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1954年,我們國家自己出產了一架飛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
帝到如今,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雖然還只是一架教練機。”
話說1954年10月18日下午,毛澤東在國防委員會第1次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全文如下:
中國軍隊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3個階段。
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軍。新軍有36鎮,就是36個師。今天在座的有相當多的人參加了那個軍隊,里面有日本士官學校的;有云南講武堂的,我們的朱德副主席就是云南講武堂的;有湖南講武堂的;有保定軍官學校的,唐生智委員就是保定軍校的。這個新軍和孫中山建立的革命黨,在人民擁護的基礎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務,但后來腐化了,脫離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籌各人的餉,各搞各的地盤,被人民所唾棄。
第二代是黃埔軍。它曾經是一個革命軍隊,革了前面所說的那個軍隊的命。今天在座的中間,有許多人,共產黨的非共產黨的,都是親眼看過、親身經歷過的。我還曾經在上海為黃埔軍校招過一期學生,地址是上海環龍路44號。周恩來總理是當時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以黃埔軍為主干的國民革命軍起初成立了8個軍,黃琪翔、蔡廷鍇是4軍的,程潛、李明灝是6軍的,唐生智是8軍的。黃埔軍也曾受到了人民的擁護,北伐時勢如破竹,但也有一個缺點,就是脫離人民。共產黨那時候犯過一個錯誤,就是不要軍隊,只在軍隊里派黨代表。后來蔣介石把黨代表一驅逐,進行清黨,在共產黨直接控制下的軍隊就只有葉挺的一個獨立團。南昌起義后,黨所領導的軍隊變成了游擊隊,這個游擊隊一直打了22年。
現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第三代。人民解放軍的前身是紅軍。
這三代,代表了中國近代軍隊的3個階段。中國要搞一部軍事史,把這3個時代的進步寫一下就好。
我們的軍隊,首先是游擊隊,以后比較正規一些,現在更好一些,但嚴格地說來,距現代化還相差很遠,因此必須努力學習。原子武器出現以后,軍隊的戰略戰術和裝備都有很大的變化,而在這一方面我們一點都不懂。
從歷史上看,我們的建軍目標是能夠達到的,我們的事業是有希望的。我們的軍隊距離現代化很遠,但是在朝鮮打敗了美帝國主義。北伐戰爭末期,蔣介石和帝國主義搭上了線,不久國共兩黨分裂,北伐軍隊變更了方向,我們單獨地搞。天下是蔣介石的,我們只有幾枝爛槍,可是,我們的斗爭代表著人民的方向,我們能把游擊隊集合起來,成立了軍團、方面軍,以后又進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不簡單的,假定在地球上對鉆一個洞從美國鉆出來,恰好是一萬二千五百公里多一點。長征結束時,我們的軍隊沒有剩下多少。一方面是因為蔣介石打我們,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在政治上軍事上都犯了錯誤,才被迫來了個大搬家。到了遵義,進行了自我批評,才糾正了錯誤。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們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游擊隊集中起來一共有120萬人。重慶談判前,蔣介石請我們一定要去商量國是,國是者全國之是也,不能不去。其實到了重慶,蔣介石毫無準備,只臨時召集幾個人商量了一下,他們一面談一面發兵。我們幾個人在重慶也商量了。古語說,水來土掩,將至兵迎。我們也發兵,只要把蔣介石打得越痛,就越好談。高樹勛委員就是在這個時候起義的。打到1948年冬天,局面就差不多了,到1949年春天,局面就定下來了。現在來算算這筆賬,我們所以能獲得勝利,基本的條件是我們代表著人民的希望和方向。日本投降后,當時全國人民希望休息,哪怕是兩三年也好。結果只休息了一年,但就是在這一年里也打了不少的仗。
人民的希望,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再加上我們自己的各種努力,過去可以北伐,可以解放全中國,可以進行國家的建設。今后,在人民擁護的基礎上,加上我們的努力,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解放臺灣,也一定能夠建設一支現代化的革命軍隊。
我們現在工業、農業、文化、軍事都不行,帝國主義估量你只有那么一點東西,就來欺負我們。他們說“你有幾顆原子彈?”但他們有一條對我們的估計是失算的,就是中國現在的潛在力量將來發揮出來是驚人的。
