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

　　之后，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

　　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

　　話說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先后兩次接見了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還親自到他們的住處看望和交談，毛澤東提議說：

　　“在西藏不再成立軍政委員會，直接籌備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為實行區域自治做準備，請你們考慮。”

　　原來，在西藏成立軍政委員會是“十七條協議”中的一項規定，可是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有些人擔心成立軍政委員會，會取代西藏地方政府，使他們喪失既得權益，因此，他們百般阻撓，致使西藏軍政委員會一直沒有成立。毛澤東鑒于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各大行政區軍政委員會即將撤銷，就向他們提出了這一建議。

　　后來，經西藏地方政府、班禪堪布會議廳、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的代表多次討論，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提議。由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3方代表組成的籌委會籌備小組，經過充分協商，提出了成立籌委會的具體方案。

　　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期間，曾志到菊香書屋看望毛澤東，她見毛澤東依然過著簡樸的生活，唯有書籍更多了：床上一半的空間都堆放著書，有精裝的，有平裝的，還有報紙和期刊雜志；辦公桌上，書架上，窗臺上，堆集的書本也像一座座小山。曾志好奇地問毛澤東：

　　“這么多的書，一天要看多少？”

　　毛澤東解釋說：

　　“每天送來的報刊雜志就有200多種，我一個人是看不完的。我有幾個秘書，他們分門別類地先看，覺得比較重要的，就給我劃上。必須要有選擇性地看，看書也是要講方法的。”

　　“看那么多書，不覺得累嗎？一天看到晚，能看得進去嗎？”

　　“看書也是一種休息嘛！”

　　“我不明白看書怎么個休息法，我認為看書是很累人的事。”

　　“看一種書疲倦了，就換另一本書，調劑腦筋，也就得到了休息，交換看書，也是一種好的休息方法。”毛澤東一說起書，就滔滔不絕：“我沒有吃過洋面包，過去也沒有去過蘇聯，更沒有去西方留學，我是土生土長的中國農民兒子。我根據中國的國情，革命的實際，提出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建立羅霄山脈中段的紅色割據，提出游擊戰術16字訣和迂回打圈的戰略戰術。”

　　他點燃一支煙，深深地吸一口，繼續說道：

　　“但是那些個吃洋面包的人，就是不信任我，看不起我，認為山溝子里面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從1932年起，實際上就把我擺到了一邊，同志們不大愿意同我接近，連賀子珍也不愿理我了。我說組織上決定我服從，但觀點要堅持，不是說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嗎？我不相信有這樣的事情，我就是要狠狠地讀書。在漳州搞了許多書，又向同志們借一點子，扎扎實實地讀書，硬是讀了兩年的馬列主義，后來寫的《矛盾論》和《實踐論》就是這兩年的讀書心得。

　　我這個人呀，就是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處分，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有了這‘5不怕’，敢將皇帝老子拉下馬。”

　　正在此時，工作人員走來請毛澤東去懷仁堂觀看袁雪芬、傅全香演出的《梁山伯與祝英臺》，毛澤東便邀曾志一同去看戲。

　　演出開始了，毛澤東看得很專注，很投入。可是曾志卻一直是漫不經心的樣子。當戲演到梁祝訣別時，曾志哪里欣賞得了這種痛苦纏綿的情節，忍不住笑了起來。全身心投入劇情里的毛澤東，側過頭不滿地看了她一眼，說：

　　“你都不懂，這是藝術欣賞，現在正是藝術上的最高潮！”

　　曾志一看毛澤東認真的樣子，急忙止住了笑。

　　9月中旬，江青奉毛澤東之命來到《人民日報》社，找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林默涵和《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談話。

　　原來在不久前，剛剛從山東大學畢業的學生李希凡、藍翎利用暑假的時間，寫出了一篇批評俞平伯的文章——《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一文是于1954年3月發表在《新建設》雜志上的。李希凡、藍翎將文章寫好后，寫信向《文藝報》詢問，是否可以批評俞平伯，結果沒有得到答復。他們只好又向自己的母校學報投稿。山東大學校刊《文史哲》就把李希凡、藍翎的這篇文章刊登在9月號上。江青曾看過多遍《紅樓夢》，她很有興味地看了李希凡、藍翎這篇批判文章，對此大加贊賞，并推薦給毛澤東。

