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鴿木蘭——烽火中的大愛》是一本特殊的書。特殊既在于它所記錄的“主角”——一對在戰火之中相遇相戀，1949年之后前往臺灣“潛伏”，從事地下工作，最終不幸罹難身亡的夫妻，也在于它的記錄者——這對夫妻從未見過面的兒媳婦，他們的大兒子的妻子，作家李黎，更在于它所反映的與宏大時代行程緊緊相扣的個人命運與情懷——國共內戰與冷戰之下的大陸與臺灣、中國與美國、革命與愛情、信仰與堅持、苦難與救贖，以及來自最平凡的普通人的真誠與善良。在接受《上海書評》的采訪時，李黎詳細談到了這本書的寫作緣起及其背后的故事。

　　采訪︱鄭詩亮

　　問：《白鴿木蘭》這本書主要講的是您公公、婆婆的往事，作為兒媳婦，您是如何想到寫這樣一本書的？又是怎么想到“白鴿木蘭”這樣一個書名的呢？

　　李黎：“木蘭溪水長久在流，白鴿嶺高壯地站立，鄉親至愛之恩永不能忘。”這是1963年1月18日，我的公公薛介民在臺北獄中的絕筆。那天是他兒子十五歲的生日，但他再也沒有見到他的孩子，因為十三天之后，他和妻子——我的婆婆姚明珠，就雙雙赴難了。作為被判決為“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的“共諜”死刑犯，在那不容言說表白的生命最后時刻，他用福建家鄉的山水作為象征，來抒發自己最終的情懷。其實豈止是那一山一水——那一整片他再也回不去的大地，是他四十七年的人生里念茲在茲、最后為之獻出了生命的地方。

　　直到半個世紀之后，他倆的兒子和我才親眼見到了白鴿嶺、木蘭溪。那時我已經在搜尋整理關于他倆的生平資料，希望能結集成一本書，既是為家族填寫了空白已久的真相，也為那段歷史提供一批恐將佚失的記錄。我的公公薛介民是一名空軍飛行官，從少年時代國家遭受侵略之際，就向往著展翅上天捍衛祖國;而我的婆婆是一位關注婦幼健康的婦產科醫生。當我見到名為“白鴿”的山嶺和有著“母親河”之稱的木蘭溪，那幾句詩意又充滿象征意義的“介民絕筆”立即涌現心頭。我感覺就好似半個世紀之前，那位我從未見過面的公公，以他鐵血又柔情的兩個意象，早就給了一個現成的書名。

　　我是他們從未見過面的兒媳。當我認識那個十五歲就失去父母親的男孩不久(那時他二十歲，傷痛猶新)我就從一些片段的耳語和陳舊的文件，推測他的身世是一段曲折復雜又沉痛的家史：他的父母親是一對滿懷理想、彼此相愛至死不渝的夫婦，犯下了最嚴重的死罪而被同時處決，遺下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和太多無解的疑問。在那個年代的臺灣，略為知情的人都好意地勸告我：不要去試著探詢追問真相，因為那是最大的禁忌，去觸碰只可能帶來更多的傷害甚至災難。然后我們出國、成家，一個又一個十年過去了，恐懼似乎逐漸遙遠，我卻日益有一份急迫和焦慮：我怕時間會把已經被清除得所剩無幾的紀錄悉數抹去，真相再也無法呈現。身為這家唯一的兒媳、兩個兒子的母親，我責無旁貸地要承擔這份還原家史真相的責任——至少對我的孩子，我必須在他們問起自己的祖父母時，給他們一個可信的交待。

　　于是我開始積極地找尋收集相關資料，一晃又是二十年，而真正動筆還是得待到一些關鍵性的資料和人物出現，我才能寫出我公婆的故事：《白鴿木蘭——烽火中的大愛》。

　　問：關于這本書的寫作，當年的信件、日記、筆記這批第一手原始資料是最為珍貴的。您談到，這些資料保存在薛介民、姚明珠遇難之后，收養了他們的孩子的張元凱、吳珍玉夫婦手中。您能講講他們兩位的故事嗎？這么多年，他們是如何保證這批資料完好無損的？作為義父義母，他們又是如何對薛、姚兩位的子女，以及對您這位“薛家媳婦”，講述這批資料背后的故事的呢？

