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論革命者：阿連德時代智利的技術與政治》
作者: [美] 伊登·梅迪納
譯者: 熊節
01 作者介紹
伊登·梅迪納
麻省理工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副教授。她的研究使用科學技術史作為了解政治變革過程的一種方式。
02 譯者序
從接下這本《控制論革命者》的翻譯任務起，我就開始樂此不疲地向朋友和同行講述這個傳奇的故事：“你知道嗎，在1970年阿連德治下的智利，曾經有一個叫做Cybersyn的IT項目，計劃建設一個覆蓋全國的計算機網絡和大數據系統，用來支持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它的指揮室是這樣的……”看到維基百科上那張“充滿未來感”的照片時，聽者無不發出驚嘆：“這真的是四十多年前的項目?怎么我們從來沒聽說過?”
IT行業不是一個記性特別好的領域。在這個行業里，大家更關心今天和明天，鮮少抽出時間來回顧昨天。不過就在今年，有兩位經營全國最大的電商平臺而大獲成功的企業家先后說出“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這樣的觀點，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反思“市場”與“計劃”之間最初的論戰。1920年米塞斯認為計劃經濟之所以不可行，僅僅是因為一個技術問題，即集中式的經濟計算無法有效進行。今天，站在馬云的角度，也許他已經能清晰地看到：國家尺度上的供給與需求，只要通信和計算能力達到某個閾值以上，是有可能有效地計算和計劃的。于是我們不禁要追問：這個通信與計算能力的臨界點究竟在哪里?四十多年前智利的這次嘗試(考慮到智利國家的規模)，是否可能已經無意間逼近了使計劃經濟成為可行的閾值?
可惜的是，這場大膽的科技實驗沒能持續太久。它仿佛是過去幾十年眾多左翼政治和社會嘗試的縮影：描繪了宏偉而美好的愿景，但沒能真正落地實現。但細讀Cybersyn項目的曲折歷程，我們會清晰地看到：這個項目的成敗，遠非科技本身所能左右的。智利社會主義路線的失敗，背后襯托出的始終是美國政府的巨大陰影。一種科技(乃至政治制度)的成敗，并不單由它本身的優劣決定，更多時候恐怕要取決于地緣政治的角力。反過來，認為目前取得成功的科技就一定是“優越的”乃至“必然的”，甚至認為科技的發展本身有其必然路徑、人只能被動跟隨科技的發展，這同樣可能是一種過于單純的科技決定論視角。只有透過Cybersyn這樣的異類映照出科技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我們才會留意到政治的力量在其中扮演的至關重要的推動角色。
恰好在書寫這篇文字的前幾天，中國數億網民每天通過手機使用的社交平臺正在因其封閉而霸道的信息管理方式被猛烈批評。這不禁讓我回想起1996年約翰·巴羅在《網絡社會獨立宣言》中對互聯網充滿樂觀的期望。曾經被視為自由、開放、民主之代表的互聯網，是何時、如何變成微信的封閉專制帝國?當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時，Cybersyn的故事會從幽暗的記憶深處亮起一盞小燈，提醒我們：科技的變遷絕非理所當然，要去關注科技變遷背后權力與利益的推動。缺少了這種反思，我們又何從構建更好的科技?從“以史為鑒”的意義上，Cybersyn給我們這些IT從業者提供了一面明鏡。
為此，我必須感謝本書的作者Eden Medina教授，是她把這個傳奇的故事從塵封的故紙堆中發掘出來，為我們點亮了這盞歷史的小燈。我還要感謝吳靖和王洪喆兩位老師，他們把這本書的中譯本引入“批判傳播學書系”，使之能與中國讀者晤面。邱林川教授在翻譯過程中對我有很多指導，幫助我看到科技與政治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最后我還要感謝家人的支持，讓我順利完成翻譯任務。
在翻譯過程中，我曾反復糾結是否應該把“Cybersyn”這個名字譯為中文。在書中讀者會看到，“Cybersyn”是組合“控制論”(cybernetics)和“協作”(synergy)新造的一個詞。王洪喆老師曾把它譯為“賽博協同”，我幾番斟酌，還是覺得這個譯法與原意有所出入，尤其“賽博”一詞在當代語境中已經很難令人聯想到“控制論”。而該項目的西班牙語名稱“SYNCO”則是“信息與控制系統”(Sistema deInformación y Control)的縮寫，照搬這個名字又太過平實，幾乎無法與今天普及了各行各業的信息與控制系統相區別。左右衡量之下，我還是決定保留“Cybersyn”這個名字(以及項目中各個子系統的名字)不譯，希望讀者能在咀嚼這個生造詞的時候，在腦海中浮現與當年的控制論革命者們同樣的意象。