　　毛澤東曾對井岡山時期的老戰友曾志說過：“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來，但在政治上還是對我有幫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銳。”由此看來，毛澤東還是相信江青的判斷力的。這一次，他接受江青的建議，認真看了李希凡、藍翎的《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非常高興，便讓江青出面，建議《人民日報》予以轉載。江青就給《人民日報》社總編輯鄧拓打電話說了這個意思。鄧拓哪里把江青看在眼里，根本不予理睬。過了兩天，江青看看《人民日報》沒有動靜，就拿著《文史哲》第9期，來找周揚、林默涵和鄧拓談話，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她說：

　　“主席十分欣賞剛剛出版的《文史哲》雜志上兩個小人物李希凡、藍翎寫的《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希望《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周揚以《人民日報》轉載這樣“小人物”的文章不合適為由，拒絕了毛澤東的建議，他提出可以由《文藝報》予以轉載。

　　9月20日，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的1197名代表，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一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并由主席團公布實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用法律的形式規定了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向和途徑，確立了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確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民主精神貫穿于整部憲法之中。

　　齊白石在人大會議上鄭重地投下了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一票。他回到家里，高興地說：

　　“《詩經》上說：‘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哪里能和這次大會比？立法立憲，搞了幾十年，如今真有人民的憲法了，這是五福臨門的憲法，我可要把《詩經》上‘文王以寧’改為‘中國以寧’了。”

　　他一邊說著，一邊寫下了毛澤東在開幕詞中所告誡人們的8個字：“老老實實，勤勤懇懇。”

　　9月27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一致選舉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為副主席。

　　選舉劉少奇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宋慶齡、林伯渠、李濟深、張瀾、羅榮桓、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彭真、李維漢、陳叔通、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賽福鼎13人當選為副委員長；彭真當選為秘書長；王昆侖、王維舟、古大存、司徒美堂、吳玉章、吳耀宗、李書城、李雪峰、李燭塵、邢西萍、林楓、周建人、周純全、竺可楨、邵力子、南漢宸、胡喬木、胡愈之、胡耀邦、柳亞子、施復亮、高崇民、徐向前、徐特立、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韋國清、馬明方、馬敘倫、馬寅初、張邦英、張治中、張云逸、張聞天、張難先、張蘇、許廣平、許德珩、陳劭先、陳嘉庚、陸定一、程子華、程潛、黃火青、黃克誠、黃紹竑、彭澤民、楊明軒、葉劍英、廖承志、熊克武、劉伯承、劉長勝、劉格平、劉寧一、劉瀾濤、蔡廷鍇、蔡暢、鄧穎超、賴若愚、龍云、聶榮臻、藍公武、羅隆基、譚平山、譚政65人當選為委員。

　　董必武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鼎丞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大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的提名，決定任命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陳云、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鄧子恢、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富春、李先念10人為副總理；還任命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

　　會議決定設立國防委員會，毛澤東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會議決定任命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程潛、張治中、傅作義、龍云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于學忠、鄭洞國等81人為國防委員會委員。

　　是日晚，鄭洞國突然接到一張套紅的金字請帖，打開一看，竟然是毛澤東派人送來的請帖，要在中南海宴請他。

　　原來，鄭洞國等原國民黨軍將軍剛剛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毛澤東為了祝賀他們，就在中南海設宴招待他們。鄭洞國十分不安，他想：“毛主席日理萬機，還想到我，甚至要設宴招待我，一個國民黨的敗軍之將，見了毛主席，說些什么呢？”鄭洞國遲到了幾分鐘。賀龍、葉劍英，還有鹿鐘麟等人早已在座。鄭洞國一到，毛澤東就迎了上去，同他握手，說：

　　“你還是有功的嘛，如果不是你回電蔣介石，曾澤生的60軍就會被蔣介石的飛機炸平了嘛，……而且，你還是一位抗日名將。我們說話算話，只要放下武器，我們一律歡迎。你很年輕，還可以為中國人民做很多的工作。”

　　毛澤東一邊說，一邊拉鄭洞國坐在自己身邊。鄭洞國剛坐下，毛澤東又笑著說：

　　“這下好了，我們終于同坐在一條凳子上了嘛！”

