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6日下午，位于朝鮮開城工業園區內的朝韓聯絡辦公大樓被朝方炸毀。此舉使得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再度升級，引起全球廣泛關注。按照朝方說法，之所以徹底毀滅這一標志性的朝韓“對話窗口”，緣于“脫北者”在“三八線”韓方一側散布反朝傳單引發朝鮮極度憤怒。2018年9月成立朝韓聯絡辦公室一度被認為半島和平將開啟新篇章，而此次事件再次給半島局勢蒙上陰影。
保馬今日推送孫歌老師文章《直視分斷——序〈韓國的東亞論〉》。孫歌老師通過為數有限的韓國生活體驗中汲取經驗，獲得了理解韓國學者白樂晴“分斷體制”論述的途徑，理解到“世界資本主義對于全球的控制，正是通過制造各種意義上的分斷來完成”這一悖論性問題。戰爭作為政治手段的一部分，服從于維持分斷這一目標，并作為威嚇手段不斷再生產。民眾只得接受無法選擇的生活方式，將種種難以言說的情緒刻印在身體記憶與情感記憶之中。韓國知識分子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之中承擔著言說的責任，生產出具有頑強生命力的東亞論述。因此南北分斷，不僅是韓國與朝鮮的“內部問題”，也是亞洲的問題，世界的問題。而在動蕩起伏的半島局勢面前，傾聽來自這個處于東亞周邊的核心現場的聲音，也是我們無可回避的課題。
本文為《想象東亞：方法與實踐——聚焦“韓國東亞論”二十年》一書(具體參見“每日一書)的序言，感謝該書編者苑英奕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直視分斷
序《韓國的東亞論》
文 | 孫歌
在我有限的韓國之行中，曾經有過兩次接近三八線的經驗。三八線自然無法讓我這等尋常外國人涉足，說是“接近”，也并沒有看到，我只不過在韓國友人的陪同下，遠遠地在允許人們抵達的極限之處想象一下那個把朝鮮半島一分為二的人為界限而已。
然而比起那條分界線來，倒是這兩次經驗本身更吸引我。第一次參觀了一個著名的建筑，是在韓國一側邊境修建的瞭望臺。在瞭望臺的頂端，我可以通過望遠鏡清楚地看到朝鮮一側的“模范村”。整齊的房屋似乎無人居住，但是，據說每到節令，便有朝鮮民眾在那邊“演示”社會主義生活。不過，這種對峙比不上瞭望臺中層的陳列室更為真實。在這里有一個大沙盤，形象地演示了南北兩個社會之間交換工業品、農產品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的途徑，那網絡雖然算不上稠密，卻也相當繁盛。這個沙盤打破了我關于南北對峙的干燥想象，在經驗上豐富了南北間忽冷忽熱的流動感：無論政治權力和資本的操控多么嚴酷，民眾總是會在各種縫隙之間、在有限的條件之下經營自己的生活。
第二次參觀的是距離三八線更近的地方，我本是去該地附近的出版城開一個會，抓住閑暇時間去了這個地方。這里不僅看不到三八線，也看不到朝鮮的模范村，在一片開闊地上建了一個瞭望塔，望出去也不過是林地和原野。這次參觀與上次不同，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此地的觀光化，大批旅游車把來自韓國各地的人們以及慕名而來的外國人運抵此地，使它絕不亞于風景名勝地。一些上了年紀的韓國人，立在高處向著北方眺望，想來是在惦念朝鮮的親人吧;而更多的年輕人則饒有興致地在瞭望塔周圍明顯帶有游樂園色彩的各種設施里鉆來鉆去，看上去十分快樂。我在參觀一處模擬戰壕的時候遇到一位來自中國東北的朝鮮族姑娘，她在此當導游已經有些年頭了，職業化地向我們敘述南北開戰時的狀況，努力動員我們去買相關景點的門票。我問她，在此地做這份工作有什么感受?她似乎很奇怪我為什么提出這個問題，答非所問地回了一句：韓國人對我挺好的。
僅僅簽訂了停戰而不是終戰協定的朝鮮半島，恰如一個休眠火山，它至今也沒有結束戰爭狀態，隨時可以不宣而戰地“恢復”戰爭。建立在這個火山口上的韓國社會，也就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生態景觀。記得有一年，在韓國短期授課，正巧趕上了南北局勢惡化，有些外國人紛紛撤離，很多中國留學生也在考慮回國暫時躲避。然而在距離三八線并不遙遠的首爾街頭，一眼望去，熙熙攘攘的韓國民眾卻絲毫沒有驚慌之感。他們照常工作和生活，也照常娛樂和休閑。我看著韓國民眾的從容，不僅心生疑問：他們如此篤定，難道僅僅是因為無處可逃嗎？
一位學生家長回答了我的問題。她說：我們韓國自從1953年停戰以來，一直就是這樣的呀。要是一有風吹草動就想著逃，那還怎么生活！我們韓國人，一直活在戰爭的陰影里，已經習慣了。她嘆了口氣又說道：你能理解嗎?我們韓國人真的不容易啊!
