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論革命者：阿連德時代智利的技術與政治》

　　（美）伊登·梅迪納，熊節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據說歷史總是在重復自己。即使是在科技、尤其是信息技術(IT)這個飛速發展因而常常過于善忘的領域里，當我們回頭望向一段數十年前發生在遙遠的異國、又被戰火所掩埋的歷史，仍能從中窺見今日若干新技術、新思潮隱約的前世身影，令我們感嘆不已。

　　這個故事開始于1970年的智利。時年薩爾瓦多·阿連德當選智利總統，智利人民用自己的選票，選擇了他倡導的社會主義路線。執政之后，阿連德政府開始收購智利最重要的工業企業，將它們納入國家控制。到1971年底，國家開發公司已經必須負責指導下屬150多家企業，包括智利20家最大企業中的12家。國有經濟的高速發展創造了一個笨重的、智利政府從未見過的怪獸，管理已經成為國有化進程的一個核心問題。不同于普遍的印象，阿連德并不打算采用蘇聯式的、中央管控的計劃經濟手段來管理國有企業。他在各種場合多次提到，他希望在提振工業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時，保持智利的民主傳統，尤其是鼓勵基層工人參與工廠的政策制訂和管理。在冷戰的大背景下，阿連德想要探索一條“智利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位于自由放任市場經濟與集權管控計劃經濟之間的第三條路線。

1970年，阿連德競選總統時的海報

　　這種對集體一致性和個體自主性的平衡，近年我們看到了更多的案例。例如家電巨頭海爾從2013年起推行“自營體”機制，將7萬名員工自我組織成了2000多個自主經營體，最大的自主經營體數百人，最小的只有7人，如果一個員工在海爾內部找不到一個自營體能夠接受他，海爾就會和他解除勞動合同。海爾集團首席執行官張瑞敏說：“每個小微(團隊)都要變成一個個的小團體，所有相關人員都在這里頭，負責開發某一個地方的市場，或某一個地區的市場。”然而海爾取得的成績不僅僅是靠直面顧客與市場的小團隊，更離不開背后為這些小團隊提供支撐與指導的平臺和戰略大腦。

　　在不斷的組織結構調整中，海爾發現三層結構既能體現足夠的控制，又能夠維持各個系統自身的活力。所以，在海爾的自主經營體結構中，有三個層次的自主經營體。一級經營體(又稱一線經營體)直接面對顧客，為所負責的顧客群創造價值;二級經營體(又稱平臺經營體)為一線經營體提供資源和專業的服務支持，包括人力資源管理、供應鏈、市場營銷、質量體系、戰略管理等，它們是一級經營體的資源平臺、流程平臺、專業化服務平臺;三級經營體(又稱戰略經營體)則主要負責制定戰略方向，解決內部的協同和發現新的市場機會，同時為經營體配置資源，幫助一級經營體和平臺經營體達成目標。可以看到，這個結構并非一味強調小團隊自治，而是在努力兼顧集體的一致與個體的自主。

　　而海爾采用的三層結構，我們又能在40多年前的智利找到它的原型。為了有效管理快速增加的國有企業、達成智利特色社會主義目標，阿連德邀請英國控制論學家斯塔福·比爾來到智利，主持建設一套用于經濟計劃與管控的IT系統。這套系統有一個控制論的理論基礎：可生存系統模型。在這個模型中，比爾把一個“超復雜系統”分為五級，其中被類比為“感官”的一級系統負責感知和應對外界變化，被類比為“脊髓”和“小腦”的二級與三級系統負責一級系統彼此之間的通信、協調及信息上傳下達，被類比為“前腦”和“大腦皮層”的四級與五級系統則負責長期計劃與戰略方向。不論從結構上、功能上、還是根本目的上，都可以把海爾的三層自營體結構視為可生存系統模型的簡化版本。

　　或許張瑞敏也未嘗想到，自己精心設計的企業架構，竟能在四十多年前的智利找到理論原型。更令人驚訝的是，在阿連德的大力支持下，比爾把這個理論模型變成了一個真實的IT系統。基于一臺IBM 360大型主機和幾百臺電傳打字機，在互聯網的鼻祖ARPANET還只是美國國防部內部的實驗性網絡的年代，智利已經建起了一個全國性的計算機網絡——盡管其中只有一臺真正的計算機。這個用于經濟計劃與管控的IT系統被命名為“Cybersyn”(國內曾譯為“賽博協同”)。在Cybersyn系統的幫助下，新生的社會主義智利政府不僅有效地管理起了國有企業，而且通過即時的信息上傳下達成功渡過了1972年全國性的企業主大罷工。智利不僅在40多年前建成了一個國家尺度的“大數據系統”，而且這個系統曾經切實地發揮過作用。

　　在1920至1930年代關于計劃經濟可行性的爭論中，米塞斯和卡普蘭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計劃經濟的一個重要批評是國家尺度下經濟計算的不可行性。在當時的通信與計算技術的歷史背景下，這一論斷當然是完全正確的。但二戰后控制論、通信技術、計算技術的迅猛發展，是否能對“國家尺度的經濟計算”這一難題發起沖擊?應該看到，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盛和蘇東劇變，這個問題沒有得到足夠的討論：計劃經濟似乎已經被蓋棺定論，自然無需再談它的技術可行性。然而Cybersyn的這一頁歷史讓我們看到，至少有一個國家曾經嘗試用網絡與計算機技術強化信息傳遞與處理能力，據此嘗試挑戰經濟計算的可能性，而且這次嘗試并非以失敗告終。如果阿連德政府沒有被皮諾切特的武裝政變推翻，Cybersyn是否會給世界一個更大的驚喜?這不失為一種頗可玩味的歷史想象。

　　然而Cybersyn畢竟是隨著智利社會主義的嘗試一道被掩埋在硝煙與瓦礫中了。直到40多年以后，馬云在一次演講中談到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比較，再次把新技術背景下經濟計算的可能性問題擺在了世人面前：“我們過去的一百多年來一直覺得市場經濟非常之好，我個人看法未來三十年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為什么?因為數據的獲取，一個國家[尺度下]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有可能被我們發現。”這時我們再回望40多年前的智利，Cybersyn的嘗試就像一縷遙遠的星光，早已在為后來者提示這個可能的方向。

　　古人云，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當整個IT行業以硅谷馬首是瞻，Cybersyn這個異類讓我們看到硅谷之外、美國之外的另一段IT歷史。作為一個參照系，Cybersyn的存在讓我們能夠提出很多有價值的問題，例如：科技與資本的邏輯必然重合嗎?科技的發展必定以勞動者的犧牲作為代價嗎?科技真的能做到中立于政治和意識形態嗎?短命的Cybersyn(正如被CIA密謀推翻的短命的智利社會主義政權)沒能給出答案，但能讓后來者意識到問題的存在，這本身就是莫大的價值。

　　機緣巧合之下，科技史學家梅迪納(Eden Medina)從故紙堆中耙梳到了Cybersyn項目的只鱗片爪。經過十年的挖掘，起初偶遇的兩段話變成了一本介紹Cybersyn歷史的專著：MIT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控制論革命者》(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同樣是機緣巧合之下，我又在無意間聽聞Cybersyn項目，繼而接觸到梅迪納的著作，并決定將其翻譯成中文(已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在我看來，Cybersyn是一個如此超現實、如此充滿魅力的IT系統，任何人只要看它一眼都會被它勾起好奇心。希望我的譯作能讓更多學者和IT同行了解這個IT史上的異類，由此打開更廣闊的思維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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