　　在座的客人，都被毛澤東的話逗樂了。鄭洞國本來有些拘謹，毛主席的一句話一個動作就使鄭洞國輕松多了。毛澤東又問鄭洞國：

　　“你抽不抽煙？”

　　鄭洞國應聲說：“抽。”說著，順手就近拿了一支香煙，沒想到，毛澤東十分敏捷地擦著一根火柴，站起來給他點煙。毛澤東是那樣隨和、親切，彬彬有禮，毫無國民黨當官的那種令人生畏、令人討厭的傲慢派頭。鄭洞國心想：

　　“我在國民黨陣營里20多年，上自蔣介石，下至若干上級，誰曾如此待我！而毛主席——共產黨的第一把手、國家元首、人民擁戴的領袖居然為我點煙，共產黨的領導人果真不是官，而是樸實的人民公仆，既平凡又偉大。”

　　毛澤東問及鄭洞國全家的生活情況，鄭洞國說，兒子還未結婚，剛從上海同濟大學畢業，在沈陽的一個建筑部門工作。毛澤東說道：

　　“你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了，就得為人民做點工作嘛！你今年才51歲，還很年輕啊！”

　　鄭洞國聞言，心中暗想：“毛主席怎么這樣了解我！”便情不自禁地連聲答應，要好好地為人民服務。鄭洞國越說越隨便，不知怎的，他竟然向毛主席提出了這么一個他自己也覺得不甚得體的問題，他說：

　　“你的馬列主義為什么學得這樣好？”

　　毛澤東也似乎感到有點出乎意料，怔了怔，望著鄭洞國，鄭洞國有點不好意思了。毛澤東爽朗地笑了，他回答說：

　　“我當年接受馬列主義之后，總認為自己已經是個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礦，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買賬。因為我還是那么一副‘學生臉’、‘先生樣’，也不知道怎樣做工人的工作。那時，我成天在鐵道上轉來轉去，心想，這樣下去怎么行呢？想了很長時間，才有些明白，自己的思想立場還沒有真正轉變過來嘛！”

　　他又加重了語氣說：

　　“我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向社會學習向群眾學習的過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一個人的思想總是發展的，立場是可以轉變的。只要立場轉變了，自覺地放下架子，拜人民為師，這就靈了，學馬列主義也就容易學好。”

　　9月28日下午3時50分，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閉幕式上宣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已經順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在莊嚴的國歌聲中，會議勝利閉幕。

　　人大會議結束后，毛澤東接見了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和阿沛·阿旺晉美，他在談話中說：

　　“你們是國家最年輕的領導人了，擔負著很重要的責任。現在你們不僅僅是西藏的領袖人物，而且是一個國家的領導者。”

　　他又親切地望著達賴和班禪，強調說：

　　“因此搞好你們兩位活佛之間的團結非常重要。還要搞好噶廈和堪廳兩方面的團結，搞好漢族和藏族同志之間的團結。”

　　毛澤東說罷，點燃了一支煙，接著說：

　　“要搞好團結，就要互相學習，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學習藏語文，不懂藏語文怎么和藏族同胞接觸？怎么能夠為藏族同胞服務呢？”

　　班禪說：

　　“希望中央給我派一名漢語教員，下次來北京開會，我不要翻譯，要直接用漢語同主席交談。”

　　“很好，很好！”毛澤東非常高興，他風趣地對翻譯說：“兩位佛爺學會漢語，不用翻譯，你不用擔心，你不會失業，以后可以當干部。當然，翻譯也是干部。我說的是當領導干部，擔負更重要的責任。西藏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大批優秀的干部。”

　　他又轉向達賴、班禪和阿沛·阿旺晉美，說道：

　　“我再一次告訴你們，中央代表、解放軍、漢族干部到西藏工作的目的，就是為了幫助西藏人民發展經濟、文化，為了西藏民族的發展和進步。如果他們不是按這個原則辦事的話，你們可以直接找我，找周總理談，絲毫不用客氣。”

　　接見就要結束了，毛澤東站起身來，最后說：

　　“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說話是算數的，今后我們要重視發展西藏的經濟和文化事業。這一次，也不能讓你們空著手回西藏去，中央人民政府給西藏準備了一批禮物。”

　　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向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禪堪布會議廳贈送了一大批農牧業機具。

