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農業生產是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農村中的其它工作都

　　是圍繞著農業生產而為它服務的。凡是以妨礙農民進行生產

　　的所謂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都必須避免。”

　　話說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在他的住所得了腦溢血癥，摔倒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覺。

　　據數十年后解密的檔案說，正在開會的馬林科夫、貝利亞、莫洛托夫、赫魯曉夫等人得到斯大林患病的消息后，誰也沒有說話，而是繼續關起門來開了4個小時的會議，爾后才開始組織人員對斯大林救治。

　　3月3日、3月4日，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連續兩天發布了斯大林的病情公報。

　　正在蘇聯治病的江青及時打電報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前邊已經說過，江青是在1952年去蘇聯治病的。她在1953年初的情況，蘇聯翻譯卡爾圖諾娃曾在《我給江青當翻譯》一書中作了描述：江青的病情稍有好轉，就在卡爾圖諾娃的陪同下去看望在蘇聯長期養病的毛岸青。卡爾圖諾娃回憶說：“在從醫院回來的路上，江青卻講起了謝爾蓋·遠福在朝鮮犧牲的情況（講到他時顯得那么懷舊）。毛遠福在大學時就是一個有為的青年，我甚至可以說他是有天才的，又是博覽群書。”卡爾圖諾娃書中所說的謝爾蓋·遠福，就是毛岸英。毛岸英的曾用名叫楊永福，毛岸青的曾用名叫楊永壽。卡爾圖諾娃還寫道：“1953年2月底3月初，根據部領導的要求，我每天都帶著斯大林的病情報告上她那兒去。”關于此時江青的行蹤，維克多也在《江青同志》一書中描述說：“在斯大林逝世的前一天，她被轉移到郊區療養院。”

　　3月4日下午，毛澤東親自來到蘇聯駐華使館，對斯大林的病情表示關切和慰問。

　　3月4日這一天，毛澤東在羅瑞卿等2月23日關于各地布置反傘特斗爭的情形給毛澤東、彭德懷和聶榮臻的報告上寫了一個批語。

　　羅瑞卿等在反傘特斗爭的報告中說：國內各地均于12月下旬及1、2月份舉行了由公安部隊召集的反傘特會議，以建立反傘特便衣武裝據點為主要內容，全面布置了反傘特工作，包括設立據點、建立各級指揮機構、發動群眾、組織民兵、派對空監視哨等。由于各地情況和部隊任務不同，在反傘特布置上也各有特點。目前各地應該迅速解決據點部隊裝備問題，爭取早日建起據點，提高據點部隊的業務，深入檢查反傘特工作的執行情形，開展群眾性的反傘特斗爭，以徹底殲滅降落的傘特，粉碎敵人的陰謀。毛澤東在批語中寫道：彭副主席閱后，送羅瑞卿同志：

　　在北朝鮮境內亦應實行安置反傘特據點的辦法，可將此件中所述辦法電告聯司，并請聯司和人民軍總部商量，由志愿軍和人民軍分擔，在北朝鮮境內各山頭上安置多數據點，專任反傘特斗爭，定期總結經驗，加強斗爭技術戰術，滅盡一切傘特。

　　毛澤東 3月4日

　　1953年3月5日晚9時50分，斯大林終因腦溢血癥搶救無效，與世長辭。

　　維克多描述江青說：“負責江青病情的俄國警衛員、醫生和護士說，他們的領袖之死至關重要，毛主席應和其它各國首腦一道來莫斯科參加葬禮。江青告訴他們說，那不關她的事，這樣重大的決定應由中共中央做出。”

　　卡爾圖諾娃描述江青說：“對于他的逝世，她感到十分悲痛，并去過聯盟大廈停放斯大林靈柩的大廳守靈。”

　　3月5日晚，斯大林逝世的噩耗傳到北京，毛澤東熱淚涌流，夜不成寐，數次服用安眠藥也不能入睡。

　　3月6日晨，中國人民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音員齊越那低沉而充滿悲痛感情的聲音里，聽到了斯大林不幸逝世的消息，他們流下了熱淚，許多人泣不成聲。人們自發地在手臂上戴上了黑紗，為斯大林致哀。

　　3月6日，毛澤東向全中國發布命令，命令要求：自3月7日至9日，全國下半旗為斯大林志哀。在志哀期間，全國各工礦、企業、部隊、機關、學校及人民團體，一律停止宴會、娛樂活動。

　　3月6日這一天，毛澤東在發往蘇聯的唁電中寫道：

　　“中國人民、中國政府和我自己，懷著無限悲痛的心情，獲悉了中國人民最親密的朋友和偉大的導師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這不僅是蘇聯人民而且也是中國人民和整個和平民主陣營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無可估量的損失。我現在謹代表中國人民、中國政府，并以我個人的名義，向蘇聯人民和蘇聯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和斯大林同志30多年來不斷的關懷、指導和支持，是完全分不開的。在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領導下的偉大的蘇聯人民和蘇聯政府，對中國人民的建設事業，又給予了慷慨無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對于中國人民這樣偉大的深厚的友誼，中國人民永遠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輝，將永遠照耀著中國人民前進的道路。”

　　毛澤東還親自到蘇聯駐華大使館吊唁斯大林。

　　到3月7日，毛澤東一連3天沒有睡覺，2天沒有吃飯。警衛們都很緊張，任何人都警惕著，不允許周圍發生任何聲響。這幾天，毛澤東懷著對斯大林的深切悼念，寫下了《最偉大的友誼》一文，全文如下：

