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年伴隨人工智能、虛擬技術的發展，關于“后人類”時代的思考時常成為人們討論的熱點。此時，重新回顧計算機與數字傳播技術的發展史，探究技術發展與人類意圖、整治規劃和資本欲求之間辨證互動的關系，就顯得十分必要。今天保馬推送托馬斯•斯特里特《網絡效應：浪漫主義、資本主義與互聯網》的中譯本序。吳靖老師認為，該書不同于此前多從控制論的角度理解計算機的社會使用與文化想象的歷史，轉而強調計算機前工作人群的生命體驗對于塑造與推動計算機技術向特定的方向發展的重要作用。這種主觀能動性式的“浪漫主義”，在信息技術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留下了其與資本協商、合作、博弈的痕跡。

　　《網絡效應：浪漫主義、資本主義與互聯網》中譯本序

　　吳靖

　　計算機革命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嗎?它的革命性到底體現在哪里?是人還是計算機自己，決定了革命的方向與成敗?這些問題在今天提出來似乎有些不合時宜。當我們隨時隨刻都能在媒體中聽到信息與數字技術又產生了偉大的技術突破，科學家、商人、知識分子、政客都在或意氣風發，或悲天憫人，或充滿憂患地認真討論人類的未來、人與機器關系的未來，宣稱我們站在了歷史選擇的關口，每向前走一步都會生死攸關的時候，回到(不久前的)歷史，從20世紀冷戰的高潮中挖掘出計算機、控制論、系統論、人工智能、機器語言學、戰略運籌學等等我們今天聽起來屬于一個遙遠逝去的時代，但又幾乎在所有概念、理論、細節上都鋪墊與決定了今天信息社會樣貌與可能的想象邊界的技術社會史，就成了一場極其必要的智識活動。在爭論今天的計算機、大數據、云計算將如何改變人類之前，我們更迫切的問題是，這些所謂人類命運的關口、科學技術的偉大突破、社會革命的風云突變，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嗎?是在什么條件下發生的?人類在那個時候貢獻了怎樣的社會理想、理性思辨、科技能力與符號觀念環境，參與了上一次的計算機變革?問這樣的問題不僅僅是有趣的技術社會史操練，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們積極地去避免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的歷史辯證法，在科技霸權顯得無以復加的時代仍舊嘗試將人類的未來掌握在人類共同體的手里。

　　由于筆者對西方廣播史有過比較詳細的涉獵，發現廣播從技術初創到體制化的過程中，都受到了兩次世界大戰、軍方的通訊科技民族主義，以及大眾消費社會的需求等社會力量強大的塑造與影響。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即使對無線電技術的社會需求與發達工業化國家有很大的差異，還是在二戰后的國際體系中受到西方技術路徑的霸權控制，形成了對西方廣播模式和制度的路徑依賴。與之相類似，計算機與數字傳播技術在冷戰高潮時期的發展，仍舊延續了技術拓展與人類意圖、政治規劃和資本欲求之間辯證互動的關系。近年來，一些研究互聯網與新信息技術的社會史與文化史的學術著作已經開始更多地關注文化價值觀、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想象是如何影響信息產業的發展及其社會滲透的。弗雷德·特納(Fred Turner)2006年出版的《從反文化到賽博文化：斯圖爾特·布蘭德，全球網絡和數字烏托邦主義的興起》(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d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就是這樣一部具有啟發意義的作品。它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向從硅谷和傳媒行業生長出來的信息技術意見領袖們的話語論述及社會活動，并且探討他們如何創造性地表達一種能與時代精神相呼應、與主流的情感結構產生共鳴的新技術文化。特納考察了當代大眾文化中對硅谷及IT精英的崇拜，將他們作為反主流文化的、體現自由價值觀的、充滿個性及創造力的英雄來普遍頌揚。作者指出這種現象有其歷史吊詭之處，因為信息技術，比如IBM大型計算機，曾經被反主流文化群體認為是一種對人的工作和生活進行控制及標準化的反動工具，完全與個人自由的社會理想相悖。而這種超級運算機器在今天的文化語匯中，就是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如今的我們難道不應該去問一個與特納相同的問題：是什么使得“美麗新世界”式的集權統治的象征——計算機和自動控制——搖身一變成為反文化、自由文化和反叛文化的標志，并且在今天的又一輪技術、資本與文化的新浪潮中成為時代的寵兒?作者認為，像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那樣從反文化運動中興起并成為新技術意見領袖的文化中介人代表了美國反主流文化運動的一個特定潮流。主流歷史敘事似乎認為，反文化運動所倡導的反對權威，注重環境保護，為底層群體尋求社會正義，推崇藝術激進主義等觀念，是一套相互緊密聯系而統一的信念系統，并且由運動的大多數成員所共享。而特納指出了運動內部的差異性，甚至是矛盾之處。像斯圖爾特·布蘭德那樣的意見領袖促成的反文化版本，通過他所創立的《全球概覽》(Whole Earth Catalogue)或《連線》雜志(Wired)之類的傳播平臺流行開來，體現了以高科技的硅谷為圓心的新一代美國白人中產階級男性表達文化反叛及反抗權威的方式——即將大型技術轉換成小型的、個人化的工具，并利用它們獲取信息、交流和娛樂，其目的和功能主要是改變個體對世界的認知方式，而不是調動新技術服務于集體行動或者是改變社會結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微型電腦和迷幻劑、瑜伽、冥想等反文化運動中的流行工具屬于一個類別，那就是協助將個體的思維與精神轉換到另一個世界的技術手段，一個比現實世界更加理想的世界。而這種轉換取消了人們通過集體行動來改變現實世界的意義與價值。人們只要擁有和使用某種新技術，便立即獲得了解放。(Turner, 2006)