　　就在9月28日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成立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決定撤銷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整個軍事工作。中共中央軍委由12人組成，他們是：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

　　由毛澤東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由彭德懷主持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日常工作。

　　毛澤東在第1次軍委會議上宣布說：以后在一般情況下，軍委會議由彭德懷主持。

　　9月29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尼·謝·赫魯曉夫率布爾加寧、米高揚等黨政代表團到中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赫魯曉夫走下飛機，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其他中國黨政領導人的熱烈歡迎。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緊緊擁抱，行貼面禮，呈現出親密、友好、團結的氣氛。后來，赫魯曉夫說：

　　“毛澤東的熱情友好是我未曾預料到的。”

　　毛澤東早在他第一次訪問蘇聯時，就認識了赫魯曉夫。在他眼里，喜歡玉米棒子的炮筒子赫魯曉夫，像公牛一樣到處亂撞。赫魯曉夫從那時起，也對毛澤東留有很深的印象，他認為喜歡讀書的毛澤東，“行動起來像熊一樣沉著遲緩”，思想不輕易外露，但是他才智過人，一般人不是他的對手。

　　當晚，毛澤東在會見赫魯曉夫的時候，重提他那個“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赫魯曉夫則認為帝國主義是一只危險的猛獸，他對毛澤東說：

　　“再也不能根據哪一方的人多來計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頭和刺刀解決紛爭的時候，誰的人多、刺刀多，結果的確不一樣。可是，出現機關槍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占上風了。現在有了原子彈，雙方部隊的數目，對真正力量的對比和戰爭的結果，就更沒有意義了。哪一方的部隊愈多，他的炮灰也就愈多。”

　　赫魯曉夫竭力要毛澤東相信：

　　“一兩枚原子彈就足以把整個中國化為灰燼。”

　　赫魯曉夫的觀點當然不可能說服毛澤東。毛澤東關于“紙老虎”的論斷，是從戰略的角度，從正義與非正義、從長遠和辯證的觀點上看待這個問題的。赫魯曉夫的一番說道，反而使毛澤東更加認清了眼前的這個大國領袖。偉大的斯大林尚且懼怕美國的原子彈，何況他的追隨者赫魯曉夫呢？因為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毛澤東也不便與赫魯曉夫過多理論。

　　國慶節前夕，朝鮮金日成首相來到北京，贈送給毛澤東24箱蘋果，每個蘋果上都有一行被太陽曬出來的字：“毛主席萬歲”。這上面的字是擦不掉的，能吃掉“毛主席萬歲”嗎？工作人員面對蘋果犯了愁。李銀橋將此事報告給毛澤東，毛澤東皺著眉頭說：

　　“我就不喜歡這個口號。哪有人能活1萬歲的？活不到，那就吃掉。”

　　于是，24箱曬有“毛主席萬歲”的國光蘋果，便分給警衛部隊全部吃掉了。

　　9月30日，毛澤東會見印中友好協會訪華代表團團長、國會議員烏瑪·尼赫魯夫人，他在談話中說：

　　“五項原則應當適用于各國之間的關系。現在這五項原則已經是世界聞名了。”

　　1954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建國5周年慶典。

　　上午9點50分，毛澤東與赫魯曉夫、金日成及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還有波蘭、羅馬尼亞、蒙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保加利亞、越南和阿爾巴尼亞等國的來賓。

　　毛澤東快步走到張瀾面前，握著他的手親切地說：

　　“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你是與日俱進的。”

　　10時整，北京市市長彭真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第5周年國慶典禮開始！”

　　在閱兵式開始時，國防部長彭德懷在華北軍區兼京津衛戍區副司令員、閱兵總指揮楊成武陪同下，乘敞篷汽車檢閱部隊。而后，他登上天安門城樓，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命令說：

　　中國人民解放軍“時刻保持戰斗準備，加強軍事、政治訓練，加強集中統一意志，提高社會主義覺悟，努力學習蘇聯軍隊的一切先進經驗，掌握現代化的藝術，發揚革命英雄主義，服從命令，遵守紀律，為爭取和保證每一個軍事任務的勝利完成而奮斗。”