　　李黎：薛家的恩人張元凱醫師，是我婆婆姚明珠在“福建醫學院”(現今的福建醫科大學)的同學，又是同鄉，張醫師夫人吳珍玉女士和她的上一輩也是薛、姚家族的舊識。但當年我的公婆發生那樣嚴重的政治案件，便是親人密友也會避之如瘟疫，而張吳夫婦在薛姚受難時，不畏身家性命可能受到牽連之危而慨然相助，不僅探監送衣、照顧孩子，更在薛姚雙雙被處決后收養遺孤，這種行為只有“義薄云天”四字可以形容。

　　同樣難能可貴的，是我婆婆珍藏了數十封我公公從青年時代起直到婚前寫給她的情書，經歷戰火、渡海、毀家……竟然奇跡般地存留至今。這當然要感謝張醫師夫婦，我公婆出事后，是他們收藏了這些最珍貴的資料——這些脆弱的簿本紙張，竟能經歷無數顛沛災劫還得以存在，許多人都感到驚訝，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他們細致周到地為孩子們保存了父母親的信件、日記、筆記、遺物;幾度搬家、出國，依然不離不棄，最后交到了孩子手中。然而那三個長大了的孩子，多年來無比艱辛地以自覺或不自覺的遺忘去愈合自己的傷口，打開深鎖的記憶只會讓傷口撕裂，所以他們難以面對，更不忍細讀(而且最小的孩子已經讀不懂中文了);而即使是我，在面對這一箱沉埋多年的遺物時，都感覺要鼓起勇氣，須得穿上御寒的衣物，才能走進那個不可知的世界里。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倆早年的書信日記，竟然充滿了溫暖、熱情、對生命美好的向往、對彼此忠貞的愛戀……沒有機會親見他們是我最大的遺憾，但這些劫后余生的文字幫助我認識了兩位活生生的人，讓我了解他們是如何無悔地走上后來的道路。

　　若是沒有這批最最珍貴的第一手原始資料，這本書是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來的。可惜書出時張醫師已經逝世八年了。有一位好友讀后便想親自向從未見過面的張夫人吳女士致敬，在一封致吳女士的信中他這樣寫道：因為她和張醫師無私的果敢義行，“給這個世間帶來肯定和鼓舞：人是可以這樣活的!”

　　當張元凱夫婦收養薛姚唯一的兒子時，他們也想過讓男孩改姓張，可以不留痕跡，抹除“政治犯”家人的烙印。但考慮再三之后，張醫師決定遵照傳統，不將孩子改姓，給薛家留個后代。薛家一男二女三個孩子，除了小妹被美國親戚收養，張吳夫婦先是收養了男孩，后來也收養了大妹，一直對他們視如己出，關愛呵護，跟自己的親生子女們毫無差別。比如大妹二十歲生日那天，義父母將診所歇業一天，捧著一個大蛋糕專程從臺北趕到臺中東海大學去為“女兒”慶生。我想即使是親生父母，也不見得都會這么做吧!我雖然遺憾從未見過我的公婆，但有幸有張吳兩位把我當作兒媳疼愛，我們的孩子稱他們“爺爺、奶奶”，自小就享受他們的寵愛。這些年來，每當遇見令我感到灰心失望的人或事，只要想到世間有張元凱吳珍玉這樣的人，就會覺得有安慰有希望。

　　問：這本書讓我尤其感興趣的一點，是它的視角。一方面您是“相關者”，所書寫的主角乃是您的公公婆婆，一方面，您又是“局外人”，對各種相關事件缺乏切身經驗。那么，您是如何拿捏好這樣兩種視角之間的平衡的呢？您的先生薛人望教授，包括他的弟弟和妹妹們為您提供了哪些信息？我印象很深的是，您多次提到，由于當時受到的心理創傷，薛氏兄妹已經記不清楚相關事件是怎么發生的了。這樣一來，您的寫作又該如何展開呢？