　　當代最偉大的天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偉大的導師，不朽的列寧的戰友——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同志與世長辭了。斯大林同志在理論的活動上和在實際的活動上所給于我們當代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同志代表了我們整個的一個新時代。他的活動引導蘇聯人民和各國勞動人民轉移了全世界的局面，這就是正義的、人民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事業在世界大規模的范圍內，在地球上人口三分之一——八萬萬人以上的范圍內取得了勝利，而且這種勝利的影響，正日益普及到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斯大林同志的逝世，使全世界的勞動人民感到了無可比擬的沉重的悲痛，激動著全世界的正義的人們的心。這就是表明，斯大林同志的事業和他的思想掌握了全世界的廣大人民群眾，而且業已變成了無敵的力量，這種力量將引導那已取得勝利的人民由勝利進入新的勝利，同時也將引導那一切還在邪惡的資本主義舊世界壓迫下呻吟的人們能夠對于人民的敵人進行勇敢的沖擊。

　　在列寧逝世之后，斯大林同志指導蘇聯人民，把他和偉大的列寧在十月革命時期共同締造的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成了光明燦爛的社會主義社會。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這不只是蘇聯人民的勝利，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勝利。第一、這個勝利用最現實的生活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限正確，具體地教育了全世界勞動人民應該如何朝著美好的生活前進。第二、這個勝利保證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類能夠有戰勝法西斯野獸的力量。不能設想，沒有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而能夠有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勝利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是關系全人類的命運的，而這些勝利的光榮應當歸于我們偉大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全面地劃時代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把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推進到新的階段。斯大林同志創造性地發展了列寧關于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規律的理論和關于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首先勝利的理論；斯大林同志創造性地貢獻了關于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理論！貢獻了關于在蘇聯建設共產主義的理論，貢獻了關于現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的理論，貢獻了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理論。斯大林同志還創造性地發展了列寧關于黨的建設的理論。斯大林同志這一切創造性的理論，進一步地把全世界的工人們聯合起來，進一步地把全世界的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使世界的工人階級和一切被壓迫的人們為解放和幸福的斗爭及其勝利達到空前未有的規模。

　　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不朽的文獻。他所著的《列寧主義基礎》、《蘇聯共產黨歷史》以及他最近的偉大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科全書，是百年來世界共產生義運動經驗的綜合。他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是給世界各國共產黨人的一篇寶貴的遺囑。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世界各國共產黨人一樣，是從斯大林同志的偉大的著作中去找尋自己勝利的途徑的。

　　從列寧逝世以來，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人物。我們圍繞著他，不斷地向他請教，不斷地從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斯大林同志充滿了對于東方被壓迫人民的熱情。“不要忘記東方”——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偉大號召。人們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熱愛中國人民，認為中國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國革命問題上，他獻出了崇高的智慧。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正是遵循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得到了偉大的蘇維埃國家和各國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而在幾年以前獲得了歷史性的勝利。

　　現在，我們失去了偉大的導師和最真摯的朋友——斯大林同志。這是多么的不幸呵！這個不幸所給予我們的悲痛，是不能夠用言語來形容的。

　　我們的任務是要把悲痛化為力量。為著紀念我們偉大的導師斯大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同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的名義下的偉大友誼將無限地加強起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將更加緊學習斯大林的學說，學習蘇聯的科學和技術，以建設我們的國家。

　　蘇聯共產黨是列寧、斯大林親手教養起來的黨，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最有經驗的和最有理論修養的黨；這個黨在過去和現在是我們的模范，在將來也還是我們的模范。我們完全相信以馬林科夫同志為首的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是一定能夠繼承斯大林同志的遺志，而把偉大的共產生義事業推向前進，并且發揚光大的。

　　毫無疑義，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將變得更加團結，更加強大。

　　30年來，斯大林同志的學說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榜樣，推動了世界的大踏步前進。現在蘇聯巳達到這樣的強大，中國人民革命已獲得這樣的偉大勝利，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建設已有這樣的巨大成就，世界各國人民的反壓迫反侵略的運動已有這樣的高漲，而我們的友誼和團結的陣線又是這樣的鞏固。所以，完全可以斷言，對于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都是不怕的。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略都將被我們所粉碎，一切卑鄙的挑撥都是完全沒有用的。

　　偉大的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之所以是牢不可破的，因為我們的友誼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偉大的國際主義的原則而建立起來的。中蘇兩國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國家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全世界各國一切愛好和平、民主及正義的人民之間的友誼，也正是建立在這樣偉大的國際主義原則上，因此，也就是牢不可破的。

　　顯然，我們這種友誼所產生的力量是無窮無盡和真正無敵的。

　　讓一切帝國主義侵略者和戰爭販子們在我們偉大的友誼面前顫抖吧！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萬歲！

　　偉大的斯大林的英名永垂不朽！

　　3月8日，毛澤東派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斯大林葬禮。

　　3月8日下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對各大區縮減農業增產和互助合作發展的五年計劃數字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轉農村工作部及行政委員會農林局黨組：