中國是個大國,要有強大的陸、海、空軍。我國有那樣長的海岸線,一定要建設強大的海軍。全國人民都希望我們有空軍,開始的時候只有一支小小的,就像在天安門閱兵時看到的那樣。1954年,我們國家自己出產了一架飛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雖然還只是一架教練機。中國是一個龐然大國,但工業不如荷蘭、比利時,汽車制造不如丹麥。有一句俗話,叫做“夾起尾巴做人”,做人就是做人,為什么還不能翹尾巴呢?道理很簡單,我們現在坦克、汽車、大口徑的大炮、拖拉機都不能造,還是把尾巴夾起的好。希望大家一面努力工作,一面保養身體,一來是為了繼續工作,二來是看一看將來我們自己造的飛機、坦克、大炮、拖拉機。
為了我們共同的目標,應當搞出些名堂來,使國家像個樣子。能不能辦到?能夠的,只要我們有信心。我們所有干部,都要努一把力。
今天,國防委員會有各方面的人,具有各個時代經驗的人,大家為愛國主義所鼓舞,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這一點是很可寶貴的。在座許多人是老前輩,你當師長時,我還在當兵。我們有一條是好的,就是我們所做的事,使全體人民都知道。過去蔣介石有什么意見,人家要猜摸一番,過了一個時期就變了。現在我們用不著猜摸,我們的方向就是人民的方向,是載于憲法的。現在常常聽到有人說要摸底,有什么底?憲法就是底。共產黨的底就是發揮一切有用的因素,破壞阻礙的因素。建設性的力量,包括各種知識分子,舊軍隊出身的將軍和士兵。共產黨的將軍們,很多也是從舊軍隊來的,像賀龍副主席就是當過湘西鎮守使的。沒有天生下來就是共產黨的人。一個人初生下來并沒有什么任務,母親生兒子也并不是要他當軍人,當將軍,這是社會歷史條件造成的。
我們的海軍,目前還只是一點萌芽。去年我還坐過一次軍艦,從漢口到南京,在南京還看過魚雷快艇演習,海軍戰士都是19到23歲的青年,見了他們就忘了我們是老朽。當時也看到林遵(原國民黨海軍第2艦隊司令,1949年4月23日率領所部25艘艦艇起義,新中國成立后,任國防委員會委員——筆者注)委員,你們變成先生了。建設工業要有工程師,辦學校要有教授,要團結他們,沒有他們是不行的。當然,沒有新人也不行。割斷歷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們白手起家是不對的。
10月19日下午4時10分,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同來訪的印度總理尼赫魯舉行了第一次會談。中方參加的人員有: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宋慶齡、陳云和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毛澤東一見尼赫魯來了,就迎上前去,緊緊地握著他的手說:
“我們歡迎你,十分歡迎你。”
尼赫魯笑容可掬,連忙說:
“我非常高興來到中國,這使我非常愉快,我向往這一天已經很久了。我抵達北京后,受到了盛大的歡迎,使我深為感動。我是作為和平和善意的使者到你們這里來的,而我已在這里發現了和平的精神和善意。”
賓主落座后,毛澤東說:
“我們所有東方人,在歷史上都受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欺侮。中國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欺侮有100多年。你們的國家受欺侮的時間更長,有300多年。現在日本人也處在受壓迫的境地。因此,我們東方人有團結起來的感情,有保衛自己的感情。中國人民有愛國的感情,有對印度人民和其他東方國家人民的感情。盡管我們在思想上、社會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要對付帝國主義。此外,尼赫魯總理知道,我們的國家不是一個工業國。我國的工業水平比印度還低。我們要努力10年20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績。我們現在需要幾十年的和平,至少幾十年的和平,以便開發國內的生產,改善人民的生活。我們不愿打仗。假如能創造這樣一個環境,那就很好。凡是贊成這個目標的,我們都能同他合作。帝國主義國家現在是看不起我們的。我們兩國的處境差不多,這也是東方國家的共同處境。”
尼赫魯說: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過去200多年來,我們兩國和亞洲其他國家都遭受外來殖民主義國家的壓迫和統治。這是我們兩國共同的經歷,也是其他亞洲國家的共同經歷。我們有許多共同的地方,這不僅是有過去的聯系,而且由于近代都受到殖民主義的統治。”“自古以來我們就有許多共同的地方,現在的問題也是共同的。主席說得對,我們兩國工業落后,這是共同的。我們都想盡快發展我們各自的國家。”
毛澤東說:
“我們兩國著重的不是思想和社會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們的共同點。”