　　李黎：正是兼具“相關者”(所書寫的主角是最親的人的父母)、卻又是個“局外人”(因為從未見過他們，也未經歷過那段時日)這樣的雙重身份，我才能夠成為一名兼具貼近的主觀情感，和對資料處理持客觀態度的書寫者。我是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的，雖然后來從事的是文學創作，在海峽兩岸三地出版了三十余部書，見到已成歷史學者的老同學們會戲稱自己是“歷史系的逃兵”，但也許大學四年里還是多少學得了一些基本訓練吧：對資料的搜尋、分析、求證不惜下苦功，引用時更務求誠實精確——在這點上我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因為這必須是一本可信之書。

　　還有一個“角色”上的矛盾：我的文學創作多為小說和散文，但在進行這本題材特殊的書寫時，歷史系本科生的我必須提醒、控制那個寫小說的我：不可以編造故事，即使是基于事實的推理也要有憑有據。有時候抽身出來審視這樣驚心動魄的故事，會不禁感到把它寫成小說的誘惑太大了!我只好用“以后再寫一本小說吧”來“穩住”自己。這是歷史，我必須盡量求實，不能給人編造的懷疑;我要對歷史、對家人、對讀者，還有最重要的，對我公婆的在天之靈，有一個誠實的交待。

　　除了大量的信件(家書、情書)、日記、筆記，以及相關人物直接簡潔的采訪之外，具有同樣重要性的是臺灣“國家檔案局”的解密材料：民進黨執政之后于2001年成立“檔案管理局”，搜集了國民黨戒嚴年代的政治案件資料。經過其后逐年的整理和“解密”，我們在2014年以受難者家屬身份取得了薛姚案件的審訊檔案——兩張光碟里共有兩千多頁圖檔，我逐頁翻閱尋找可信的線索和可用的資料，這是最艱巨也是最痛苦的工程。

　　比起上述資料，三兄妹能夠提供的“信息”卻非常有限。原因我前面說過，我也不忍心要求他們去挖掘那些深深沉埋的記憶，何況那時幼小的他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這是我早已有心理準備的，所以書中不止一處，我點出當時很可能在現場的孩子們卻不約而同地記不清楚，或者根本就沒有留下記憶，唯一的解釋就是過度震驚傷害之下的強迫遺忘。但有些實在無法忘卻的場景，像行刑次日孩子們見到冰冷的石板上的父母親那一幕，只有他們能夠敘述，而我在記下時簡直心如刀割。

　　下了書寫的決心之后，我用了不止二十年的時間來探索這段曲折漫長的家族史。在追尋的過程中，我逐漸發現背后那牢不可分的、宏大的民族史。這不僅是兩個人的故事，更是一個大時代的故事。二三十年間無數次遠渡重洋來到海峽兩岸的搜尋，數百頁泛黃脆裂字跡漫漶的信箋筆記，兩千多頁血淚斑斑難以卒讀的臺灣檔案局的審訊圖檔，兩年里反復的增刪書寫……終于，2019年11月，《白鴿木蘭》繁體字版在臺灣問世。隨即被香港“亞洲周刊”評選為2019年十大中文好書(非小說類)之一。

　　問：2019年11月，《白鴿木蘭》繁體字版在臺灣問世，今年大陸又即將推出簡體字版，請問大陸版有哪些改正和增補的地方呢？

　　李黎：臺灣版問世之后不久，便有親族和友人提出一些指點和建議，于是又有了需要改正和增補的地方：細節如明珠母親的排行、兩處照片人物的說明;歷史大事如“趙良璋事件”的重要性;還有我繼續查找資料又發現更多明珠在“福醫”的愛國活動、介民同學“蔡汝鑫”的真實身份;還有些臺灣版沒有用上的照片，等等，都悉數增改補充在大陸簡體字版里了。更有一些書成之后還覺得言猶未盡之處，也趁此機會增寫了一篇“后記”。

　　問：對您來說，寫作這本書，其實是在解密，而我們讀者閱讀這本書，是跟隨您一起探求歷史真相。之所以會不斷增補，其實也是因為，在解密的過程當中，會不斷有新的事實出現，來解釋過去的謎團。但是，與此同時，也會不斷有新的謎團出現，而且一些本來就存在的重大疑點也一直沒有得到解釋。能請您結合實際事例，具體談談還存在哪些疑點嗎？