　　關于農業增產的五年計劃數字和互助合作五年的發展計劃數字以及1953年這兩項的指標數字，各大區所已經提出者，現在看來都嫌過高。在農業增產方面，不能根據3年恢復時期中每年的增產率來計劃今后5年的增產，因為發展時期的增產要比恢復時期困難得多。證之蘇聯第1個五年計劃的經驗，農業增產的計劃也不能訂得太高。而且我國在第1個五年計劃之內，基本上可以說沒有機器投入農業，農業增產主要還是靠農民群眾積極性與互助合作，靠興修水利與若干新式農具和初步的技術改良。如果計劃一開始就訂得太高，完成不了，將大大傷害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因此，中央現正考慮將農業五年計劃增產數字縮減到以1952年實產量為基數的30%。其中1953年的指標是增產約7%。在互助合作方面，計劃訂高了，也勢必發生急躁冒進，貪多貪大，盲目追求高級形式與強迫命令形式主義。目前無論在老區（如華北等地）或新區（如四川等地)，均已發生了“左”傾冒進的嚴重現象，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將招致生產的破壞。因此，中央現正考慮將互助合作的發展計劃，5年之內，組織起來的農戶，老區控制在占農村總戶數的80%左右，新區控制在70%左右。其中農業生產合作社老區平均控制在占農村總戶數的45%左右，新區平均控制在12%左右；常年組新區控制在占農村總戶數的30%左右。以上這兩項數字都是初步擬出的平均數字，望各大區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把你們原定的數字加以壓縮，提出新的計劃數字，在3月20日以前報告中央，以便匯編新的計劃。

　　中共中央 1953年3月8日

　　接著，毛澤東致信達賴喇嘛，他在信中寫道：

　　親愛的達賴喇嘛先生：

　　饒西·彭措扎喜（即達賴喇嘛的姐夫，來京參觀——筆者注）帶來的你于1952年8月19日寫給我的信及你的像片均已收到。你對祖國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表示的親愛，你為西藏僧俗人民謀求幸福生活、做好各方面工作的決心，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為祖國和西藏民族利益奮斗的道路上，你達賴喇嘛先生和班禪額爾德尼先生和西藏僧俗人民永遠會得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幫助。

　　自然，在建設祖國和為西藏民族謀福利的道路上，我們是會遇到一些困難的；帝國主義和反動破壞分子也會千方百計地阻撓我們，成為我們前進的障礙。因此，必須提高警惕，加強國防，鞏固漢藏民族之間和西藏內部的團結，嚴防帝國主義間諜特務和其他反動破壞分子的陰謀活動，并克服我們建設祖國和為西藏民族謀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礙。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你和西藏人民如果在這一方面遇到困難，中央人民政府會幫助你獲得妥善的解決。

　　西藏的宗教和在國內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樣，是已經受到尊重和保護，并且還將繼續受到尊重和保護。只要人民還相信宗教，宗教就不應當也不可能人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壞。

　　張經武同志不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他為西藏僧俗人民謀福利的決心和你是一致的。你遇到任何問題都可以和他商議，他會盡力地幫助你。希望你多找機會和他面談，如有需要直接告訴我的事情，亦可由他轉達。

　　附送最近像片一張，以志紀念。

　　順祝健康!

　　毛澤東 3月8日

　　3月9日，莫斯科為斯大林舉行了追悼大會。維克多描述江青這一天的活動說：“舉行斯大林葬禮那天，莫斯科的氣溫下降到零度以下。毛主席雖然沒有來，但發來了唁電。在這緊張的情況下，她仍與療養院的其他病人一道守夜。她從她的窗口看到了殯儀隊伍走向紅場路上排隊行走的人群非常混亂，使她感到非常驚訝。她評論說：斯大林的失敗之一，是思想上沒有為他死的那天準備群眾隊伍。”

　　這一天，北京60多萬軍民也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斯大林追悼大會。毛澤東向斯大林遺像敬獻了花圈，朱德致了悼詞。

　　3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于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全文如下：

　　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脫離黨中央領導的危險，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必須經過黨中央的討論和決定或批準。為此，特作如下決定，以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黨中央的請示報告制度和黨中央對政府工作的直接領導。

　　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均須事先請示中央，并經過中央討論和決定或批準以后，始得執行。政府各部門對于中央的決議和指示的執行情況及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均須定期的和及時的向中央報告或請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經常的、直接的領導。

　　首先，所有政府各部門向中央的報告，應嚴格區分請求批示或報告的兩種性質，并須隨時注意改進和提高報告的內容及改善報告的具體方法。屬于請示性質的，須嚴格遵守每一請示只限一個專題的原則，并須在報告中注明請求批示及請求何人或何機關批示。如時間緊急者，亦應特別標明。屬于報告性質的，一律不要寫“是否有當，請求指示”的字樣，中央對這一類的報告，一般地不需批示，但如發現其中有須予指示的問題，中央當另作指示。定期綜合報告即屬于這一類性質。即使在綜合報告中涉及需要請示的問題，亦必須將該問題另作專題請示，不得混淆。定期綜合報告，一般應每兩周一次，某些部門經過中央批準得每月或每兩月一次，報告必須有內容，要能說明工作中的大事情和帶政策性的問題，力戒瑣碎。文字以精練生動為好。某些重大問題或帶專門性質的問題應向中央作專題報告，時間不限，字數亦不宜過長。

