書刊和禁演劇目，必須經省市以上政府文化部門審查，在黨內報經省市以上黨委宣傳部批準，然后執行，同時必須將書刊和劇本報送中央文化部，以備中央文化部的檢查和復審，不準其他任何機關和個人胡亂查禁。為此，文化部和各省市文化局（文教廳）應組織圖書和戲曲審查委員會，專門負責對于查禁的書刊和戲曲的審查工作，所有應行查禁和收換的書刊和劇目都必須經過該委員會審查通過。這個委員會應該吸收一些黨外文化界人士參加。

　　要擴大和鞏固社會主義思想陣地，加強對人民群眾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須大力發展群眾性的文化事業，而發展和改進通俗圖書特別是適合思想水平較低的讀者閱讀的故事性、趣味性較強的圖書的出版和發行，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出版機關和發行機關應努力做到這點。現在不少出版和發行機關輕視通俗讀物的出版發行，不注意對思想水平低的廣大勞動人民進行宣傳教育，這是一種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傾向，必須堅決克服。須知我們的出版物只有為廣大勞動人民所需要所接受，才能達到教育和提高他們的目的。報刊和廣播電臺應注意組織對于具有一定教育意義而又讀者范圍廣泛的圖書的評介工作，以推廣這些讀物，并指導讀者閱讀。

　　與處理反動的、淫穢的、荒誕的圖書同時，應該積極地對租書鋪攤和有關行業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這類有毒害的圖書之所以能大量的流行，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這類圖書能夠迎合一部分落后群眾的喜好，而我們新的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還遠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的要求；另一方面也還由于這些租書鋪攤和少數著繪、攝制、印行、販運這類圖書的人看到這種行業確還有利可圖，就群趨以赴，這正反映出資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向我們的進攻。因此，如果不對租書鋪攤和有關行業加強領導和管理，實行進一步的社會主義改造，并對從事這些行業的人員的生活加以妥善的安排，這個問題還是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的。中央責成各地黨委和政府有關部門，對私營出版業、印刷業、發行業、照像業、租賃業加強領導和管理，實行統籌兼顧，全面安排，并逐行逐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各地文化行政部門應該責成和指導文化館負責把租書鋪攤用一定形式組織起來，改造成為流通通俗圖書的據點，并引導它們中的一部分兼營或改營書利發行業務。對于流散在社會上的舊的著譯、繪畫、編輯人員，除反革命分子和不可救藥的流氓分子外，應一律加以收編，或以組稿辦法發揮他們的力量，維持他們的生活，并逐步改造和提高他們。

　　對于其他私營文化事業和企業，也應采取統籌安排、利用改造方針。在我們加強文化工作的思想政治領導，掌握影片、戲劇、出版物及其他文化活動的內容的前提下，正確地利用私營文化事業和企業的力量，不但可以滿足人民群眾的一部分文化需要，而且可以為國家節省很大一筆資金，使我們可以集中力量進行重點建設。對私人舉辦電影院、劇場等，可允許私人修建房屋，但有經營上應由國家與之進行公私合營。那種對私營文化事業和企業盲目排擠，不加安排的作法，已給國家帶來了不少困難，是不利于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但在利用和改造私營文化事業和企業時，必須防止反革命分子和不法資本家的反抗和破壞，并且決不允許放棄領導，放松警惕，以致削弱工人階級的思想陣地。

　　（本件和兩個附件可登黨刊。）

　　中央 1955年5月20日

　　5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和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的編者按和結束語。

　　《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是根據胡風與其“集團”成員之間往來的68封信件摘編的。第2批材料分為3個部分：第一，胡風對中國共產黨和黨的領導、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文藝界的污蔑和攻擊。第二，胡風如何擴大以他為首的反動集團的組織，建立活動據點，派遣他的集團分子打進共產黨內進行偷竊文件，探聽情報等反革命活動。第三，胡風如何指揮他的反動集團向中國共產黨和黨所領導的文藝戰線發動猖狂進攻，并在進攻失敗以后，如何布置退卻，掩護自己，以待時機。

　　毛澤東在編者按中加寫了一段話：

　　“有些同情胡風或者口頭上反對胡風但內心是同情胡風的人們在說，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據此定罪。那么，好吧，現在請看第二批材料。”

　　毛澤東在結束語中也加寫了一段話，他寫道：

　　“反革命的胡風分子同其他公開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樣，他們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權的復辟和人民革命政權的倒臺的。他們認為，這就是他們要‘等待’的‘時機’。”