　　在引出我們翻譯的這本托馬斯·斯特里特(Thomas Streeter)的著作《網絡效應：浪漫主義、資本主義與互聯網》之前，還需要再簡單介紹一下另外一部信息技術史的作品，保羅·愛德華茲(Paul N. Edwards)的《封閉的世界：冷戰籠罩下美國的計算機與話語政治》(The Closed World: 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Cold War America，Edwards, 1996)。如果說特納的著作考察了反文化運動和新的金融資本如何重新定義和利用在軍工聯合體中產生出來的大型計算機器，這部著作則為我們描述了計算機成為定義20世紀和新時代的核心機器的過程。作者深度進入二戰末期至冷戰期間美國日益龐大的軍事—工業—學術聯合體的形成過程和科研理念，描述了在核戰爭威脅、冷戰雙方高科技武器對立、大規模自動化武器預警與合理啟動需求下，美國的軍事科研以打贏冷戰陰霾下的系統化戰爭為主導想象框架，越來越以高度信息化、自動化和排除人的政治與文化介入為研發理念。愛德華茲指出，所謂“封閉世界”，是一種科學文化基于系統論、自動化理論、運籌學、神經語言學等以數學為基礎的想象社會運作方式的模型。這種模型希望開發出完美的計算機器，憑借系統內部的自我輸入，完成對整個體系信息能力和執行能力的訓練，系統越少與外界進行信息交流，越少受到特定情形和主體——比如人——的干擾與輸入，就被認為是越可靠的。也就是說，在最理想的武器系統設計規劃中，人的作用要被減少到最小。愛德華茲認為，正是這種通過排除人的倫理和政治抉擇，依靠高能量的計算來打贏冷戰的狂熱，奠定了現代計算機崛起的基礎。他為我們指出了軍事工業聯合體最黑暗的一面，而這一面在大多數涉及早期計算機的討論中都被太輕易地忽略。并且，當我們在當代的海灣戰爭和反恐戰爭中看到高科技、自動化、無人操作的武器在貧窮國家作戰時被大量使用，平民傷亡被“理性地”稱為“附帶傷害”的時候，或者資本精英宣稱某些工作必然要被機器替代以增加效率減少失誤的時候，應該意識到對于“計算的機器”的社會想象背后，去人性化的權力與控制邏輯并沒有隨著硅谷新經濟的時尚崛起而消退，仍舊構成了當代信息社會得以運作的基礎想象架構。