　　李黎：我相信，同時也衷心期待，當兩岸都出書之后，還將會有更多的增補出現;尤其是至今尚未能釋清的幾樁重大疑點——我甚至憂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是否能尋得答案。比如薛姚夫婦奉命赴臺灣真正的具體任務是什么?姚明珠作為平民女性，而“判決書”上的罪名亦非極度嚴重確鑿，最終為何也被判處死刑?臺灣的“國家檔案館”公開“解密”的檔案理應完整齊全，但薛、姚二人被關押的四年多里，竟有兩年之久毫無片紙只字的記錄，沒有調查提訊審問，怎么可能?是多大的“密”，竟然號稱完全解密之后還不公開，還是被有意抹除了，以何之故?乃至他倆在潛伏臺灣的特工系統中，究竟是什么樣的地位與重要性，都無法尋得直接的證明資料。這些最關鍵的“密”何日才能解開，非我能知。

　　同樣耐人尋味的是：事后他們的兒子在臺灣服兵役不僅沒有遭遇麻煩，竟還當上憲兵;出國留學能夠通過層層審查，獲得出境許可，順利登機……這些重大關口一一安然渡過，似乎都有一雙暗中保護他過關的無形的手。這是來自何方的庇佑，恐怕永遠是謎了。但愿此書在大陸出版之后，我得到的回響中能有撥開迷霧的線索，那將會為這本書添上最重要的最后一筆——因為這絕不僅是個人或家族的故事，而正是許許多多這樣的故事，才匯聚成中華民族這段艱苦又壯麗的歷史長卷。

　　問：您特別重視關于薛介民、姚明珠的“上級”、同學以及親人的情況，也認識了不少他們的后輩子女。請問，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當中，他們起到了什么作用、提供了哪些幫助呢？在1949年之后，大陸、臺灣分隔的漫長年代里，這些人的命運又是怎么樣的呢？

　　李黎：在我接觸到的大陸的相關資料中，我當然特別重視有關于薛姚的“上級”、同學(包括駕機起義的英雄)，還有他們的親人的情況。最令我深深遺憾的，是薛姚多年的單線聯系的上級、知曉一切的關鍵人物林城，已于1982年在北京病逝(“文革”期間他被下放北大荒勞改，嚴重摧殘了他的健康)。但早在那之前五年，我們就已經開始每年回國進行毫無所獲的求索了;而林城在他生命最后幾年也曾上書要求找尋薛姚后人的下落。然而兩條線卻竟然錯過了，始終沒有交集!

　　還有令我痛心無比的，是這些人日后的遭遇：“文革”期間，當年駕機起義、或者潛伏在空軍里從事地下工作的，他們的貢獻功勛竟被顛倒成“罪證”，承受了殘酷的冤屈甚至迫害。從事地下工作，出生入死之余而能幸存的，往往等待著他們的不是英雄式的歡迎，而是百口莫辯、死無對證的指控。幸而他們最后都還得清白，雖然有些來得太遲;他們的后人也終于得知了還原后的真相——像一位薛姚的同志、當年的老地下工作者，從不跟家人提起舊事，即使被冤屈整肅、子女都不諒解之際也不漏口風，多年后已是中年人的兒子知道真相后嘆道：“我一直以為我爸就是個退休老頭，真沒想到當年竟是那樣一號人物!”當我面對這些父輩的子女時，沒有絲毫陌生疏離的感覺，因為我們的父輩曾經一同背負了歷史的重荷走過艱辛長途，但愿他們的足跡能夠深植在這一代人的共同記憶中。

　　問：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之中，您認識了不少臺灣白色恐怖直接間接的受難者，也因此接觸了大量有關白色恐怖的史料。對大陸的讀者來說，“白色恐怖”可能是較為隔膜的經驗，能請您談談感受和體會嗎？