　　5月24日這一天，《人民日報》還發表了毛澤東為批判胡風的反動言論撰寫的《駁“輿論一律”》一文（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全文如下：

　　胡風所謂“輿論一律”，是指不許反革命分子發表反革命意見。這是確實的，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一個社會，無論何時，總有先進和落后兩種人們、兩種意見矛盾地存在著和斗爭著，總是先進的意見克服落后的意見，要想使“輿論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只有充分地發揚先進的東西去克服落后的東西，才能使社會前進。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的時代，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們的復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這就使胡風等類反革命分子感到“輿論一律”對于他們的不方便。他們感到不方便，正是我們的目的，正是我們的方便。我們的輿論，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內部，允許先進的人們和落后的人們自由利用我們的報紙、刊物、講壇等等去競賽，以期由先進的人們以民主和說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們，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種矛盾克服了，又會產生新矛盾，又是這樣去競賽。這樣，社會就會不斷地前進。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暫時歸于一律了；但不久又會產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須要克服。在人民與反革命之間的矛盾，則是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之下對于反革命的專政。在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專政即獨裁的方法，即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里不但輿論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這個問題上，胡風等類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詞；有些糊涂的人們在聽了這些反革命論調之后，也好像覺得自己有些理虧了。你看，“輿論一律”，或者說，“沒有輿論”，或者說，“壓制自由”，豈不是很難聽的么？他們分不清楚人民的內部和外部兩個不同的范疇。在內部，壓制自由，壓制人民對黨和政府的錯誤缺點的批評，壓制學術界的自由討論，是犯罪的行為。這是我們的制度。而這些，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則是合法的行為。在外部，放縱反革命亂說亂動是犯罪的行為，而專政是合法的行為。這是我們的制度。資本主義國家正相反，那里是資產階級專政，不許革命人民亂說亂動，只叫他們規規矩矩。剝削者和反革命者無論何時何地總是少數，被剝削者和革命者總是多數，因此，后者的專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則總是理虧的。胡風又說：“絕大多數讀者都在某種組織生活中，那里空氣是強迫人的。”我們在人民內部，反對強迫命令方法，堅持民主說服方法，那里的空氣應當是自由的，“強迫人”是錯誤的。“絕大多數讀者都在某種組織生活中”，這是極大的好事。這種好事，幾千年沒有過，僅在共產黨領導人民作了長期的艱苦的斗爭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將自己由利于反動派剝削壓迫的散沙狀態改變為團結狀態的這種可能性，并且于革命勝利后幾年之內實現了這種人民的大團結。胡風所說的“強迫人”，是指強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們確是膽戰心驚，感到“小媳婦一樣，經常的怕挨打”，“咳一聲都有人錄音”。我們認為這也是極大的好事。這種好事，也是幾千年沒有過，僅在共產黨領導人民作了長期艱苦斗爭之后，才使得這些壞蛋感覺這么難受。一句話，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我們每年的國慶節，首先就是慶祝這件事。胡風又說：“文藝問題也實在以機械論最省力。”這里的“機械論”是辯證唯物論的反話，“最省力”是他的瞎說。世界上只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最省力，因為它可以由人們瞎說一氣，不要根據客觀實際，也不受客觀實際檢查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則要用氣力，它要根據客觀實際，并受客觀實際檢查，不用氣力就會滑到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方面去。胡風在這封信里提出了三個原則性的問題，我們認為有加以詳細駁斥的必要。胡風在這封信里還說到：“目前到處有反抗的情緒，到處有進一步的要求”，他是在1950年說的。那時，在大陸上剛剛消滅了蔣介石的主要軍事力量，還有許多化為土匪的反革命武裝正待肅清，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的運動還沒有開始，文化教育界也還沒有進行整頓工作，胡風的話確實反映了那時的情況，不過他沒有說完全。說完全應當是這樣：目前到處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緒，到處有反革命對于革命的各種搗亂性的進一步的要求。

　　5月25日，全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通過決議，開除胡風的中國作協會籍，撤銷他的作協理事、文聯委員和《人民文學》編委的職務。

　　欲知此后如何深入批判胡風等人？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撰寫的《駁“輿論一律”》一文，短小精悍，說理性極強，且充滿唯物主義辯證法，堪稱政論文的范文！批判胡風一案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究竟是對是錯，從一些別有用心的文人在毛澤東身后的丑惡表演，就可以看清楚了！在上個世紀的1980、1986、1988年，一些人出于某種政治需要，曾經先后3次為胡風平反。這種“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試探性的做法，不正是他們心虛的表現嗎？

　　[咨詢微信號：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