　　其次，政府各部門還可采取以下幾種方式向中央反映情況：甲、編印定期或不定期的簡報或情報，內容須經過選擇和整理，以反映能夠看得出問題的，特別是新的問題的材料為主。簡報或情報宜短不宜長。乙、將會議所討論的或所決定的重要事項，用最簡明的文字記錄出來上報。丙、經常有計劃、有目的地反映某些帶統計性質的、必要的數字資料。

　　再次，所有政府各部門召開的專業會議，凡屬性質重要而不是解決純業務性或技術性質問題的專業會議，均應執行事先報告并經過中央批準始得召開的原則。在會議接近開始或接近結束時，應將所討論的問題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主要內容向中央作一報告。如屬有關全局的、政策性質重大的結論，則須提請中央批準，始得向到會人員宣布。在會議結束以后，應再向中央作一總結性的報告。為了便于了解和考察各種會議情況，政務院各委和不屬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門，可于每月月底將下月份準備召開專業會議的情況，列成簡表報告中央。

　　此外，今后政府各部門一切給中央的文件電報的上款，均須將主致者和并報者或轉報者，分別寫清，同時應注明已經抄送哪些人或哪些單位。

　　二、為了加強中央對于政府工作的領導，以及便于政府各部門中的黨的領導人員能夠有組織的、統一的領導其所在部門的黨員，貫徹中央的各項政策、決議和指示的執行，今后政府各部門的黨組工作必須加強，并應直接接受中央的領導。因此，現在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干事會已無存在的必要，應即撤銷。但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現在的組織情況，并使同一系統的各個部門便于聯系起見，政務院各委的黨組組織，暫時仍應存在，直接受中央領導，并分管其所屬的各部、會、院、署、行的黨組；這些部門的黨組，應仍稱黨組小組。凡不屬于各委而直屬于政務院的其他部門，如外交，民族、華僑、人事等部門的黨組，則應直接接受中央的領導。

　　三、今后政務院各委和不屬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門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應分別向中央直接請示報告。如屬于兩個部門以上而又不同隸于一委的事項，則經由政務院負責同志向中央請示報告。如系主席直接交辦的事項，應直接向主席請示報告。

　　今后政務院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直接提請政務院批示或辦理的事項，除例行事務外，凡屬涉及方針、政策、計劃的事項，均應限于中央已經討論和決定了的問題，或是中央已經批準的計劃成批準的原則范圍之內的問題。政務院負責同志如發現此類事項仍必須向中央請示報告，應即提向中央。至于純屬政府日常業務的工作，應仍按政府系統的辦公手續處理。如應向中央請示報告的事項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則最后經手的政府負責同志應負主要的責任。為了更好地作到現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領導同志直接向中央負責，并加重其責任，特規定明確的分工如下：

　　國家計劃工作，由高崗負責；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檢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羅瑞卿負責；財經工作，由陳云、薄一波、鄧子恢、李富春，曾山、賈拓夫、葉季壯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勛負責；外交工作（包括對外貿局、對外經濟、文化聯絡和僑務工作），由周恩來負責；其他不屬于前述5個范圍的工作（包括監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鄧小平負責。

　　前述這些同志應就自己分工范圍內，確定哪些事件應向中央報告請示，哪些事件應責成各部門負責進行，哪些事件應按政府系統報告請示，哪些事件可以自行處理，以及承辦中央所交付的有關任務和有關工作。

　　四、今后應將政府各部門工作有計劃地提請中央討論，以便加強中央對于政府工作的領導。目前政府各部門應即著手這一準備。為了能使中央及早地對政府各部門工作了解全貌，并對各部門今年的工作均能予以指示，而又不致稽延時間過久，決定第一期討論計劃，得按照政府各部門的性質分別合并提出討論，在每次提出討論中并應有一定的重點。第一期討論計劃暫定為11次或12次，計：政法工作兩次，財經工作4次或5次，文教工作兩次，外交工作1次，監察、人事工作1次，僑務、民族工作1次。此期討論可從3月開始，以批準各該部門的工作計劃或其工作方針為主。待全部討論完了以后，再根據情況和需要，擬定以后的討論方案。在每次討論以前，政府各主管部門必須先作認真的準備，于討論前的一定時間至少5天以前，向中央預先提出書面報告，并供給中央各同志以必要的參考資料。

　　3月10日這一天，毛澤東再次致信達賴喇嘛，他在信中寫道：

　　達賴喇嘛先生：

　　感謝你1952年8月16日及9月3日（藏歷水龍年7月14日）的信和禮物。

　　西藏地方政府及人民，在你領導之下，協助人民解放軍的入藏部隊，加強團結，并爭取協議的逐步實現，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

　　你所派的致敬團和參觀團代表都肯努力工作和學習，你的辦事處已正式成立，辦事處的人員也努力工作。

　　中央對西藏的政策除已明確地寫在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中者外，我在接見致敬團和參觀團的代表時曾又簡要地告訴過他們。這些簡要的話，柳霞·土登塔巴已經在他對西藏的廣播中談到（見毛澤東在1952年10月8日接見柳霞· 土登塔巴時的談話——筆者注），想你已經知道了。

　　建設新西藏所需要的幫助，凡屬能夠辦到的，中央當盡可能地辦到，但因交通阻隔，有些事情一時無法辦到，只好等待以后再辦。西藏致敬團和參觀團的代表們在這里所提出的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就是本著以上這種精神處理的。茲不贅述。以后你和班禪額爾德尼需要中央幫助之處，均可告訴張代表或請張代表用電報轉告我。

　　祝你領導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逐步地建設，使西藏日漸繁榮，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國的邊防日加鞏固。

　　并祝健康!