下面，就把這個傳奇的故事交給讀者吧，祝你閱讀愉快。
熊節
2017年8月26日
03 中譯本序
《控制論革命者》序
作者：邱林川
這是個特別的國度。沒有她，今日世界應當非常不同。
今日世界是信息科技的世界、互聯網的世界，也是資本主義進入新自由主義階段的世界。在這個科技網絡覆蓋的世界里，有人說，成王敗寇、弱肉強食，都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則。這些人往往言必稱硅谷，把美國看成世界發展、科技進步的終極歸宿。
我們要觀注的這個特別國度，即《控制論革命者》的發生之處，是南半球的智利。她在地理位置上與硅谷恰恰相反，在南美與北美相對應的西部海岸。不僅如此，本書聚焦的是1970到1973年左翼執政時期的智利。在政治譜系上，她也與支撐硅谷模式的北美資本主義大相徑庭，屬于冷戰時期與西方陣營對抗的社會主義國家。
然而，若無從前的智利，恐怕沒有今天的硅谷，今日世界也因此會十分不同。
為什么這么說?一來智利是世界主要產銅國，光纖通信技術普及以前，各國通信體系主要依靠銅纜。可以說，沒有智利的銅，當年先由英國后由美國主導的世界通信網絡(主要是電報電話)估計要大打折扣。那樣的話就不會有這么多第一代網民，很可能也不會有第一波1990年代的科網股泡沫，因為那時人們上網必須用MODEM(調制解調器)將個人電腦接入銅纜電話網。所以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若無智利的銅，恐難有硅谷的第一桶金。
二來智利堪稱世界新自由主義發祥地。這是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中提出的看法。新自由主義提倡私有化、“大市場、小政府”、減少管制資本、限制工人組織。這套理論1950年代就已出現，但在當時凱恩斯主義主導的西方國家長期無人問津。直到1973年9月11日智利軍人皮諾切特在美國中情局支持下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產生的阿聯德政府，實施軍事獨裁，才有了靠槍桿子打出的首個新自由主義政權。可以說，沒有智利這個“后門”，新自由主義學說也許至今仍找不到進入核心權力結構的途徑。那也就沒有后來的“里根主義”、“撒切爾主義”，以及當今與金融資本高度結合的硅谷模式了。
智利1973年“911”政變造成數千人死亡，數萬人入獄。集中營的酷刑令人發指。野蠻的恐怖使皮諾切特軍事獨裁得以延續十余年，催生出新自由主義的世界，也終結了人類史上第一個覆蓋全國的實時經濟信息網絡：Cybersyn。
這本書正是講述Cybersyn 的故事，一個屬于社會主義陣營的互聯網傳奇，一段西方媒體與硅谷精英選擇遺忘、甚至努力掩蓋的歷史。因為他們不想讓人知道：原來資本邏輯與科技網絡并非天然合體;原來美國曾扮演如此不光彩的角色，介入推翻民選政府，阻礙科技進步。假如智利1973年政變失敗，我們今天熟知的互聯網史恐怕要推到重寫。這是智利這個國度之于今日世界的第三點特別之處。
第一次聽說Cybersyn 是2005年，從我的老師曼威-卡斯特(Manuel Catells)那里。阿聯德執政時期，他就在智利工作。73年政變，他也因此遭到放逐。不記得為什么他跟我提到Cybersyn 了。印象深刻的是，當時我非常詫異：真有這么個“史前”的互聯網?如何了解這個項目當年的建設和運行情況?卡老師的回應是：你不懂西班牙語，還是耐心等待英文研究成果吧。
這一等就是十年。Eden Medina的這本驚世之作終于問世，再經IT工程師熊節之手從英文譯為中文。今天的讀者比當年的我真是幸運很多。
本書基于扎實嚴謹的歷史研究，有豐富細致的檔案資料基礎，還有對當事人進行的訪談。其中有的關鍵人物已經辭世。這些材料因而彌足珍貴。
除了史料價值，《控制論革命者》更重要之處是它的史識。作者書寫主流意識形態以外的科技史，讓有志改造互聯網文化的讀者有更全面、更廣闊的思維空間。以后我們談論網絡，不用再言必稱硅谷，也不用諱言社會主義。讓來自智利的光，幫我們照亮前路。
再次感謝譯者的辛勤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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