　　接著，受閱部隊的分列式開始了。這次受閱的部隊是從全軍60個單位抽調編成的，共10384人。徒步方隊由200人編成，橫排面20人，共10個排面。騎兵受閱部隊來自內蒙古草原，功臣模范占50%，他們共編成6個方隊，每個方隊都是毛色相同的軍馬，側面看，騎兵和戰馬各成一直線，隊形整齊。坦克、火炮每方隊橫排面4臺車（炮），共4個排面，三輪摩托車橫排面6輛，共27個排面。受閱航空兵由111架作戰飛機編成，由3機按三角形編隊，通過天安門廣場的高度為600米，航速每小時為400～650公里，這對中國年輕的飛行部隊來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整個閱兵歷時63分鐘。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了全國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主席團成員黎錦熙，他問道：

　　“六先生還好嗎？”

　　毛澤東所說的“六先生”是黎錦熙的六弟黎錦明，字艮甫，號均亮，生于1905年，從小酷愛文學，1925年考入北師大。黎錦明先后創作中篇小說4部，短篇小說11部，劇本5部。他的小說《塵影》曾經受到魯迅的稱贊，魯迅說：黎錦明的作品“蓬勃著楚人的敏感和熱情”。

　　“我看過六先生的中篇小說《塵影》。”毛澤東興致勃勃地說：“是在1927年‘四一、二’政變以后寫的。他以海豐農民斗爭為背景，較真實地描寫了我國南方一隅在大革命時期波瀾壯闊的農民運動。”

　　黎錦熙靜心地聽著毛澤東的話。毛澤東接著說：

　　“難能可貴的是，六先生在小說中顯示了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在于我黨沒有自己的武裝。這真是一針見血。”

　　是日晚，赫魯曉夫在焰火晚會上像是一個察看莊稼長勢的農民；毛澤東則興致勃勃地觀看著焰火。兩人的興致不一樣，卻是同樣愉快，臉上堆滿了笑容。

　　周恩來忽然發現了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就走上前去，要把她介紹給赫魯曉夫，卻被毛澤東制止了。毛澤東帶著江青迅速地穿過紫紅色平臺，走到稍遠的角落，夫妻倆在那里一起觀看焰火。

　　江青在解放后由于身體不好，曾到蘇聯治病養病，在蘇聯的工廠、農村調查研究，發現了不少問題。同時，她對斯大林時期蘇共黨內的問題也有察覺。這些都成為毛澤東研究蘇聯的重要信息。

　　10月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赫魯曉夫，他在談話中說：

　　“我們對原子能、核武器感興趣。今天想同你們商量，希望你們在這方面對我們有所幫助，使我們有所建樹。總之，我們也想搞這項工業。”

　　赫魯曉夫一聽就愣住了，他沒有想到毛澤東會提出這個問題，他說：

　　“假若你們目前要搞核武器，那把你們中國的全部電力集中起來用在這個方面，夠不夠還很難說呢！這東西你們要搞既費錢，又費力，搞成之后既不能吃，又不能用，儲存起來也要錢，更新改造也要錢。你們另搞一攤子太浪費了，社會主義大家庭有蘇聯的核保護傘就夠了，無須大家都來搞。如果你們十分想辦這件事，而且是為了科研、培訓干部，為未來的新興工業打基礎，那么我們可以幫助先建設一個小型原子堆。這比較好辦，花錢也不太多。”

　　赫魯曉夫的“核保護傘”論，毫無疑問又一次刺痛著毛澤東。但毛澤東覺得他的分析也并非是毫無道理，況且他又做出了承諾，便說道：

　　“也好，讓我們考慮考慮再說。”

　　10月初，毛澤東翻看《文藝報》第18期上為轉載李希凡、藍翎的《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而由《文藝報》主編馮雪峰根據周揚等人的意思所加的一個編者按，大為不滿。只見按語中寫道：

　　“這篇文章原來在山東大學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9期上面。它的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他們試著以科學的觀點對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簡論》一文中的論點提出了批評，我們覺得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轉載在這里，希望引起大家討論，使我們對《紅樓夢》這部偉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確的了解。在轉載時，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錯字和由編者改動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來的意見。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的地方，但他們這樣的去認識《紅樓夢》，在基本上是正確的。只有大家來繼續深入的研究，才能使我們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認識也更全面，而且不僅關于《紅樓夢》，同時也關于我國一切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

