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批注與談話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背景
毛澤東同志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系列批注與談話,被稱為“社會主義時期的《資本論》”。
在這部著作中,毛澤東同志以教科書原文為根據,通過一系列談話和評論,真正地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指導意義相當巨大。
讀第三十五章《從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
在教科書講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國家將逐漸消亡處,毛澤東批注:“國家消亡,需要有一個國際條件。人家有國家機器,你沒有,很危險。”
在讀到教科書說“這并不是說,社會沿著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發展就不要克服內部的矛盾”時,毛澤東說:這本書雖然有些地方也承認矛盾,但不過是附帶地提起。說明問題不從分析矛盾出發,是這本書的一個特點,一個最大的缺點。
當作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這本書沒有一個完整的科學的體系。這本教科書有點像政治經濟學辭典,總是先下定義,從規律出發來解釋問題。可以說是一些詞匯的解說,還不能算作一個科學著作。
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
看來,斯大林在世時定下的這本書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內容上刪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東西,增加了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不少壞東西,這是一個很大的退步,而書的架子沒有什么大的變動。但是,出了一本書總有好處,可以供我們發議論。
毛澤東說:在《哲學研究》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紅旗》轉載了,批評那種認為思維和存在沒有同一性的觀點,文章寫得還好,用了力氣,是認真的。思維和存在有沒有同一性這個問題,爭論很久了。
有位同志一直認為思維和存在沒有同一性。照這種看法,思維只是思維,存在只是存在,思維不能達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認識,客觀不能被主觀所認識,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論,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
人們的主觀運動的規律和外界的客觀運動的規律是同一的。辯證法的規律,是客觀所固有的,是客觀運動的規律,這種客觀運動的規律,反映在人們的頭腦中,就成為主觀辯證法。這個客觀辯證法和主觀辯證法是同一的。這是恩格斯多次闡明的論點。說思維和存在沒有同一性,勢必走到反對恩格斯的論點。
當然,思維和存在不能劃等號。說二者同一,不是說二者等同,不是說思維等同于存在。思維是一種特殊物質的運動形態,它能夠反映客觀的性質,能夠反映客觀的運動,并且由此產生科學的預見,而這種預見經過實踐又能夠轉化成為事物。
恩格斯舉了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拿我們的人民大會堂作一個例子。人民大會堂現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沒有開始建設以前,只是一個設計的藍圖,而藍圖則是思維。這種思維又是設計工程師們集中了各國家成千成萬建筑物的經驗,并且經過多次修改而制定出來的。
許多建筑物轉化成人民大會堂的藍圖——思維,然后藍圖——思維交付施工,經過建設,又轉化為事物一一人民大會堂。這就說明藍圖能夠反映客觀世界,又能夠轉化為客觀世界;說明客觀世界可以被認識,人們的主觀世界可以同客觀世界相符合,預見可以變為事實。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維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這一條,我們就同唯心主義劃清界限了。然后還要進一步解決客觀存在能否認識、如何認識的問題。還是馬克思說的那些話對,思維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
說思維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對的,但是因此就說思維和存在沒有同一性,則是錯誤的。解放后,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
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三大社會主義改造。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幾個部長談話,一個問題一個問題湊,提出了《論十大關系》。當時還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選舉演說,蘇聯在一九二一年產鋼四百多萬噸,一九四〇年增加到一千八百萬噸,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萬噸。
當時就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后來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兩種方法的問題,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進委員會”,要當社會主義的促進派,不當促退派。還搞了一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此外沒提其他的具體措施。
他還說:浙江省有一個材料,說有些公社現在又出現了“一平二調”的情況。全國都要查查,有沒有同類情況,還可能再次出現“共產風”。
教科書說:“在鄉村里,對集體農莊住區進行合理的規劃,建筑設備完善的、樣式美觀的莊園房屋,逐漸實現所有集體農莊的無線電化和電話化。集體農莊建設優良的學校、俱樂部、電影院和圖書館,這對于莊員們特別是青年們的共產主義教育具有重大的意義。”讀到這里,毛澤東說:這一段的設想,很好。蘇聯有一篇文章,介紹紅十月集體農莊的變化情況,說原來幾個農莊,未合并前很多事情不好辦,合并成一個大農莊后這些事情都好辦了。
現在這個大集體農莊,共有一萬人,計劃把分散的居民點集中起來,在中心建設一個住三千人的居民點,在此周圍建設各住一千人的七個居民點。這個材料很好。斯大林說過,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完全適合生產力。這個材料證明,沒有合并以前的小集體農莊,那樣的生產關系實際上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我們中國也有這樣的情況。人民公社化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這類問題。
合作社的規模小,土地不能統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庫,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應當建設這樣的水庫,但是因為這些利害關系,無法進行建設。
廣東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資源,但是勞動力不夠,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勞動力,可是不能上山勞動。其他如手工業、運輸業等等,也都不能統一安排,妨礙生產的發展。成立大社,組織公社以后,這些問題都解決了。
毛主席評論說,他們只講把集體所有制變成單一的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不講兩種社會主義所有制經過什么步驟、什么過程變成為單一的共產主義所有制。他們不同意我們提出首先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然后是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單一的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
前一種過渡,就是要把農業生產資料統統變為國有,把農民統統變為國家的農業工人,由國家發工資。要做到這一點,就要高速度發展生產,工作要有步驟。沒有適當的步驟,又可能刮起“共產風”來。主要的步驟,將是在社有經濟大發展的基礎上,社有經濟占到了全社經濟的一半以上,實現由基本隊有到基本社有的轉變。這樣,再變為國有就好辦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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