這些浮光掠影的經驗，雖然還遠不足以理解戰爭威脅常態化之中的韓國社會，卻讓我獲得了理解白樂晴先生“分斷體制”論述的途徑。為數有限的韓國生活體驗，讓我對這位韓國思想家的思考發生了極大的興趣。通過白樂晴先生所揭示的朝鮮半島分斷現實背后的機理，我理解了一個并不直觀的悖論性問題，即世界資本主義對于全球的控制，正是通過制造各種意義上的分斷完成的。與常識感覺相悖，資本的全球化，正是“分斷”的全球化過程。在某種意義上，今日世界的戰爭作為政治手段中最后的一張牌，其目標已經悄然發生了轉移。它服從于維持分斷這個目標，只要分斷這一動態平衡基本穩固，戰爭威脅的功能就有了微妙的擴展：與其說它的威脅在于它爆發的現實可能性，不如說更在于作為威嚇的手段不斷再生產。韓國的民眾，最為切實地體會到了這種“家門口的硝煙”的苦澀，在抗議美軍在韓國的軍事部署的同時，他們也不得不面對日常生活中不斷在白熱化之前轉化為動態平衡的新的“分斷”。正如三八線附近經營的旅游景點所顯示的那樣，民眾會把一切無法選擇的條件轉化為生活的一個部分，分斷也是他們不得已而只能接受的生活方式。曾經的戰爭與難以預知的未來，伴隨著幾代人的生老病死、離散聚合，不斷生產著韓國民眾的歷史感覺與現實關懷，也把種種難以言說的情緒刻印在他們的身體記憶與情感記憶之中。
韓國知識分子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之中承擔著言說的責任。大約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在面對半島危機的時候不忘記“東亞”乃至“亞洲”。我相信，除了半島的現實危機使得他們不可能關起門來之外，這也是因為他們沒有忘記歷史。朝鮮半島自古就是一個與東亞密切相關的區域，特別是近代以來，它的榮辱興衰也一直是東亞歷史的一部分。中日甲午戰爭以半島為媒介，日俄戰爭以半島為癥結，其后的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殖民地占領，以及戰后全世界建立戰后格局時半島上爆發的朝鮮戰爭，在在都暗示著它的命運與東亞命運的密不可分。而今天以“六方會談”的結構存在于朝鮮半島的國際政治力學關系，正顯示著這個分斷狀態所匯集的國際政治內涵。南北分斷，豈止是韓國與朝鮮的“內部問題”，它不僅是亞洲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
本書的作者多是我有過交往的韓國學者，有我一向敬仰的師長，有我多年合作的朋友，當然，也有未曾謀面卻感到可以相知的學人。在韓國，文學往往承擔政治學的功能，提到韓國文學，我不免總是想起曹丕那霸氣的說法：“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直視分斷，是幾代韓國學人傳承的思想責任，也是流淌在當今韓國文學中的歷史水脈。他們的東亞論，有著異乎尋常的頑強生命力，我想，這與韓國社會處在東亞的周邊，卻纏繞了多重歷史脈絡的悖論特質有關：它是周邊的，它又是核心的。白永瑞喜歡使用的一對概念，一個是“雙重周邊視角”，一個是“歷史的核心現場”。在這個兩個概念之間，存在著特定的歷史關聯，而這關聯恰恰通向了“東亞”。在動蕩起伏的半島局勢面前，傾聽來自這個處于東亞周邊的核心現場的聲音，也是我們無可回避的課題。
二零一七年，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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