　　毛澤東邊看邊批，他在“他們試著”4字旁邊批了兩句話：

　　“不過是小人物。”“不過是不成熟的試作。”

　　他又在“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的地方”一句旁邊批道：

　　“對兩青年的缺點決不饒過。”“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駁斥。”

　　他還在“希望引起大家討論”和“才能使我們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兩句旁畫了兩道線，打了問號，批了兩句話：

　　“不應當承認俞平伯的觀點是正確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問題，而是批判錯誤思想的問題。”

　　先是周揚等人公然拒絕了毛澤東的建議，繼之是馮雪峰又在按語中連俞平伯的錯誤一個字都不提，反而指責“小人物”，這就惹惱了毛澤東。由此，在中國掀起一場軒然大波那肯定是遲早的事情。

　　10月8日，毛澤東讓葉子龍將表兄文運昌寫給他的一封信轉交給王季范看，王季范展開此信，只見上面寫著：

　　潤之老三表弟主席大鑒：

　　湖南燕北，憑書傳衷。遙想起居佳勝，為賀且祝。報載，表弟二次當選，足見功德在民，群情愛戴。除專制建共和，七億友好；按程序而事建設，中華光輝。誼屬中表弟兄，尤歡欣起舞的奉告內各弟孫們，眉開眼笑地高歌鼓掌慶賀。本擬出游漢皋，重上都門，瞻仰新規模的建筑事業，以飽眼福，恰與我三姐和王九弟共話家常，時機似是難得，今日的我，以酒養性。學習了憲法草案，破衣洗補，行色擬飛黃河。因大水所困，是未果。小陽節后，當束裝上京暢談，平生愿滿，便以所見的地區人們生產救災各情作介，并祈指示機宜，直赴臺灣，掃除殘敵，投筆從戎，有趙云雄風宛在，請纓系虜，終軍之大志可到，兄雖年已七十，亦間忘其老也，先此布達。并問江青夫人懿康。

　　表兄  文運昌

　　王季范看罷此信，記起自己也收到了表兄9月20日的來信，表兄在信中似有怨艾，尚未作復。此時，他已明白了毛澤東的用意。

　　10月9日，王季范提筆給表兄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運昌表兄：

　　前日接你9月20日來信，知你極愿到武漢和北京一游，參觀5年來之新建設，且倪志壯。昨日葉子龍同志送來你致主席手書一件，知你決于小陽時節來京歡敘，并想赴臺殺敵立功，老來勇氣，令人欽敬。中南海方面以你來京甚好。古衡老人，不堪作戰，筆談舌戰則可。囑我以此意代為轉達。昨晚，章淼洪來，說及北方冬季天寒地凍，樹枯花謝，名勝冷落，絕少游人；南客初來，重哀不暖，不如待之明年中秋來京賞月，猶便參觀最偉大熱鬧之國慶觀禮。此話理充。述供參考。總之，你若來京，無論今冬明春，可住舍間，借敘情誼。專此布達。順致

　　敬禮!

　　表弟 王季范

　　10月10日，王季范又囑咐兒媳蕭鳳林給文運昌寫一封信。蕭鳳林在信中寫道：

　　運昌十六伯：

　　前日葉子龍處長來舍，送來你寄主席的信，家父立即函湘促駕，我家正掃榻迎接也。主席寄來手條，說歡迎你來京一游。不過，只限你一個人來京，住一個月，并指定住在我家。我家無好招待，你是否來住呢？主席寄家父的手條，你到京后，可以看到。家父說，現今火車非常便利，你起程時，須坐直達加快車，以免轉車曠時；如行李多，須打行李票。列車照顧老人很周到。你有萬里赴臺殺敵立功的本領，單身獨馬，千里暢行，毫無問題，切不必結伴同行。因北京物價高過長沙幾倍，糧油限內極度，木床價數十萬元，我家無力擔負。總之一句話，你一人來京。你來京時，一定要帶棉袍、棉鞋、棉被，因為北方很冷，現在一般都著棉衣之故。