　　毛澤東 1953年3月10日

　　3月間，發生了一件不大不少的事，就是江西省政府有關方面開始尋找賀怡為之喪命的毛澤東與賀子珍的親生兒子毛毛。在眾多的史料中，劉曉農的《尋找毛澤東兒子毛毛之始末》一文的敘述比較詳細，其過程是這樣的：

　　在1953年春光明媚的3月，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長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從北京拍來的加急電報，委托他尋找1934年中央蘇區紅軍長征前夕一些黨政軍干部寄養在瑞金等地群眾家里的子女。邵式平想起不久前居住在上海的賀子珍也曾給他寫來親筆信，說她在瑞金生下一個男孩，由毛澤東取名叫毛毛，長征之前通過毛澤覃、賀怡夫婦把毛毛寄養在群眾家里，拜托邵省長千萬千萬幫助找到毛毛。

　　邵式平要秘書通知省民政廳廳長朱開銓立即到他辦公室來。邵式平對這位瑞金籍的老紅軍招手說：“來，這邊坐，交給你一個大的任務。”隨后便如此這般說了一遍。朱開銓回到省民政廳，拿起電話通知優撫處的干部王家珍來見他。

　　王家珍是贛南信豐縣人，1950年加入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斗了3年，1953年1月初轉業到了省民政廳。他接受了朱開銓交代的任務，立馬來到了瑞金縣。他在葉坪鄉聽說朱坊村有個叫朱盛苔的農民當年收養過一個紅軍的孩子，據說孩子的父親是一位紅軍的“佬子”，便找到朱盛苔及其妻子黃月英詢問。他們說：“我們是收養過一個紅軍的孩子，叫朱道來，已經被一個中年婦女領到南京去了。”回憶起接收朱道來的情形，夫婦二人說“小家伙的臉型有些方正，額頭很高，皮膚偏白，又紅嫩得可愛。身上那件用灰布軍裝改做的薄襖衫，讓人看得心里親切生熱。白軍很快就要打到瑞金來，為防不測，合計給孩子取名‘道來’，意思為半道上撿來的。”

　　朱盛苔夫婦所說的將朱道來領到南京的中年婦女，名叫朱月倩，她是持了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的介紹信，找上朱盛苔的家門，說是前來接兒子的。朱月倩的丈夫叫霍步青，當年是中央派到中央蘇區的巡視員，后任紅軍學校政治部宣傳部長，1933年在福建省建寧縣犧牲。朱月倩后來被國民黨軍隊俘虜，幾年后嫁給了國民黨的一個飛行員。她見到朱道來后一口認定那是她的兒子，在朱盛苔夫婦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朱道來帶到南京去。

　　王家珍問，朱月倩來接朱道來的時候帶走了道來小時候用過的什么東西沒有？黃月英說沒有，她什么都不要，連道來那年被送來時的那件小襖衫都不要，說沒有什么用，可我還給收著呢。黃月英從床枕旁拿來那件當年朱道來被送到朱家時穿過的小襖衫。王家珍接在手里看了，只見小襖衫雖然歷時20多年，但保存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是用舊軍服改做的。

　　王家珍帶著朱道來的照片回到瑞金后將在朱坊村朱盛苔家了解的情況作了匯報。朱開銓又報告給邵式平，邵式平將朱道來的照片送給賀子珍辨認，賀子珍看后說：“多么像年輕時的毛澤東呀！”邵式平馬上向中組部作了匯報。中組部很快回電，同意王家珍與黃月英赴南京把朱道來接到上海賀子珍處予以辨認。王家珍、黃月英經過一番周折，將朱道來帶到了上海。

　　此時已經是6月中旬了。上海警備區空防司令員賀敏學派人在上海火車站迎接到了王家珍、黃月英和朱道來。當朱道來站在了賀子珍面前時，賀子珍仔細端祥了許久，眼里溢出大滴大滴的淚水，顫抖著嗓音自語道：“是毛毛，這就是我的毛毛！”王家珍從黃月英的提包里拿出了那件小襖衫，鄭重地交到她手上。賀子珍看了，再一次熱淚滾落。這件20年前她在燈下千針萬線縫制的小襖衫，忘記得了嗎？真沒想到，這件小襖衫還能保存到今天，這是證明自己親生骨肉的最好的物件呀！賀敏學與夫人李立英看了朱道來后，都覺得這孩子很像毛澤東！接連幾天，華東局的饒漱石來了，上海市委的陳毅、魏文伯等人也來了。他們見了朱道來，都與賀敏學有相同的感覺。

　　賀敏學為了防止出差錯，提出帶朱道來到醫院體檢驗血。部隊一家大醫院化驗的結果，朱道來的血型與賀子珍相同。半個多月后的一天，賀子珍接到華東局轉告的中組部通知，要朱道來、黃月英、王家珍同去北京，賀子珍則不要去。

　　第二天的下午，朱道來3人被接到了北京大柵欄鮮魚口的中組部招待所。周恩來、朱德、謝覺哉、董必武和鄧穎超、康克清、帥孟奇（女，中組部干部處副處長）等都曾來招待所看望朱道來。大家在私下議論說，這個朱道來從長相來說的確像毛澤東。誰也沒有想到，從南京趕過來的朱月倩在中組部招待所大哭大鬧，堅持說朱道來是她的孩子，不許別人奪走，并揚言要自尋短見。周恩來將“南京媽媽”哭鬧的事報告到毛澤東那里，請他做出裁決。此前，朱道來的照片經周恩來轉到毛澤東手上，毛澤東仔細辨認后沒有說肯定的意見，只是說：“這孩子很像年輕時的毛澤覃。”此時毛澤東聽了周恩來的匯報，說：