“是的,我們著重的是共同點。”尼赫魯說:“在印度,五項原則被認為不僅適用于我們兩國之間的關系,也適用于其他各國之間的關系。”
毛澤東說:
“應當把五項原則推廣到所有國家的關系中去。問題是有些大國不愿意受約束,不愿像我們兩國那樣,根據五項原則訂立協定。”
他還說:
“對于中國來說,獲得和平并不容易。美國變著法不遺余力地排擠中國。不僅如此,它還炫耀武力,把第7艦隊開進了臺灣海峽。美國飛機飛到中國內地上空,空投特務。他們還加緊援助和支持蔣介石對中國大陸騷擾性戰爭。”
尼赫魯說:
“美國害怕它的利益受到損失,正像一個既得利益者一樣,懷著恐懼,神經緊張,四處插手。”
“美國的恐懼也實在太過分了。”毛澤東微微一笑,幽默而又鄙夷地說:“它要把防線擺在南朝鮮、臺灣、印度支那,這些地方離美國那么遠,離我們倒很近。這使得我們很難睡穩覺。”
尼赫魯聞言,微笑著點了點頭。毛澤東又說:
“國與國之間不應當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國家之間。像我國同美國這樣互相警戒著是不好的。我們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們可以睡得好覺的。”
會談結束時,毛澤東提議下一次專門談一談戰爭問題,尼赫魯表示,愿意與毛澤東共同討論。
10月21日晚,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在北京新僑飯店為尼赫魯訪華舉行宴會。毛澤東應邀出席。席間,毛澤東對尼赫魯說:
“我們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條經驗:無論是人與人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都必須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合作就不能維持下去。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的五項原則之一就是平等互利。”
尼赫魯點頭稱是。
10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鐘洛的文章《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錯誤觀點的批判》。
鐘洛的這篇文章,公布和體現了毛澤東10月16日那封信中的一些內容。
10月23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同尼赫魯舉行第2次會談。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宋慶齡、陳云和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在座。毛澤東微笑著問坐在對面的客人:
“你們兩位總理的會談進行得如何?發生沖突沒有?”
尼赫魯說:
“會談得很好。怎么能有沖突呢?”
毛澤東笑著說:
“我們同印度好像沒有多少架好吵。”
接著,他直奔主題,問道:
“關于戰爭問題,不知尼赫魯總理有何看法?”
尼赫魯謙虛地說:
“主席是這方面的專家,你的意見應該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
“我認為,戰爭并不那么可怕。”毛澤東說:“從戰爭最后結果來說,決定因素是人。至于武器,當然某一方擁有先進的武器,就占有優勢。但是這是暫時的現象。僅靠先進的武器來贏得徹底勝利,根本不可能,除非一開始就一次性把對手完全毀滅。從現代戰爭的意義上說,原子彈、氫彈似乎可以做到這一點,但這是冒極大風險的,侵略者可能由此喪失了自己存活的權利和機會。誰又能把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大國,一下子翻個底朝天,然后扔到太平洋或印度洋里去呢?破壞之后的徹底征服,只能作為夢想而無法實現。戰爭,只會加速人民的覺醒,導致人民的反抗。人民持久的反抗,必將削弱以至打敗侵略者。第2次世界大戰削弱了日本,中國得以從帝國主義的鐵蹄下站立起來。英國被削弱,印度便獲得了獨立。”
尼赫魯說:
“我認為,你所說的人是戰爭勝敗的最后的決定因素;戰爭可以使人覺醒,最終獲得解放;這一點是對的。但是,戰爭也可能把人類變得殘酷,變得墮落。如果戰爭消滅了有知識和有訓練的人,那么一切都得從頭做起,人類將面臨巨大的倒退。”
毛澤東知道尼赫魯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忠實追隨者,曾經堅定不移地信奉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反對一切暴力運動。眼看話不投機半句多,他便就來了個順水推舟,說道:
“所以,歸根究底,我們應該共同努力來防止戰爭,爭取持久的和平。”
尼赫魯則說:
“終有一天,世界的調整都用協議來完成。”
毛澤東問道:
“在世界調整以前,從現在起,10年之內沒有戰爭,可能嗎?”