　　我有一雙新皮鞋在長沙，敬請你至三角格蕭八婆處，為我取出帶來。麻煩之事，來京面謝。并請帶長沙豆豉和好吃的麻菌、玉蘭片。太貴則不必帶。

　　敬仰旅安，并叩

　　十六伯母福安。鳳良同志和鳳始均此問好！

　　侄媳 鳳林 敬上

　　這正是：三封來往信，忍俊不禁讀。表親訴衷腸，最是鳳林書。

　　10月10日，中央農村工作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召開第4次農村互助合作會議。會議總結了一年來農業合作化的工作，制定了農村合作社新的發展計劃和黨在農村的階級政策。其中，黨在農村的階級政策是經過毛澤東修改補充而確定下來的。

　　這次會議一直開到30日才結束。

　　10月10日晚，毛澤東翻閱《光明日報》上刊載的李希凡、藍翎的另一篇文章《評<紅樓夢研究>》及編者按。

　　《紅樓夢研究》是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在1952年修訂再版時改用的書名。毛澤東曾經在他仔細閱讀過的俞平伯的《紅樓夢辨》一書中，差不多從頭到尾都畫有橫線和圈點，還打了許多問號，共有50多處。如今再看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及《光明日報》的編者按，自然有許多聯想。只見編者按中寫道：

　　“目前，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觀點去研究古典文學，這一極其重要的工作尚沒有很好的進行，而且也亟待開展。本文在試圖從這方面提出一些問題和意見，是可供我們參考的。同時我們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討論。”

　　毛澤東在編者按旁用質問的口氣一連批了3句話：

　　“不過是試作？”“不過是一些問題和意見？”“不過可供參考而已？”

　　他還在李希凡、藍翎文章中所引用的俞平伯的“原來批評文學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無標準”，“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愛”這些話旁邊，批了一句話：

　　“這就是胡適哲學的相對主義即實用主義。”

　　10月12日，赫魯曉夫在中國的訪問結束。

　　赫魯曉夫是蘇聯方面訪問中國的第一位最高領導人。在他訪華期間，中蘇達成了一系列協議，蘇方把旅順港和中蘇4個股份公司移交給中國，給予中國5億盧布長期貸款；還有關于科技合作及關于修建蘭州——烏魯木齊——阿拉木圖鐵路等一系列問題的協議。

　　蘇聯還答應在促進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方面，給予中國幫助。毛澤東深表感謝。

　　在此期間，赫魯曉夫還經常和毛澤東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邊躺著，像最要好的朋友一樣，談論著各種事情，彼此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地各抒己見。他們有許多共同語言，在許多問題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但也有許多認識不一致的地方，除了在戰爭問題上的分歧外，毛澤東在提到中國的文藝方針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赫魯曉夫卻說：

　　“任何一個農民都知道，有些花應栽培，而其余的應砍掉。”

　　他認為毛澤東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誘騙各種“花”都“開”，然后，將“有毒的花”消滅掉。

　　赫魯曉夫回到國內后就對他的同事說：

　　“與中國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

　　幾個月后，赫魯曉夫又向西德總理阿登納暗示，中國“可能會給西方帶來麻煩”。他對中國日益增長的潛在勢力感到驚恐，提出要與西德重修舊好，“共御黃禍”。赫魯曉夫這些話，后來都傳到了中國人的耳朵里，為中蘇關系埋下了隱患。

　　10月16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和其他有關人員寫了一封《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他在信封上寫了28個人的名字：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員，還有中宣部、國務院及有關部委的負責人。他寫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陳云、朱德、鄧小平、胡繩、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懷、陸定一、胡喬木、陳伯達、郭沫若、沈雁冰、鄧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揚、林楓、凱豐、田家英、林默涵、張際春、丁玲、馮雪峰、習仲勛、何其芳諸同志閱。退毛澤東。”

　　毛澤東何以將這一問題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來，此事說來話長。

　　原來，自從曹雪芹的《紅樓夢》一書在問世以后的200多年中，中國社會的各個階級、各個階層都對其作了各自不同的評價。《紅樓夢》研究逐漸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人們稱之為“紅學”。研究“紅學”的學者先后有“舊紅學派”和“新紅學派”之分。“舊紅學派”即為“索隱派”，他們把《紅樓夢》看成是影射清朝人物事件和清朝政治的，其研究是為了“索”出“隱”去的真人事件。“新紅學派”也稱“考證派”，他們則用唯心主義的實驗主義方法研究《紅樓夢》。俞平伯就是“新紅學派”中的著名學者。