　　李黎：有評者將這本書聯系臺灣解嚴前的“白色恐怖”年代(即國民黨政府在臺灣以“戒嚴令”進行的長達四十年的高壓統治)的歷史，其實并不盡然。雖然在時間上，“白鴿木蘭”的最后經歷與那個年代是重合的;但在性質上，介民與明珠的身份職責、他們承擔的任務，和在這段歷史中肩負的使命，與“白色恐怖”年代借“反共”之名展開天羅地網的監視誣告、一言賈禍、任意逮捕刑求殘殺無辜等等，卻是不盡相同的(不過明珠的兄嫂后來經歷的“新生報事件”導致的家破人亡，則的的確確是“白色恐怖”，我在書中也曾述及)。盡管如此，在求索的這些年里，我接觸了白色恐怖年代直接間接的受難者，他們給予我的關懷和幫助不僅寫在書里，更銘記心中。當然因此也接觸了大量有關白色恐怖的史料，讓我深深體會無論是什么顏色的“恐怖”，在歷史長河里終究會淪為一串事件和數字，但落實到具體的“人”，便是一個個活生生的父母子女的生離死別、家破人亡，無辜的孩子、失依的老人的哭喊哀號……在書寫中我感受到的痛楚，不僅是為著自己的親人，也為著無數承受恐怖苦難的眾生。但愿這樣的歷史永遠、永遠不要在任何一塊土地上重演。

　　問：另外，讓我感興趣的是您先生的身份認同問題。誠如您在書中引用的那位負責對臺策反的大陸地下黨員林城的話，薛人望教授是犧牲的中共地下黨員的后代，也就是烈士子女，同時又背負著“匪諜后代”的包袱，在臺灣地區長大，后來遠赴美國讀書，成為美籍華人，在美期間又參與“保釣運動”。那么，對他而言，諸多身份具體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李黎：有些“身份”是他作為一個孩子、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強加于他的。小時候是“政治犯”“匪諜”的小孩，除了痛苦別無選擇。后來遠赴美國，不僅為著求學，主要是“亡命”——逃離那個恐怖的地方，用自己的力量開始一個新的人生。數十年之后，在我們不屈不撓長達三十多年的追索之下，真相才好不容易浮現了，他的父母親終于被追認為“烈士”，靈位長眠在八寶山;而他也因之而被賦予了“烈士子女”的身份。但是作為一個早已定居海外的美籍華人，這個遲來的“身份”的意義，就是對他父母親的在天之靈有了交待，并且可以捐出“烈士”撫恤金加上我們的積蓄，在家鄉以父母親的名義成立助學金來紀念他們。書出之前，只有極少數的近親好友知道他的身世;多年來他無數次回國，都是以科研學者的身份提供交流和新知，今后也不會有任何不同。我想，他人生唯一的選擇，或者說是“身份認同”，就是作為一名科學家，用知識給這世間帶來溝通與和平。

　　至于在美國做學生期間參加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保衛釣魚島”運動，那時他還不知道父母親的真實身份，而純粹出于民族情感、保土衛國之心——或許是亡父當年的抗日愛國情懷，在他的心底深處留下了影響吧!

　　問：最后一個問題，您談到，之前看過大陸熱播的諜戰劇《潛伏》，也很關注各種大陸關于地下黨員的描寫，那么，與您的公公婆婆的事跡相比，您怎么看待大陸的這種歷史敘事？您有意愿將您筆下的這個故事改編為影視劇，使之廣為流傳嗎？

　　李黎：說來有趣，我之所以會去看《潛伏》(而且后來就迷上了諜戰劇)，是因為有一段時間我常常“谷歌”薛姚兩人的名字，抱著萬一的希望，可以找到跟他們有關的詞條。有一天在網上我發現一篇文章很是離奇，竟稱《潛伏》的主角余則成原型是一位名叫薛介民的國民黨軍官!為了這句話，我把《潛伏》一口氣看完，知道這個附會實在太過牽強，但對提出這個論點的人的身份非常好奇，后來終于結識了這位非常關鍵的人物唐先生，通過他，我才聯系上真正能夠為我們解答謎團的單位。

　　回到改編影視劇的話題：將文字轉化為影視形象，很可能讓平日不大涉獵這方面書籍的人對這段歷史產生興趣，也能讓更多的人知道這個大時代曲折動人的真實故事，流傳將會更為深遠。所以我非常樂見這首史詩以視覺的方式呈現。我也寫過得獎的電影劇本，也曾將自己的一本小說寫成劇本，后來被拍成了電影，我知道文字和影像兩類藝術形式的差異，尤其將史事改編成諜戰劇，就不免要戲劇化、羅曼蒂克化;而另一方面，極度逼真的殘忍慘烈情景又不能上鏡頭，其中的渲染與規避的增減是難免的，我可以理解。我想，只要守住基本的真實原貌，藝術的處理應當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樂觀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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