尼赫魯依然堅持他的信仰和愿望:
“終有一天,人們會承認,戰爭如果爆發,會把雙方都毀掉,誰也打不起戰爭。不過我并不能提出任何擔保。”
毛澤東看看談不下去了,就打算結束這個話題,他說:
“尼赫魯總理到中國來已經有幾天了,一定已經知道了我們的情況。我們現在正在執行五年計劃,社會主義改造也正在開始。如果發生戰爭,我們的全盤計劃就會被打亂。我們的錢都放在建設方面了。如果發生戰爭,我們的經濟和文化計劃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個戰爭計劃來對付戰爭。這就會使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延遲。但是把中國全部毀滅,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難的。中國人是會永遠存在的。”
毛澤東最后又談到了在兩個月前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的情況。這是尼赫魯所關心的事。他告訴尼赫魯說:
“同英國工黨代表團談談是好的,意見雖然不同,但是談開了是有好處的。我們熱誠地招待了他們,他們想看的都給他們看了。”
10月24日,鄭振鐸主持召開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紅樓夢研究討論會。一些《紅樓夢》研究者和大學古典文學教授參加了討論會;李希凡和藍翎也參加了討論會;受批判的對象俞平伯更是不能缺席的,還有他的助手王佩璋;與會者共有49人。另外還有報刊編輯20人作為旁聽者列席了會議。何其芳、老舍、王昆侖、啟功、舒蕪、馮至、黃藥眠、聶紺弩、范寧、鐘敬文、吳恩裕、楊晦、浦江清等人在會議上先后對俞平伯、對《紅樓夢》的研究觀點作了批判性的發言。
10月26日,尼赫魯攜愛女英迪拉·甘地夫人(后來成為印度總理)及其他的隨訪官員,來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澤東辭行。雙方舉行了第3次會談。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宋慶齡、陳云和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也在座。尼赫魯對毛澤東說:
“在這里我結識了許多朋友,也得到了很深的友情。我雖然要走了,但是可以說,已經把我的一部分留在中國了。”
他又轉對周恩來說:
“我想周總理一定知道法國的一句話:‘離別好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樣’。”
毛澤東聽他這樣說,當即吟誦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兩句詩: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吟罷,他解釋說:
“離別固然令人傷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興的事嗎?”
接著,他向尼赫魯這位異國政治家介紹了屈原的生平。他說:
“屈原是中國一位偉大的詩人,他在2200多年前寫了許多愛國的詩篇,政府對他不滿,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沒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來,中國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為節日。這一天就是舊歷五月五日端午節。人們吃粽子,并把它投入河里喂魚,使魚吃飽了不傷害屈原。”
尼赫魯說:
“主席剛才引用的兩句詩,不僅適用于個人,而且也適用于國與國之間。我們兩國經過了很久的時期以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詩特別適用。”
毛澤東說:
“尼赫魯總理這次來訪,一定會看出來,中國是很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朋友之間有時也有分歧,有時也吵架,甚至吵得面紅耳赤。但是這種吵架,和我們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質上的不同。”“我們是一個新中國,雖然號稱大國,但是力量還弱。在我們面前站著一個強大的對手,那就是美國。美國只要有機會,總是要整我們,因此我們需要朋友。”
毛澤東對尼赫魯提出的建立和擴大和平區域的建議表示支持,他說:
“建立和擴大和平區域是一個很好的口號,我們贊成。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因素。中印簽訂了關于西藏的協定,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因素的。我們共同宣布了五項原則,這也是很好的。華僑問題也應該適當地解決,免得有些國家說我們要利用華僑搗亂。”“凡是足以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問題,我們都要來解決,這就能達到五項原則中的平等互利。”
尼赫魯表示贊同。第二天,他便離京去華東、華南參觀訪問。
10月27日,毛澤東在中宣部部長陸定一關于10月24日中國作協古典文學部紅樓夢研究討論會的情況報告上作出批示。