　　俞平伯，原名俞銘衡，1900年出生于浙江德清縣。他曾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加入過新文化社團新潮社、文學研究會、語絲社等。他是聞名文壇的散文小品作家，也是當時著名的新詩人，1922年曾與朱自清、葉圣陶、鄭振鐸、劉延陵等人共同創辦了“五四”以后最早的詩刊《詩》月刊。

　　俞平伯開始研究《紅樓夢》，是受胡適的影響。胡適是《紅樓夢》研究“考證派”的代表。1922年，俞平伯寫成《紅樓夢辨》一書，并于1923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此書與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改定稿》成為“新紅學”的代表作。

　　前邊已經說過，早在1951年毛澤東就提出“百花齊放，推陳出新”，作為改造舊文化、建設新文化的方針。后來為了研究和繼承祖國古典文學的優秀傳統，國家出版部門整理和出版了一大批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優秀作品，《紅樓夢》就是其中之一。做為著名紅學家的俞平伯，將自己于1923年出版的《紅樓夢辯》進行了刪改、增訂，并易名為《紅樓夢研究》，于1952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來俞平伯還應報刊的約稿，陸續發表了一些介紹《紅樓夢》的文章。1954年3月，他又將自己研究《紅樓夢》的成果作扼要總結，寫成《紅樓夢簡論》一文。發表在《新建設》上。《文藝報》于1953年第4號的“新書刊”欄目內，對俞平伯的新版《紅樓夢研究》作了簡要報道，并推薦說：“研究《紅樓夢》，向來有一個諢名，叫做‘紅學’。過去所有紅學家都戴了有色眼鏡，做了許多索隱，全是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紅樓夢研究》一書做了細密的考證、校勘，掃除了過去‘紅學’的一切夢囈，這是很大的功績。”正是由于《文藝報》這樣推崇俞平伯，所以它一直拒絕刊登批評俞平伯的文章。早在李希凡、藍翎之前的1952年10月，就有一篇署名為白盾的批評俞平伯的文章《<紅樓夢>是“怨而不怒”的嗎?》，寄給了《文藝報》，《文藝報》不但不予刊載，還在退稿信中說：“俞平伯先生研究《紅樓夢》很有貢獻，《紅樓夢研究》一書基本上優點多于缺點，文中所提出的缺點，在目前一般讀者思想水平已有提高的情況下，人們自會分清。所以，用不著批評。”后來白盾的這篇文章，最終還是在1954年11月12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這自然是在開展批判俞平伯以后的事了。

　　前面已經說過，江青發現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后，推薦給毛澤東，毛澤東指示《人民日報》轉載。江青傳達毛澤東的指示，結果碰了一鼻子灰。就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看了10月10日《光明日報》專刊《文學遺產》第24期發表的李希凡、藍翎的另一篇批評俞平伯的文章《評<紅樓夢研究>》及編者按，他也按捺不住了，于是就在10月16日寫出了給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關人員的《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這封信全文如下：

　　各同志：

　　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請一閱。這是30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地開火。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他們起初寫信給《文藝報》，請問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們不得已寫信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老師，獲得了支持，并在該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們的文章駁《紅樓夢簡論》。問題又回到北京，有人（指江青——筆者注）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結果成立妥協，被允許在《文藝報》轉載此文。嗣后，《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又發表了這兩個青年的駁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文章。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攔阻，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后，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毛澤東 1954年10月16日

　　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毛澤東的這封信，以雷霆萬鈞之力給了周揚等人以沉重的打擊。

　　10月18日，中央宣傳部和中國作家協會召開會議，傳達了毛澤東《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

　　欲知毛澤東10月16日的信傳達以后有何影響，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文化革命”一詞，曾讓一些人聞之喪膽，其實大可不必。筆者在本傳第六卷第25章末已有小議。這一命題貫穿于毛澤東的一生，在他文章里、談話中時常出現。本章所述李希凡、藍翎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無疑是“文化革命”的兩朵小花，毛澤東聞之心喜，而周揚、馮雪峰及他們的一些上級“大人物”，還有《光明日報》的編者們，則“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攔阻”。這就不能不使毛澤東認為“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因而要在文化戰線上開展一場思想教育運動了。由此，也給世人留下了一個重要的思考問題，那就是，他們這些“共產黨員”，為什么與毛澤東存在著這么大的差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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