　　“不要說這件事了！管他是哪個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給人民，交給組織吧。”

　　這樣，朱道來便被送到了帥孟奇老人家里，由她負責教養。

　　至于朱道來后來的情況，《尋找毛澤東兒子毛毛之始末》一文則語焉不詳。據其它歷史資料介紹，朱道來是在1953年9月間到清華大學附中插班讀書，1957年考上了清華大學，學的是理科，畢業后被分配到一個國防科研單位工作。1971年11月，朱道來被醫生診斷為“癌癥晚期”，因醫治無效，于12月病逝于南京。

　　朱盛苔和黃月英的兒子朱運生曾印證說：“記得文革時期的一年，朱道來回到過朱坊村，后來在南京娶了妻子，名叫蘆虹，第二年生有一女，名叫繼英。后來賀敏學打來電報說道來病故。從此就與他們失去了聯系。”

　　而劉曉農則在《尋找毛澤東兒子毛毛之始末》結尾部分中說，“王家珍于1974年專程來到瑞金朱坊，向朱家打聽朱道來的下落。黃月英凄慘而痛心地告訴他：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經開始，朱道來在南京被打死了！是被什么人打死？她無從得知。”這一說法，至今沒有任何旁證。

　　再說3月14日，原第3野戰軍第21軍軍長吳泳湘，政委謝福林率第61師、第62師、第63師，由遼寧長甸河口入朝，隸屬第20兵團。這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最后一支入朝部隊。

　　3月1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批判大漢族主義思想的指示》。他寫道：

　　中南局，河南省委，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西藏工委：

　　一、收到張執一同志1月30日關于訪問河南少數民族的報告，并聽取了馬杰同志的匯報，中央認為中南行政委員會這次派訪問團到河南訪問，收到效果很好，政治影響很大，基本上安定了河南回民的情緒。但所發現的問題很嚴重，望河南省委對這些問題根據中央的民族政策認真地加以研究和處理，對大漢族主義思想應進行嚴肅的批評，并向干部和人民進行民族政策教育。處理經過和結果，須向中央提出報告。

　　二、河南民族關系如此不正常（除鄭州等處），各省恐怕也有類似情形，故請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負責同志，統戰部及民族委員會（有民委的地方）的同志抽出時間一讀張執一、馬杰兩同志的報告。此種情形，對于共產黨人說來，是決不能容忍的，必須深刻批評我們黨內在很多黨員和干部中存在著的嚴重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即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民族關系上表現出來的反動思想，即是國民黨思想，必須立刻著手改正這一方面的錯誤。凡有少數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仿照中南的辦法，派出像張執一和馬杰這樣懂得民族政策對于仍然被壓迫受痛苦的少數民族同胞懷抱著滿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領訪問團，前往訪問，認真調查研究，幫助當地黨政組織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而不是走馬看花的訪問。根據不少材料看來，中央認為凡有少數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著尚未解決的問題，有些是很嚴重的問題。表面上看來平靜無事，實際上問題很嚴重。例如，一年以前甘肅定西地委派人訪問靖遠縣打拉池一個鄉的回漢關系時所發現的問題，新疆在去年中央會議上和在全省黨代表會議上所發現的問題，西康在最近省委會議上所發現的關于我們同志在涼山彝族工作中的問題，以及二三年來西北、西南、西藏、中南、華北、華東、東北各地所發現的問題，都證明大漢族主義幾乎到處存在。如果我們現在不抓緊時機進行教育，堅決克服黨內和人民中的大漢族主義，那是很危險的。在許多地方的黨內和人民中，在民族關系上存在的問題，并不是什么大漢族主義的殘余的問題，而是嚴重的大漢族主義的問題，即資產階級思想統治著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獲得馬克思主義教育，尚未學好中央民族政策的問題，故須進行認真地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決這個問題。