報告中說:看到毛主席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批示后,作家協會黨組即召開了會議,參加會議的同志初步檢查了自己思想上的錯誤和缺點,大家認為這是又一次暴露了文藝方面的領導同志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危害性的嚴重麻痹和忽視新生力量的狹隘作風。為了開展這一思想斗爭,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于本月24日召開了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討論會,到會的有古典文學研究者、作家、文藝批評工作者和各報刊編輯等60多人,俞平伯在上午也到了會。會上,一致認為李希凡、藍翎二人關于《〈紅樓夢〉研究》和《〈紅樓夢〉簡論》的批評具有重要意義,并且認為消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點在古典文學研究界的影響,是一場嚴重斗爭,經過這個斗爭,將使古典文學研究工作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報告指出:在討論和批評中必須防止簡單化的粗暴作風,允許發表不同的意見,只有經過充分的爭論,正確的意見才能真正為多數人所接受。對那些缺乏正確觀點的古典文學研究者,仍應采取團結的、教育的態度,使他們在這次討論中得到益處,改進他們的研究方法。這次討論應該發展到其他部門去,從哲學、歷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等方面徹底地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影響,以確立和鞏固我國整個學術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領導地位。
毛澤東在陸定一的這個報告上批示道:“劉、周、陳、朱、鄧閱,退陸定一辦。”
這一天,毛澤東還審閱了袁水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袁水拍在文章中寫道:
“這種老爺態度在《文藝報》編輯部并不是第一次。在不久以前,全國廣大讀者群眾熱烈歡迎一個新作家李準寫的一篇小說《不能走那一條路》及其改編而成的戲劇,給各地展開的國家總路線的宣傳起了積極作用。可是《文藝報》卻對這個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評,并反對推薦這篇小說的報刊對這個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藝界和群眾的不滿。《文藝報》雖則后來登出了糾正自己錯誤的文章,并承認應該‘對于正在陸續出現的新作者,尤其是比較長期的在群眾的實際生活中,相當熟悉群眾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問題的新作者……給予應有的熱烈歡迎和支持’,而且把這件事當作:‘一個很好的教訓’。可是說這些話以后沒有多久,《文藝報》對于‘能提出新問題’的‘新作者’李希凡、藍翎,又一次表示了決不是‘熱烈歡迎和支持’的態度。”
毛澤東在袁水拍這段話后面,親筆加上了一段話,他寫道:
“文藝報在這里跟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名人有密切聯系,跟馬克思主義和宣揚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卻疏遠得很,這難道不是顯然的嗎?”
寫罷,他將該文批給了鄧拓,要求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接著,毛澤東應湖南省省長程潛的請求,提筆書寫了“湖南省人民委員會”8個大字。
原來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以后,各級人民政府按照憲法規定,統統改稱為人民委員會。
毛澤東寫罷,叫來工作人員,將這幅墨跡寄給程潛。
10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袁水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一文。
周揚看到這篇文章后,立即給袁水拍打電話,向他詢問情況。袁水拍告訴他說,這是毛主席批發的。
10月間,中共中央組織部通過新華社為毛澤東物色一個懂英文的國際問題秘書,在新華社國際部工作的林克被選中了。新華社領導找林克談話,林克毫無思想準備,他一方面感謝組織對自己的信任,又擔心自己能否勝任。領導鼓勵他說,相信你能做好這個工作。
這一天,一輛小轎車載著林克從中南海西門經過懷仁堂,沿著中南海邊的馬路向南駛去,經過勤政殿和對面的瀛臺,在豐澤園大門西邊的靜谷停了下來。靜谷的門呈八角形,4邊門框用漢白玉砌成,橫額上鐫刻著“靜谷”二字,兩邊鐫刻著一幅對聯,上聯是:勝賞寄云巖,萬象總輸奇秀;下聯是:清陰留竹柏,四時不改蘢蔥。
靜谷有兩重院落,房屋已經破敗。前院有高聳的蒼松翠柏,還有些假山。辦公廳副主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田家英,就住在這個院子的3間西屋里。后院也是一個四合院,3間北房是辦公廳主任張經武及其秘書的辦公室,他們不常來。耳房是毛澤東的圖書管理員、田家英的秘書逄先知的居室。林克被安排在3間西房里,這里是兩明一暗,家具只有1張辦公桌,兩把椅子,1個文件柜,1張木床。南房也是前院的北房,是毛澤東臨時的藏書室。這個院子有條走廊通往毛澤東的住處菊香書屋。走出靜谷,東側就是豐澤園的大門。在1957年以后,為了工作方便,林克搬進了菊香書屋的東院,距毛澤東的寢室只有20多米。直到1966年8月離開中南海,林克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12個春秋。
林克在見到毛澤東之前,田家英找他談話說:
“你要有思想準備,要有坐冷板凳的準備,要刻苦鉆研,充實多方面的知識,否則也可能在三五年內幫不上主席的忙。”
田家英還談了他自己的工作體會,使林克感覺到毛澤東對秘書的工作要求很高,對自己能否勝任不免有點疑慮。
10月下旬,粟裕應召來到毛澤東菊香書屋的辦公室,毛澤東問他:
“你到總部工作快3年了,各方面都適應了吧?”