　　但是，在愛德華茲的“為了控制而生產的機器”和特納的“自由轉喻和服務個體的時尚消費品”之間，計算機的社會使用與文化想象的歷史，似乎還缺少許多重要的中間環節。斯特里特的《網絡效應》，就是一部試圖填補這些中間環節的著作。對于科技成果如何作用于社會，斯特里特提出的問題是，參與其中的科技人員、管理者以及早期使用者，他們的工作體驗、社會理想、日常經驗，以及所有這些和時代精神的勾連，對于塑造科技的社會文化意涵有什么樣的作用?在肯定了愛德華茲強調冷戰中的系統論和工具主義意識形態對計算機研發的重要推動作用之后，斯特里特指出《封閉的世界》缺失的部分，是文化研究者稱之為計算機前工作人群的生命體驗：與計算機一起工作的感受，以及各種闡釋群體為這種感受所賦予的意義。也就是說，那些在軍事工業聯合體中工作的科學家、軍事人員、管理者、技術人員，那些在大學、出版機構和大公司中最早使用學術網絡、郵件組和辦公系統的知識階層的人群，那些互聯網商業化初期的創業者，以及第一代商業計算機與網絡產品的消費者，他們在開發和使用計算機的過程中所經歷的精神體驗和滿足，是如何塑造與推動計算機技術向特定的方向發展的?斯特里特將這種主觀能動性稱為“浪漫主義”，他指出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歷史發展軌跡表明，技術并沒有固定永恒的本質，資本和權力也并沒有一勞永逸決定新技術的社會使用的絕對力量，參與歷史進程的形形色色的人們，將自己的夢想、愿景和希望，注入對新技術的研發、使用與普及之中，并在信息技術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留下了浪漫主義與資本協商、合作、博弈的痕跡。

　　按照大體的時間順序，斯特里特考察了“準社會主義”的軍事—工業聯合體制度下的科研自由、游戲與創意，以及知識共享、公共服務理念的產生，早期微型計算機帶來的藝術浪漫主義及其與反文化運動的結合，第一代文檔處理系統為文字工作者帶來的解放體驗，第一代互聯網所提供的信息漫游與自由鏈接、溝通的愿景給個體的浪漫主義者帶來的狂喜，還有信息經濟的興起為新自由主義的逐利個人主義與市場至上理念重新復興所提供的肥沃土壤等等。作者試圖為我們提供一個文化觀念如何在社會結構與時代精神的互動中推動歷史的敘事。這對于習慣于聽到科技發展領域個人英雄主義、制度決定論、技術決定論、市場決定論等各種類型的線性歷史故事的我們來說，是一個新鮮并且稍顯復雜的閱讀體驗。書里沒有怎樣的新技術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革命性變化那種不容置疑的、營銷風格的語言。作者認為大理念——數字民主或者自由創造，藝術的人生或者平等與共享——需要在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使用機器的具體體驗中得以表達、呈現、感知與認同。也就是說，我們作為主體所抱有的理念和愿景，塑造了我們對技術的使用，并且共同實現了技術潛在的社會功能。沒有人有意識有目的的使用，就不存在技術的社會效果，即“網絡效應”。

　　斯特里特為我們展示了觀念在技術史中的能動性。他指出，一項嵌入社會的技術，需要被賦予與主流社會價值觀、日常生活以及個人體驗相關的意義。換言之，技術必須被所嵌入的人類經驗進行文化性地調制。或者我們應該在此基礎上更向前邁進一步，人類的政治規劃、社會理想、未來愿景和主張，需要在新技術醞釀、組織研發、社會用途普及的初期階段，就進行參與、干預和介入。技術作為人類的創造物，是有目的的人類勞動的成果，人類的政治討論與規劃，應該內在于，而不是外在于科學技術的社會生產與社會組織之中。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數據、普遍網絡通信的時代背景下，對新技術的討論無法擺脫對人的邊界、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理想社會秩序等的期許和討論。這，應該是閱讀和研究多樣的技術社會史對我們當下和未來最大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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