　　三、此件及兩個附件請登黨刊。另外，應在報紙上根據事實，多寫文章，進行公開的批判，教育黨和人民。

　　中共中央 1953年3月16日

　　3月17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于布置農村工作應照顧小農經濟特點的指示》；

　　華東局，山東分局，各中央局、分局，并轉各省委：

　　山東聊城地委關于“高唐縣區干部脫離群眾行為”檢查情況向山東分局的報告收悉。同意聊城地委的檢討和分局、華東局的意見。最近各地均發現在農業生產工作中有許多突出的嚴重的強迫命令錯誤，這種錯誤屢糾屢犯，實有一重大原因，這就是黨政機關在布置任務時對小農經濟的私有性，分散性這些本質的特點認識不足，不予照顧。高唐縣在布置農業生產的技術改革和基本建設的時候，忽略了工作的對象是以家庭為單位的靠手工經營的小生產者，即使早拔棉柴是一件好事，是可行的，有利的，但是因為分散的小農經濟狀況下，這一村與那一村，這一戶與那一戶，這一塊地與那一塊地經營條件均有其差別性，勉強要求整齊劃一，必為群眾所難接受，又因為土地是各自私有的，不是共有的集體農莊，每個農民對于生產技術的微小的改革都抱有一種不放心的看法而不敢輕易去試驗，試驗不成即影響一年的生活，甚至有幾年翻不過身來的危險。因此，有利于群眾的生產改革，未經群眾自己親身的體察與經驗，就急于推廣，結果勢必形成強迫命令，而一有損失就引來農民怨恨，將好事變為壞事。因此，應教育廣大干部，使他們深刻認識，在向農村布置任務時候在農村進行工作的時候，領導農業生產的時候，時刻記住并且照顧到小農經濟的特點，多強調自下而上，集中群眾要求，因地制宜，而不可強調自上而下布置任務，強求一致完成。即使在互助合作組織普遍發達的農村，也要照顧這種分散的特點，因為目前的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還是小型的組織，并且是建立在私有財產基礎之上的，使用落后工具的。中國農村中各地原來都有一些比較進步而且行之有效的先進技術與耕作方法，各縣區鄉干部應著重于深入農民，發現這種先進技術與方法，把它總結與提高一步，并逐漸推廣。至于外來先進技術與耕作方法（包括改良種子），即使在當地是可行的有利的，也不能命令群眾一下子執行，而應在縣立國營農場先行試驗，俟試驗確實有效，再吸引群眾參觀，加以宣傳教育，再行逐步推廣，切不可將行之于集體農莊及生產合作社的辦法，機械地用之于個體農民。這一個原則如不掌握好，則所有好事都會變成壞事。

　　（此件可登黨刊。）

　　中共中央 3月17日

　　3月19日，毛澤東就朝鮮戰場談判問題給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周恩來發去一封電報。

　　周恩來是在3月14日率中國代表團前往布拉格參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統、捷共主席哥特瓦爾德的葬禮的。毛澤東在電文中寫道：

　　“關于克拉克于2月22日要求雙方先交換重傷病而能行走的俘虜問題，我方尚未答復。喬冠華根據你的意見已擬好一個采取駁斥態度的講話稿，在我處壓下來未發，等你回來商量后再辦。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臺后的一種試探做法。我方對策有二：一種是駁斥；一種是表示可以商談，在商談中看情形決定最后對策。你在和蘇聯同志談話時，請將此事提出詢問他們的意見。”

　　3月19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解決區鄉工作中“五多”問題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轉省市委、地委和縣委；中央各部門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黨組：

　　一、1952年12月西北局檢查組關于區鄉工作中“五多”問題的報告，寫得很好。這個報告集中反映了我們黨政組織有農村工作中一些嚴重的脫離農民群眾損害農民及其積極分子的利益的問題，即所謂“五多”問題。“五多”，就是任務多，會議集訓多，公文報告表冊多，組織多，積極分子兼職多。這些問題，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對其中有些問題有過指示，要求各級黨委予以重視和解決，但是不但沒有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其原因，是沒有將整個問題系統地提出來，尤其重要的是沒有在中央、大區、省（市）、專區和縣這5級黨政領導機關中展開反對分散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斗爭。因為區鄉的“五多”，基本上不是從區鄉生產的，而是從上面產生的，是因為在縣以上各級黨政領導機關中存在著嚴重的分散主義和官僚主義所引起的，有些則是過去革命戰爭和土地改革時期的產物，未加改變，遺留至今的。因此，必須在1953年內，在執行中央1953年1月5日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中，著重地克服領導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和分散主義，并將那些過去需要而現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辦法加以改變，方能解決這個問題。今后各級領導機關在規定任務的問題上，在召集會議和調人集訓的問題上，在發出公文表冊和向下級要報告的問題上，在規定區鄉組織形式的問題上，以及在使用鄉村積極分子的問題上，都要由縣以上黨委和政府的主要負責同志，按照實際可行的情況，加以適當的規定，有些則要由中央作出統一的規定。過去由各級黨政民組織的許多工作部門，各自獨立地向下級分派任務，隨便召集下級人員和農村積極分子開會或訓練，濫發公文表冊和向下級或農村隨便要報告等項不良制度和不良辦法，必須堅決廢止，而代之有領導的統一的和適合情況的制度和辦法。至于在農村中每個鄉存在著幾十種委員會以及積極分子兼職太多，均屬妨礙生產，脫離群眾，也應堅決地但是有步驟地加以改變。

　　二、中央一級黨政民組織有關各部門，中央分別責成中央組織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及其所屬財經、文教，政法3個委員會的主管同志負責，對于過去引起“五多”問題的各事項迅速加以清理，并規定適當的制度和辦法，向中央作報告。

　　三、各大區和省市，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該級行政機關主管同志負責，對于“五多”問題加以清理，規定自己的解決辦法，并報告中央。為達此項目的，請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仿照西北局的辦法，派出一個專為了解“五多”問題的檢查組，檢查所屬的一二個區鄉（在城市是檢查一二個區街）的情況，以為解決問題的參考材料。