粟裕回答說:
“逐漸適應了。在總部工作和在野戰軍大不相同,關系全局,壓力很大。”
毛澤東說:
“人就是要不斷地加壓才能有所作為,當然不能壓垮了。身體怎么樣?好多了吧?”
粟裕說:
“好多了。感謝主席和中央安排我去蘇聯治病,基本解決了我的老毛病。”
毛澤東說:
“不過還是要注意勞逸結合,收支平衡。經常透支,時間一長,身體就會吃不消的。這幾年你在總參干得不錯,能較好的看出問題,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和建議,我和軍委都采納了,部隊反映很好。”
粟裕說:
“我是按照主席和中央指示做工作,許多方面做得還不很好,缺點、問題不少。”
“很好,很好。當然不是說沒有缺點,中央和軍委比較滿意。”毛澤東喝了一口茶,繼續說道:“這次找你來談談,是要向你傳達中共中央的最新決定,要你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粟裕一聽感到很突然,連忙站起來說:
“主席,我不能勝任,這副擔子太重了!”
毛澤東要他坐下來,肯定地說:
“這是我首先提名的!根據我的了解,你可以勝任,能夠把這副重擔挑起來,而且挑得很好。中央和軍委其他領導都這樣認為。”
粟裕說:
“當總長和當副總長大不一樣。副總長我當得還不好怎么能當總參謀長呢?全軍比我水平高的同志很多,應該從他們中間挑選。”
毛澤東說:
“我考慮很久了,相信你可以勝任。中央已經決定,你就干吧。不要有什么顧慮,大膽工作,我和軍委支持你。”
粟裕見毛澤東這樣說,就起身表態說:
“中央已經決定,我服從中央決定,一定努力去干。”
毛澤東朝粟裕做了一個手勢,待他坐定,又交代說:
“總參謀部首先是軍委的最高參謀機構,同時又是軍委的辦事機構。作為總參謀長,一定要在軍隊建設、國防建設的戰略性大事上給軍委當好參謀。你在這方面有長處,要進一步發揚。牡丹雖好,還需綠葉扶持。中央會很好考慮選配副總參謀長。我贊成你剛才講的,努力去干吧。”
10月31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發布命令: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
任命粟裕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任命陳賡、張宗遜、李克農、王震、許世友、鄧華、彭紹輝、張愛萍、楊成武、韓先楚為副總參謀長。
任命黃克誠為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蕭向榮為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在中央軍委領導下,負責協調各總部的工作,處。
10月31日下午,毛澤東、劉少奇、李富春乘專列離開北京南下。毛澤東在專列上召見了水利專家林一山。
此時,毛澤東已經了解到1954年長江特大洪水的損失,遠遠超過修建三峽大壩工程的投資。他用了整整一夜的時間,聽取了林一山關于三峽工程的技術問題和壩址的情況匯報。
毛澤東首先詢問了花崗巖的風化情況。林一山回答說:
“花崗巖是堅硬的、不透水的,但花崗巖風化較快。石灰巖漏水,但是它抗風化。”
“你們都做了哪些勘探工作?”
“在三峽壩區,我們只是做了一些坑探,所以對它的地質情況,現在只是一個初步的了解。根據坑探資料,我們所選擇的三斗坪壩區,屬于花崗巖地帶,其地形地質條件都很好,只是巖石風化問題比較嚴重。”
“根據已有資料,風化層有多厚?”
“根據國內外資料,世界上已有風化層最深的可達百米。”
“如果這里風化層有100米,那么,100米以下呢?”
“風化層以下,就是新鮮的花崗巖了。請主席不用擔心,我們現在還未全面勘探,在它的上游,有一段片麻巖河段。”
“好,好!”毛澤東頓時面帶笑容的連聲說:“片麻巖是花崗巖的變質巖,抗風化性能要好得多,這下子好辦了。”
接著,他問起三峽工程在技術上的可能性。林一山說:
“如果中央要求在較早的時間內建成,依靠我們自己的技術力量,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是可以完成的。”
毛澤東問:
“你的根據是什么?”
林一山回答說:
“目前,蘇聯在建的水利工程,在技術上、規模上同美國已經建成的差不多。當年美國工程師薩凡奇有信心建三峽工程,那么我們可以相信,蘇聯水利專家同樣有這個水平。如果不用蘇聯專家的幫助,我們自己也可以建成三峽工程,但需要在例如丹江口水利樞紐這樣的工程建成以后,因為這個工程的規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了,我們有了這個經驗,就可以把技術水平提高到能夠勝任三峽工程的設計了。不過,這樣設計工作的時間就要長一點。”
毛澤東點點頭,表示同意林一山的分析。
1954年11月3日,毛澤東、劉少奇、李富春等人到達廣州,開始集中力量審閱第1個五年計劃草案。
后來,周恩來乘飛機也來到了廣州。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身份,以《文化學術界應開展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為題,向《光明日報》記者發表了談話。郭沫若在這個談話中,根據毛澤東指示信的精神,發出了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的號召,他說:
這是“一場嚴重地思想斗爭”,“應該看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與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斗爭。”
郭沫若還說:
“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學術觀點在中國學術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識分子中還有著很大的潛在勢力。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布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說我們還很少去碰他。”
11月10日,毛澤東仔細閱讀了《人民日報》上署名為黎之的文章,文章的題目是《<文藝報>編者應該徹底檢查資產階級作風》。文章中說:“正是這種驕傲自滿的情緒,使《文藝報》逐漸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對新鮮事物越來越失去了感覺。”
毛澤東在這段話旁打了個問號,批道:
“不是驕傲的問題,而是編輯部被資產階級思想統治了的問題。”
文章中說:“在許多問題上,表現出《文藝報》編者已喪失對當前重大政治問題的敏銳感覺。”毛澤東旁批道:
“不是喪失敏銳感覺,而是具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極敏銳的感覺。”
文章中說:“《文藝報》編者的驕傲自大的情緒,也表現在這個刊物的老大的作風上面。”毛澤東在“驕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風”這些文字下面畫了粗線,旁批道:
“不是這些問題,而是他們的資產階級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問題。”
11月14日,毛澤東看到《南方日報》上轉載的馮雪峰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一文,他邊讀邊批。馮雪峰檢討說:“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長期的統治著的事實,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沒有認識這個事實和它的嚴重性。”毛澤東旁批道:
“限于古典文學嗎?”“應說從來就很注意,很有認識,嗅覺很靈。”
馮雪峰檢討說:“這完全說明我對于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失去了銳敏的感覺,把自己麻痹起來,事實上做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毛澤東在旁邊批注:
“一點沒有失去,敏感得很。”
馮雪峰檢討說:“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斗精神。”毛澤東批道:
“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資產階級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
馮雪峰檢討說:“我平日當然也做過一些幫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們看原稿,設法把他們的作品發表或出版。但雖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覺地在心底里存在著輕視新生力量的意識。”毛澤東在這一段中的“可以不自覺地”和“在心底里存在著”幾個字旁劃了豎線,批注:
“應說自覺的。不是潛在的,而是用各種方法向馬克思主義作堅決斗爭。”
馮雪峰檢討說:“這是立場上的錯誤,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在“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旁畫了粗線,批道:
“應以此句為主題去批判馮雪峰。”
11月的一天,毛澤東曾到廣州越秀山游泳池盡情游了一番,爾后坐在樹影婆娑的游泳池畔,和他的新任秘書林克進行了第一次交談。毛澤東很有興致地詢問林克有多大年齡,什么地方人,詢問他的學歷和工作經歷。林克說:
“我的原籍是江蘇常州,今年29歲了。幼年生活在保定。”
毛澤東聽林克提到保定,就說:
“保定很有名呀,是兵家必爭之地。我在20年代曾到過保定,并沿著城墻走了一圈。你曉得那里有個蓮花池嗎?那是北洋軍伐頭子曹錕的私人花園。”
他淡淡一笑,接著說:
“曹錕用5000銀元1張選票,收買了500多名‘豬仔議員’,很下本錢吶。他是個很有名的賄選總統哩!”