　　四、專區級和縣級的“五多”問題，由省委負責指導解決之。

　　五、西北局檢查組報告中關于解決“五多”問題的各項辦法方面的建議，基本上是正確的，各地可以試行。

　　六、農業生產是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農村中的其它工作都是圍繞著農業生產而為它服務的。凡是以妨礙農民進行生產的所謂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都必須避免。目前我國的農業，基本上還是使用舊式工具的分散的小農經濟，這和蘇聯使用機器的集體化的農業，大不相同。因此，我國在目前過渡時期，在農業方面，除國營農場外，還不可能施行統一的有計劃的生產，不能對農民施以過多的干涉；還只能用價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導農業生產，并使之和工業相協調而納入國家經濟計劃之中。超過這種限度的所謂農業“計劃”，所謂農村中的“任務”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農民的反對，使我黨脫離占全國人口80%以上的農民群眾，這是非常危險的。所謂區鄉工作中的“五多”問題，其中有很大的成份就是這種過多地干涉農民的表現（另一部分成份是因為革命戰爭和土地改革的需要而產生和遺留下來的），已經引起農民的不滿，必須加以改變。即就廣泛發展中的農業互助組和現在還不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來說，也只是幾家在一起或幾十家在一起的小型的組織，而且是建立在私有財產基礎之上的，大多數尚不固定，又是使用舊式農具的。因此，對于這些互助組和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決定給以積極地提倡和適當地指導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決不應當將它們混同于社會主義的集體農莊，決不應當施行過多的干涉。我黨現在在農村中的主要的危險傾向，就是許多同志將分散的經濟混同于集體的經濟，就是干涉過多。所謂“五多”問題，也就是部分地反映了這種錯誤思想。

　　七、本指示和附在下面的西北局檢查組的報告，請登黨刊。

　　中共中央 1953年3月19日

　　3月19日晚，毛澤東在給陳云的批示中建議陳云使用擦澡健身法，他寫道：

　　“每天用毛巾沾熱水擦身，先熱后冷，又冷又熱，鍛煉皮膚毛血管又收縮又擴張，每擦一次可經半小時，多至1小時，擦完全身發熱。每天一次至兩次，擦一二年可收大效，似可試試。毛澤東 用酒似不甚好。”

　　3月22日，毛澤東給在莫斯科的周恩來復了一份電報。

　　周恩來是在3月21日率中國代表團從布拉格返回到莫斯科的。是日晚，周恩來應蘇共中央約請，與馬林科夫、貝利亞、莫洛托夫、布爾加寧、赫魯曉夫、馬立克、庫茲涅佐夫商談朝鮮停戰方案。會談結束后，周恩來立即致電毛澤東說：

　　“蘇方提議的中心思想，即是準備在戰俘問題上求得妥協，以掌握和平的主動權。解決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據日內瓦公約109條，雙方先行交換重傷病戰俘，其不愿回者暫交中立國，并恢復板門店談判解決具體問題。然后即由中朝雙方當局分別發表聲明，主張戰俘按分類辦法實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則交由指定的中立國（如印度或其他國，視情況再定），保證其得到公正解決。蘇聯外長跟著發表贊助聲明，然后蘇聯在聯合國代表即作同樣活動。”

　　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復電中寫道：

　　“贊同蘇方的提議。這實際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們向菲利波夫同志（即斯大林——筆者注）所提3個方案中的一個方案。后來因美國在板門店采取橫蠻態度，這個方案未能提出。現在提出這個方案是適合時機的。惟我方聲明中應將俘虜分為達成協議者和未達成協議者，而不稱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們歷來反對所謂‘自愿遣返’原則相沖突。具體步驟待你回來酌處。”

　　3月23日，毛澤東致電代替李克農、喬冠華在朝鮮負有談判領導責任的丁國鈺，并告金日成、彭德懷，他在電文中寫道：

　　丁國鈺同志并告金彭：

　　一、3月21日12時電悉。對方最近在板門店的行動，帶有明顯的挑釁和威脅的性質，因此應該提高警惕，設想壞的情況，并做必要準備。但另一方面，對方這些行動的目的則顯然是逼我談有關停戰的主題，實質上表示對方著急。艾森豪威爾上臺后在亞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圖從杜魯門造成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爭取主動，其建議交換傷病俘可能是對方有意在板門店轉彎的一個試探行動。在分析對方行動時，必須注意問題的這兩個側面。對于對方可能拒絕接受我方文件甚至拒絕召開聯絡官會議的情況，你們應就事論事，在會內外據理力爭，予以痛斥，但不要逼對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決裂，對方亦不會作此種表示。對于違反協議事件，過去我們采取不分輕重一事一抗的方針，本已有些被動。最近一星期內，如無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對方送抗議。

　　二、關于克拉克2月22日建議先行交換可以行走的重傷病俘虜一事，我方準備同意討論此事，復文尚須數日才能擬好，暫時不要向外邊透露。

　　毛澤東 3月23日

　　欲知板門店談判能否繼續進行？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53年3月10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于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中說：“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脫離黨中央領導的危險，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必須經過黨中央的討論和決定或批準。”“政府各部門對于中央的決議和指示的執行情況及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均須定期地和及時地向中央報告或請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經常的、直接的領導。”由此可以看出，他對“新稅制”事件的嚴重關注程度。通觀這一指示草案的全文，很明顯，毛澤東的目的是要加強黨內的民主集中制，避免“獨立王國”的再次出現。為此，他在《指示》中對政務院的工作提出了種種限制和要求，“為了更好地作到現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領導同志直接向中央負責，并加重其責任”，又在《指示》中“特規定明確的分工”（分權）。盡管如此，后來數十年間在黨政部門中依然時不時地出現一些“獨立王國”現象，這大概就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的歷史規律吧！

　　[咨詢微信號：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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