往事如煙,毛澤東一觸及歷史,總能信手拈來一段與話題有關的歷史故事。林克見毛澤東講完了,就接著介紹自己的經歷,他說:
“我們居家在七七事變后遷到北平。我是燕京大學經濟系畢業,1946年在大學參加了地下黨,參加并組織了學校的歷次學生運動。離開學校后,我被調到華北局城市工作部,從事社會調查工作。解放后,被調到新華社工作。”
毛澤東聽完了林克的介紹,就說:
“當前你的工作就是研究國際形勢的發展和重要動向,隨時向我匯報。”
他又誠懇地對林克說:
“你做我的老師,教我英語,好么?過去,我做過教書先生,現在要做學生,拜師嘍。”
林克從別人那里得知,毛澤東在延安時就自學過英語,但究竟達到了什么程度,現在學習從哪兒入手,心中沒底。于是,他就建議說:
“您看,是不是從學習一些短的政論文章開始?”
毛澤東欣然同意。林克隨即拿出一本事先準備好的《人民中國》給毛澤東看。
自此以后,林克無論在哪里,總是要在公文包里帶著毛澤東學習的英語材料。毛澤東學習英語的興致很高,善于擠時間學習,經常在起床后,在飯前、飯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在開會或會見內外賓客之后或長時間緊張工作之后,學一點英語。他在外地巡視期間,無論在火車上、輪船上、飛機上,都隨時擠時間學英語。除了重要會議或生病之外,從未中斷。
11月25日,毛澤東結束在廣州的工作,在返京途中,專列停在株洲車站。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省公安廳李強、唐瑞亭等早早來到株洲車站,迎候毛澤東。
毛澤東在站臺上踱步,遇見一位鐵路局的年輕負責人,便問他多大年紀。年輕人回答說27歲。毛澤東很高興地說:
“好啊,你們年輕人起來了,我就放心了。你們一定要好好學習馬列主義,把建設祖國的任務完成好。”
是日中午,毛澤東又乘專列到了長沙,在大托鋪專線停車休息,不久,乘汽車到程潛先生家去探望他,又觀看了長沙市容。
晚7時,毛澤東離開長沙北上。
11月28日,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一起回到北京。
欲知毛澤東回京后的工作情況,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54年10月23日同尼赫魯談話時說:“我們現在正在執行‘五年計劃’,社會主義改造也正在開始。如果發生戰爭,我們的全盤計劃就會被打亂。我們的錢都放在建設方面了。如果發生戰爭,我們的經濟和文化計劃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個戰爭計劃來對付戰爭。這就會使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延遲。但是把中國全部毀滅,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難的。中國人是會永遠存在的。”這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對朋友,對敵人,既不吹牛,也不示弱。正像他自己所說的“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在10月31日同水利專家林一山談到三峽壩區的地質情況,當林一山說:“請主席不用擔心,我們現在還未全面勘探,在它的上游,有一段片麻巖河段。”毛澤東頓時面帶笑容地連聲說:“好,好!片麻巖是花崗巖的變質巖,抗風化性能要好得多,這下子好辦了。”由此可見他對地質學有關方面的材料已經進行了研究,這就是政治家的另一面!你還能說他只會打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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